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为救国大业，先卖国筹款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6月26日15:50:57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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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四位朋友兼战友的四次决裂，分别堵死了四条可能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无论是章太炎的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的议会道路，或是黄兴的法制道路，亦或陈炯明的联邦制，都有可能把中国带出黑暗，但都败于孙中山的革命
老高按：去年8月的一天，坐冯胜平开的车，一同从新泽西前往华盛顿听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为何必然分裂解体等问题的演讲，但路上我俩的话题与此无关，集中在即将到来的辛亥百年。对历史极其上瘾、如数家珍的冯胜平，滔滔不绝地阐述了对孙中山的思考，相当系统，又相当简明，于是刚刚参与编辑《新史記》杂志的我，灵机一动：你何不将你刚才讲的记录下来，给《新史記》？ 他有点犹豫：“这写下来、登出来，会有价值？”经我劝说，旅行之后没多久，冯胜平就发来了他的文章，见下。 冯胜平文章，锋芒如此尖锐，肯定会引发质疑和抨击。但据我所知，他的文字言必有据，只是因为篇幅所限，没有一一注明出处而已。 冯文在《新史記》杂志刊发后，已登在明镜历史网（www.mingjinglishi.com）和明镜网（city.mirrorbooks.com）等网站，而后被若干网站转载。现我转贴在这里，给万维的各位博客和读者立起一个“靶子”，供评头品足，切磋质疑。 也巧，就在昨天，读到中国大陆学者信力建的一篇短文《孙中山如何“为救国而卖国”筹借外款》，所提供的信息，可作佐证。 藉此机会，也向大家报告，《新史記》杂志的电子版已经制作完毕，供有兴趣者订阅。有关信息，放在最后。 孙中山：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冯胜平，《新史記》第4期 孙中山是一个处于历史盲点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的国父，又是共产党推崇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还是海外侨界和民运团体，都在纪念这位据说是推翻了帝制的伟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读。结束满清帝制的真正功臣，不是孙中山，而是手握重兵、控制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没有袁世凯的逼宫和清室优待条例，清室不可能和平退位。辛亥革命之成功，不在于推翻满清，而在于和平结束帝制。1911年满清的退位，是当时中国政治家——袁世凯、孙中山、立宪派和满清贵族——合作促成的一个经典杰作。它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借用一句毛泽东的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中国，一个王朝“生的伟大”不难，“死的光荣”则几乎绝无仅有。满清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光荣退休的王朝。 遗憾的是，失去总统权位的孙中山，心理严重失衡，逐渐退出了这一合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勤于破坏，拙于建设。二次革命以来，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其根源无不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有关。 革命、女人、读书 孙中山曾对他的日本友人犬养毅说，生平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是读书。我们不妨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看孙中山的人生轨迹。 1，革命 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百年动乱的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的始作俑者。革命是孙中山的最爱，也是近代中国一系列悲剧的根源。正如权力使人腐化一样，革命使人堕落。如果说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拜物教的追随者。为夺取最高权力，孙中山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日本、德国、苏联的金钱，把中国一次又一次地推入内战的血海。辛亥之前，他接受日本政府津贴，游走于英、法、美政府之间，以东北、新疆、西藏、外蒙领土为条件，试图换取列强支持。不果。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主动与日本政府签订十一条（原件为普大教授Jason于1986年在日本档案中发现），是为二十一条之源本。为此，孙得到日本军部140万日元资助。1917年，孙通过留英学生曹亚伯从德国政府拿到200万鹰洋，在广州建立政府，向支持英法的段祺瑞政府宣战。又不果。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大使越飞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放弃中国对外蒙和中东路的权益，换取苏俄三千万卢布援助，遂有以后的黄埔建军和北伐。正如梁启超所说：“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值得注意的是，苏俄花费巨款，支持孙中山革命，其目的并非促成中国进步，而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维辛斯基）。同样，许多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也并非真正把他当做朋友，“彼等虽是一批废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犬养毅） 读史人知道，百年前中国的状况是国脉如丝，列强环伺，瓜分迫在眉睫，亡国危在旦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发起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锲而不舍，努力卖国，集数十年之努力，终于成功。 2，女人 孙中山的确爱女人，而且是一种博爱。孙中山一生爱过的女人的总数已不可考，但有名的有七位，夫人卢慕贞，夫人陈粹芳，夫人宋庆龄，宋蔼龄，梅子，浅田春和大月薰。英雄爱美女，这本身无可非议。路德名言：一个人如果不爱诗词、美酒和女人，他就终生是个大傻瓜。美女爱英雄，也是人之常情，尤其对那些有国母情结的女人更是如此。问题在于，国父也好，国母也罢，都应遵守人类的基本伦常。人家已有妻室，就不该取而代之；朋友女儿还未成年，自己又居住其家，受人恩惠，就不该强求新欢，更不该对博爱的后果不负责任。 3，读书 没有证据表明孙中山是一个好学生。他的三民主义是对林肯三民主义的拙劣抄袭，《伦敦蒙难记》更是毫无文采，纯属政治煽情之作。孙中山真正的一篇好文，是上李鸿章书（1894），那时的孙中山还在梦想走体制内的仕途。可惜李中堂老眼昏花，不识英雄，遂使大清少了一个忠臣，中国多了一次劫难。孙中山一生以“博士”自居，其实并无博士学位。国民党正史声称孙中山天资聪明，考试成绩优异，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确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是一所没有注册、不被港英政府承认的野鸡大学，他班上一共只有两名学生——孙中山和江英华。 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孙中山对中国的最大伤害，不是他的卖国，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对女人的博爱，而是他与四个朋友的决裂。这四个朋友分别是：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 1909年，章太炎为反对孙中山专制独裁退出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孙中山公开指斥章太炎为满清暗探，并指使蒋介石于辛亥革命后暗杀章太炎的好友、光复会二号人物陶成章。 1912年，孙中山与热衷政党政治、组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进步党进行议会斗争的宋教仁分道扬镳。据当时报刊记载，为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孙宋关系恶劣，势同水火。鉴于孙宋的历史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领袖地位，有理由相信宋教仁被刺案的主谋不是赵秉钧而是孙中山。 1913年宋教仁被刺，黄兴力主法律解决宋案，孙中山则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指责黄兴指挥无能，强行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模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终于迫使黄兴远走美国。 1922年，孙中山与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实力派军人、黄花岗起义暴动队长陈炯明决裂，兵戎相见。孙中山希望统一中国，不惜以国家领土权益为交换，陈炯明则效彷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俄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四次决裂，分别堵死了四条可能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无论是章太炎的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的议会道路，或是黄兴的法制道路，亦或陈炯明的联邦制，都有可能把中国带出黑暗，但它们都败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证明，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孙中山的胜利，是中国的失败。 不是没有好人，也不是没有好路。但好人总是失败，好路总是走不通。 革命是中国的劫数，中国在劫难逃。  孙中山是一位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如何“为救国而卖国”筹借外款 信力建，网易博客 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其《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有云：“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那么，孙中山所以对债权人的许诺那么鲁莽大胆甚至丧失原则的原因何在？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从他们那里筹借到自己进行革命的金钱。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志在救亡反清，所以，虽然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硝烟未散，孙中山还是多次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援助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后者认为孙中山太年轻，难以成大事，未明确表示支持。有史家认为：“当时中日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是敌国，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起义，攻打本国政府，显然有损民族利益。”（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27页）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但担心压制中国革命派对日本扩张势力不利，乃捐献给孙中山5000元，事为章太炎、张继等人知道后，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同盟会几为此分裂。（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397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转赴巴黎，其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此前数年，孙中山与法国驻华人员即有机密往还，并曾派人陪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考察。但因为法国政府内阁改组，借钱的事就黄了。有史家怀疑，孙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资本家”，就是法国政府自己。（《晚清七十年》，622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军费开支浩大，而且需用甚急，因各省独立，不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致使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一笔钱也没借到。因北伐紧迫，财源枯竭，孙、黄迫不得已以汉冶萍铁矿为抵押向日商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3000万，中日各半合营，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此事泄露，舆论大哗，参议院议员质询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反对此议，辞去实业部长。汉冶萍借款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正式取消。 日人还乘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在与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的会谈中，孙文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森恪在会谈当天下午6时还发出一封经过孙文、胡汉民修改的致日本有关人士的特急电报，内称：“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此事一波三折，最后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没有办成。原因是：“按照日本军部的扩张主义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而无须以金钱收买。”（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268、269、265、671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孙中山南下护法前因财政支绌，一时不能解决，上海的犹太人哈同得知后，捐给孙中山五麻袋钞票，孙命吴景濂、林森管理财务，遂得以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另有史料披露，当年6月，北京政府内部因对德参战意见不合，孙中山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德国政府为了利用孙中山政治影响，密赠孙中山200万元。（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载《中国国民党建党80周年纪念》）。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en）呈国务院报告称：“据广东都军陈炳报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150万银元。孙以50万元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30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驻外领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893.00／2707号，载韦慕庭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上史料，一说是200万元，一说是150万元，数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档案、史料才能确证。征诸当时的情况，很难说此事是捕风捉影。 与孙中山南下护法的同时，北京段祺瑞政府却因日本人的支持，大举借款，扩充实力，图谋打败南方“军政府”，武力统一中国。自1917年1月至1918年9月，段政府向日本银行借款八笔，总计日金1.45亿元，这就是民初历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痛定思痛，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没有外国势力财力上的援助，难以成功，因此做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广东，他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李敖评价孙中山这种对外借款方式是“为救国而卖国”，是不是这样，看了这些材料，不难有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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