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猶太金融共濟會妖魔化中國國有企業的經濟學陰謀

作者:大眾民主

自從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大行其道並且成為經濟學的所謂主流之後，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聲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綿綿不絕。即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被美國的金融危機給撞擊的千瘡百孔，信奉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們也沒有停止過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攻擊。

西方經濟理論的擁躉們，如此熱衷於攻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一開始不是學術和理論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要搞清楚對公有製發動進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市場自由化、企業私有化和經濟全球化。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主張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受行業、地域和國界的約束，讓大小資本和企業的競爭儘可能少受規則約束。由此也不難發現，新自由經濟理論的觀點，最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在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資本就是猶太金融共濟會整體控制下的跨國企業資本及其背後的財團。

為了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自由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不僅僅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視為敵人，而且極其排斥國家干預，一切干預資本行動自由的客觀存在，包括國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經濟理論批判的對象。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跨越國界的自由流動，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場的自由運行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但是在實際上，這種反對約束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國資本極其背後的資本財團。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本質是把動物法則作為經濟運行的最高法則，實現動物法則指導下的企業競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哲學基礎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對於動物世界的強者來說，它最大的敵人是可以跟其匹敵或者妨礙其自由捕獵的對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滅掉面前的可能的對手，以最大程度的占有更多資源。對於市場上的競爭來說也是如此。西方壟斷基本財團擁有最強的資金實力、最豐富的競爭經驗、最有利的競爭規則、最強大的資源和市場控制能力，是市場上的最強者。強者最希望的是沒有規則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規則去進行角逐，最希望的是沒有裁判員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員。當今幾乎所有的市場運行規則，都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制訂的，這些規則的最基本原則就是保障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西方資本財團的利益最大化。隨着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財團隱蔽在幕後，一手掌握着西方主要資本國家的政治權力，一手又通過西方資本國家的代理人控制着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一方面掌握了資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國際規則制定權，一方面是運動員，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個開放性的市場上，在有利於自己的經濟規則約束之下，跨國集團就可以做到無堅不摧。

對於西方資本財團而言，他們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國家的公權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和以此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國家直接控制的企業。一個不受跨國資本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制定本國的規則，讓跨國資本在該國的規則下進行競爭，消除了跨國資本的規則優勢，還可以利用規則來保護本國的民族企業和幼稚行業，而且，該國的國有企業有國家力量作為支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了資本的聯合，可以把眾多個小舢板組合為一個聯合艦隊，面對跨國資本航空母艦的衝擊，具有相當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國資本的巨無霸面前不被摧毀。這樣在極大程度上妨礙了市場強者的通吃行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新自由經濟理論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國家干預。不受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國家制定規則和國家力量支持的公有制企業，實在是影響西方資本財團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礙。

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大行其道，背後也當然離不開西方資本財團的支持，活躍在中國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會，一直在不遺餘力的培植信奉和傳播新自由經濟理論的中國精英學者，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創造機會和提供資金支持，讓這些學者精英在學術、教育和輿論等方面推廣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影響中國的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對這些精英學者進行包裝，提高他們的曝光率，製造學術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過媒體把他們的聲音放大，把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充斥於各大媒體，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洗腦式”地毯宣傳；通過對教育領域的滲透，讓新自由經濟的理論進入大學課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課堂上給邊緣化，在一代代學生頭腦中植入進行新自由經濟理論；通過各種手段對決策部門施加影響，讓新自由經濟理論儘可能的體現於政府的決策中，付諸中國的經濟實踐。跨國公司是新自由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批發商，通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批判和攻擊，反映了跨國公司和其背後的資本財團在中國的利益訴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是為了拆除中國的國有企業對於跨國企業控制中國經濟的控障礙；反對計劃經濟和國家干預，是為了跨國資本儘可能少受限制的發展；鼓勵中國減少投資和貿易門檻，是為了更有利於跨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行為；鼓勵中國融入全球化，是為了把中國的企業置於有利於西方資本財團的國際規則之中進行獵殺。

有數據表明，中國28個主要行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占了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控制。這21個行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撤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這就顯示了一條規律，凡是國有企業大規模退出的行業，中國的私營企業，在西方跨國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還是無法形成有效競爭力量。沒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參與，中國很多行業必然會淪為外資馳騁的領域。國有企業是中國唯一能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市場主體力量。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雖然給中國的私營企業讓出了發展的空間，但更是給跨國企業控制該行業創造了機會。一個行業被外資控制，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會變成經濟安全問題。

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退出了很多競爭性行業，但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還控制在國有企業手中，這是中國在融入全球化體質後，還能夠抵禦金融危機肆虐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基本被私有化，那麼外資就自然會進入到中國的最核心的經濟領域中，那麼中國的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都會掌握在外國資本勢力之手，中國的經濟主權會因此而受到跨國資本的衝擊。這是西方資本財團夢寐以求的事情。經濟是基礎，經濟一旦淪為外資之手，那麼政治也難以保持完全的獨立。從這個角度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攸關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在國有企業的問題上，蘇聯和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鑑。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經濟藥方實行的休克療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新自由經濟理論烹製的。其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場化。這種改革的結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從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這一期間，物價上漲了162倍，而居民的現金收入只增加56倍，這就意味着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了2/3。由於“休克療法”，人民僅在1992年就損失了9000億盧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羅斯人拋向了貧困線，甚至赤貧。 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伴隨着俄羅斯經濟總量的萎縮，俄羅斯的經濟結構也日趨惡化，資源和電力行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經濟結構單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成為歷史空前的大規模腐敗，價值2000億美元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屬於全體人民共同共有的財產以超音速的速度變成少數金融寡頭的私有財產。俄羅斯的私有化同時也演變成一場外國資本對蘇聯時期七十年積累進行洗劫的盛宴，有數據表明，美國利用蘇聯資本市場的放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導彈轟炸，最後僅僅動用了幾億美元就把前蘇聯人民積攢70年的財富—價值28萬億美元的財富席捲而走。在這場財富洗劫中，新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烹調出的休克療法，其威力簡直勝過任何幾百顆氫彈。依據新自由經濟理論泡製出的華盛頓共識，在東歐、拉美和東南亞地區，基本實現了同樣的結果，都是經濟命脈最終淪為外資控制，成為外國資本的經濟殖民地，很多國家的最核心資產都淪為外資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經濟理論簡直就是一把威力無比的搶劫兇器。

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但是經濟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資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地位，給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中國和俄羅斯相比，比較幸運的是，新自由經濟幾輪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場還沒有得以完全實施，所以中國至今還通過國有企業保護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經濟命脈。但是如此同時，已經享受過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創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資本財團們，面對中國剩餘的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控制的核心經濟部門，一直沒有放棄覬覦之心，一直沒有停止過努力。它們通過在中國的利益代言人，通過它們影響和操縱的網絡媒體，片刻也沒有停止對國有企業的輿論圍剿。任何行動，輿論先行。跨國資本隱藏於背後，和中國的私營企業一起合唱，由中國的主流精英衝鋒在前、不斷造勢的國退民進協奏曲，正是為了瓜分剩餘的國有企業，以求得對中國經濟最核心領域和經濟命脈的完全控制。對於這樣的一些圖謀，我們不應該放棄警惕之心。

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經濟改革造成的貧富懸殊等一系列問題的重要原因歸於國企壟斷，正是竭力啟動新一輪國退民進大潮的輿論動員。而中國的經濟現實也清晰的表明，所謂的國退民進，往往會變成“國有資本撤退外資乘虛而入取得行業控制權”這樣的一個遊戲。國有資本的退出，讓中國的私營企業成為一個個分散的個體去面對具有強大實力的跨國資本，很容易就失去行業控制地位和行業定價權，最終的結果就是從國有變成私有，然後再變成外資擁有。中國的二十一行業被外資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過這個方式來實現的。

支持西方經濟理論搞私有化的人，既攻擊毛時代的公有制企業，又攻擊現在的國有企業，由此不難判斷，這些人主張的核心就是通過私有化來實現私有制。而事實也雄辯的說明，凡是大搞私有化的發展中國家，無一不淪為西方資本馳騁的經濟附庸。那麼也不難判斷這些只攻擊國企壟斷而不敢批判外資壟斷的人的本質，就是傳說中的買辦漢奸。

壟斷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分工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形成壟斷，區別是人民壟斷還是私人壟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公有制不等於國有制）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看成是人民壟斷。全面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質就是全民共同共有的人民壟斷。美國雖然有反壟斷法，但只是從表面上反對獨家壟斷，卻沒有也不可能反對寡頭壟斷和相互持股形成的實質的獨家壟斷。如前所述，中國國有企業推出的領域，基本都出現了外資企業的寡頭壟斷。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他們所謂的理論創新從來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的範疇，打着理論創新的幌子售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方子，三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一直這麼做的。為了給國退民進製造理由，他們所謂的國退民進的理由就是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經濟理論被炒作成主流經濟學之後，對國有企業的評價權就落入了中國主流經濟學者的手中，同時憑藉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國有企業被妖魔化是一種必然。

西方經濟學雖然流派林立，但是他們有着共同的理論根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新自由經濟理論和凱恩斯主義是交替占主導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共同點，就是都把維護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利益作為自己的最高準則，就跟動物法則的最高準則是“弱肉強食”一樣。當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一段時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之後，大資本在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中不斷勝出，通過大魚吃小魚的遊戲，讓資本和資源進一步集中於少數大資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會的貧富加劇，導致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社會矛盾的加劇。失業率增加，社會有效需求萎縮，生產的相對過剩加重，經濟危機發生。這個時候，凱恩斯主義就會登台，政府開始干預經濟，通過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社會就業機會，創造社會需求。但是另一個相應的結果是政府負債增加。而美英等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是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中，政府的負債就變成了金融寡頭對政府因而也是對該國家人民的債權。隨着利息的增加，債務的雪球越滾越大。隨着負債的增加，政府對金融寡頭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債務象一條越收越緊的絞索一樣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頭作為政府的債權人，對政府的控制就一點點的加大。這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的尤為明顯。新自由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在市場上的資本集中，凱恩斯主義更有利於大資本把政府變成資本的僕人。通過交替使用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資本日益集中於壟斷資本手中，政府正式變成壟斷資本的僕人。資本一手控制了經濟資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資源。這是多麼巧妙的遊戲，一切都在自由的規則之下進行，表面上多麼符合自由和法治，結果卻和草原上的弱肉強食的動物淘汰沒有兩樣。區別在於，獅子老虎只能享受動物法則的對己有利的因素，卻沒有權利去制定規則。而壟斷資本本身就是獅子老虎，還有權力制定規則。歷史上最不公平的遊戲規則，就是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下實現的，還美其名曰“現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價值”。

因此，所謂的自由經濟理論，雖然在表面上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長期對峙，但是這兩種理論的核心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堅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作為理論的基礎。這點非常類似於政治領域的資本主義兩黨制，資本主義的兩黨制雖然主張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張和基本立場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係這個基本立場是沒有任何不同的。簡而言之，無論是新自由經濟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都是站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面，都是把維護資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樣，無論是奉行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的中國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者，都只反對國有企業的壟斷，卻從來沒有反對過外國資本在中國形成的壟斷。國有壟斷是壟斷，外國資本的壟斷難道就不是壟斷了嗎？這種在壟斷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正是這些喊着“為民”的主流們的“狐狸尾巴”。在這些主流精英的心裡、眼裡和嘴裡，私有制企業就是民企，資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被他們口誅筆伐多年。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就是從國有壟斷變成了外資壟斷。這就是妖魔化國企的終極目的。

中國的蘇丹紅、毒奶粉、地溝油、跳樓死、黑磚窯等等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有多少不是冒稱“民營”的私有經濟的傑作？但是在主流學者和主流媒體的雙重標準之下，私有經濟出現的問題再大，就歸因為改革不夠深化、市場不完善；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那應該把國有企業連根拔除。雙重標準簡直成了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雙重標準的廣泛使用上，中國的主流們已經成功的實現了和國際的接軌。

國有企業確實存在問題，問題的根源是把國營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和職工的民主管理機制不存在了，造成了權力的失控；再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市場競爭的主體，國有企業變成了資本逐利的工具，這必然會導致與民爭利。問題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只能是社會主義方向，把國有企業重新變回國營企業，恢復和完善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重新把職工變成企業的主人國企的運行重新置於工人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運行了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華爾街金融機構導致的金融危機，證明了所謂外國先進管理經驗的神話破滅。一個造成嚴重危機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我們如果還繼續去學，那無異於跟死人學習自殺技術。公有制企業遇到的管理問題，在私有制企業里都能找到。公有制沒有解決的管理問題，私有制企業也沒有解決。相反，私有制企業解決不了的企業管理問題，公有制企業尋找到了更高級的管理思想。我們曾經有了一個到現在都世界領先的企業管理思想和管理機制----鞍鋼憲法，我們需要把它找回來，完善它，而不是丟棄。美國企業管理學日本，日本企業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終身僱傭”、“目標管理法”，在鞍鋼憲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鋼憲法所核心的企業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卻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思想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