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诸多证据表明：两个票号的起源及王的＂创办人＂身份值得商榷。

1. 王炽介绍——“索有百科＂

王炽（1836～1903），字兴斋，男，汉族，弥勒县虹溪人。王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随后又与席茂之在昆明合资开设“同庆丰＂商号。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

我们知道，开办一个票号大约需要的资本金大约为10万两白银左右，至少也需数万两。同时票号也不是仅有本金就能够开办，它需要家族的其他产业作后盾以为支持。并且这些商业和实业必须具备几个重要条件：一是雄厚的资本；二是全国性分布的商号和分号；三是优良的产业信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在清朝当时的条件下资本的积累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与别人合营区区两个商号，数年经营能有多少资本就不言自明了。没有雄厚的资本是不能开票号的。故从“百科”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炽并不具备创办票号的基本条件。同时，"合营"本身也说明了即便是仅有的两个商号亦非王炽自己所开，而“钱王”一说又说明王炽后来专营票号不事实业的特点。

清代票号源于当时商业异地汇兑、存取的需要，票号存在的根基是自身的商业和实业,实业中又以茶庄为最。票号其实是实业、商业的扩展。即使在晋商故里，缺乏实业根基而专营票号者，比凤毛麟角更为罕见。所以在晋商之外遥远的西南边陲，王在没有实业基础的情况下专营票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若没有实业根基，票号根本无法取信于人。

接下来再看王炽的信誉。“索有百科＂有关王炽的介绍中还说：

---商铺的发展使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又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钱庄的信任。就在这时，机会出现了。光绪初，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地方官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无人愿借银给官府。王炽思量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十天内凑足十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于是，王炽冒险应承十日之内凑足白银十万两。不出十日，王炽凑足了银两，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王炽既没有雄厚的资金，也缺乏商业信誉。从另一方面看，送银之事即便是＂全城轰动＂其影响力依然非常有限，因为开票号财东的影响力不能限于一城一地，而必须是大范围的，也就是说开票号的第二个条件必须满足。一城一地不是设立“票号”的初衷，它没有异地汇兑的功能，因此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靠一次宣传即使能引起普通百姓的重视，却也很难吸引真正的大客户。最后，王炽是如何在10天之内凑足十万银两的?文中没有也无法交代。因为白银10万两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岂能轻易得到？（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约7000到8000万两左右）。——故而王炽背后必另有财东。

2. 茶王“天顺长”、匹头“协庆丰”

晋商榆次郝氏家族是见载于"清稗类钞"的15家晋商大户之一，也是民间盛传的晋商翘楚“四大户、八小户、二十四个毛毛户”之名列前几位者。其＂桐生予＂,"豫盛茂"票号钱庄主要在北方经营。郝氏家族遍布全国及国外的百多个总号和分号中在中南和西南地区有“天顺长＂、“协庆丰＂、“聚兴顺”等大商号和大量的同名分号。“天顺长＂主要在两湖及云贵川采制砖茶并远销俄国以及我国北部、西部广大的边疆地区，同时兼营绸缎等其它货物。史载“天顺长＂在太平天国后重建汉口山陕会馆时，曾捐银4031两而位列汉口数百家商号第二。“天顺长＂在山西本土、俄国、我国北疆、中南和西南地区声名卓著（见山西日报2008年6月24日经典山西版）,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砖茶王。在全国商业重镇汉口茶市长期有“天顺长不到不开张”的传统，其它茶庄定价都自觉在“天顺长”之后，且价格都低于“天顺长”（八爷郝师俭口述）。由此可见“天顺长”在茶界的领袖地位。“协庆丰＂则为当时总部设在成都的西南著名匹头庄，做上海沿长江至汉口、重庆及成都等西南大城市的批发业务。

从经营地点和联号习惯上不难看出“天顺长＂、“天顺祥＂以及“协庆丰＂、“同庆丰＂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第一、这些商（票）号都重点在中、西南地区活动；第二、“长＂和“祥＂二字发音押韵而且意义关联；第三、“协＂、“同＂二字连在一起就是“协同＂，且票号设在西南确有协同、互为依托之功效。此外从号名和密切的姻亲关系看，榆次王家著名的“协同庆”票号，很可能也有郝家的股份（笔者高祖母是为榆次聂店王家人）。

有人会说这可能是一种巧合。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这种巧合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天顺长＂当时的活动范围、知名度和茶界领袖地位，“创办人＂若非郝氏自己，却故意以明显的联号形式命名“天顺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大商家会极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小商家在征得东家同意的情况下，也会以联号形式命名。小商家借东家名号发展，东家则在没有经济风险的情况下扩大知名度。这也是直到如今有些学者仍声称某某晋商家族拥有商号300多家的来历，事实上晋商传统中真正拥有一百多家分号是当时公认的管理极限。“天顺祥”和“同庆丰”显然不属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小商家。再退一步讲，假定“创办人＂事先从未听说过“天顺长＂而偶然命名了“天顺祥＂，那么再次偶然命名“同庆丰＂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更重要的是＂天顺长＂和＂协庆丰＂同为郝家商号，而且这两个商号的号名在字面上并不关联。这样的话，同时偶然命名两个联号形式的票号且与晋商郝氏毫无关系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

此外，“天顺祥＂、“同庆丰＂命名在前，“天顺长＂和“协庆丰＂命名在后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因为“天顺祥＂、“同庆丰＂创办之时，“天顺长＂成名已久，更远在榆次郝家兴起的明末清初之后。而且，“天顺长”一直开办到如今，“协庆丰”则一直开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俩总号历史分别长达100到200多年。

为人津津乐道的“天顺祥＂、“同庆丰＂资助慈禧南逃西安也在无意中侧面印证了“天顺祥＂、“同庆丰＂与郝家的关系。因为路过晋中聚宝盆的西太后，不太会需要远在西南的商人资助。据笔者老十姑郝师菊回忆：当年慈禧南逃路过太原，在和祁县乔家所属太原银号等的共同倡议下，郝家资助慈禧金额名列各家前茅。款项来源必包括“天顺祥”、“同庆丰”等票号茶庄。

3. 实物及文献资料

其它方面的一些实物和资料也可为旁证：在中国的古董拍卖市场上，有两个银锭：其一是“山西天顺银号”五十两银锭（见照片），说明“天顺”源于山西，而“天顺”乃郝家字号；其二是云南的“同兴顺记”汇号五两银锭（见照片），花瓣中有一个“顺”字圆印。“聚兴顺”、“公兴顺”和“同兴顺”是郝家的核心“顺”字连号。过去，社会上有“天下“顺”字号同属郝家”的传说。银锭的牌坊造型也和郝家有瓜葛：在两湖的茶庄中，郝家第一号“聚兴顺”生产的每块砖茶，背面都压制有“牌坊”商标（直到今天）。这件银锭实物照片也印证了郝家长辈们的回忆：郝家在云南有也银号、普洱茶等生意。

河南赊旗是山西茶商汉口砖茶北上张家口和俄国的必经和中转之地，当地建有雄伟的山西会馆。河南《大河报》厚重河南版 2005年12月6日有文章介绍漯河（靠近赊旗）清末民初生意兴隆的“天顺长”骡马行（运输专用），后来更名为“天顺祥”等事。2011年04月28日河南大河网-大河报还刊登了一篇介绍赊旗晋商票号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包括“天顺长”在内的河南赊旗五家山西票号。文章还介绍了“天顺长”等山西票号为赊旗山西会馆捐款之事。也能证实“天顺祥”和“天顺长”的渊源。

此外在徐月文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山西经济开发史＂第421页的＂山西各票号包揽清政府借债汇款概况表＂中，列出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承揽汇款的山西票号及汇款地，其中有“协同庆＂（属榆次聂店王家——笔者注）、“天顺祥＂：四川—上海（四川是榆次王家和榆次郝家的产业基地之一，——笔者注）；“同庆丰＂、“天顺祥＂:云南—上海。表中还列出了山西票号在广东、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陕西、福建、河南、山西和上海之间的汇款业务。该书422页“1894～1911山西各票号承汇各省关公款统计表＂中还列出了云南省关山西票号汇款额为202664两，说明了山西票号在云南的活动。著名的晚清云南省关贿赂案也同时涉及“天顺祥＂和晋商平遥票号。

4. 结论

传统上山西票号所用掌柜皆清一色山西人，而王炽作为非晋籍人士，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天顺祥”是“南帮票号”的错觉和误会。 而综上所述，清代西南著名的“天顺祥＂和“同庆丰＂（商）票号，应为晋商郝氏（具体为笔者太祖父郝天佑、高祖父郝序东）创办，且与“天顺长＂、“协庆丰＂同为西南联号。并以王炽（史界另一说为云南人李氏，这也是对王创办人身份的变相否认）作西南票号总号大掌柜（统管总号和各分号，职位高于各分号掌柜，上由财东任命与辖制）。王炽并主要以身股或许一定的本金参股“天顺祥＂和“同庆丰＂票号。按当时的传统，大掌柜一经任命东家极少过问和干预票号和商号经营事务。总经理出头露面机会多而且位高权重。即使在晋商故里，民间提起某个具体票号和商号来，掌柜在所在地的名声大过东家或与之齐名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本文旨在澄清史界长期传说的南帮票号（主要就指“天顺祥”和“同庆丰”）其实也是山西票号。而山西票号当年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其根基是无处不在的晋商实业和商业及其雄厚的资本、优良的信誉、独特的理念与非凡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