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白毛女并没有受过什么压迫，而真实的黄世仁更是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

先说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

在抗战期间的中共晋察冀根据地，因为晚上人们常常去给仙姑进贡，所以“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1944年5月，中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了这一故事。1945年，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人，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这个传说以及河北地主的情况，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

歌剧《白毛女》的主要内容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据说，毛泽东还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显而易见，《白毛女》的主题就是要突出中共的“伟大”，突出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的开始。

为了在艺术上博得人们的喜爱，《白毛女》不仅在情节上借鉴了民间文学中的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而且在音乐上大多取自河北、山西流传很久的民间小调，比如《北风吹》和《扎红头绳》便是原调抄袭。

经过优美艺术形式包装的歌剧《白毛女》在中共占领区上演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激起了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对“旧”社会的仇恨，“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为人们不知不觉接受——尽管人们在自己身边并没有看到什么“黄世仁”和“喜儿”。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的文艺工作者们不仅拍出了电影《白毛女》，还编排了京剧、芭蕾舞剧等艺术形式的《白毛女》。“白毛女”成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虚构形象之一，也是中共制造的最为成功的颠倒黑白的形象之一。

长大后还听老人们讲，文革期间，每年除夕，在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虚构的《白毛女》，目的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万恶的旧社会”，要“珍惜感恩”现在的幸福生活。

也许有人会反驳，虽然“白毛女”的形象是虚构的，但黄世仁不是真实的存在吗？谁能否认其的罪恶史呢？好奇的不只你我，不妨看看大陆某记者在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的考察。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名字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儿子。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

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他为人善良，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

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洪业41岁去世，而杨白劳继承父业后，因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瘾毒瘾，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不过，各种艺术形式中的《白毛女》的创作者们却罔顾事实，彻底将白毛女、杨白劳和黄世仁的本来形象颠覆，原因只有一个：党要这么宣传就只能这么宣传。

这样的冤案又岂止这一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