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
   ——毛独夫制造的三连祸
   
   
   作者：张成觉 文章来源：新世纪新闻网
   
   
   有关中国大陆1959-1961三年大饥荒，目前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冯客教授（Frank Dikotter，1961-）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去年9月底面世）尤其引人注目。
   
   和杨继绳的《墓碑》相比，冯着题目可谓切中腠里。大饥荒罪魁祸首非毛莫属！此前的大跃进和反右派，同样是这位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的暴君一手造成的，堪称一颗藤上结出的三个大毒瓜！
   
   本文着重分析毛的滔天罪责，并反驳若干“不明真相的人”，包括那些至今仍将毛视为“理想主义者”的西方“中国通”，对这相继发生的三场灾难成因之种种曲解。
   
   （一）反右派为大跃进打开了闸门
   
   1957年夏天大陆中国的反右运动，是当代史上的大事。但北京当局一直隐瞒真相，该课题近年来更成学术禁区。
   
   本人作为当年55万/百万受害人中的幸存者，不仅有切肤之痛，近25年来更对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概而言之，这场政治运动是在当时的大小政治气候下，毛一手策动的，意欲进行思想灭绝，定于一尊。亦即以其一人的脑袋代替全国几亿人的脑袋，此乃极其狂妄的痴心妄想。可悲的是，长达二十年间，他竟然得逞了。起点便是五七反右。
   
   以下扼要回顾运动缘起：
   
   一，苏共20大（1956-2）和匈牙利事件：
   
   苏共20大闭幕当天（2-27日），赫鲁晓夫作了4个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他称斯大林为“历史上凶暴残忍的罪犯”。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补中委，有98人即70%在1927-1936年被处决；五个元帅被处决三个，只剩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列宁建立的首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中仅两人一切“太平”，即列宁和斯大林！
   
   对此，毛尝云：“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56-4-25），这是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的。当然，正式发表时删去了。
   
   当年的我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本来将苏联视为天堂，深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不料竟然如此恐怖，实在大为震撼。
   
   半年后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大学生上街，声援波兰统一工人党哥穆尔卡抗衡苏共。哥氏曾是该党总书记，1948年遭斯大林迫害下台，1951年被关押，直到斯大林呜呼哀哉才出狱。他呼吁进行经济改革和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1956年6月间，当地工人总罢工要求“面包和自由”及苏军撤出波兰，遭国防部长、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派兵镇压）。
   
   应该指出，赫鲁晓夫率先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无疑是划时代的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依然维护苏共的“老子党”地位，此乃其两面性。他亲自飞往华沙，意图阻止哥穆尔卡上台。以致两军对峙，一触即发，引起国际关注。
   
   在此关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当局宣布禁止民众游行，酿成事变。改革派、也曾遭斯大林迫害的纳吉（1896-）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一批曾经鱼肉民众的党员和公安人员被起义者处决。赫鲁晓夫向毛请教对策，据说周恩来乘坐苏军坦克到了布达佩斯，20万苏军长驱直入。11月4日事件平息。纳吉被捕，次年6月16日被处绞刑。（九十年代“苏东波”之后平反，获树碑纪念。）
   
   由此，苏联和社会主义的阴暗面首次大暴露。引发中国知识分子思考。
   
   二，务实的中共“八大”路线：
   
   1956-9-15至27日举行的“八大”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尽管毛举手同意，但他内心仍然坚持抓阶级斗争是首要任务，在这一点上跟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综合平衡的建设方针也不合他的口味。此前毛实行冒进，所以不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曾在送审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但该社论反映刘、周、朱、陈（云）共识，他只好隐而不发。
   
   三，毛蓄意制造小匈牙利事件，夺回主动权。
   
   对于“八大”上的受挫，毛耿耿于怀地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1956-12月对中常委谈话）。此前在10月1日天安门国庆节庆典上说﹐八大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不妥。刘少奇大感意外，说决议已经公布，怎么办？毛未答。
   
   有学者指出，毛刚愎自用，不能容忍忤逆其意，故处心积虑反扑：“毛泽东的的计划是，制造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大'的政治路线。”（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学会理事许全兴的观点，转引自冯治军《刘少奇与毛泽东》，皇福图书，295-298页）
   
   四 A.一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7-1-18-27）隐含杀机
   
   毛在会上谈思想动向时引述清华一学生称：“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又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1-18）
   
   “我看要准备出大事。”“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27）
   
   B.二、三月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引蛇出洞
   
   1）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时为1957-2-27.毛的讲话后来由陈伯达等整理成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于当年6月19日正式发表，之前修改15次，连同毛手写的2000余字的讲话提纲，共16稿。其时反右已开始十几天，人们赫然发现与先前广泛传达的录音大有不同。例如以下一段便是新增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所谓“六条标准”也是原来所无。这“六条标准”即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国际大团结。用于辨别“香花和毒草”，凡有利者属香花，不利者为毒草。这香花毒草根本非法律概念，但打右派却以此为据，其随意性可想而知。
   
   其实毛自己对右派到底有多少也不断在变化。6月29日，他估计“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对《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的批示），7月2日，邓小平称全国8000人，毛7月9日起草的中央通知认同此说。
   
   即使是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也一样语焉不详，据以操作形同儿戏。结果是打右派数十万/上百万。552877这个数字，仅是依据1978年中发55号文件给右派“改正”的基数，内96人不予改正。错划率达99.2783%
   
   2）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毛讲话是3月12日下午5时至6：50.
   
   如同2月27号的讲话，毛舌灿莲花，施展浑身解数号召大鸣大放，帮助中共整风。在场的翻译家傅雷听了感到如醍醐灌顶，佩服得五体投地，迅即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钢琴家傅聪。信中写道：“他（指毛-张注）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1957-3-18致傅聪）
   
   毛的话语权和话语艺术真厉害！傅雷上当受骗了。之后他被打成右派，却坚不认错。文革一来，自知熬不过去，夫妇双双服安眠药自杀。临终把女佣的工钱算得清清楚楚，毫无亏欠。这个如此厚道的学者的命运，使人不胜慨叹！
   
   C.毛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并署日期“五月十五日”，只请“刘、周、朱、陈、彭（真）”看。奇怪的是没有邓。是否邓参与起草？已难查证。利瓦伊汉称：“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833-834页）多数学者表示认同。
   
   该文件“六。一二”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及“各省市委”。黄秋耘的回忆说明，“五。一五”或此前后一两日确是关键日子。
   
   黄秋耘是香港一家药房老板的儿子，很早投身中共，长期担任特工角色，潜伏于国军/伪军中。反右前是《文艺学习》杂志负责人。5月18日晚他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串门，谈话间突然电话铃响，邵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之后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随即匆匆出门开会。时已九点二十分。
   
   后来黄在回忆中写道：
   
   “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风雨年华》）
   
   其实，黄本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毕竟是从香港回去的知识青年，向往自由民主，这是人性所致。后来他受降级处分，若非其特工资历，他也要戴右派帽子。
   
   毛在该文中首次提出“右派”概念，并确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堪称反右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所谓“右派猖狂进攻”明显是无中生有。因为文中提到“人们说：怕钓鱼”。中共历史学家黎澍指出，既然5月中旬为止人们还“怕钓鱼”，可见鸣放中大逆不道之言极少。事实上，“右三帅”都是五月下旬之后才亮相的。
   
   D.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章、罗、储中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章伯钧5-21）
   
   罗隆基提议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5-22）
   
   储安平对“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有意见，把它概括为“党天下”并认为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