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地区的领导积极跟进。1958年2月，信阳地委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跃进规划三十条（草案）》，按照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3月，又作了加码，提出的口号是：“千方百计，苦战一年，超额完成十年规划，为争取实现千斤专区而奋斗。”7月，信阳地委对全面跃进规划作了第三次修正。提出：1958年粮食总产保证140亿斤，争取200亿斤；1959年保证300亿斤，争取350亿斤；到1962年保证600亿斤，争取800亿斤。3月提出的工业发展规划：1958年全区新建和扩建工厂33305个，到1960年建厂5万余个，1962年工业产值较1957年增长34倍。7月，响应全党全民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号召，信阳地委提出：1958年完成80万到100万吨铁、20~30万吨钢；规划1959年产铁300万吨（争取400万吨），产钢50万吨（争取60万吨）；1962年产铁800万吨（争取1000万吨），产钢300万吨（争取400万吨）。要求1958年建3~28立方米高炉1030座，小土炉12000座，炼钢炉2500座。

信阳地区也是全国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地区之一，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遂平县的嵖岈山人民公社在当月就办了起来。到7月，信阳全区农村已由原来的5376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180个大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9000余户，偏远山区最小的公社1000余户，平原地区最大的公社达数万户（固始县的“七一”人民公社为47880户）。在中央北戴河会议通过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前一个月，信阳全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因组织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刮起的共产风，信阳全区平调群众和生产队物资达4亿元，土地387638亩，房屋506391间，牲口32877头，大中型农具485328件。

反“右倾”雪上加霜

1958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一味地“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如：商城县越美公社现庙、汪桥管理区6个生产队78个食堂中，春节前后就有74个停伙断炊，社员四出挖野菜、苎麻根、草籽，甚至树皮充饥，先后饿死50余人。

1959年1、2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粮食部连续收到群众来信，反映河南东部地区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严重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2月25日在署名为“夏邑县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来信上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2月27日，周恩来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复。”3月3日国务院秘书厅派李锦堂、刘文亭、曹国瑞、武郁庆等到河南会同省委、省人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豫东地区调查。据开封地区统计，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因缺粮患浮肿病、饿死人的情况是“浮肿病人136114人，因浮肿病死亡7232人，死亡总人数16640人。由于及时采极了相应措施，安排群众生活，基本上控制了发生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现象，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并未就此接受教训。

1959年8月中旬，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庐山回到郑州，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在全省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1959年，河南遭受水旱灾害，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一手高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泛滥。“共产风”再度刮起，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

信阳地区粮食歉收，但各县不敢据实上报，担心被打成右倾。地委办公室根据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为72亿斤，地委常委（九人）讨论时，除专员张树藩一人认为今年是歉收年，粮食总产量可能只有30多亿斤，最多不超过4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等其他八人坚持认为今年是丰收年。最后以50亿斤产量上报省委（实际产量只有20多亿斤）。据此，河南省委分配给信阳地区的征购任务为9亿斤，下面各级为超额完成任务，层层加码，征购数达到10亿斤。高征购任务下达以后，信阳地区各县市马上行动起来。1959年10月6日，在河南省委、省人委联合召开的“反右倾，鼓干劲，大规模地开展农产品征购的群众运动”的广播大会上，省委书记宋致和表扬信阳地区进度最快，已完成征购任务的60%以上。为完成余下40%的 征购任务，信阳地委主要负责人，不仅不承认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农民将粮食瞒藏了起来，决定由地委主要领导分片包干，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地委书 记路宪文说，当前发生的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不要 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挖出来。实际上信阳地区已将老百姓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征购了，致使很多食堂开不了伙，浮肿病人日益 增多，人们开始收藏红薯叶、野菜；有的干脆偷吃人肉。专员张树藩分工到西平县反瞒产，到公社调查，发现老百姓早已断炊，遂决定开仓发粮，因此被地委常委决 定批斗并停职检查。

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反瞒产，这就怂恿了各级干部采用非法手段开始逼粮，惨剧就此酿成。为追逼粮食，可以随意批斗，滥用酷刑：拳打脚踢、揪耳朵、拔头发、牛抵头、背压磨、蛤蟆架、燕子飞等等几十种。[3]其 中光山县尤为恶劣，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县委书记张福洪的“右倾”，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地将张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 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体弱多病，身体骨瘦如柴的农民，被他当场活活地 踢死；另有三位农民，尽管身体稍好，也被当场活活地打死。据有关资料说明，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93%。从1959年11月至l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4]

活着的人为求生计，开始大量外逃。人员外流，势必导致大批死人消息传开。于是，信阳地委指示各县市，要设岗拦堵，不准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设卡，拦截外逃群众，还专门设有收容所、监狱，随意拘捕外逃人员，除被没收钱财、衣物外还要遭到毒打。[5]就在农民大量饿死或外逃之时，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 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限 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 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

上述一系列恶劣做法，导致了信阳地区饿死百万人的惨剧。据资料反映，1959年10月下旬，商城县有692个食堂停伙，发病16686人，外流1766人，死亡4656人；固始县有7个公社289个大队发病33832人，死亡8177人。随后，潢川|、信阳、光山、罗山、息县、新蔡、平舆、上蔡等县相继出现大批浮肿病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据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最后一次呈报中央的数字是：全区总人口808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人，占总人口13.2‰。死亡人数超过100‰的有7个县：光山县235‰，商城县209‰，息县204‰，正阳县196‰，新蔡县183‰，潢川县168‰，固始县147‰。

东窗事发中央严厉查处

尽管信阳地区各县极力封锁消息，采取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派民警，并派党员队长驾驶，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6]然而，还是有一些信息传到了北京。1960年3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路宪文让早被停职的张树藩陪同到息县和淮滨两县察看，所到之处，举目凄凉，哀鸿遍野。这位处长向张树藩询问，灾情如此严重，到底饿死人没有，张答：有，而且还不会少。只是由于自己从1959年9月以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估计饿死在二十到三十万人之间。这位处长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回京向部领导汇报。在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来的关于固始县发生的病情和已经死亡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汇报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这时，卫生部也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发来的电报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但吴芝圃仍企图捂住盖子，不过愿向中央报告实情。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基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决定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作检讨；对罪恶特大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实行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正 当河南省委极力捂盖子的时候，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七十多万。调 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 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 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 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汇报。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的惨状，仅光山一县就饿死二十万人，见者无不掉泪。

1960年10月24日，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10月21日报来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于26日批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7]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日，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问题严重的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8] 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根据初步揭发：

正 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 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 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 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 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 贫如洗。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9]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九十多人，只剩下三十多人了。[10]

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后，认为这是坏人当权的结果。他提出，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11](真是无耻之极！似乎地主富农还没杀绝？似乎当时信阳不是你共产党当权？) 毛在召集各中央局负责人的会议上对信阳事件定性说：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他推论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这一回发现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地区阶级敌人报复，就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内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叫马克思主义。

随后，中央再派王从吾、徐子荣及中南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河南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河南省委遂决定改组信阳地委的领导班子，并在信阳地区全面开展清查漏网地富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进行夺权斗争。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向河南省委、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说：

全 区16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开展，187个公社，开展整风156个，占83%；4497个大队，开展整风2948个，占62.9%。投入整风的工作队 中，有区级以上干部两千余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一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 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集训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判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作了初步处理，其中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 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1621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 可展开斗争。[12]

根据中央1961年1月1日的批示精神，信阳地区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对生产队以上干部分别采取整风、集训、特训的方法进行整顿清理，共集训50672人，特训26433人，逮捕4220人。截止1962年底，全区干部的组织处理结果是：受各种纪律处分的干部3845人，占干部总数的1.33%；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受到刑事处理的688人，占干部总数的0.23%。原地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以上的干部受刑事处理的一人（判刑三年），党纪处分一人（撤销党内职务）；县委第一书记判刑的七人（判死刑缓期执行的一人，判二至三年徒刑的六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八人（开除党籍二人，撤销职务二人，严重警告四人）。

关于信阳事件对干部的处理情况，李锐先生在《“信阳事件”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中写道：

由 于信阳事件当年中央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有关人员的定罪最初都较为严重。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 （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后决定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 由毛泽东改为死缓。后来陆续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信阳事件只是暴露较早，在信阳遭到逮捕法办的县领导干部减为十二名。[14]

至此，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总是有了一个结果。作为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吴芝圃，在作了几次检讨以后，于1962年5月调离河南，改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

历史地看，把信阳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是不正确的，当年曾因此受到严重处理的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在1985年申诉说：“‘信阳事件’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15]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年其他各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就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