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分之三世纪后重谈有关七七事变的话题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7月06日16:37:18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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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中国遭到某国（例如俄国或者美国）大军压境，国内某地（例如河南或安徽）有一支几万人的割据武装，声称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夺天下。当局的力量又无法两面同时作战，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是先御外侮，还是先平内乱？
◆高伐林 又到“七七”——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纪念日。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一名日本士兵“失踪”，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钟后，这个士兵自行归队，但日军大队长仍下达命令，攻击宛平城。此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50分…… “卢沟桥事变”启动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 75年了！这一事件本身已经为国人耳熟能详，无须我多饶舌。但有一些相关的史实，此前我的博客文章中也有所提及，似乎还有必要重新引起注意。
1937年8月21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抗日的中国士兵的报道。编辑用一张静待出击的普通士兵肖像作封面：粗糙的脸庞、坚毅的眼神即使在75年后的今天仍能让人热血澎湃。（网络照片，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当时面临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争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在内乱不已、外患日急的局势下，蒋介石决定“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曾评论说：“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的矛盾，是我们理解晚清、民国的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的动荡。每次国内政治动荡，也都引得列强（全部或某一个）垂涎，伺机伸手。 “先安内，后攘外”“安内才能攘外”，蒋介石这一方略，也受到中共和当时国内民主人士的尖锐抨击，至今也被人们鄙弃再三。但不容否认的是，许多人潜意识中，其实是认同这一思路的。记得一年前本坛有一位前博客信济曾经声称：“我要是和他（高伐林）同生于抗战年代，无论在国军一脉还是共军一脉，都会设法把他毙了，无论多少糊涂人为他说好话。”他这个思路，岂不正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英雄所见略同？ 张学良说过，他和蒋介石的分歧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蒋“安内攘外”政策，是先内后外，以剿共安内，谋中国之统一，进而抗日御侮。张学良本来赞成这套方略，但后来发生变化，认为应先外后内，以联共安内，谋中国之统一，须先抗日御侮。 “安内才能攘外”，这是蒋介石（还有汪精卫等人）从明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外有满清，处置失当导致灭亡引出的教训。这个方针受到了无数抨击。但笔者曾请教北京一位中共党史老专家：如果今天中国遭到某国（例如俄国或者美国）大军压境，国内某地（例如河南或安徽）有一支几万人的割据武装，声称其目的就是要反上北京夺天下。当局的力量又无法两面同时作战，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是先御外侮，还是先平内乱？ 此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当然先平内乱！对外侮，有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有各种国际组织可以申诉、调停和制裁；还可以争取其它国家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施压钳制侵犯国……而对暴力内乱的处置，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不赶紧平靖，反对运动就会扩展到全国各地。 看来，对蒋介石“安内才能攘外”，我们也应该从中华民族全局的视野来重新评价。 两个傀儡政权，哪个更危险？ 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抨击“安内才能攘外”，主要原因，不外乎因为国内造反的是中共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是代表进步的力量。 “安内才能攘外”的“安内”，其实含义相当广泛，包括要“安”各地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其中相当主要的，是指红军割据。 1931年9月18日，日寇占领东三省，然后将溥仪弄去，扶植出来一个“满洲国”，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首都在吉林省的长春；而在此之前，苏联扶植出来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的国名，就深深打下苏联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这个日子，就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日子。首都暂定为江西省的瑞金。这个政权的“中央政府”颁布了宪法，发行了货币，设计了国旗，其控制区域称为“苏区”，其唯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其经费大部分由共产国际供给，主要领导人由共产国际指定，军队也归共产国际派来的几位洋顾问指挥…… “满洲国”是傀儡政权，当无疑问；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查遍各种辞典的“傀儡”一辞，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符合“傀儡政权”的定义，可谓名实相副，应该不会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吧？ 这个苏联一手策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怪胎，恰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50天成立。当时日寇正忙着侵占东北全境，大批东北难民涌进关内，举国激愤，蒋介石政权则捉襟見肘，乱作一团。比“满洲国”更抢先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算不算趁火打劫？ 还要指出的是，“满洲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两个傀儡政权，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讲，一在天边，一在眼前：“满洲国”远在东北，辛亥革命之后，还有不少国民视之为“化外之地”，甚至并不认为其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孙中山在与日本的密约中也曾将之视为可以拿出去交换的筹码）；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同了，离民国政府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所在，不过数百公里，即便没有飞机、坦克、战车，急行军三四天也可“兵临城下”，这难道不比占领东北、进窥华北的日寇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 斯大林“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 历史学家、中共党史专家金冲及说过：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可惜他囿于党性原则和意识形态，谈到“帝国主义”时，是将苏联排除在外的！ 苏联是一直到自己感受到日本的压力，处于东西两面受敌的险境之际，才惊觉到不能再支持中共来挑战蒋介石政府、使中国陷于内战而削弱实力的。斯大林改弦更张，转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袖，率领全中国抗击日本，痛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中国的危局，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斯大林当然并不是白求恩，要对中国讲国际主义。他的着眼点，只是苏联自己的安危。但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中国因而受惠，得到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抗战初起之际，中国的空军就在艰苦卓绝的淞沪抗战中损失殆尽，苏联的空军志愿军，对于遏制日军夺取制空权，起到了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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