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中央政法小组办公会议了解肃反内情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4月08日15:52: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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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受黄克诚委托参加中央政法小组会议，处理涉及中央领导和党的高级干部的材料，看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举报王光美材料上批：“中央各同志传阅，但不要让少奇同志知道，以免造成精神负担”；而胡风问题并不是1955年才搞出来的，早就立案了，对胡风的交往、通信、生活进行了长期严密监控
老高按：前几天我介绍了《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的一章。这里想介绍该书的另一章，即“第十六章 调到北京工作”。 关于这本《历史的回顾》，我前次已经做了介绍： 程光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将军的儿子。这部著作的内容，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父子问答的方式，让邱会作口述从14岁参加革命，到“文革”前夕批罗瑞卿的40年间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 前面介绍的那一章，叙述的是中共夺权之前，红军在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的极为艰难的局势下，刚刚两大主力会师，又发生内部巨大分裂，风云突变，南辕北辙；相比起来，下面要介绍的这一章，是叙述1955年邱会作从中南军区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当副部长。这段时期，可以算中共高层党内、军内难得地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尽管出了“高饶反党联盟”，但对军内冲击不大）。然而，从邱会作的叙述可以看出，平静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实际上也是暗潮汹涌，党内、军内各个山头，都要扩大自己的份额，酝酿着严峻的冲突。没有平静多久，中共八大、八届二中全会，以及彭德怀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等人；随后，又在庐山上爆发了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军权从彭德怀转移到林彪手里。 这段时期，从军队的角度来看，本来应该完成从解放军变为国防军，从不正规的传统军队逐步改造为现代军队、从党的军队（而实际上，当然更糟，是党的领袖的军队）变为国家的军队的转变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夭折了，贻害至今。 第十六章比较长，我今天和明天分两篇刊出。为方便读者，这里将父子两人的情况再贴一遍——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本书作者程光，又名邱承光，1946年生。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我负责的“明镜历史网”，选载了程光《往事回眸》中的一些文章，这两天正刊登的是《我所见到的叶群》，描写十分生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一看：http://www.mingjinglishi.com 调到北京工作 程光，《历史的回顾》第十六章 到总后勤部工作 父：1955年，全国行政区和军队的编制进行了调整，中南军区分为广州和武汉两个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陶铸任政委；陈再道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王任重任政委。这一方案实行前后，对原来那里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一部分人调到了北京。中南军区政委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我任总后副部长兼副政委。 子：我转学到了北京十一学校读书，我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学校和同学，感到很突然。 父：早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想到我要调到总后。1952年10月，黄克诚从湖南省委书记职务上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部长，上任时路过武汉，我正好在那里检查部队学文化，我们不期而遇。长征后期，黄克诚带着红三军团部分精简出来的人到了中央纵队，我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了。黄克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领导职务，他就和军委三科吃、住、行军在一起，我们就熟悉了。长征最后几天我病了，当时对重病号是留下来寄放，名为“潜伏等待革命胜利”，其实就是扔下不管了。黄克诚“舍命”陪了我两天怕我掉队，直到我们被敌人冲散了。我们一别就是十多年没在一起好好说说话，这次见面格外亲切。黄克诚诙谐地说：“我年纪大了，到总后去，在那先为你去占个位子，以我看，总后的主帅你最合适。你一定会来的，跑不掉！”我认为他在对我说鼓励话，根本没当真。 子：那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彭德怀，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后为总参谋长），他说话是算数的。 父：我到总后之前，洪学智已经从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职务上调到总后当副部长。此外，总后领导还有副部长张令彬，副部长兼副政委周纯全。我到的时候，周纯全免去了总后的职务调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我到北京向黄克诚报到，说：“奉黄老之命而来！”他说：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建议是我提的，是我力争，才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同意。这次你到总后可是唱“主角”的，我的精力不在这。为此，任命时我特地向中央和彭总建议，叫你担任副部长兼副政委，还要兼后勤学院院长。眼明的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为我这个部长兼政委管事的。 不久，彭德怀找我去谈了一次，是我担任新职务时他代表中央和组织对我的个人谈话。彭德怀明确了，我在总后协助黄克诚，主管党委日常工作。 那次谈话后，黄克诚召开总后党委会，对我作了简单介绍后说：“我在军委的事多，以后你们要支持老邱主持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们大家的功劳，若是发生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任。” 子：力主你调到北京工作的周恩来没有和你谈？ 父：1955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叫我到他那去谈了很久，他说：1951年我就打算调你来搞工业，但中南军区说你暂时离不开。这几年我听到不少人在打你的主意，就没有考虑动你了。去年中央讨论撤消六大区，我提出调你到公安部，当罗瑞卿的主要助手。没想到这下引起麻烦了，听说你可以动了，陶铸要你到广西去主持省委工作，罗瑞卿抓住你不放。毛主席最后定了，你还是留在军队。黄老向我诉苦说，他既管总参，又管总后，管不过来，一定要把你给他。我支持了他。黄老要把总后的担子放在你的肩上，你挑得起来。 子：这次你重到后勤机关工作，是从哪儿入手？ 父：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总后五年的工作进行了解和分析。 新中国成立时，杨立三奉命重新组建了军委后勤统帅机关，是对我军建设的一大贡献。但是受条件所限，也有一些缺憾。我在总后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深深感到，有三个问题对以后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工作方针有待明确。总后勤部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在组建时就应当明确，但是看不到曾提出过它。军队机关建设，方向方针是首要的，后勤工作很多是同物资打交道，更要有明确的方针，否则就会成为见物不见人的事务主义者。 第二、干部配置老龄化。总后二级部副部长以上清一色是红军干部，处长大部分是红军。在其他的总部或部队里，不少抗战时期的干部已是军以上职务了。总后机关和各级领导班子“老化”，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水平低。总后干部主要成分是老红军和解放后入伍的中学生，中年干部少。有人形象地说“总后有老爷爷和小孙子，缺少能撑起家的儿子”。 第三、规章制度问题。总后组建不久，我军开始全面学习苏联红军，几乎把他们那一套全盘照搬来了。有的条例是从苏军俄文翻译过来就用，它对我军后勤工作的影响很大。 子：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个时期他对总后很关注。1951年12月14日，杨立三为准备召开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在回信中严肃指出：“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其严重……”此后不久，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向毛主席写信揭发了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批示：“军队卫生部，既不问政治，也不认真管理业务，当官做老爷……” 父：毛主席的批评很严肃，但却中肯。由于种种原因，总后在几个军委统帅部门中处于落后状态。那时杨立三重病在身，不能正常工作了，不久去世，他不能负太多的责任。 对1952年“三反”中暴露出来的后勤系统的问题，林彪向中央提出，“要下本钱调一批优秀干部到后勤系统充实为领导骨干”。这一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采纳，选调了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是红军三军团的创建者之一，有“二彭”的称呼（“彭德怀第二”之意），逐步成为红三军团中仅次于彭德怀的代表人物。黄克诚在1945年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历来担任要职。 子：看黄克诚简历，黄克诚向来是带部队的将领，常常独当一面。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出任红十五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红十五军团整编为八路军三四四旅，他任政委，不久旅长徐海东重病，黄克诚担任了旅长兼政委。 父：为了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三四四旅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任师长兼政委，开辟了苏北解放区，并把部队扩大成很大的一支力量。抗战结束，他率领新四军三师征战千里，打进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主要成分，其部队大部分编为东野二纵，小部分编到了六纵，都是东野的主力。解放战争大决战之前，林彪曾重托黄克诚出任东北军区后勤司令员，他加强整顿了东北后勤，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后期，黄克诚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天津解放后任军管会主任，成为我军夺取的第一座大工业城市的领导。黄克诚是我军名将，德高望重，他出任总后部长的影响很大。过去部队里一直说，“不能打仗的，不能耍嘴皮子的（做政治工作）就到后勤去吃饭。”黄克诚到总后任职改变了我军后勤领导干部的形象，后勤机关地位高了。 黄克诚于1953年6月总后党委扩大会议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在肯定了“三反”以后全军后勤工作的若干进步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浪费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严重；二是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问题更多，领导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三是许多供应标准不符合实际，供应的实物很差；四是后勤干部中不安心工作、不团结、闹地位待遇的情况比较普遍，尤以总后机关最为严重。黄克诚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后勤领导和干部中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存在问题。首先是没有明确树立为部队负责、为国家负责的坚定思想。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黄克诚提出“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依我所见，这是我军后勤历史上最有思想性的方针，它既是处理全局和局部关系、执行国家政策和保障部队的需要，也是正确处理后勤内部关系的准则。 子：黄克诚到总后一上任就把工作搞得风风火火。 父：可惜的是，他管总后时间不长，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管军委的事上去了（任军委秘书长），为此，他很快就把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调进总后工作，同时还把希望放在我这个在红军和八路军初期曾担负过后勤工作的干部身上。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调到总后工作的。 肃反运动 子：我们家到北京时，肃反运动在内部已经开始了。 父：我初到北京这个政治“大观园”里，有如“刘姥姥”，官场上的事不太懂，甚至不少“官话”都听不懂。我有个优点是“不耻下问”，我找保卫部有关人员，硬是问了几个小时，把肃反的眉目搞了个大概。 总后的肃反运动将要全面开展的时候，黄克诚叫我到他家里去谈了一次，说：“总后肃反由你主持。我是领导肃反的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但我很忙管不了那么多事。你代表我参加那儿的办公。”他给中央政法委领导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他们。 子：你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很早就认识了。 父：他们很高兴我列席他们的工作，对我非常信任。 我参加政法小组的办公会议，各方面都得益匪浅，最主要是了解了一些内情。由于我是代表黄克诚参加会议，在政法小组的会内会外，甚至彭、陆、罗之间个别说话、处理文件都不避我。我能听到的、看到的，很多是绝对机密。政法小组处理涉及中央领导和党的高级干部的材料比较多，如，周扬的“政治历史问题”、王光美的“特务嫌疑问题”等，我就是在政法小组知道的。我看到毛主席在举报王光美材料上批了“呈中央各同志（写了几个人的名字）传阅，但不要让少奇同志知道，以免造成精神负担。”（大意）我看毛主席这样的态度，以为这些材料会销毁。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把刘少奇、王光美打倒的重要线索之一。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深为毛主席信任，查办这些事、按毛的意思保护了刘少奇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反倒成了“文化大革命”最早被揭露的“反党集团”成员，被打倒了，成了刘少奇的同党。 子：从史料看，肃反运动搞得最凶的是胡风问题。 父：它并不是那年才搞出来的，早就立案了。公安机关对胡风的交往、通信、生活进行了长期严密监控，胡风本人没有察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对胡风问题在政法小组会上反复讲，当成他们工作上的一个重大成果。毛主席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对胡风定性为“反革命”，引发了一场在知识分子中的大清查。现在回想起来，彭真等人当时对形势判断得过于严重，有混淆敌我的失误，并以胡风为突破口，发展成规模浩大的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因为所谓的政治和历史问题人头落了地，判刑关押的更不计其数了。 子：现在胡风案已平反了，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 父：当年彭真等人对胡风问题讲得多，讲得凶，得按他们的意见办呀！ 他们说反革命可以分为社会上的、党政军部门里的、领导机关里的，也就是外层、中层、内层的。肃反的中心任务是清理中层、内层。胡风是披着文学家外衣的反革命头子，钻到我们党的文化领导机关内层来了。党政领导机关越高，清理越要彻底。反革命分子不是少数，是相当一批，反革命可能同我们一起开会、同桌办公，甚至同我们的干部睡在一张床上（夫妻）。 我想，既然主要是搞党政机关中层、内层，作业务工作的总后的问题不会多。总后系统在肃反运动中搞清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没有清出什么人来。这有我们的领导问题，也有总后的客观情况。 子：总后直属机关和院校是军队知识分子最多最集中的单位，各大学、医院、科研院所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父：总后清理中、内层的重点是知识分子队伍，发现了如下情况。 第一，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他们大多数人在国外和港澳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控制比较宽松，知识分子一直和海外保持着联系。 第二，同国民党或敌伪政权有关系。一些人在旧政权供过职，少数人还有国民党的军衔（校官较多，个别为少将），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人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 第三，有特务嫌疑问题。和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人都有发现。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们接收了一批日本统治下的“蒙疆共和国”（“首都”为河北张家口）帝国医学院的学生，其中就有一些日本特务嫌疑。中央公安部和军委保卫部决定对总后干部部干事陈政实行监控，说他是暗藏在日伪蒙疆帝国医学院学生中的特务分子。 对以上问题，我的态度仍和我在华南军区主持“三反”运动时一样，非常谨慎，总后一个现行反革命也没有抓到。有些人对此不满，不断向上反映，我感到压力很大。 1956年1月，在肃反运动将近一年之际，我代表总后党委做了一个总结。黄克诚听取了它，很赞赏。他说：总后直属单位清理工作做得很好。成绩之一是，对肃反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教育，大家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之二是，整理了不少材料，对今后会起很大的作用；之三是，没有抓人。邱会作同志提出，“肃反是一个细致的长期工作，不能像打苍蝇一样可以随便打”，还说“宁可抓不到一个反革命，也不要抓十个假反革命。抓了不真实的反革命，是伤害了自己，帮助了敌人。”这个想法和我是一样的。总后在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的核心问题就在这：总后没有抓一个假反革命就是最大的成绩！ 黄克诚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是一笔财富，建设现代化后勤离不开他们。对他们复杂的海内外关系怎么处理？我们目前还没有经验，有待于研究。我今天向你们提出一个基本政策：知识分子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好人，就是革命的，就要信任和使用。因为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复杂关系就不信任，就不大胆使用，是错误的，那样我们军队的后勤永远现代化不了。 子：在全国都在抓大大小小“胡风分子”的风潮中，黄克诚这样头脑冷静很不容易，和彭真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父：黄克诚不仅在政策上有独到的见解，还针对机关中的几个清查对象说：“肃反运动今天只是总结，并不是结束。你们提出的一些人，例如，眼科主任张某、政治部干事陈某等，都要向总政报告，请示处理办法，我们是不能做主的。”我心领神会，明白黄克诚的意思，他不想整那几个人，要我把问题上交，推给总政，让他们去处理。我按照黄克诚的意思办了。 离职学习 子：你到总后工作了才两年多，就去学习了。 父：这次我又回到后勤岗位上，很是感慨，此时后勤工作和我原来在红军和八路军作的是不同的，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不同。那时我军是就地取材、由人民群众直接支援，百万民工跟在大军后面用小车把我们“推”向胜利。而现代战争是依靠远距离补给，朝鲜战争是我军第一次尝试，洪学智是亲身经历者和领导者。1956年春节时我们俩一起去向彭德怀拜年，我向彭总提出：“老洪应主持总后工作。后勤主要靠平时抓紧，才能打好基础建设好。”彭德怀很注意我的话，叫我仔细说了我的想法和道理。他听得很认真，边听边点头。彭德怀是个爽快人，当即说：“我同意老邱的意见。待我和黄瞎子（黄克诚）商量一下就定下来。” 子：洪学智主持总后工作，你的担子就轻了。 父：周恩来把几年前要调我到国务院的建议又提了出来。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商量，要我出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参与统管全国经济工作。但没想到我不想“当官”想学习，请他们把我的个人意见转达给党中央。应我的恳求，我先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后来我到苏联短期进修，再转到新成立的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我不想到国家经委的原因，除了嘴巴上说的“想学习”以外，实际上是不想离开军队。 我在彭德怀、黄克诚领导军委时期在总后工作近两年，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是筹备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1956年初，总后酝酿召开首届党代表大会，黄克诚叫我负责筹备。准备好了，我请黄克诚审定总后党委的工作报告，他很满意，说：“这段时间党委工作是你在主持，由你代表总后党委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1956年5月1日，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开幕了。我代表党委做了题为《加强领导、为加速后勤建设而斗争》的工作报告。黄克诚在大会上以《发扬优良传统、学习新鲜事物》为题发表了讲话。总后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结束不久，我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去了。半年之后，我到周恩来家里去看他，并检讨说自己在工作上没有听他的安排到国家经委去。他说：“你想学习是正当的要求。何况，我批准你去学习，也是经过权衡的，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我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这次学习偏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过去经常学习的革命斗争理论相比，更符合学员的需要。在苏联进修期间，我学习的是“战争动员”。 子：这是作什么的？ 父：研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国家是如何从和平时期迅速转为战争状态。我访问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了早就向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学习“战争动员”时，我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也许是终生也用不上的学问。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居然担负起了中国的全民“战争动员”，即“准备打仗”的工作。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敌人居然就是那个我们曾以为是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友、并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战争动员”的苏联“老大哥”。 子：听你说起来这些，还感到历史有时非常具有戏剧性。 父：从苏联回国后我到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了现代军事基础理论，并注重于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还全面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一安排非常受我们这样学员的欢迎。 在离职学习期间，我的职务还保留，还算总后副部长兼副政委，我对洪学智主持总后工作的二年多也了解。可以说，那是总后勤部平稳发展的时期。 五十年代中后期，军内还没有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是搞建设的好时期，这给洪学智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环境。洪学智是扎实肯干的人，他有能力领导好我军的后勤。他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有三个： 第一、中央、中央军委更重视后勤建设了。抗美援朝是我军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直接作战的大规模战争，实战充分显示出了后勤保障对现代战争的重要作用。志愿军后勤工作非常出色，上上下下都满意。彭德怀说：“志愿军的胜利靠的是两个‘麻子’（高岗、洪学智）。”这种说法不严肃，但从另一个方面却说明了洪学智的功劳。 子：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领袖人物。彭德怀不以地位取人，能根据工作成绩把洪学智和高岗相提并论。 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不久，聂荣臻代总参谋长说：“我们真正懂得后勤工作的重要，始于抗美援朝战争。”由于中央的重视，特别是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黄克诚等中央和军委领导都重视后勤建设，而这种重视又是从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得来的，就更难得了。 第二、后勤现代化建设已经有了些经验。抗美援朝中我军后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后勤供应、远程运输、防空、物资储存和战地勤务指挥等。志愿军后勤对组织现代战争的经验极为丰富，可以说，除了他们那批人，以前我军谁也没有这样的实践。 第三、总后增加了一大批新干部。志愿军后勤从各部队选调和补充了一大批干部，又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了志愿军后勤，他们和全军其他大单位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年龄大小是持平的。特别是全国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了，而这些人在战争中得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和业务上的锻炼。他们后来多数都到了总后，成为我军后勤建设的骨干。洪学智在任时，这些人得到了重用。后来我在任时，仍对这些人重用，丝毫没有因为“彭黄问题”冷落他们。志愿军后勤的领导骨干王希克、戴金川、张明远、罗文、杨恬等人是受我器重和信任的人，他们在后来的中印反击战、抗美援越等战争实战中又得到了锻炼，更加成熟了。 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和造反派斗争的几位全都提升为总后副部长、副政委。 父：这里有当时特定的政治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我是从未来战争的大局着想的。“九一三”以后，这些人被打了下去，说成是我的“死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与我没有太大牵连的罗文、杨恬等人也没得到应有的使用。 洪学智主持总后工作的后期，遇到了1958年全国大跃进。后勤工作受影响，搞了一些浮夸和华而不实的东西，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一些麻烦和困难。洪学智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不能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是党的路线错误造成的那种局面。在我担任总后勤部长的后期，正好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和内乱给总后以很大的冲击，给后勤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和困难，我要负相当的责任，但同样也不能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也是党的路线错误所造成的。当时无论在哪个位置上的哪位领导干部，凭个人是改变不了国家和自己部门里那种状况的。（本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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