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中真的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吗？

请看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转发）

人相食：五十年前的“特殊案件”

（张允若博客 发表于 2010-8-8）

人们常说，对待历史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所谓实事求是，当然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正面的、负面的，如实记载、客观表述，不允许有任何掩盖、虚构或歪曲。何谓歪曲？违背史实的丑化是歪曲，违背史实的美化也是歪曲，而后者往往是编写本朝历史时更加常见的歪曲。如果出于某种功利目的，任意掩盖、虚构或歪曲历史，文过饰非，讳言罪错，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践踏、对人民的愚弄，实际上也把自己想要美化的主体推向更大的不义，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他或它就会陷于更加尴尬的、千夫所指的境地。

平心而言，在党和共和国历史的表述上，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关于五十年前大饥荒时期的历史，便是个显例。

明明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路线，明明是“反右、反右、再反右”的政治高压，致使基层干部争相浮夸吹牛、强迫命令瞎指挥，闹出了“粮食翻番、吃也吃不完”的大泡沫；接下去，明明是同样的错误路线和政治高压，致使各级干部横征暴敛高征购，把农民们赖以活命的全部口粮搜刮殆尽，可又不许乞讨、逃荒，直弄得饿殍遍野，三千八百万人死于非命。

可是，面对这般不争的现实，当局却把它说成是“自然灾害”、“苏修逼债”造成的“三年困难”；回过头又把全部乱象的责任推到基层干部身上，说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干部队伍不纯”、“阶级敌人篡夺了基层政权”，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整基层干部，广大农村又是一片红色恐怖。

几十年来，官版的历史表述一直沿袭上述说法，大饥荒时期一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直至世纪之交，历史真相陆续被揭开，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惨状逐步被传布，可是这一切仍然只见于民间的“野史”，官方机构仍然讳莫如深，主流媒体仍然不得涉及、避之唯恐不及。难道这就是有关方面一再声称的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吗？

值此大饥荒五十年祭之际，我们应该直面这段惨痛的历史，深切缅怀当年死难的同胞，认真反思这场空前灾难的成因，让我们民族、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再陷入这种荒唐而恐怖的境地。

为此，在这里转发《炎黄春秋》上两篇记述大饥荒中人相食悲剧的文章，供朋友们参阅、思考。

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

（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汤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 8个县共发生 10起。这类案件约有 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 402700人，到 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煌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本文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

（肖 磊）

　　笔者读了2009年第10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尹曙生同志关于“特殊案件”的文章。此文以无可置疑的事实披露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安徽全省因饥饿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及人相食1289起的骇人听闻事件。在那只准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的年代里，安徽省公安厅能将人相食的这种“特殊案件”材料完整地保存至今，确实不容易。这是那段不寻常历史的铁证。否则，历史最悲惨的一幕将被模糊，甚至被淹没。

　　几年来，笔者从一些报刊上读到了三年严重灾害时期人相食的事例。虽然不是完整的数字，但也说明,人相食事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发生。人相食是饥饿到了极限、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生。这时即便有一点树皮吃(笔者在山东益都县亲眼见到树皮树头都被吃光)，也不会吃人的尸体。真不敢想象那让人恐惧的可怕场面。

　　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三年灾害期间，笔者工作在山东。据吴玉林主编的《中国人口》山东分册记载：1959年至1961年山东非正常死亡319.9万人。人相食事件虽无全省数字，但从部分案例中，说明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事件。1960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相邻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为了情况可靠，他还亲自到事发地点作了核对。经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他将情况转告莒县领导部门。因事关政治影响，未敢向本县领导人汇报，没过几天，又相继发现人吃人事件。这时他想起在省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本县同乡陈雷。陈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向他反映，一定会得到重视。这位县检察长急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陈雷汇报了人吃人的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认为如此严重的问题，应立即报告省委主要负责人。此时省委主要负责人(舒同)在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陈送走了日照县检察长，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日照县人相食的情况。陈雷满以为会得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重视，但出乎陈的意料，主要负责人态度冷漠，且不耐烦地问陈：“你谈的这些情况是听说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呢?”陈雷从问话的口气里听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忌讳听饿死人、人吃人的事件，涉及严重灾情、继续饿死人的情况陈未敢往下汇报，只好悻悻而返。据笔者当时得知，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情况，都被以“听信传言”顶回去,并告知全省各地“禁止传谣”。有传播这方面情况的，要严加追究。1960年春，济宁火车站一外流人员被劝阻站劝阻(那时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均设阻止人员外出逃荒的机构，名曰劝阻站)。这位外流人员说：“饿的人吃人了，还不让逃荒。”外流人员当即被送到车站派出所，以“污蔑大好形势”的“罪名”关押审查。也是这年的春天，胶济铁路辛店火车站挤满了外流人员，要求上车，被劝阻站阻止。其中一外流人员带着全家数口外出逃荒，被劝阻站挡住，令其全家返回原地。这个外流人员说：“要不是饿的人吃人,谁往外逃荒。”劝阻站的人员说：“你这是造谣破坏。”互相争吵起来，劝阻人员对其打骂。外流人员从携带的炊具中抽出一把菜刀相威胁。适有公安战士在此等候上车，见外流人员手中拿着菜刀，立即端起冲锋枪将这一外流人员击毙。事后政法机关为此发出简报，通报全省，要求劝阻工作不要激化矛盾，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批判不服，称自己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自己承担“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想不通。但又说对不起山东人民，在批判大会上，鞠躬向全省人民表示谢罪。在对其批判中，有些地、市干部揭露了大批饿死人，以及人吃人的问题。曾因向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遭到冷落的省检察长陈雷，也壮起了胆子揭露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人吃人事件时遭到的非难。

　　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审讯中一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尸体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到大集上当牛肉卖，每斤五元，都抢着买。”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这两名罪犯各判徒刑四年。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地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当夜其亲属将死者埋到莱阳城东南一里远的丘陵上。活着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锨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行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民警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通知了盗尸者亲属及被盗尸体亲属各自作了掩埋。

　　人民用生命写下的历史是无法抹掉的。

　　(作者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文革”前和检察机关重建后，任检察员38年。“文革”中停止检察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