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金田起义，就不能不谈及“来土之争”，就在上帝会的“团方”（团营的暗语，方影射“圆”）开始由绝密变半公开的当口，一场规模浩大的“来土械斗”爆发了。

　　所谓“来”，即指客家，而“土”则是原籍广西的汉、壮等族。

　　广西除了桂北的全州、兴安、资源和桂西北的凤山4县，其余府州县都有客家人分布，而上帝会活动集中的桂中、桂东一带，则以清代康熙、乾隆期间从广东嘉应州等地迁来、源出福建宁化石壁洞的客家族为主。

　　两个族群间的矛盾，因为地方政府的错误措施而扩大成群体纠纷，最后酿成太平天国。对清政府来说，不可谓不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严重教训。

　　钢刀挥向争食的“异类”

　　客家人农耕技术远比“土人”先进，且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但毕竟是后来者，当地又是平地少、山地多的贫瘠所在，肥沃宜耕的平地基本被“土人”占据殆尽，客家人只能跑进人烟罕至、荆棘丛生的深山，与早先被“土人”赶上山的瑶族、苗族等为伍（当地有瑶族山歌云“官占平地汉占坡，瑶人赶进山窝窝”）。

　　这些山区内虽也有可供开垦的平坝、盆地，但地形恶劣、土质贫瘠，有些地方甚至交通不便到要“背牛犊”的地步（用背篓把小牛犊背上山，等长大后用于耕地，因路途不便，这些“背牛”到死也下不了山），客家人充分发挥其能吃苦、善耕种、男女都能下地干活的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一片片昔日的荒地变成良田，同时还兼营商业、烧炭、养殖和其它副业，其中一部分人逐渐富裕起来，开始“下山”，购买土人的田宅，寻求在更宜居的地方，过更好的生活。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平地原来的主人—“土人”发生了矛盾。

　　在“土人”看来，这些“来人”不安分守己在老家呆着，跑到广西寻食，已是大大的不安分；既然来了，就该死心塌地蹲在山沟沟里，跟自己井水不犯河水，如今这些“外人”竟然仗着有几个臭钱，跑来跟土生土长的自己争农地、争宅子、争圩镇，甚至争坟地，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些“土人”绅士开始倡议“乡规民约”，禁止向“来人”出卖田宅，试图用这种方法限制客家人的发展。但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些家道中落的“土人”禁不住高价诱惑，向客家人出售土地、房屋，这又常常激怒绅董、族长，引来“乡规民约”的处罚，甚至激起来土两族间的冲突。

　　“来人”和“土人”另一个容易生事的“热点”，是宗教。

　　俗话说“越俗好鬼”，华南一带的中国人自古就比较重信仰，吉凶祸福，大事小情，往往要寄托、乞求神灵，搬迁到广西的客家人除了传统的祖先崇拜，也同样希望得到各路神明的保佑。

　　但广西同样是个“神仙遍地”、巫术傩术十分流行的地方，桂中、桂东一带，在清代可谓杂庙遍地。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神明大多数是本土化的神仙，尽管他们中很多其实也是“来人”（如雷神本姓陈，是广东海康人：“盘王”则是中原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宗教解释权”却早已落到“土人”手中。为了不让“来人”落地生根，“土人”常常祭起“神仙术”，借助“神灵附体”等手段，将客家人理直气壮地排斥在本土神明崇拜体系之外，或者借机勒索大量捐赠，这些做法自然又常常成为来土冲突的导火索。在道光三十年的这次“来土之争”前，贺县也曾爆发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来土械斗，起因正是庙会上来土两族“抢花灯”酿成的是非。

　　事实上，“粤东客家”进入桂中之初，来土两族间并没有过多激烈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是人丁滋生，人多地少，在贫瘠的桂中很快造成直接利害冲突；二是鸦片战争后，大量广东失业游民、散兵游勇进入广西谋生，而战争赔款造成银价上升，赋税沉重，原本就紧绷的生存链条濒临断裂，加剧了来土两族的生存压力。1849年广西大旱，桂中许多地方颗粒无收，次年又爆发大规模疫情，令桂中民生雪上加霜，加上商路断绝，盗匪横行，为应付各地天地会暴动，官府又在正赋外增加捐税，“来人”和“土人”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多争一口米粮，把钢刀挥向争食的“异类”。

　　贵县，一个敏感的地方

　　“来土之争”的爆发地，是广西贵县。

　　道光三十年，也就是1850年阴历八月，广西贵县东北一个叫大墟的客家村子，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这件偶然的小事，最终成为席卷数百村寨、波及数万户来土村民的大械斗导火索。

　　原来在大墟有一户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生逢乱世，却仍能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实在令人羡慕。可这位温财主，人阔心思就活，想纳一房妾，纳妾也就罢了，偏偏又看中了邻村一个“土人”家的姑娘。心痒痒的他也顾不得多思忖，便备上厚礼，跑到姑娘家提亲。

　　这户“土人”家境贫寒，正所谓人穷志短，便顾不得什么“来土”，笑纳了彩礼，将婚事应允下来。可千不该万不该，这家户主其实早已将姑娘许给一户“土人”做老婆，未来婆家一听就恼了，纠集宗族上门讲理，逼迫那姑娘家退亲。

　　可姑娘家早把温家的彩礼花掉大半，跑到大墟一说，温亚玉也不干了：退亲倒不是不可以，可总得把彩礼还回来吧！

　　“土人”仗着是地头蛇，人多势众，咬定了婚要退，钱不还；温家也不甘示弱，召集“来人”同族，死守着“要么还钱，要么送姑娘”的“谈判底线”。原本双方都有错的一件小事，只消各让一步便能化解，偏两路冤家为了面子、利益一步也不让，不但不让还各自去本族拉帮手、找救兵，最终，亲家没做成，八月廿八日，大械斗爆发了。

　　一般来说，械斗爆发前总有个“见官”的过渡期，双方都会找官府评理，如果官府能认识到问题严重，善加调解，秉公处置，事情未必没有缓和的余地。偏偏贵县也好，浔州府也罢，对两族的纠纷不闻不问，装聋作哑，据说还有些地方官暗示“谁拳头大谁有理”，这下还能打不起来？

　　地方官缘何不愿多事？

　　原来清代对地方官考核很苛刻，如果管区内出了乱子，死了人，地方官都会背很重的处分，因此各级文武官员都不愿多事，而是敷衍蒙混，得过且过，据说当时因为遍地盗匪，许多军官死于非命，提督闵正凤怕担责任，就把战死的军官都报“病故”，广西巡抚郑祖琛更是有“惟务粉饰”的“美名”，曾郑重告诫属下官吏，不要没事向上级报告“匪情”自讨没趣。上行下效，府县的芝麻绿豆官当然也懒得管来土争斗的事—何况这事管起来还那么麻烦。

　　除此之外，地方官还有另一层考虑。

　　尽管地方官都是外省人，但他们大多稍稍偏向“土人”，这是因为“土人”知根知底，容易管束，而“来人”和外省联系密切，当时横行桂中、桂东南的“会匪”、“艇匪”等水陆反清武装，大多来自广东，且和当地客家沾亲带故，在他们看来，虽然来土两族都有闹“堂匪”（天地会）的，但“来人”显然危险得多（广东来的“广马”战斗力远胜本土的“土马”），如今来土双方对峙，“土人”数倍于“来人”，如果放任械斗，胜负一望而知，岂不省了很多“清除匪患”的金钱和气力。

　　然而客家人素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且剽悍好斗，械斗一爆发，大墟附近的许多客家村寨就一齐上阵，并纠合同源的“广马”助战，一时把“土人”杀得措手不及。

　　然而战争是讲究持续性的。日子一久，“土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援兵虽然来得慢，但人数却多得多，且同样召集“土匪”、“股匪”（估计是“土马”等）助战，一个多月之后，便抢到了绝对上风，许多客家村圩被攻破，客家人大批被杀，躲过杀戮的男女老幼只得抛弃家园，仓皇逃命。

　　为了根绝后患，“土人”毫不客气地到处放火，将一座座被攻陷的客家村圩烧成一片白地，好让他们永远也回不来，再也无法跟自己争土地。

　　这些战败的“来人”成群结队逃往桂平方向，投入了正在招兵买马“团方”的紫荆山上帝会阵中，这是1850年阴历十月初三的事，此时金田起义的第一场大战—平南花洲山人村之战，已经打完两天了。

　　广东天地会骨干入桂

　　前面说到，来土之争中，“来人”和“土人”各拉“外援”，最初都想依靠官府，继而不约而同乞灵于天地会。

　　广东向来是天地会活动的中心地带，而广西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几乎没有大宗天地会活动的记载。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广东大规模“惩办洋匪”（借查走私为由强化海禁），许多广东天地会骨干分从水、陆两路进入广西，散布在西江、浔江流域的广阔地区。鸦片战争中，清朝大量招募兵勇、水手布防广东各地，战后又大批裁撤，因战后广东经济凋敝，这些人谋生艰难，就成批加入天地会（兵勇、水手中本就有天地会秘密堂口，他们当中许多人早就是天地会众），靠打家劫舍为生。

　　道光廿六年（1836年），广东天地会中的“艇匪”首先动起了入桂的念头，他们常年在水上讨生活，熟悉往来两广的水路，知道广西虽不如广东富庶，但商旅往来也很频繁，谋生不难。不但如此，广东清军有规模不小的正规水军，而广西则只靠地方团练维持水面治安，对于“艇匪”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因为他们的船只“波山艇”船身坚大，舱面平敞，两旁多桨，驾驶轻便，在水深江阔的珠江敌不过清军水师的战船，在广西内河对付团练的小舟却游刃有余。

　　“艇匪”的流品复杂，成员也来源纷纭，但骨干则来自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以鹤山客家人为主。鹤山客家是康熙年间从粤东惠州、潮州府所属各州县迁入，而广西桂中客家的来源地—嘉应州，则是在此之后的雍正十年（1732年），应广东总督鄂弥达建议，自惠州府划出兴宁、长乐，潮州府划出程乡、平远、镇平，所建立的直隶州，也就是说，鹤山客家和桂中客家一样，属于石壁洞-嘉应州体系，只是迁徙时间要稍早一些，他们的口音和嘉应州客家也大同小异。“艇匪”的首领任文炳、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等，也都是鹤山客家。由于客家的“一家人”传统，“艇匪”在广西很快找到了“窝主”，并驾轻就熟地活跃于浔州、梧州、柳州各府的沿江地带。

　　在此稍后，广东陆路天地会众也由两广交界的钦州、宾州等地向广西渗透，并迅速和“艇匪”打成一片，他们中的核心人物如秦晚、李士昌、李士葵（广东钦州人）等都是客家，利用“半个广东人、半个广西人”的便利，在两广交界的深山中建立起一个个“窝点”。这些陆路的广东天地会众被称为“会匪”，俗称“广马”，每股人数通常不多，只有几十或几百人，但大多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精壮，战斗力很强，其中一些“会匪”则时水时陆，和“艇匪”很难分辨，如张家祥（即后来成为清朝名将的张国梁，广东高要客家）、罗亚旺（即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名将的罗大纲，广东揭阳客家）等。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在他看来，虽然两广都是自己辖区，但广东交通便利，朝廷耳目众多，治安如果不好后果严重，相对而言广西则山遥水远，即便乱一些也关系不大，于是他下令在广东江面添募巡船，并在潮州、钦州、惠州、廉州各府大兴团练，加派官兵，将水陆两路的天地会“会匪”、“艇匪”驱入广西。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让广东暂时平静下来，却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

　　绅士也是天地会首领

　　广东入桂的“会匪”、“艇匪”原本到广西属于“出差”，基地一般仍设在广东，在广西得手后，通常都会“回巢”，如今老家回不去，他们中一些人开始向官府靠拢，接受招安，另一些人则硬着头皮在广西当地抢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正忙于械斗的广西来人的召唤对他们而言就有充分吸引力，1844年起，广西宾州、象州、贵县的历次来土械斗，都有“会匪”、“艇匪”卷入，1850年的大械斗，他们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

　　广西本土的天地会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邕宁县，会首沈惠平等用的口号、会规，都是广东传来的旧抄本，可以说，即使本土天地会，最初也源自广东。但天长日久，广西天地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本土化，秘密化，往往“匪徒”、团练不分，表面是绅士、练总，实际是天地会首领；二是堂口化，即以“堂”为半公开的组织形式，和同样以“堂”为名号的当地某些宗族武装难以区分，因此被官方称为“堂匪”。相对于“广马”，“堂匪”的生存能力更强，但战斗力则弱得多。

　　本来“堂匪”和“广马”都是天地会一家，彼此也有不少合作，如“艇匪”中就曾有“土马”李关保（广西桂平旧峡村人），而“土马”陈亚贵（壮族，武宣东乡下平岭村人）转战广西各地时，也曾得到秦晚等“广马”的响应。但随着邻境纷纷加强对天地会的镇压，广东、湖南、贵州的天地会纷纷大举涌入广西，不少“堂匪”的“洪门兄弟情”，就被“保卫桑梓”的本土情结所压倒，许多“堂”在来土械斗中从中立观望，最终变成加入“土人”阵营，和“来人”及其客家人同胞“广马”兄弟阋墙。

　　“堂匪”是土著，拖家带口，行动未免迟缓，且战斗力本就不如“广马”，这就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言，“土人”即使纠合“匪徒”，初战也失利的现象。

　　但随着“堂匪”逐渐聚集，人数上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最终战斗力强悍但人数稀少的“广马”无力庇护族人，和“来人”一起战败，“广马”在广西的盛况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围攻广州城失败的“红军”李文茂、陈开等部退入广西，在浔州府等地建立“大成国”，他们才再次崛起。

　　失败的“广马”去哪里了？金田起义前后，有不少天地会众加入太平军，如罗亚旺、范连得、苏三娘、卞三娘、杨元清等，也有不少投降了清军，或先入太平军后投清军，如张钊、田芳、关志等，虽然记载中并未提及他们是否曾参加贵县来土之争，但可由此推定，那些在来土之争中战败的“广马”既回不了广东，在广西也无立锥之地，恐怕也不外上面两条路可走。

　　由来土之争而激化的两广天地会矛盾直到太平天国建国后依然在延续。当太平军攻入永安州后，城中将士里有大批来自广东钦州、归善的客家人、旧天地会众，以及从湖南败退下来的天地会人马，而城外帮着清军围攻的“壮勇”中，却有不少包着红头巾的原广西天地会众。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清军阵营中也并非没有广东人、客家人，如东莞莞城籍的浔州知府张敬修，从广东招募的“东勇”，不但都是广东人，而且许多是广东客家人，而投降清军的张钊等也参与了围困。但这些人的“助战”却实在靠不住：张钊等部因首鼠两端，最终被清方借故肃清，而“东勇”第一批300人没多久就全数哗变，重新招募的3000人也经常向围城内走私粮食、硝磺（用于制造火药）等，饱受地方志诟病，不能不说，客家人的“自己人”情结，即便到了你死我活的战场，也仍然会产生微妙的效应。

　　“自家人”的上帝

　　贵县来土争斗的爆发地—大墟，毗邻赐谷村，而后者正是洪秀全表亲—赐谷王家居住之处，也是洪秀全、冯云山到达广西后第一个落脚点。虽然王家在上帝会的权力斗争中失利，不敌杨秀清、萧朝贵，但因为和洪秀全的亲属关系，并未彻底被排挤，而仍拥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力。在大墟西边，贵县的西北部，是上帝会的重要活动区域—龙山，石达开、秦日纲等上帝会骨干人物，都是龙山一带的富户或矿工首领。

　　上帝会原本是半公开活动的，“人人知有洪先生”，和“洪先生”表亲做邻居、又是客家“自己人”的大墟“来人”当然不会对上帝会陌生；1849年夏，洪秀全为神化自己，曾让上帝会散布“人将瘟疫，信者得救”的预言，第二年年初果然应验，而在瘟疫大爆发的紫荆山区，死人最少的田心、花雷二水，偏偏是上帝会信徒最多的地方。虽然这仅仅是巧合加机遇的结果（上帝会的预言本来意在鼓动群众放弃家产投身起义，而上帝会众在瘟疫中死人少，和洪秀全本人通晓医术，上帝会里又有李俊昌、何潮元等原本为起义打仗招募的军医有关），但在非常时期，无疑让上帝会的名头和神秘性又大了不少。

　　客家人抱团，械斗都会遍拉同族参战，近在咫尺的赐谷村不可能不去，遍布贵县东北、西北的客家圩寨也不会不去。上帝会的核心会众和首脑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洪秀全的表亲又紧邻械斗中心，照理说，上帝会不应、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大多数记载却表明，在来土械斗早期，上帝会并没有积极出面帮助“自己人”。

　　尽管此事被许多论者认为系上帝会坐山观虎斗的主要证据，但萧朝贵“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并不是针对来土之争所说（萧朝贵一直将团练之类称为“外小”、“外人”，只有官兵之类才称为“妖”，且这番话讲于大墟械斗开始前的四月廿二日，应是针对清军和当时活跃的“会匪”交战而言，因为洪秀全早就贬斥过天地会）。械斗开始后，萧朝贵却反复强调“忍耐”、“让人三尺”，主张武装自卫，这种做法，显然是不赞成会众去帮“来人”助拳。当时金田“团方”业已开始，而杨秀清的病还没好，萧朝贵显然不愿节外生枝，影响起义建国的大事。

　　导致赐谷王家边缘化的“珠堂事件”恐怕也与此有关，尽管萧朝贵和王家的权力之争早在1849年底-1850年初就已经激化，且通过几次交锋已占绝对上风，但《天兄圣旨》记载，庚戌（1850年）八月廿日，萧朝贵“并恐贵县兄弟为珠堂人诱惑”，又一次“劳心下凡”，恩威并施。此时王家早已不在权力核心，旧事重提究竟为什么？庚戌八月正是大墟来土械斗开始的时间，大墟又紧邻赐谷村，所谓“珠堂诱惑”，或许便是敦于邻里之谊和客家人传统，赐谷王家有意联络贵县其它会众助拳，而惹来萧朝贵的不悦和阻止。

　　但这种谨慎和保守很快就放松了：九月初十日，“天兄”说“八方起，起不复熄，要打叠”；十五日又指示，若“外小”来侵害，“不妨同他厮杀”，在此前后，《天兄圣旨》连篇累牍都是上帝会众和“外小”交战的记载，其中不少有明显“来土争斗”痕迹。

　　很显然，同为客家人居多的上帝会众，不可能置身杀红眼的来土械斗之外，占据上风的“土人”洗劫“来人”村寨同时，自不会放过同为客家、又持械聚众的上帝会众，即便上帝会不打，“外小”也会打过来，“让人三尺”也同样避无可避。

　　到了十月，恶斗40多天的来土械斗，终以土人的胜利而告一段落，被逐出家园、无家可归的来人此时别无退路，同属一族、又在械斗后期帮过些忙，人多势众的上帝会，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至于拜上帝、分营伍、守戒律，此时此刻对于“来人”而言，自然也不是什么障碍，被本地“神仙”系统边缘化的他们，当然不会拒绝一个在他们看来是客家“自家人”带来的上帝。

　　这批客家人的加入，对上帝会而言实在是雪中送炭、如虎添翼。

　　《浔州府志》记载称，上帝会原本只有几百人，“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投之”，有三千多人，令上帝会声势大振，如果没有“来人”投入，太平军连起义都很难实现。

　　这一记载显然有所夸大。

　　不过，“来人”们家园已毁，义无反顾，又和上帝会核心同族，且具有战斗经验，一经消化，即可成为骨干力量，对金田起义后太平军的战斗力，贡献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