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的性格:一条被“阉割”的“口欲期固结”的龙, | |
| 送交者: signal 2012年05月09日01:40:3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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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性格:一条被“阉割”的具有口欲期灵魂的龙, 中华民族的性格缺陷-----“口欲期固结”。 “口欲期”是指一岁前儿童处于一种完全不自立的状态,依赖母亲或其他养育者生活。他基本没有行动能力,“口是他生活的中心和兴趣的中心。吃奶是用口,饥饿或者不舒服的时候,用口哭叫;愤怒的时候,用口咬母亲的乳头,抓到东西都往嘴里塞,这是他的惟一认识手段。” 在一岁多,儿童就逐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时儿童行动能力出现、也是儿童学习自我控制的时期,儿童自我意志和个性第一次张扬,儿童常会反抗父母,教育心理学上称之为“第一反抗期”。如果这时父母对儿童的自主行为压抑过多,则儿童会退回到“口欲期”,因为害怕受批评,他们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这个影响会延续到他的一生,精神分析学称此现象为“口欲期固结”。 这类人会有一些表现,他们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但心理上仍然还有儿童的心理。在早期成长中获得的爱和关怀太少,人格发展受到基本焦虑影响过多,对外部世界产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具体的表现有好吃喝、好言语攻击、生命力压抑等。从群体看,口欲期固结则表现为贪吃、性压抑、暴政顺民和窝里斗等等。 不得不承认,把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人定义为心理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这不仅会让爱面子的中国人感到难堪和恼火,更会让任何一个稍具“民族自豪感”的人觉得难以接受。然而细读下去,这些“症状”恰都是我们和周围人习以为常的,我们的行为、言论仿佛都是症状的表现 中国文化过分地压抑个性,又使得多数儿童在肛欲期受到了压抑。因此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有些口欲期固结,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性格明显有口欲期性格的特点。 中国自秦朝以来,长期是高度专制的社会。 专制帝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提倡一种被歪曲的儒教,格外强调忠孝。 而且帝王和各级统治者被比喻为民众的父母,要求民众绝对服从。这样的社会文化渗透的结果,就是从儿童开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为、独立自主意愿被严重压制 不压抑性,其他的压抑就难于入手。专制统治者本能地希望文化是性压抑的,是民众更像被阉割的牛马,没有自己的欲求,老老实实地做工。在两千多年被奴役的历史中,我们不幸被当作牛马,从而也带上了牛马的习性 无论是来自帝王家的性压抑、来自被压抑者自己的“防御机制”—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还是奴隶、太监、小妾般的爱的缺乏,最终被归结到一个意象,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意象:被阉割的龙。 在对民族性分析的过程中,从集体潜意识中找到答案, 事实是:集蛇的灵性、鹿的智慧、鱼的生命力和虎的威严于一身的龙,正象征着“勤劳勇敢”“生命力旺盛”“强大”这些我们早已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符号,而不论是这条龙还是这个民族,面前都还有着太长的复兴之路需要走,太多的课需要补,我们还背负着“丑陋”“七宗罪”这样沉重的担子。 根本的原因不是“体制”,不是“环境”甚至不是“经济”,恰恰是我们的“国民性”:我们是一条被“阉割”的龙,基本生命力遭到了压抑和损害,没有爱的能力,充满焦虑、恐惧和虚无感,沉浸在“太监文化”和“家畜性”中不能自拔 “中国龙”被阉割的过程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循序渐进的,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会通过遗传、社会文化、历史事件等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并通过特定的事件和现象表现出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人从心理健康向病态的转折点。没有制约的皇权借助法家思想,以独裁统治的形式开始泛滥中国。绝对化的权力结合了人们逃避自由的天性,形成了“命令、服从和责任免除(日本作家田中芳树语)”的政治,导致人的独立性下降,丧失主见和自由意志。 他们会开始对皇帝搞个人崇拜,因为他们需要皇帝做一个强者,皇帝越强,他们就会感到越安全。这种心理障碍和被虐狂的心理有相似之处,被虐狂欣赏那些虐待者,他们把虐待者的残忍看作有力量的表现,而这力量正是受虐者也希望能具有但是又不敢有的。 夫差输给勾践,项羽输给刘邦,对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来说这是不幸的事情,因为勾践刘邦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而中国人学会了没有规矩,开始允许自己道德堕落,我们可以说勾践刘邦和中国当时的‘时代精神’更为符合,但是时代精神未必是美的,未必是更健康的文化,那种功利主义的时代精神是对人性发展有害无益的。项羽死了,这本无关紧要,但是项羽所代表的精神死了,贵族精神的没落和奴性的不断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刚勇血性丧失过程的开始。随后的中国也曾经强大过,但那是独裁者的强大,不是民族人性的强大。岳飞被害死了,白娘子被压在塔下,血性和正气、创造力和生命力都被压抑了。 这才有了水浒传中被压在地穴中的一百零八道黑气,有了“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的呼喊。“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行侠仗义发展成了“屠得九百万,便为雄中雄”的暴力滥用。虽然这种暴虐依然可以证明某些未泯的刚性,但毕竟已是匹夫之勇、强弩之末:强者才懂得慈悲,弱者只会残忍。 到了清代,对汉人的屠杀、文字狱和编订《四库全书》等“工作”,终于造成了内画鼻烟壶、细腻精巧的玉雕和一家独大的考据训诂,高贵的满人从强悍的八旗兵堕落成猪栏理想般的无能,汉人更是一再地被压抑和限制,于是中国人的心灵便小到了能装到鼻烟壶里的地步。 而这种压抑和折磨,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中依然不断地继续继续再继续着。自以为“造反有理”的小将们,其实也正是在一种“造龙运动”的狂信中迷失于破坏和毁灭的洪流,本可以用于创造的利比多,完全被用在了斗争中。这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和生命力的丧失,导致即便是《英雄》这样的“大片”,也还是有了“残剑”这种深受阉割的“正面人物”和对秦皇“武装竞选”的默许乃至崇拜。以至于有网友在评论时写到:真希望有个人统治我们,不再有战争。用作者的话来说,这叫“为天下慷慨就宫”。 民主不是下放得来的,一定是需要自己争取的。“要想让政府越来越民主,民众也要先有民主意识才行。民众必须从自己开始,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切实证明自己真的想要民主,证明自己真的能够不错用滥用民主。 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还牵涉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人的尊严。如果我们可以满足于一种动物似的生活,我们没有必要去争取人的尊严。也就是说,倘若经过权衡,追求这种尊严的结果不是秦始皇时代那么极端(掉脑袋),而仅仅是为了这种尊严丧失一部分低级需要(例如金钱美女),这种“不合算”的买卖要怎么权衡?我们到底要不要尊严?我们要尊严还是要利益?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就这样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倘若我们真的需要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则必然要放弃。这不是简单的“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找回失落的勇气、重建健康向上的心态的问题。 作狷。孔子所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的狷。 只要外在的某种威胁不能消除,那么绝对的狷将是不可行的,例如纳粹士兵就基本没有拒绝屠杀犹太人的自由。在作者看来自由和责任是相对应的,“不该做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做;万一只能做,也尽量少做一些。”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当我们吃得饱饭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可以不作,例如杀人越货、坑蒙拐骗;当我们有个住处时,又有些事情可以不作,例如吹牛拍马、阳奉阴违;可能别人会因此有汽车、别墅,而你没有,却绝不会影响到你的基本生存。这时候有所不为,危险不大,只是不能满足贪心罢了。 另一个问题就接踵而至:倘若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作狷,而是不愿意作狷的大多数人对少数狷进行了逆向淘汰,那么狷应该怎么办? 例如一个血汗工厂只有三五个人罢工,显然是不能动摇厂主的黑心的。所以作为政治手段,狷需要一个不太残酷的政府,以及一场足以发动民众的启蒙运动;但在一些小事上,例如做假冒伪劣产品、吃果子狸、枪手替考这样的事情,没有强大的外在威胁,我们是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去选择做的。这就回到了上一个问题:我们要尊严还是要利益? 无疑地,作狷不仅面对的是失去利益的损失,还会面对多数人的影响:少了你,地球也照样转。 记住:要做个真正的人,有许多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 -----你有把枪口抬高 来自朱建军的《心灵的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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