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的黃金年代

19世紀中葉，沉寂已久的福州港口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機。中國內亂切斷了傳統的華南、華中貿易線路。於是，馳名世界的武夷茶從武夷運至福州，然後外銷至英國。倫敦的頭春新茶比從前提前了兩個月，新茶首市自然身價培增。然而，英國人帶來白銀的同時，也帶來了鴉片，並且帶走了茶種，中國茶很快敗退下來。

1868年，盧公明心情頗為矛盾地從北方趕回了福州。

早在他還在奧本神學院讀書之際，這位虔誠的基督徒就立志到長滿茶樹的中國去傳教，去解救那些可憐的、不信上帝的採茶人。他知道，在中國，即使是最窮之人，也有自己的茶。茶，是中國人生活的必需品。

然而，如今盧公明卻退出了美國美部會傳教活動，成為了美國瓊記洋行從事茶葉貿易的一名翻譯。

■ 開闢新茶路

18年前，盧公明來到福州，在最初的幾年裡，他堪稱最成功的傳教士。甫到福州，他就在南台郊區售賣傳教書籍而頗有聲名。數年之中，他編寫、出版的傳教小冊子達二十餘種。福州首個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信徒，也是他所辦學校里的學生。那時候，他想，如果有一天，中國人像飲茶一般，把信奉上帝作為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將是上帝福音傳播者何等的榮耀。

18世紀以來，飲茶成為一種國際性的風尚，尤其是英國人。茶葉來到英國之際，正是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人類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以鄉村為基礎的文明向以城市為基礎的文明轉變之時。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在《綠金：茶葉帝國》一書裡認為，中國茶葉正好適應了英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可以說，茶葉不僅形塑了英國中上層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飲茶對促進英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於是，靠販運胡椒發家的東印度公司轉而從事利潤可觀的茶葉貿易，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東印度公司的茶葉銷售量增加了四百倍。尤其是產自福建武夷山的紅茶，在英國就是茶葉的代名詞。但在1840年之前，清帝國實行海禁政策，一切對外貿易只能通過廣州港口。武夷茶輸往歐美的中轉站便是廣州。

在崇安縣的武夷山麓，每當茶季來臨，那些樹上的葉子被採摘下來，運送到縣城外的星村和赤石街，分門別類，烘培、調和並包裝以後，再運至通商港口。包裝在箱子裡的茶葉從星村和赤石出發，水路跋涉，繞道行走，先是裝在木筏上，每個筏子上裝12箱，運至崇安，然後再由苦力們背着攀越武夷山抵達江西鉛山。這一路上，山道寬約六尺，路面是小方塊的花崗岩鋪就。苦力們每次擔着1-2箱茶葉，需要八天才能送達目的地。從鉛山出發的小船，要裝22箱，運至河口，然後換作載重200箱的船隻順江而下，出鄱陽湖，溯贛江，經過十八灘而抵達贛州。至贛州再以載重60箱的船運至南安。然後苦力們扛着茶箱穿過梅嶺，在南雄裝船到韶州，再換載重量為500-600箱的大船，順北江南下，經過珠江到達廣州。星村至廣州，這趟茶葉線路長達2885里，費時50天至60天。

這些珍貴的茶葉，在路上運行如此之長，自然提高了運費，每一百斤運費就是三兩六錢五分銀子。再加上沿途有七個稅卡，到了廣州，還要賄賂海關，英國還有茶葉稅，每磅三錢七分五厘，所以武夷茶在倫敦出售的時候，價格已經翻了好多倍（《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第一冊）。

早在盧公明來到福州前十幾年，英國人已經試圖進入神秘的武夷茶區。1832年，英國船阿美士德號進入閩江口，偵察福建沿海。這次航行的指揮官、英商胡夏米和德國傳教士郭士立發現，如果在福州直接貿易，僅運費一年就可以節省60萬兩。他們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返程。兩年後，郭士立再次與英國鴉片商人戈登乘小船沿着閩江進入武夷茶區。這次，他們如願以償了解到傳說中的茶。戈登還親自在茶園裡採集了標本，並帶回了茶種。一年後，他們再次前往茶區，途中被福建當局攔截。這三次探險和商業刺探所得情報，讓英國人了解到福州獨有的經濟價值，直接導致福州日後成為通商口岸。

然而，1844年開埠之後，福州的貿易出乎英國人的意料，堪稱慘澹。來福州的第一艘美國船，停泊了一個多月無人前來交易，最後只好把船上的胡椒、洋布減價出售，作為回程旅費。駐福州領事若遜1849年初沮喪地向香港總督報告說：“我再一次擔任這個不愉快的任務，向你報告，我們曾經懷着使這個港口成為歐洲商船的常臨之地和英國商人駐中之點的希望，仍未實現。……在過去這半年中，沒有任何英國商船或其他國家的商船曾經到過這個港口。”（轉引自郭秀清：《五口通商時期之世界“茶港”——福州港的沉寂與興起》，《閩江學院學報》，2005年第12期）為此，英國對新口岸的商業價值進行了調查，曾經想用福州和寧波交換杭州、蘇州和鎮江三個內地口岸，最後由於中國反對作罷。

當盧公明在1850年來到福州的時候，外國人寥寥可數，除了幾個領事館人員，就是傳教士。傳教士們和商人一樣，都是被福州的貿易前景所吸引來到此地。但是道光皇帝一開始就不願意讓外國人深入茶區腹地。福州開埠之後，閩浙總督劉韻珂揣摩聖意，暗中做當地商人的思想工作，讓他們不要與外國人做生意。傳教士的工作自然也頗不順利。當盧公明奉命在南台建造住所，去察看建築工地時，被當地民眾用石頭趕跑。

這時，因為上海崛起，武夷紅茶轉由上海港出口。茶葉被運到江西河口，經水路運至玉山，再由人工搬運到常山，這段路比較好走。再沿錢塘江順流而下，經杭州至上海。由崇安到上海，全程1840里，24天可以到達，運費和時間都節省了不少。

然而，1853年太平天國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切斷了武夷山到廣州的舊茶路和通往上海的新茶路。美國旗昌洋行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當茶季來臨時，派遣中國買辦攜帶茶款到武夷茶區收購紅茶，運至福州港出口。恰好福建巡撫也上奏，因為戰亂，茶葉貿易收到阻隔，擔心那些藉茶葉糊口之人失業生事，請求朝廷暫開海禁。於是，一條新茶路開通了。從武夷山到福州只要4-8天，這是最合理快捷的一條茶路，大宗紅茶沿着閩江直運到福州，出口歐美。

一個世界性的茶葉貿易港逐漸形成。

旗昌洋行的第一次茶葉採購非常成功，到了該年9月，已經有兩艘滿載着武夷茶葉的船隻離港。各國資金雄厚的洋行紛紛仿效。日後盧公明供職的瓊記洋行也在第二年設立福州****處（瓊記洋行的創始人曾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

盧公明一定曾經親眼目睹春天福州港的盛景。武夷頭春新茶上市之際，無數張掛着白帆的運茶船，從福州港羅星塔下啟航。那是英國造船師特地設計的“中國茶葉飛剪船”。這讓武夷新茶比從前提前了兩個月到倫敦。在茶船到港的第二天，要是倫敦的雜貨店在櫥窗里沒有擺出武夷茶，這家店的生意就堪憂。於是，茶葉的輸出量直線上升。1855年是15,793,700磅，1860年就達到了40,000,000磅。在茶季開市之前，大量商業資本流入福州。

■ 鴉片與茶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英國東印度公司幾乎壟斷了全世界的對華茶葉貿易。從1815年起，每年的茶葉貿易就讓它獲利100萬磅以上，占到了該公司商業總利潤的90%。東印度公司1758年在廣州設立了常駐管理會，一方面大量購買跌價的“冬茶”；一方面簽訂下一個季度要購買的新茶合約。管理會一般先與行商預定一份買賣合同，公司按照合同上購買茶葉的總值，預付50-80%的定銀。而廣州的行商也必須將合約上的數額交付後，才可以把剩下的茶葉出售給其他國家的商人。

在預付貨款的基礎上，東印度公司為了推銷英國的毛紡織品，在茶葉貿易中強行將毛織品按比例搭配銷售：公司向行商購買茶葉，行商就得購買一定比例的毛紡織品。藉此，東印度公司堵住英國國內對其壟斷權的責難，哪怕這些毛紡織品在中國市場無人問津。

於是，大量的白銀被輸入中國用來購買茶葉。據估算，在1700-1840年，從歐洲和美國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000萬兩。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逆差愈拉愈大，1785-1786年度，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葉），比對華出口的商品多328%。為了平衡茶葉貿易造成的巨額逆差，東印度公司開始在英國殖民地印度種植鴉片，運往中國銷售，將其收入代替白銀支付購買茶葉的款項。這樣，英國人把工業品賣給印度，再通過走私把鴉片賣給中國，中國人則把茶葉賣給英國，英—中—印獨特的三角貿易形成了。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回吐外流，巨額的白銀重新裝進了英國人的腰包，而中國則出現了“銀荒”。

當盧公明來到福州的時候，他發現這個城市的居民有如此多的癮君子。據他說，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進口貨物總值超過1050萬美元，其中500多萬元是用來購買鴉片的。紅茶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鴉片則是最大宗的進口貨。福州的鴉片館甚至比米店還多。

在他所寫的書《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裡，盧公明描述了福州城居民日常生活的變化。在這種“提神醒腦”的鴉片沒有輸入之前，當地人接待賓客，總是用一杯熱茶，或是請客人抽上一口水煙。如果沒有熱茶待客，那就是主人的失禮。現在，人們經常一邊抽鴉片，一邊聊天或談生意。“在上層社會裡，請客人或朋友抽鴉片可能已經和美國三四十年前請朋友喝葡萄酒、朗姆酒、白蘭地等傳統的待客之道一樣普遍了。”

他看到，福州的鴉片消費和帝國的其他地方一樣增長迅速。它所帶來的破壞也變得越來越明顯和可怕。”（林立強：《美國傳教士盧公明與晚清福州社會》，福州教育出版社）因此，虔誠的教徒盧公明寫了中文小冊子《勸戒鴉片論》。他向中國的癮君子們推薦了一位高明醫者，便是救世主耶穌；這位醫生有奇方妙藥，就是上帝福音。然而一貫講求實用主義的中國人反唇相譏：要是耶穌能幫人戒除鴉片就拜他，不能革除就不拜他。

盧公明自然無法給出一個有速效的戒煙方子。事實上，他日後供職的瓊記洋行也做着販賣鴉片的生意。在1850年代，這家美國商行一直用小船在沿海一帶兜售鴉片。

而戈登從中國運回的8萬顆茶種，早已經在加爾各答的植物園中發芽、生長，幼苗被廣泛種植在印度各地，以便確定哪裡適宜茶樹生長。

■ 綠金誘惑

盧公明興辦了格致教會學校，學生人數也有所增加。他編寫發行的傳教小冊子也取得很大的進展。但是商業的繁榮，逐漸改變了福州人的價值觀，他們開始追求享受，崇尚財富。就連傳教士們的生活也起了微妙變化。盧公明寫信給波士頓美部會總部，抱怨他的薪水連日常開銷都應付不了。此外，他的兩任妻子和幼女都先後在福州患病去世。他自己在1868年失音症再次復發。這些，令這位懷抱理想的福音傳播者心灰意冷。

此時，福州的茶葉貿易進入全盛時期。到1867年底，福州有15家英國商行，3家美國商行，2家德國商行和1家英國布律吉商行，3家銀行，2家貨棧和1個印刷局。茶葉貿易變得競爭十分激烈，風險也頗大。於是，那些長居福州、精通中文並且了解茶葉市場的傳教士成了各大洋行青睞的人才。盧公明此時來福州傳教已逾14年，他會講福州方言，了解中國社會，並且曾經實地考察過茶葉種植、製作和生產情況。經過一番比較、抉擇，他終於決定棄教從商。

“我已接受了福州瓊記洋行的邀請，職責是充當譯者。從那天起我與美部會的合作就終止了。我做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我的聲譽代表了我嚮往一種積極的生活；第二、我喉嚨的病況使我無法進行有規律的頻繁傳教；第三、由於我的學校經營失敗，沒有任何美好前景。”（《盧公明日記手稿》，轉引自林立強：《茶葉·福音·傳教——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盧公明棄教從商個案研究》）在寫給好友的信中，他吐露心聲：健康問題和傳教事業的不理想，令他選擇棄教從商。他希望好友了解他是被迫接受這個工作的。他的朋友安慰他，在商業圈裡做一名忠實的基督教徒，這無損於他的價值。

盧公明沒有詳細記錄他在瓊記洋行的工作。但通過美國人斯蒂芬·洛克伍德的剖析，我們大概可以還原他的工作概貌。洛克伍德根據瓊記洋行的檔案資料，寫了《美商瓊記洋行在華經商情況的剖析（1858~1862）》一書。

由旗昌洋行開創的內地採辦制度，已經是各外國商行的常規。早春時節，洋行的買辦把現錢送到產茶地區。5月初，從福州前往內地貿易區收購紅茶（尚需烘培加工）。到夏季晚期再去採辦日後作為綠茶出售的茶葉。從6月到9月，茶葉運到福州；採購茶葉的活動持續到夏末。然後瓊記洋行在自己的倉庫里進行茶葉的烘培和重新包裝（也有部分茶葉在集散地烘培）。烘培和包裝工作從7月持續到11月。在通商口岸還見不到茶葉星子以前，約有數萬美元陸續匯往內地貿易區。以1860年為例，瓊記洋行派一位買辦攜帶25萬美元，從福州前往內地採購。具體採購計劃如下：從福州採辦的第一批茶葉，將以38000美元購買白毫1300箱，以13000美元購買烏龍1300箱。如果戰爭沒有引起茶價波動，打算到5月份再撥付25000美元，然後相機行事。

盧公明的工作應該包括隨從瓊記的福州買辦到茶葉產地收購茶葉。在他所寫的《英華萃林韻府》附錄中，記述了許多茶葉貿易的具體過程。他提到當時福州茶行已經是精細化作業，茶行分工十分細緻：看門、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釘箱人……作為當時三大茶市之一（其他兩處為上海、武漢），福州銷售的最上等紅茶如工夫和小種，來自武夷山區；青茶如烏龍和寶春，大部分來自沙縣、高橋、洋溪等地；最好的白毫則來自邵武、梨源、將口、小湖等地。在他從商的兩年間，福州市場上的茶名多達281種。

這位曾經的傳教士於是有機會目睹資本的巨大力量，那是一種遠比福音更有吸引力的東西。那些與外國商行訂了供應合同的茶商迅速致富。譬如崇安縣人鄒茂章，以經營茶葉起家，數年家產有二百多萬貫。福建許多地方原本是窮鄉僻壤，因為種茶而商賈雲集，哄然成市。曾經有兩位美國傳教士前往內地遊歷，在閔北下洋茶區遇見一群快樂的採茶人。茶農們以為他們是前來採購茶葉的洋商，大為欣喜，當得知他們是傳教士時，臉上就浮現出失望的表情。

歐美對武夷紅茶巨大的需求量，刺激着福建茶葉經濟發展，偽茶隨之而生。在19世紀60年代，外國商人就抗議中國茶商們在新茶中混有老茶，或者把茶葉末摻進茶葉之中。有的茶商則在裝箱時沒有使用足夠的鉛，以致到目的地時茶已經受潮發霉。盧公明對此說過一句狠話：“如果要比商業貿易中欺騙無知、詐騙粗心人的方法的話，在這方面可能沒有幾個國家的人能超過中國人。”

種種缺乏商業道德的行為，傷害了“中國製造”的信譽。1872年，福建省會通商總局特地頒發了一個“打假檄文”。布告首先指出，近年來出口的烏龍、工夫等茶摻入碎末，或用梗黃拌入增重，這種行為導致洋商運回國內虧本。通商總局呼籲茶商們守信用，保護中國茶的聲名：“查商賈貿易全憑信實力能近悅遠來。本口茶葉一向為貨物大宗，自各國通商以來行棧增多生意日盛，自應各整行規公平互市，以期於國馳名信孚中外。”同時，如有奸商樣貨不符，或製作偽茶，一旦被洋商告發，“定即嚴拿究辦決不寬貸”。

或許是內心深處一直矛盾重重，盧公明對自己在瓊記洋行的工作情況記述很少。我們不曉得他薪金多少，但瓊記洋行似乎對員工頗為慷慨，十九世紀後期一名上海分行的品茶員，年薪便有5000美元。盧公明的薪水可能不會達到這個數目，但肯定比他當一個傳教士時寬裕得多。1873年他因病回國治療，7年後去世。

他無從知曉的是，和他曾經曇花一現的傳教事業一樣，武夷茶的黃金時代很快就過去了，福州港在19世紀80年代沉寂下去。茶葉“中國製造”壟斷地位喪失了──1888年，英國從印度進口茶葉的數量首次超過從中國進口的數量。因為過度採摘，茶樹被破壞以及加工過程中粗製濫造的現象，讓武夷茶喪失了市場競爭力。更令人嘆惜的是武夷茶葉出口總值的一半，是用來支付鴉片的款項。在過去二三十年中，福建的茶農和茶商們收入豐厚；然而，對外貿易的發展，並沒有為福州經濟進一步發展積累實力。

到了20世紀初，大英帝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產茶國；直到世紀末，英國品牌主導了世界茶葉市場。■

>> 武夷山茶葉研究所員工在玉女峰附近的御茶遺址茶園裡採摘一年一度的武夷岩茶五大名叢之一白雞冠。
>> 清末，北京城的大茶樓。1881年在英國《The Graphic》上刊印。
>> 19世紀，福建廈門郊外內河碼頭上繁忙的茶葉交易。英國建築師、插畫設計家Thomas Allom（1804－1872）。
>> 19世紀初，英國商人將中國茶葉裝船。
>> 《炒茶》（Firing），約1800年，紙本水彩畫，40厘米×54厘米，清代廣州外銷畫。描繪清代廣州的制茶工人炒茶的情景。揀茶是傳統制茶的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