专访陈小雅（2）：长征目的地为何变来变去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21日15:18:5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外国拨给的钱，相比于在全中国发动革命这样的宏伟目标来说，实在并不算多，只能当作启动资金。中共如何开辟属于自己的财源呢？旅居北京的学者陈小雅告诉我：中共的经济来源，有一个从“伸手要”到“动手抢”的过程 ◆陈小雅／高伐林 （续前）中共经济来源变化的五个阶段 　　高：外国拨给的钱，相比于在全中国发动革命这样的宏伟目标来说，实在并不算多，只能当作启动资金。中共如何开辟属于自己的财源呢？例如，内战时期，苏区如何解决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又靠什么支撑？ 　　陈：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共经济来源有五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1921—1928年，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拨款。仅党的活动经费一项，据杨奎松先生根据现有档案资料统计： 　　1921年10月—1922年6月，党的经费总数1.66万元（含工人运动经费1万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 　　1923年1月至8月1.5万元； 　　而这两年，中共自己除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元之外，再无其它进帐（《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报告》，1923年6月；以上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卷，47、68页）； 　　1924年3.5万元； 　　1925年约4万元； 　　1926年12万元； 　　1927年1月—7月18万元。 　　至少从1922年12月以后，上述党的活动经费中占三分之二的工运经费，改由赤色职工国际拨款。 　　1927年8月以后，还增加了济难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农民国际的援助，以及来自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拨款……这叫作“取之于俄”。 　　第二阶段，1928—1931年，仍然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拨款，但开始有了自筹的部分，那就是依靠“打土豪”、战争缴获与对富农和大、中商人的摊派。这叫作主要“取之于敌”。 　　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八年之后，不光是“伸手向外国要”，而且可以“动手向富人抢”了。 　　陈：第三阶段，1931—1937年，除前面的内容外，又增加了对于苏区人民的土地税、商业税、关税，以及自办合作社，经营缴获敌产、没收矿山。这叫作主要“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 　　第四阶段，1937—1945年，除前面的内容外，因为国共合作、军队改编，可以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那里获得部分军费和经费。 　　第五个阶段，1945—1949年，国民政府不再拨款了，但是，因为解放区不断扩大，经济来源渠道拓宽，这一阶段除了依靠苏联援助，自筹资金也今非昔比，动员解放区民众支援前线。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1932—1933年，苏联因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出现了大饥荒，1933—1934年间饿死了650万人，所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拨款突然锐减，这也正是中共中央机关撤出白区，转移到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这次战略大转移，不仅在中共的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没有“断奶”，但催生了中共的自主经济。从这时开始，中共开始主要以税收来养活自己。 　　苏区的税制，遵循的是“劫富济贫”原则，针对的财富数额越大，征税的比例就越高。中共对于收税还是很谨慎的，有文件规定，没有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不能收税。而且，如果不能长久地维持一个地区的胜利果实，就不要急于建立苏维埃。这样规定，是以免贻人口实，也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定。但这些政策规定，挡不住红军生存的需要。既然是建立政权，税收就合法，于是，各地苏维埃政权就像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 　　高：您说的这种情况，无法长期维持。红军之所以离开中央苏区，我觉得除了蒋介石“五次围剿”、左倾路线应对无方、节节失利等原因之外，也就有中央苏区已经民穷财尽、难以支撑的因素。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写道：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底至1934年9月，中央苏区共征新兵10余万，发行公债300多万，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约100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特别是‘扩红’和‘查阶级’在群众中更造成严重影响。至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55岁左右），仅当兵、做挑夫及外出务工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若以200万农民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至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该书297页） 　　“到了1934年夏秋之交，中央苏区除了强制性征罚来的粮食暂时尚可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等各种物资供应早已陷入绝境，民心也已严重动摇……显而易见，中央苏区已经再无存在的可能了。”（该书299页） 　　而中共的对手也不会不注意这一点，在“围剿”期间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在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海桑集》中，就谈到“江西匪乱七年，社会残破，农工百业无不凋弊”。 熊式辉回忆录《海桑集》（明鏡出版社） 经济是选择长征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高：1934年红军被迫举行长征，战略转移。但去向何方，中央领导层内部有很多争议，而且后来也多次更改。 　　陈：关于长征，我比较同意“实现战略大转移”的说法。有一种批评，包括林彪当时也认为，说长征实际上是“逃跑”。但这个“逃跑”的方向，我认为是精选的。 　　当时，在中国东南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与东北发生的事情有关联。请看此前：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在瑞金成立。1932年1月28日，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中共中央从白区转移到苏区。从这时开始，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在中国的战略棋局上，基本是“三国演义”的格局。三国格局，必然会导致三国思路，大家都很熟悉诸葛亮的“隆中对”。其实质，除了联弱击强外，就是坐山观虎斗，下山摘桃子，看谁是笑到最后的人。毛喜爱《三国》，也深得其精髓。此其一。 　　另外还有一个佐证：我曾听家父说过，1935年，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曾参加孙立人（背后是宋子文）授意组织的，一个由湖湘子弟精英组成的名叫“国防中心区域研究组”的学生社团。这个社团只有十一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讨论未来中国的战略重心在哪里。 孙立人。 　　据父亲回忆，大家讨论的结果，形成了“西南派”和“西北派”两种意见。熟悉中国古代史的人，多会持“西北”意见，因为中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在中国政治史中，“势”是第一重要的概念。与围棋是吻合的。西北以八百里秦川为粮仓，背靠戈壁，联通国际，右有无边的牧马水草，左有黄河舟楫之利，也是进军中原的天然通道；守有潼关天险；曾出过秦、汉、唐几个大的朝代。喜欢历史小说的人，大多取“西南”意见。后来的国民党和中共，果然一个定都重庆，一个定都延安。由此可见，在1935年代，在蒋百里的努力下，国民的“国防意识”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连几个中学生都能想到的问题，我不相信，中共领袖们想不到。所以，我认为，中共当年从东南出走，不是作石达开似的“逃窜”。避日本锋芒是肯定的，因为甲午海战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东南沿海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共如果不走，很可能被别人两家“包饺子”。但说中共是“无计划”出走，走到哪里算哪里，是不可能的。 　　高：按照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的归纳：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经历过如下变迁：最初战略转移时，目的地是湘西（打算跟红二、六军团会合），随后变动是：黎平会议定为川鄂边，遵义会议定为川西北，扎西会议定为云贵边。两河口会议定为川陕甘，俄界会议定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很长时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有意无意地宣传：穷则思变，越穷越有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动机，越有爆发革命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中国革命的两个最著名的根据地，江西和陕北，就是中国最穷困的地区之一。但是，在选择长征目的地时，每一次，经济状况都列入了必要条件的考虑——不是越穷越好，而是越富越好。 　　例如：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未来苏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二，人口较多，便于扩红（扩大红军）；三，经济条件。 　　再如：1935年9月8日，以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给张国焘的电报，指出向南“前途将极端不利”的理由，第二条就说“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 　　陈：从后来的史实看，毛发现陕北根据地，完全是一个偶然。中央红军最早的目标，有很多处，但唯独没有陕北。关于长征目标的讨论，目前我们知道的，还有新疆、内蒙、宁夏等多种意见。其中不乏打通苏联通道，从苏联得到直接的军援和经援等考虑。估计苏联也有这种意图，那就是一旦发生日寇进军西伯利亚时，他支持的中共军队可引为奥援。但是，我认为，这些讨论，只有过了长江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只能是空谈。要知道，长征初期，还是推著大炮在赶路的。带著这样的辎重，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和交通条件下，从中国东南，远奔中蒙或中苏边境，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我早就觉得，中共最初从闽、赣出走，很可能是打算沿长江而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直取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川。 　　四川与陕西一样，占著中国另一条大河流域的上游，号称“天府之国”。北有秦岭屏障，东有三峡扼守。境内有丰富的河流、森林、矿产和农牧业资源，人口稠密；富饶的成都平原是全国第一商品粮产区。古称“天下未熟蜀先熟”，所以，在战略上可以取得先机。历史上虽没有出过大的朝代，但天生是一个“独立王国”。辛亥革命后，一直为本地数个军阀盘踞，没有真正为蒋政权所“统一”。红四方面军在此建立的川陕根据地，是仅次于瑞金的一个战略根据地。 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 　　但，为什么它没有成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呢？当然是因为国民党围追堵截，打乱了其原先的战略计划。很可能是老蒋不愿把这块意中宝地让与他人。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应当是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领导权之争。这场争斗，不仅使红军元气大伤，而且失掉了最后一块看得见的立足之地。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新疆、内蒙、宁夏等漫无边际，也根本“不着调”的议论。 　　（未完待续） 　　相关文章： 　　专访陈小雅（1）：党史上有只看不见的手 　　专访辛子陵（1）：党过生日不是毛泽东做寿 　　专访辛子陵（2）：党史的光明面不是毛泽东 　　专访辛子陵（3）：盼习近平率党走出毛阴影 　　专访党史学者辛子陵之后不得不说的事 　　陈小雅答问：毛泽东的阴影实际上是两片阴云 　　应该我举证“我打喷嚏不会引发日本地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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