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前工業時代的易碎品

在鼎盛時期，廣州的工場裡，數以萬計的工人為歐洲王室巨富生產着世界最華貴的瓷器。這些精美絕倫的工藝品，同樣有極為脆弱的一面。

1602年，剛剛成立不足一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劫獲了從中國滿載貨物歸程的葡萄牙商船凱莎琳娜號。他們將船上的數十萬件中國瓷器運抵阿姆斯特丹拍賣。令荷蘭人吃驚的是，此次拍賣引來了大量富豪貴族的關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購買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也爭着購入瓷器。幾日之內，所有貨物被一搶而空。據簡·迪維斯在《歐洲瓷器史》中記載“拍賣這一船瓷器， 商人獲純利了五百萬盾”。

■ 西來的訂單

荷蘭人的這一傳奇經歷震動了歐洲，一時間，全歐洲最有實力的君主、貴族、商人們紛紛把發財的目光投向了遠東，投向了中國，投向了瓷器 。仿照荷蘭東印度公司模式，17 世紀後期，法國首相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貿易公司，他們頗有深意地以“中國”命名了它。而這家“中國公司”的第一單生意就是前往廣州購置瓷器。當法屬中國公司的商船經過長途漂泊到達太平洋西岸時，他們沒有意識到。最好的貿易時機到來了。

因為就在不久之前，早先控制了中國大陸地區的滿清政權擊敗了占據台灣多年的鄭氏家族，徹底統一了中國。與此同時，中國沿海的海盜武裝也基本銷聲匿跡了。特別是1673年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這條命令中說“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隻出洋貿易”。由此，外國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進行貿易了。當然，中國貨物進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軌道。

在隨後的時間裡，歐洲各主要國家先後獲准在廣州城開辦了自己的商站，在那裡他們可以自由地經營生絲、茶葉，當然陶瓷買賣也是其中的大宗貨物之一。最早獲得這一權利的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1715年），緊接着法國（1728年），荷蘭（1729年），丹麥（1731年），瑞典（1732年），他們先後在廣州設立了貿易站點。為了方便交易，與洋商相對，1720年廣州商人也自發組織了一個公行專營瓷器。行規中明確規定“瓷器要特別工巧者，任何人得自行交易。”

法屬“中國公司”的安菲特里號到達廣州港時，他們向中國行商們出示了一批繪有奇怪紋案的圖紙，要求中國商人按照圖樣燒造，並許諾將給予豐厚回報。幾個月後，這批由景德鎮燒制的瓷器如約交工了。

當“中國公司”將這些瓷器運回歐洲後，得到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褒獎，原來這些圖案正是法國的甲冑、軍徽、皇家紋章圖案。

其實，把徽章燒制在中國瓷器上這也並非法國人的創舉，早在明朝中後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過馬六甲的中國商人定製過一隻繪有曼諾爾一世徽章的青花執壺。由於當時顏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國海禁政策嚴厲。那件瓷器並沒能引起歐洲王室多少興趣。但是這批法國的紋章瓷屬於細瓷燒制工藝，並採用了粉彩技術，色彩艷麗奪目，而中國正處於海禁大開的局面，機會就在眼前。

如此誘人的良機，當然會引來歐洲各國貴族紛紛效仿，由此，“紋章瓷”便在歐洲盛行起來。此後的幾十年間，英國的“三獅”；俄國的“雙頭鷹”便隨之出現在了中國出口的瓷盤上，據瑞典人統計，在中國的明清之際，約有300 家貴族先後來到中國定製過紋章瓷。

■ 貿易鏈

隨着歐洲商船的靠岸，登陸的不僅僅是滾滾財源，更是一場中國制瓷史上的變革。

法國人定製的紋章瓷是廣州來樣加工貿易之始，也是中國制瓷業變革的第一步嘗試。當機敏的廣東商人意識到巨大商機到來之時，便主動去適應了這種變化。

歐洲訂單的頻頻東來，催生了廣州珠江沿岸那些專門承接歐洲訂貨業務的門店，在這裡洋商可以與廣東商人簽訂協議，按照洋商指定的種類、造型、式樣、工期進行詳細的約定。而後，廣東商人再將訂單發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鎮進行燒制。由於，外國商人們的需求不同，所以定製樣式五花八門，不免引起內地工匠們的好奇。

《景德鎮陶錄》就記載了上述情形，書中說“洋器，專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粵東人，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歲無定樣。”

然而，景德鎮與廣州城之間路途遙遠，又有山水之隔。歐洲人的訂單傳至江西、燒製成器、經過彩繪後再運回廣州交貨的漫長過程日漸顯現出了弊端。途中出現破損在所難免，而紋樣風格走形的情況更是層出不窮。這不僅影響到了行商們的經濟利益，更毀損了廣東商人的信譽。於是，外銷瓷的生產重心開始了南移。

清代劉子芬在自己的私人著述《竹國陶說》提到:“海通之後，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逕廣州……，歐士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恆，另僱工匠，依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

廣東行商們憑藉着銷售渠道上的優勢很快介入了生產領域，他們僱傭工人、培訓畫工。將景德鎮燒制好的白瓷胎運至珠江口，在此他們承攬外洋業務，拿到訂單後就地進行彩繪和二次加工。這樣一來，不但交貨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損耗以及繪圖質量大幅提高。這種生產模式不久便流行開來，一時間廣東珠江沿岸陶瓷工場鱗次櫛比。在工場中，一些技術變革也正在無聲地進行着。

■ 變革時代

變革首先是從設計開始，此時的廣東出口的中國瓷器圖案主題已經不再拘泥於傳統的五福捧壽、太平有象、馬上封侯了，在街頭商鋪中陳列着更多的是聖經故事、君主頭像、西洋風情。這種變化不光是來源於歐洲商人提供的圖案，更有中國商人對於歐洲人消費心理的揣摩。儘管廣州的華人中還沒有幾個能夠弄懂耶穌與聖母的關係，西班牙王室的發色是黑是黃，但是大多數中國畫工們已經像模像樣地畫起了西洋畫，在技法上他們儘量減少了對於傳統直線的使用，開始以西方人所習慣的曲線來表達紋案之美了。

繼繪畫紋案變革之後，外銷瓷在器型上也進行了改良。海禁大開之後，瓷器進入了正常的貿易渠道。大量優質的民窯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入歐洲。歐洲市場上，瓷器也不再是王公貴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質地精良的產品進入了尋常百姓之家，成為了生活用具。

歐洲人的需求，再次引領了中國製造業的變革。為了滿足歐洲人的需求，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中國的陶瓷匠人們製作出了瓷製的湯盆、蓋盅、色拉碟、咖啡壺、馬克杯等純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甚至他們考慮到歐洲人鬍鬚濃密的特點專門生產出一種帶弧形缺口的圓盤，以供歐洲人剃鬚時墊在頸下使用。

在西方消費市場的引領下，中國民窯不斷地進行着研發上的創新，他們用中國的硅酸鹽技術逐步侵蝕着歐洲原有的錫器、木器、甚至金銀製品的市場份額。毫無疑問，這種變化是成功的，中國制瓷匠人們已經不再滿足於自我突破式的技術改良，他們在以世界市場為導向調整着產品的生產。可以說，國際市場正在拖拽着中國制瓷業不由自主地前行。

如若說，紋案設計的變化、器型研發的改進還只是簡單的人為適應西方消費者習慣的話。生產要素的匯集才是廣州外銷瓷加工真正崛起的標誌。

1769年一位名為William Hickey美國旅行者參觀了位於廣州珠江南岸的廣彩加工場，他的遊記中描述了一個驚人的現象。“在一間長廳里，約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繪瓷器上的圖案，並潤飾各種裝飾，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歲的童工，而這種工廠當時在廣州還有一百多個。”

在廣州就有兩萬人進行手繪勞作，這個數字在那個農為本的時代中是驚人的。儘管很遺憾，我們已經無據可查這些人口的來源，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出自傳統的農業社會。更為驚人的是這些人的工作性質，他們與景德鎮那些官窯中世代從事勞作的匠人不同。匠人們出自“匠籍”，他們的勞動完全是一種義務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內的這些繪圖工人則完全採用了僱傭形式，商人出錢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對自由的選擇權和流動性，形成了完全意義的僱傭關係。這就使得廣州擁有了最為充沛的人力資源。

除去充足的人力以及便利的銷售渠道以外，行商群體介入生產使得廣州制瓷業的生產要素變得更加完備。在當時社會條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資本家這一角色出現，而最具雄厚財力與經營頭腦的莫過於行商。在人力、土地、資本、資本家四要素齊備後廣州制瓷業開始了勃興。

諸多的制瓷工場匯集一處，使得廣州瓷業日漸產生了集群效應。一方面帶來的是生產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面則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藝，順應歐洲消費心理的繪圖設計，加之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使得廣州一時間成為了中國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也的新中心，而“廣彩瓷”也由於其物美價廉的特性在國際上大為熱銷。一時間，中國瓷成為了歐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1759年瑞典公司就曾指示他們在廣州的代理人“購買重的和耐用的中國瓷器。”刊刻於1830年的《出使暹羅、交趾》一書更是直白地記載了歐洲人的看法。“（西方人）適用於家庭應用之粗陶器，是暹羅人燒造，但普通及較好的各種瓷器，大量出自中國。”

美譽度的提高，伴之而來的就是品牌價值的提升以及市場占有率的加大，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記載的統計數字看，該處每年從中國運往歐洲的瓷器竟達300萬件之多。

僅僅是商業數字還說明不了太多問題，作為一種高端消費品的真正成功之處在於它能夠引領上流社會的審美時尚。此時正值歐洲洛可可風格興起之際，“廣彩瓷”憑藉着其細潤光滑的外觀、規整有序的形體以及清白雅致的細膩風格，走入了歐洲諸多王宮貴胄之家，無論是從實用價值還是藝術風格上都給歐洲人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然而，正當中國外銷瓷如貴婦般被歐洲王室追捧之時，她的競爭對手們卻悄然出現了。

■ 競爭者

1644年明朝滅亡，中國與歐洲之間的海上貿易被切斷，荷蘭人便開始在遠東尋找替代品，他們將目光投向了與中國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

1649年，他們向日本訂購了第一筆共65000件瓷器的訂單，儘管這個數字還不算龐大，但是對於掌握制瓷技術只有49年的日本人來說已經相當勉為其難了，他們的工匠們晝夜加點直到兩年後才完全交付，日本瓷器就是這樣步履蹣跚地走入國際市場的。

儘管日本瓷器起步較晚，但是17世紀80年代，一個名叫柿右衛門的家族研製出了一種乳白色濁瓷。他們在瓷胎上進行風格精緻拘謹的彩繪，形成了一種獨特風格。很快這種瓷器就出現在了歐洲市場，由於其更接近當地人的審美，不久便得到了他們的認可。日本瓷在中國“廣彩瓷”原有的市場中分得了第一杯羹。

與此同時，歐洲人自行燒造的第一批瓷器也出爐了。然而，令人們哭笑不得的是他們模仿對象並非擁有兩千年瓷器史的中國，而是臨摹了剛剛出師的日本。德國人柏特格（Bottger）利用發現的高嶺土仿製出了日本的柿右衛門瓷。自此，中國瓷器在原材料上的技術壁壘被打破了。歐洲國家開始了仿製中國瓷的熱潮。

起初是德國，然後是法國，緊接着意大利、英格蘭以及奧地利紛紛踏上了仿造中國瓷器之路，由於歐洲人生產技術上的日漸成熟，各國陸續建立了自身的國民陶瓷工業體系，使得普通百姓對於中國日用瓷的依賴程度大打折扣。而歐洲匠人從化學角度開始了工藝革新，使得制瓷技藝更為精良、外觀更為細膩，中國外銷瓷千年來壟斷世界高端瓷器市場的局面也被徹底改寫。儘管歐洲需求減緩，但憑藉低廉的生產成本，以及強大的生產能力中國外銷瓷仍占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就在歐洲市場被擠占的同時，更為可怕的事情在東方發生了。中歐之間漫長的物流線上出現了不小的變化。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率先在中國培育出了新的需求——鴉片。鴉片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使得商人們對於運銷瓷器的興趣蕩然無存。此時的歐洲商人中幾乎沒人願意把有限的運力、資本花費在漫長的中歐航線上，他們已經習慣了中印之間短程的暴富。

由於長久以來政府對於本國商人出海的限制，中國商船根本沒有直接販運貨物到歐洲交易的可能。所以，歐洲人的物流線斷了，中國商品的出口途徑也就隨之阻塞。廣州城從無限接近市場的生產基地，一下變得與景德鎮別無二致，地理優勢一下子蕩然無存。

外部的變化使得中國制瓷業日趨僵死，而內部卻殘留着未能完成的變革。技術層面講，無論是歐洲還是日本在步入近代後，都將化學、機械等現代技術充分地運用到了制瓷過程當中，在日本和歐洲制瓷業上升為了一種科學技術。而對於中國來說制瓷依舊是匠人們日積月累的一門手藝；從運營商來講，中國制瓷業依舊停留在手工工場階段，長久以來沒能建立起一種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資本完全依靠老闆的苦心積蓄。

而歐洲已經成立了公司開始通過資本市場獲得充足的運營資金了。除此之外，社會的大背景下的戰亂與動盪也使得中國制瓷行業很難在從容中完成這次華麗轉身，只留下一場未完成的變革。

總之，諸多弊病阻撓着中國制瓷工場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突破。因此，她的盛極而衰也就不可避免了。

>> 《廣州瓷器店》（Porcelain shop in canton），清代廣州外銷畫。

>> 乾隆年間製造的外銷瓷盤，瓷盤上繪有外國神話人物，頭上帶有光圈。

>> 2008年1月10日，廣東陽江，德化窯，宋青白釉印花罐，2002年“南海Ⅰ號”出水。

>> 《上釉》（Applying glaze），清代廣州外銷畫。描繪清代廣州制瓷作坊的工匠為瓷器上釉的情景。

>> 2010年3月2日，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正在展示世博元素的瓷器。

>> 2010年04月04日， 北京，清乾隆廣彩滿大人品果圖馬克杯。“滿大人”一詞出現於17世紀晚期，原是西方人對中國清代各級地方長官的稱呼。清代外銷瓷出現清裝人物紋之後，西方人把這種瓷器上的清裝人物也稱為“滿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