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惻隱之心——王東海在文革武鬥中的故事》

                作者：陳樹慶 文章來源：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網刊】 

                       一、攻打蕭山

    1967年7月初，天氣最熱，駐杭州的上鐵第四工程段工人武衛隊隊長王東海接到所屬造反派組織“鐵聯指”頭頭謝志明通知：與杭州鐵路分局革委會常委、杭州車輛段革委會主任、段長姚達德一起到省軍區開會。

    到了省軍區作戰室，南面坐着的一律是二十軍、空五軍的軍人，北面坐着的全部是“省聯總”造反派大小頭目。

     “首長到！”一聲吆喝，軍人都很整齊的嘩一下就起立了，而造反派是稀里嘩啦地陸陸續續站了起來。進來的是會議主持人：南萍（駐杭野戰第二十軍司令，浙江省革委會主任）、陳勵耘（駐杭空五軍司令，省革委會付主任）、張永生（美院學生，“省聯總”造反派的一把手，省革委會副主任）、謝志明等人。

    南萍大聲說：“現在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浙江省革委會打報告給中央，我們的火車在路過蕭山和諸暨路段時，經常遭到攔截，甚至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時還發生過對主席的專列開槍。為了保衛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成果，為了保衛偉大領袖馬主席，我們決定採取文攻武衛，特向中央請示。毛主席已經做出批示：照辦”。現任命張永生為總指揮，謝志明為副總指揮。

    接着，一軍人就在作戰室中間的沙盤，向大家介紹了蕭山地區的地形狀況、飛機也進行了航拍，“紅暴”的力量分布圖以及他們可能退守的山區道路。當時整個錢塘江南岸，除了蕭棉（後改成杭二棉）為“省聯總”造反派頑強據守外，已經全部被“紅暴”占領。

    省聯總的進攻分三路：鐵路、公路、水路。由鐵路進攻的任務自然落到了杭州鐵路段造反派身上，公路進攻由杭州鋼鐵廠負責，水路由郭志松帶領錢江航運公司的造反派負責，包括浙建在內的其他單位造反派戰鬥骨幹，就被充實到公路和水路的進攻力量上。

    開始進攻前，將進攻造反派五花八門的的武器全部換成統一制式軍用裝備，還配有小鋼炮，一式穿着剛領出來的“勞動布（象現在的牛仔服布料）”工作服。解放軍押後，說好一旦聯總進攻受阻而無法取得進展，或者死傷太重，就換成正式軍人（已經摘下領章、帽徽）上。

    當時，進攻總指揮部、解放軍戰時急救隊和前方醫院都隨鐵路走，任命王東海為警衛隊（人員編制為一個排）負責人。給東海配有鐵路裝甲車一輛，由他坐在上面，帶領一半警衛隊員前面開路，並用鐵路步話機（對講機）隨時向指揮專列報告先行的路況及遇到的戰情。

    傍晚巨大的雲山，壓在錢塘江的上空，映着斜陽，火的形象，金色耀眼，一陣風吹來，也映得江面波浪閃光刺目，更加襯托出對岸（南岸）大地的黝黑廣袤、靜靜的懨懨欲睡，戰前的寧靜更讓絕大多數沒有實戰經驗、正在整裝待戰的“省聯總”造反派指戰員們說不出到底是恐懼、興奮、還是悲哀……。

     “噹！噹！噹！噹！……”能夠感覺對方重機槍從高塔打到所坐裝甲車甲板上的碰撞聲。東海是懂鐵路的，他不怕對手機關槍向他們掃，甚至也不怕對方小鋼炮（實際上對方沒有），最怕的是對方把鐵路炸了或撬了，由於裝甲車速度太快，在鐵路上慣性衝力也大，一旦一翻車，後果很可能是全車十七、八個人都要死光光。

    晚上十點多進攻就已經打響，指揮部與軍醫專列在晚上十一點過錢塘江大橋。東海的裝甲車在前面開路，一直衝到蕭山火車站，此時指揮部命令停車，他一個緊急剎車，但裝甲車還是往前衝了幾十米，只好慢慢地倒回來。當時蕭山站已經被聯總占領和有效控制，並以此為基點向整個蕭山城廂鎮展開攻勢。

    站台上到處是呻吟的傷員，軍醫列車一停穩，軍醫們馬上就前去診斷，輕傷員就地先行包紮等待，重傷員採取一些急救與防護措施後抬上列車，準備返回杭州動手術。

    進攻蕭山時，打背靠西山的蕭山縣委招待所的戰鬥最為艱難，雖然西山已經攻占，可以對招待所包抄俯射，這邊又組織了一波波正面進攻。沖在最前面的是一批從金華趕來的“學生兵”，非常勇敢，叫“金華三師”，還一度衝進了招待所，控制了一樓。但從大門押俘虜出來時，許多人被從樓上窗戶里射出的子彈打死。

    當時據守在那裡的“紅暴”首領叫王寶珍，據說她手中的半自動步槍是幾年前毛主席親自給她授槍的，毛澤東的七絕《為女民兵題照》“颯爽英姿五尺槍，霞光初照練兵場。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據說就是專門為她題寫的，與當時電影《海霞》主角的原型浙江“洞頭先鋒女子民兵連”連長汪月霞齊名，1960年4月23日與洞頭的汪月霞一起被推薦參加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民兵代表大會”，受到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的接見。王寶珍固然厲害，只要她一舉槍，就有沖在前面的“省聯總”隊員倒地，而且都是頭部中槍；王寶珍的手下清一色的娘子軍，也個個身手了得，所以主攻縣委招待所的杭州鋼鐵廠造反派死傷慘重。

    最後沒有辦法，只好由杭鋼的聯總成員用小鋼炮轟。只見架在站台上的數門小鋼炮口竄出閃光、震耳欲聾的“咚、咚、咚……”幾聲巨響，一會兒也從遠處傳來了沉悶的“隆、隆、隆……”聲，但並沒有見到前面炮彈爆炸。大家都覺得很奇怪，這時有人說可能把炮打到西山後面去了。

    調整炮位後重新開炮“咚——嘣！”炮彈竟然就在很近的站台邊炸開了，衝擊波都把東海幾乎推倒，一時間大家四散逃開。等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再次開炮，總算看到招待所里冒出火光、隨後大家沖了進去，俘獲了裡面的據守人員。

    當時天已經蒙蒙亮了，大家在橫隔當中的小河這邊觀戰，只見聯總隊員過橋衝進去時，從招待所的一個角落裡突然竄出一個人來，那邊有三個聯總隊員馬上折返追了過來，這人縱身跳入河裡往這邊游，到岸時，這邊過去三個聯總隊員，手中都握着半自動步槍，用槍刺往他身上猛戳，他只好往回遊，就在對岸被活活地被刺死在水邊。

    杭鋼聯總成員見自己的弟兄死傷重重，恨死了王寶珍，就用槍刺要去捅死她報仇。這時有人說，王寶珍是毛主席接見過的人，不能殺。突然，公安部門造反派組成的“先鋒中隊”幾個成員就撲上去用身體壓倒並護住了王寶珍，說她是重要人物，一定掌握着許多重要情報要押回去審理查明，需要留活口。即便如此，王寶珍大腿、胳膊甚至胸部還是被戳了好幾刺刀。【1988年3月的一天，江華去蕭山市(今杭州市蕭山區)紅山農場訪問，午飯時，他對陪同的杭州和蕭山領導說：“蕭山杭州第二棉紡廠有一位勞動模範、女民兵，叫王寶珍，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聽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致殘，不知她現在情況怎麼樣了，要派人去看看，生活上要照顧她。”杭州市的領導當場表態馬上落實。下午市委向江華匯報說，王寶珍現任杭二棉科室黨總支副書記，已落實政策，身體不大好，但可以堅持工作。第二天，江華派秘書張維代表他專程到廠里看望了王寶珍。】

    攻下後縣委招待所後，王東海率部護衛指揮部“首長”到招待所時，見一女屍，手持步槍，頭朝下側身跌在樓梯口，上衣往下卷垂，把白白的乳房都露了出來。頭頂腦漿塗地、血還在汩汩地往外滲出、樓梯上到地上的血已經開始凝成塊塊、隱隱散發出陣陣腥味。王東海小時候受到母親和外婆的悉心照料，家裡還有兩個妹妹，特別見不得女人受到傷害。當時自己還是個小伙子，除了幻想或做夢外，從來沒有真正碰過女人。見年輕女子慘狀，雖有點反胃噁心，但憐香惜玉之心還是油然而生，感覺難受無比。

    問起這個女的是怎麼死的，當時一個十幾歲的學生小頭目就說，是他打死的：當時他和同學們第一批衝進大樓，經短暫交火後就控制了一樓的局面，但繼續仰攻樓上兵力不夠，留在那裡又很危險，就趁天黑組織撤退，但沒想到一走出射擊死角，馬上就被對方發現射殺，他只好退回來，自己躲在樓梯下，儘量封鎖樓梯。因為他明白，一旦讓樓上人多勢眾的“娘子軍”殺下來，自己肯定死路一條。這是第一個端槍搜索前進而下來的女兵，他早就握着手中的五四手槍一直靜靜地往上瞄着，在自己被發現前先行開槍，子彈從這個女的下顎穿進、頭頂膨出，所以死狀很慘。這個女的一死，樓上其他人就不敢往下來了，所以該學生頭終於熬到了“勝利”和“大部隊”來救他。

                二、惻隱之心，“救”人一命

    到次日天亮時，蕭山城廂鎮的全面戰事已經結束。副總指揮謝志明帶着警衛隊長王東海等一幫人馬，以勝利者的姿態到各處視察。雖然只是民間的武鬥，但戰鬥還是異常慘烈的：當時“紅暴”有一個明碉（麻袋疊得高高的，沒有頂蓋），戰時頭頂的高壓線被打斷掉了下來，兩男一女都手握鋼槍被電觸死，身上衣服被燒光，隨來的軍醫用北方人特有的翹舌口音說“肉都燒熟了！熟了！”，用腳上穿着的軍用膠鞋輕輕在那個女的身上一碾，抬腳離開時粘走一層老黃的焦皮，扯出裡面白皙的皮肉來，在陽光下那白色特別刺目、恐怖與悲哀。該情景讓東海至今難以忘懷，以至於他此後每次見到烤肉時就會噁心，不敢去吃。

    東海正為一連串的慘景傷感時，只見一群人擁簇着一個反綁雙手的人走了過來，謝志明問怎麼回事？那群人里的小頭目報告說，這個人是蕭山運輸公司的“紅暴”頭頭，打死了我們很多人，現在被他們蕭山本地的聯總造反派抓獲，請領導指示。謝志明說“殺人償命，斃了！”，那人連忙跪下說“我要立功贖罪，我知道紅暴在山上埋了三挺機關槍和其他許多武器彈藥、軍需物資，只要繞我一命，我就帶你們去找出來。”謝謝志明聽狀大喜，命令東海說“你帶幾個人跟他去，如果找到了埋藏的槍支，就饒他一死；如果他說‘造話’，就地正法！”。

    王東海就帶着陳水忠等幾個兄弟跟着他去找，他在蕭山城裡盪了好大一個圈子，把大家都走糊塗了，最後到了蕭航公司找到了一個倉庫，裡面放滿了麵條、火腿、香煙、藥物、藥水、棉紗、繃帶、被服等補給用品，就是不見槍支彈藥。王東海很憤怒，把他拉到一塊空曠地面，他一路哀求道“小兄弟，我不是存心要騙你們，如果我不這樣做，早就被你們打死了，說埋藏槍支的確是假，但看在我也帶你們找到了這麼多物資的份上，就饒了我吧！”

    王東海板着臉、陰沉沉地對他說“你是聽到我們領導怎麼吩咐的，我現在只好執行了！”，到了一篇開闊的荒地，王東海厲聲喊道：“立停！立正——向前十步走，向後轉！”，東海站着，抬起手中的五四手槍對準了他。

    原以為面對着東海舉槍，那人會嚇得滿臉恐慌、屁滾尿流，跪地求饒，或者會像電影裡的英雄那樣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這樣的革命口號甚至也有可能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省聯總！打倒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反革命口號。

    但讓王東海大失所望的是，那人一臉木然、眼神黯淡而茫然。東海心中也迅速掠過一絲悲哀，有點可憐他，就和氣地對他說“你今天命中如此，你家中還有什麼人，如有什麼話需要向他們交代，我一定轉告”。不想那人突然跪下，大哭了起來，說“我不想死啊！我也不能死啊！我爸媽有把年紀了，拉扯我長大不容易啊，我死了，白髮人送黑髮人，我對不起他們啊！哦嗚！哦嗚！哦嗚！家中兩個孩子都還小，大的剛上學、小的剛會走路，我死了他們哪格辦哦！哦嗚！哦嗚！哦嗚！我老婆人長得漂亮也很賢惠，當初不顧她父母嫌棄我家裡窮，說我能幹嫁給了我，我們很要好，她一直來很滿足，以為跟着我能過好日子，現在她要做寡婦了……哦嗚！哦嗚！哦嗚！……我怎麼跟他們說啊？我怎麼跟他們說啊！哦嗚！哦嗚！哦嗚！……”他就這樣“哦嗚！哦嗚！哦嗚！”地哽咽着、哭述着。

    看着他這樣子，王東海心裡一陣陣難過，鼻子一酸眼眶裡也忍不住噙着淚花，生氣地對他說“這是打仗呀，上有老下有小的來幹什麼啊！你難道不知道死了那麼多人啊？我們許多人就是被你們打死的，像我這樣雖然上有老，但沒有小的牽掛，總比你好點”。

    那人見東海把槍放下，就朝東海他們磕起頭來，說“如果我今天能夠活着回去，就再也不來打了！”，跟着東海的幾個兄弟也哭了，說“隊長，饒了他吧！”，王東海對那人說“算你運氣，今天饒了你的狗命”。

    王東海讓陳水忠去給他鬆綁，但直到這時才注意到扣着的八號鉛絲太緊，已經絞破皮肉，混着污血把手腕裡面的骨頭都露了出來，奇怪他一路來怎麼不喊疼？隊員們用手扳不開，現場也沒有工具，王東海就到剛去過的倉庫里翻找，最後看到上面梁柱間用來固定的八字釘突在外面，拿了塊石頭爬上去從側面敲了幾下，看看搖了，就一用力把它拔了出來。就用這粗粗的八字釘讓幾個弟兄把反扣在那人手上的鉛絲慢慢扭開。大家一邊扭，那人一邊發出“哦！哦！”的聲音，額頭上冒出了汗珠，看來現在他知道疼了。

    把那人鬆綁後，他要過來謝不殺之恩，王東海大聲呵斥道“滾！”。但那人過了一會兒又來找到了正在盤點庫存的王東海，哀求道“你們雖然放了我，但我還是死路一條！”

    東海吃驚地問他“為什麼？”，那人說“滿街都是你們的人在巡邏，被抓牢了，還不是死？”東海說“那你看怎麼辦？”他說“要麼先跟着你們，要麼給我開個路條”，王東海心想“我們是指揮部的警衛隊，讓一個‘紅暴’分子跟着，那肯定很不妥”，就說“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做，那就給你開個路條吧”，就取出筆來，在一本筆記本上寫上“此人已經投降，根據寬待俘虜的政策，免其一死，到俘虜營報到——指揮部警衛隊：王東海”，扯下紙條交給他，說“自己到俘虜營去報到吧！”實際上就是放了他，他到底怎麼走，去了哪裡東海他們就不管了。

    後來王東海以“壞頭頭” 、“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打倒後，聽說那人不知情，還寫信來找過“恩人”，該信被四工段領導“扣留”了下來，後遺失，但最終雙方沒有相互聯繫上。

    清點並移交完所繳獲的倉庫後，王東海帶着幾個警衛隊隊員，奉命開着一輛紅色的消防指揮車巡視。城廂鎮周圍全是一望無際的絡麻田，絡麻長得比人還高很多，田塍縱橫交錯，裡面黑森森的，他有點毛骨悚然，心裡在咕嚕“你們（紅暴）怎麼不聽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導打游擊戰？要是利用城裡的房子、街道、里、弄加上臨時構築的街壘，尤其是利用可以神出鬼沒的絡麻田襲擊我們，我們在這裡，遲早都會死翹翹的。你們傻乎乎的，據守幾個據點跟我們（省聯總）打起了陣地戰，我們有空軍和野戰軍支持，要什麼有什麼（指武器裝備，從槍支彈藥、小炮，必要時甚至坦克飛機），你們不失敗才怪呢。”

    那天上午，王東海他們在郊區突然發現兩個個紅暴隊員（持槍）在逃，後面聯總開着汽車在追。兩人只好跑進田間小路，進入一座三間老式的大瓦房。聯總隊員迅速展開，將房子層層包圍，機關槍也架好了，開始大聲向裡面喊話：“投降吧，不投降我們馬上就要開槍了，幾間破房子保護不了你們，我們一開火，很快就會夷為平地”。

    喊了幾遍，只見從瓦房裡跑出一個老農，邊揮舞着手上的一塊白毛巾，邊喊“弗要開槍！弗要開槍！房子裡老老少少十幾個人哪！開槍了咋弄呢？”，外邊的就喊：“不開槍可以，先把搶交出來，然後以一個個舉手出來。”，老農回去，過了一會兒就抱着兩把步槍出來扔到田裡，然後裡面的人也就一個個舉手出來，大家一擁而上將剛才逃跑的兩個“紅暴”隊員抓住，從房子裡找來麻繩捆綁住，押往俘虜營。

    攻下蕭山後，全面清剿漏網“紅暴”人員，安頓民心，恢復秩序等工作一直持續到當天下午才告結束。在蕭山往龍山化工廠的一條支線鐵路上，王東海看到了兩節車廂，車上的座椅早已經拆除，裡面滿滿的都是被俘虜的“紅暴”，外面還有許多裝不進去，也沒有看到那個被他“放走”的“紅暴”，東海心理一絲寬慰。

     “紅暴”們跪在車廂地板上或外面地上，互打巴掌，旁邊站着一群看管人員，走來走去來回巡視，看誰打得輕，就要誰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看管人員先用鞋子打他們的，然後強迫他們自己打。地上跪着的人，男的，女的都有，雖然男的多，但從眼神中了明顯可以看出，他們在無奈中還是冒出仇恨的目光，女的尤其如此。王東海突然意識到：人，在特定情形下，人性的扭曲，毫無尊嚴！

    雖然打下了蕭山，傍晚清點死傷人員，此次進攻蕭山省聯總死了數十個人，杭州鋼鐵廠最多，後都被追認為“烈士”。

    由於省聯總的烏合之眾死傷慘重，社會反響大，上面領導也很不滿意。等到攻打諸暨“紅暴”， 就把“聯總”造反派全都撤了下來，由軍隊（暫時不戴帽徽、領章）直接去解決了。

            三、本篇紀實故事的歷史背景及附言

    1966年“文革”開始後，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號召下，全國人民要緊跟毛主席幹革命，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奪“走資派”的權…。在這種形勢下，每個單位里都會出現三種派別：即是“造反派”、“保守派”和“消遙派”。

     “造反派”，主要是由參與“文革”的各單位基本群眾所組成，他們崇拜毛主席、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通常對於地方或本單位的當權者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又沒有渠道表達，平時更沒有機會參與或改變現狀，“文化大革命”的到來給了他們一個“造反”的機會。

    所謂“保守派”，大都是單位或地方領導的親信、政工人員、歷次政治運動的骨幹和打手等，一般出身根紅苗正的人，當然在當時“造反有理”的形勢下，沒有人敢公開正式承認自己是“保守派”，通常也自行組織“造反派”或滲透顛覆其他群眾性“造反派”組織。

    “消遙派”則大都是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他們怕以後領導會打擊報復，所以兩派都不參加，被認為是運動中的“落後分子”。

    到1967年初，以張永生為首的“省聯總”造反派，勢如破竹地占領了杭州市的政治舞台。但很快鬥爭複雜化了，以翁森鶴為首的“杭絲聯”，以方劍文為首的“紅暴派”組織，迅速擴大，並互相開展奪權鬥爭。王東海所在的上海鐵路局第四工程段，按文化大革命的塊塊造反之歸定，各單位都要由當地歸口。所以第四工程段的造反派就參加了杭州鐵路分局的“鐵聯指”造反派，由謝志明（曾為毛主席開過專列）領導，而“鐵聯指”又屬於“省聯總”造反派在鐵路部門的一個分支組織。

    當時社會上造反派的派系鬥爭相當激烈，白天“促生產”，一到周末或晚上，大街上經常看到成群結隊的造反派遊行隊伍“抓革命”，普通老百姓都很難身免其外。本文作者陳樹慶小時候聽他媽媽講文化大革命派系鬥爭故事的時候，就是這樣說的“當時新登（杭州附近的一個大鎮）的造反派有兩派，一派叫紅暴，一派叫省聯總。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了造反派隊伍，他們就問你是哪一派的造反派，你如果說對了和他們同一夥，那還好；如果說是他們的對立派，馬上就揪着你開始批鬥遊街；如果你說什麼派也不是，他們就說你是消極対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逍遙派，是接受批鬥還是馬上加入他們派別由你選擇，通常為了避免吃苦頭，權宜之計只好加入他們並裝作積極和他們一起運動。有很多笑話，說早上夫妻倆出去上班，晚上回來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對立派，其他家裡人包括父子、兄弟姐妹和親戚之間發生這種情況就更加司空見慣了。還會碰到這樣的情況今天是聯總、明天是紅暴、再過幾天又變成了聯總，這樣變來變去的人雖然少數，但下場最慘，因為雙方都把他們當叛徒看甚至“內奸”看，對叛徒或“內奸”的打擊是很殘酷無情的。所以最好的辦法是決定只參加一派，跟着去運動、去戰鬥，是好是歹，認命算了。”，在探討“文革”歷史時作者曾把我媽的描述講給東海聽，王東海說“各地的情況都差不多，杭州也是如此”。

    筆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派系鬥爭，從本質上說，是算不上真正意義的群眾造反。就浙江來說，“紅暴”和“省聯總”兩大派的鬥爭，“紅暴”自稱是“造反派”，但被“省聯總”稱為“保守派”和“老保”，兩派實際上都有錯綜複雜的背景，無論從開始、過程直到結束，始終反映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對群眾運動的操縱和不同“造反派”組織對中共不同當權派系的選擇性歸附，相互利用，是高層權力鬥爭在地方的延續。“造反派”的命運始終伴隨着中共高層鬥爭格局的變化而改變，缺乏自主的支配力，更談不上在制度層面比如實現民主法治、捍衛人權等方面的進步意義。例如在1967年的“文攻武衛”大武鬥結束後，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中央首長接見浙江省部隊及省聯總派代表講話紀要》【出席：陳勵耘、南萍、石英、張永生、劉福元、孫宏興。】一文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講話紀要》中，周恩來總理（姚文元陪同）說：“去年一年你們（省聯總）是造反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儘管紅暴犯了許多錯誤，沖軍區（以揪省軍區‘修正主義分子’為名，實質為本派搶分武器，紅暴率先，省聯總隨後）你們還是一起的，主要中間一段犯錯誤，關於江華（當時浙江省委書記，粉碎‘四人幫’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問題，當時，我說不能說江華是劉、鄧司令部的，他們（紅暴）就保江華，後來，龍潛（浙江省軍區政委）就支持他們，和你們對立，結果發生武鬥，認識上批判是應該的，但還是內部問題”，“紅暴要拉起大旗，搞全省組織，跟你們鬧對立，那是不對的。現在就是要按照主席的最新指示，鬥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紅暴是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紅暴那裡有那裡算，基層有的就在基層聯合，當然要幫助，批評他們，幫助他們認識錯誤。工代會，紅代會都允許他們參加，允許他們承認錯誤，實現聯合。省、市革命委員會要有他們的代表。地縣原來有紅暴的，或者有觀點與紅暴相同的組織的，在他們承認錯誤檢討之後可在地縣與他們聯合，當然溫州、金華、肖山、諸暨等是另外性質。就是這些地方組織，在承認這些錯誤後，也允許他們回來。”，“你（省聯總）是多數，不否認，但對少數的工作不做好，是你們的政策不對。他（紅暴）還要發展，而且連你已經聯合起來的，他還會再拉過去，你們不要相信你們那個聯合就那麼鞏固。你們一定要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掌握好政策。不要太相信那個多數”。

    1979年民主牆時期，王東海在浙江提出《毛澤東是人，不是神》由李錫安完稿發表在首期《錢江潮》民刊雜誌上，王東海還寫詩要為劉少奇平反；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6月6日下午王東海帶着方醒華、楊曉樓、陳立群和文瀾商場的全體職工舉着兩幅大幅寫着“死為鬼雄”，“不准殺學生，向我開槍”的橫幅標語從火車站步行通過解放路、延安路到武林門廣場遊行示威；1995年前後在中國東南頑強撐起浙江民運的一片天空；1998年6月和王有才、林輝、吳義龍、祝正明、王榮清、毛慶祥、朱虞夫、單稱峰、徐光等人以“和平、理性、公開、合法”的行動準則在浙江率先揭開了中國民主黨公開組黨的序幕；自1999年以來至今十三年間浙江民主黨屹立不倒的堅持中，王東海先生如定海神針般的主心骨作用及海納百川的凝聚力；直到2012年4月28日上午8時30分左右，也就是釋迦牟尼佛生日的這一天於浙江天台國清寺魂歸天國。

    在那普遍偏執瘋狂的“文革”年代，王東海先生在本篇故事當中剽悍勇敢而不失悲憫之心的行為及感受，與後來他所有的重大經歷，到底是巧合，還是冥冥之中註定了某種因果關係，自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

                陳樹慶

     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網刊】2012年7月7日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