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的法制行為的傳說，就是那個著名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軍隊不能進”的磨坊主的小破屋的故事。而吳起更是中國法家人物的代表之一，韓非子敘述的吳起休妻一事，更是法家思想的剛硬體現。

關於腓特烈大帝與磨坊主的歷史實情如下：

1770年開始了阿諾爾德磨坊主與施潘道伯爵（磨坊設在施潘道的土地上）之間的訴訟爭端。1778年磨坊主被責令把磨坊賣給伯爵，磨坊主向普魯士的上訴法院申訴，遭到拒絕後又在1779年向弗里德里希二世（Freidrich的音譯，即腓特烈二世 也就是腓特烈大帝，與法國皇帝拿破崙齊名的普魯士國王，普魯士軍隊的締造者，有“鐵血君王”之稱）申訴。弗里德里希二世（腓特烈大帝）不顧手下大臣們的反對，做出了有利於磨坊主的判決，而且撤銷了上訴法院幾個官員的職務，還判處他們一年徒刑，同時判決賠償磨坊主因此受到的損失。在付給磨坊主全部賠償之前，法官們一直被監禁在施潘道要塞。

這似乎是一位威權的皇帝借一個案例打擊地方豪強與官場惡霸的事情。

後來，以上事情被流傳為以下的模樣：

號稱“軍人國王”的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當年他在距離柏林不遠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宮， 有一次這位皇帝用偉人們慣有的動作，登高遠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欲掐腰感慨江山如此多嬌，他的視線卻被緊挨着宮殿的一座磨坊擋住了。如此不合時宜的“違章建築”，讓這位領袖非常掃興。但他畢竟還是愛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種公道的方式來解決，於是他派人前去與磨坊的主人協商，希望能夠買下這座磨房。不料這個磨坊主覺悟非常低，絲毫不顧全大局，心裡只有小家，沒有大家，一點不把“市政規劃”和“國家形象”放在眼裡。就認一個死理，這座磨坊是從祖上傳下來的，不能敗在我手裡。幾次協商，許以高價，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表示組織的關懷，警告威脅領袖安全，影響偉大祖國形象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要知道這裡可是一個國家的門面，來這兒的國際友人多了去了，一百多年以後波茨坦公告都是在這裡簽的。可這個老漢始終軟硬不吃。面對這樣不識抬舉、不可理喻的釘子戶，終於威廉龍顏震怒，派警衛員把磨坊給拆了。

磨坊主人袖手站在一邊，嘴裡嘰嘰咕咕：別看你是一國皇帝，我德國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與你理論。 第二天這個老漢，居然就在當地一紙訴狀把國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決結果居然是威廉一世敗訴。判決皇帝必須“恢復原狀”，賠償由於拆毀房子造成的損失。威廉貴為一國之君，拿到判決書也只好遵照執行，本來是想辦件好事，現在比竇娥還要冤。而那個刁民此時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邊數鈔票，一邊偷着樂，壓根就用不着冒着被遣送拘留的危險，背着鄉幹部三番五次跑到柏林去上訪。也不擔心什麼打擊報復，秋後算帳，從此以後不管什麼國際友人來訪，他天天心安理得地磨他的麵粉。

腓特烈大帝和那個磨房主都“駕崩”了，輪到小磨房主想進城，希望把磨房給賣了，不由想起了那個老買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領導人對這個磨房感不感興趣，就給威廉二世寫了一封信。威廉二世（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腓特烈大帝本人沒有子女）給他回了信：“我親愛的鄰居，來信已閱。得知你現在手頭緊張，作為鄰居我深表同情。你說你要把磨坊賣掉，朕以為 期期不可。畢竟這間磨坊已經成為我德國司法獨立之象徵，理當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於你的經濟困難，我派人送三千馬克，請務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話，就算是我借我給你的，解決你一時之急。你的鄰居威廉二世”。

到現在，那個磨坊，德國司法獨立的象徵，代表着一個民族對法律的信念的小磨房，仍像紀念碑一樣屹立在德國的土地上。無論是尊貴的各國元首，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旅遊者，到了德國，一定要去看看那個已經翻修了無數次的小磨房。因為，它代表着一個民族對法律的敬畏，對公民的敬畏!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軍隊不能進。”這是一句被廣為引用的名言。原文是這樣的： “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小屋裡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屋子可能很破舊，屋頂可能搖搖欲墜；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但是國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也不敢跨過這間破房子的門檻。”它出自英國的一位首相威廉•皮特。皮特用它來形容財產權對窮苦人的重要性和神聖性。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道出了一個基本常識，那就是公權力和私權力有明確的的界限，必須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當然，不是說公權力不能進入私領域。公權力進入私領域有一個原則，那就是“非請莫入”。私人事務沒有請求公權力救濟，政府不能介入。在國家和社會之間有着嚴格的分界線。當事人行使了請求權後，公權力才能進入私領域。

-------------------------------------

普魯士軍隊的締造者，“鐵血君王”腓特烈大帝的戰功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普魯士國王，史稱腓特烈大帝。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強盛起來並加劇了軍國主義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雄才大略在西洋軍事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三十年戰爭之前，德意志境內四分五裂、殘破不堪、諸侯林立，還沒有普魯士國家。真正意義上的普魯士王國，是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父在1700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中為哈布斯堡皇室效勞，爭得了皇帝敕封的“普魯士國王”頭銜後才由侯國升格至王國形成的。

新興的普魯士王國周邊分布着瑞典、俄國、奧地利、法國等強鄰，作為一個家底薄弱的小國，普魯士被列強戲稱為“鐵罐堆中的一隻陶罐”，隨時都面臨着國破家亡的危險。因此從1701年建國伊始，歷代普魯士統治者就把強化軍隊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主要手段。

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在他的鐵腕統治下，普軍人數在二十多年間由原先的8萬人激增至20萬，占全國人口9.4%，軍費開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預算的4/5。當時的普魯士面積在歐洲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軍隊卻排到了全歐第四的位置。

弗里德里希時代的歐洲軍隊，火器已成為主戰裝備，但冷兵器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兵力多寡依然是克敵制勝的關鍵。有鑑於此，弗里德里希終其一生都在堅持不懈的擴充軍隊規模。普魯士的擴軍行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與七年戰爭之間，也即1748-1756年，這一時期普軍總兵力由10萬人增至15萬人；第二階段則是七年戰爭結束（1763年）後，普魯士軍隊很快擴充到20萬之眾，也正是在這一年，弗里德里希頒布了有關加強未成年人軍事訓練的《學校法規》。

軍隊人數的急劇增加，使得靠自願入伍的人組成軍隊的辦法發生很大困難。為徵到足夠的兵員，普魯士王室可謂不擇手段，他們的募兵官甚至把活動範圍擴展到德意志其他各邦去，其募兵辦法實際上就是一種有組織的強奪人力。這種變相的綁架行為是如此猖獗，以致於有些邦國需要頒布專門法令，通過動員民兵來制止此類行徑。儘管如此，作為當時德意志各邦國中最強大的軍隊，很多有雄心有抱負的外邦青年還是被吸引到普軍來服役，這其中就湧現出後來像沙恩霍斯特這樣的一代名將。通過這種在各邦國間徵兵的方式，一盤散沙的德意志民族加強了內部聯繫，普魯士軍隊也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整合民族力量的紐帶。

普魯士軍隊的迅速壯大，並沒有使弗里德里希沖昏頭腦。他既追求兵力的龐大，同時也絲毫不放鬆對部隊軍事素質的嚴格要求，弗里德里希極力要求軍隊具有鐵的紀律和高度機動的能力。他訓練的騎兵能保持整齊的隊形長距離奔馳，並在衝鋒後迅速重新編隊，這支強悍的騎兵後來在著名的羅斯巴赫與洛伊滕戰役中曾多次出奇制勝，為普軍最終以弱克強立下了汗馬功勞；弗里德里希麾下的普魯士軍隊，很快成為歐洲效率最高的軍隊。恩格斯後來評價說：弗里德里希的軍事組織“是當時最好的，其餘所有的歐洲政府都熱心地效仿它”。

由於普魯士軍隊的募兵性質，官兵之間的對立十分尖銳，士兵逃亡現象非常普遍，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嚴明軍紀”上升到了“軍魂”的高度。

當時普軍的各級軍官全部由崇尚武功的容克組成，弗里德里希二世着重培養他們的忠誠服從精神和軍人榮譽感，並通過他們和嚴厲的軍法來控制整個軍隊。

弗里德里希二世對士兵的訓練異常嚴格，簡直到了非人的地步，皮鞭加棍棒的野蠻軍法充斥整個軍隊。不過弗里德里希二世絕非頭腦簡單的武夫，他在士卒面前始終能夠以身作則，嚴於律己，從不逃避艱苦和危險，一次戰鬥中他騎乘的馬匹兩度被擊斃，但他卻依然毫不畏懼，繼續堅持在火線指揮戰鬥

正因為有了如此巨大的個人感召力，當時的普軍士兵都以玩忽職守為恥，絕對服從為榮，寧願戰死也不臨戰脫逃。

當然，弗里德里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建立一支完全盲從於他的軍隊，這一點連他本人也不否認：“要使士兵怕他的排長的棍子甚於怕敵人的子彈，如果士兵都開始有思想，就沒人願意當兵了”。

弗里德里希剛即位時，普魯士軍隊的武器裝備非但不能自給，而且還必須花費大量資金從國外進口。為擺脫這種受制於人的不利局面，弗里德里希在登基第二年便着手發展軍事工業，對其免稅並給予津貼。

在官方扶持下，普魯士軍工生產連創佳績：以炮兵為例，1740年普軍裝備有各式火炮2731門，等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時，這一數字已攀升至6224門。除數量增長外，普軍的武器性能也有很大提高，仍以火炮為例，七年戰爭前配發普軍的新式12磅炮僅重375公斤，而舊式12磅炮卻重達1600公斤，火炮重量減輕的同時，部隊機動性得到提高。

弗里德里希的技術革新往往與戰術改革相配套。他在提高滑膛槍射擊速度的同時，對步兵作戰編隊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弗里德里希還根據古希臘軍事家伊巴密濃達的楔形陣，結合自己軍隊的火器性能，發明了斜行戰鬥序列，使古老的線式戰術重新煥發出光彩；

弗里德里希高度重視各兵種的協同作戰能力，並且首創了騎炮兵，讓騎兵裝備輕型火炮，這樣就將騎兵的高度機動與炮兵的強大火力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軍制改革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也走在了時代的前列。他在位期間所設立的侍官總署與先前已存在的軍需總監部一起，共同奠定了後來總參謀部制度的基礎，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創舉。除完善指揮體制外，弗里德里希二世還將普魯士的軍事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真正確立了全民皆兵的國防動員體系。

當時曾有人這樣描述普魯士：“對其他國家來說，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對普魯士而言，則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

中國有句老話叫“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儘管文化背景迥異，但所有的東西方軍事家都不約而同的對軍事後勤投以了極大關注，弗里德里希二世自然也不例外。為保障戰時龐大的物資供應，弗里德里希二世打破了單純依賴兵站進行補給的傳統模式，而改之以新型的複合保障制度，其具體做法是：由單兵攜帶可供自身消耗3天的口糧，團屬補給車隊攜帶本部8天的麵包定量，而最高一級的軍補給車隊則為全軍攜帶一個月的食品供應量。同時，弗里德里希又在柏林、尼斯等交通樞紐設置倉庫，預先將大量戰備物資儲存在內。通過以上措施，普軍形成了一套嚴密高效、機動靈活的後勤保障體系，從而為弗里德里希頻繁的王朝戰爭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支持。

17和18世紀是普魯士迅速向外擴張的時期。奪取土地、人口和資源成為歷代普王的首要任務，而擺在弗里德里希面前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結束德國分裂狀態與實現德意志民族的復興”，而要結束封建割據，實現民族統一就必須有強大的武裝力量。縱觀近代歐洲，任何國家的崛起都不是溫情脈脈、和風細雨的曼妙之旅，在那個弱肉強食血雨腥風的動盪年代，普魯士從一開始就註定要用火與劍來鋪就它的王者之路。

弗里德里希是位馬背上的國王，他統治普魯士46年，卻有2/5的時間是在戰場上度過。據統計，他在位期間共發起組織或參與了六次重大的對外軍事行動，即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入侵波希米亞、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七年戰爭、瓜分波蘭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這些戰爭前後跨度將近40年，1778年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是弗里德里希一生參加的最後一次大戰，那一年他已66歲高齡。

弗里德里希的軍事戰略是典型的“先發制人”，這主要是由普魯士較弱的國力，以及所處的不利地理位置所決定的，這一情況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20年後依然沒有明顯改觀，當時的普魯士著名軍事家沙恩霍斯特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普魯士鑑於其地利條件，以及缺乏人工和天然防禦手段等原因，使它無法進行防禦戰”，因此，為避免兩線或多線作戰，弗里德里希二世經常在戰爭中採取主動攻勢：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揮師突襲奧地利，一舉奪取了富庶的西里西亞省；1744年，弗里德里希撕毀布雷斯特和約，以閃電般的攻勢取道薩克森侯國，直搗奧地利波希米亞省首府布拉格，進而兵抵維也納城下；1756年8月，弗里德里希指揮普軍以迅猛動作突然侵入薩克森，率先挑起“七年戰爭”。

在具體戰術上，弗里德里希善於發揮普軍高速敏捷的機動能力，在敵人作出反應前，於關鍵性的陣地和方向上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力求速戰速決，以此來爭取和創造有利於己的戰場態勢。弗里德里希這種戰術思想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1757年11月5日，著名的羅斯巴赫戰役打響。戰鬥開始後，弗里德里希順應敵情變化，指揮普軍迅速重新部署兵力，其移營速度之快竟然令敵方誤以為其是在全面撤退，結果在貿然發起進攻後落入了普軍的口袋陣，最終四萬五千法奧聯軍被區區二萬二千普軍殺得落花流水，大敗而歸。

這場戰役剛結束，弗里德里希二世便打破歐洲軍隊就地宿營過冬的慣例，立即揮師東進，經15天強行軍後於11月下旬進抵西里西亞，並在12月3日突然逼近駐紮此地的奧地利道恩元帥部。弗里德里希的高速機動令道恩大感意外，只得離開冬營，匆忙率軍西進應戰。次日，奧軍進至距普軍營地20公里的洛伊滕鎮一線。道恩曾在科林戰役中憑藉堅固防禦陣地力挫弗里德里希，因此雖然奧軍兵力是普軍的二倍半，但他仍然採取了守勢，將八萬三千名士兵和210門火炮以洛伊滕鎮為中心向南北兩翼展開。弗里德里希敏銳捕捉到“敵方戰線的正面過於寬大且兵力分散”這一致命缺陷，在12月5日凌晨將手下的三萬六千普軍分為四個縱隊，並由他本人親率五千步兵和六千騎兵為前鋒，沿公路迅速向洛伊滕挺進。

天將破曉時，在瀰漫大地的霧氣掩護下，普軍先頭部隊突襲奧軍北翼前哨陣地波爾尼得手，奧軍前衛部隊被擊潰，八百餘人被俘。波爾尼是個地勢突出的村落，從這裡可以清楚的看到奧軍從北到南的整個防線。於是弗里德里希將指揮所設在此處，命令前鋒騎兵追擊潰軍，並大張旗鼓的進攻奧軍北翼，以造成普軍主力畢集於此的假象。同時他讓後續跟進的主力部隊變四路縱隊為兩路縱隊，借波爾尼高地及其以南的丘陵和村落樹林的掩護，迅速向南斜插，迂迴奧軍防線南翼。此時道恩已得到警訊，但由於普軍的前鋒騎兵“表演逼真”，他誤判北翼為敵軍主攻方向，並將手中的預備隊和部分南翼騎兵調往北線馳援，而這正中弗里德里希下懷。因視線為丘陵和樹林所阻，道恩未能及時發現普軍主力的運動，他甚至認為敵人已經畏戰逃走，於是奧軍緊繃的神經也鬆懈下來。誰知正午剛過不久，大隊普軍突然出現在奧軍南線陣地前方，並立即以純熟的動作排成斜行戰鬥序列發起進攻。普軍各兵種間的高效密切協同在這場戰鬥中表現的可謂淋漓盡致――步兵在己方火炮掩護下率先出擊，緊接着兩翼的騎兵開始衝鋒。當普軍前鋒從中間和南端切入奧軍防線後，後續步兵立即整營的壓上，由敵方陣地缺口果斷突入，同時炮兵也迅速跟進延伸火力。普軍的攻勢實在太凌厲了，以至於戰鬥只進行了半小時，奧軍南翼陣地便宣告易手。

普軍追逐逃跑的奧軍，開始由南向北進攻。在這種不利局面下，道恩不愧為奧地利名將，他迅速變更部署，仍以洛伊滕鎮為中心重新構築了東西一線的陣地。弗里德里希指揮普軍三面進攻，遭到對方頑強抵抗。激戰至下午四點，弗里德里希投入最精銳的近衛軍，但仍未能攻下奧軍陣地。正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向西迂迴包抄普軍的奧軍主力騎兵卻落入了弗里德里希的埋伏圈，損失慘重。奧軍步兵見己方騎兵潰敗，軍心浮動，終於鬥志崩潰，幾萬大軍頃刻間土崩瓦解。普軍乘勝追擊，一直追到通往布雷斯勞的里薩鎮為止。12月7日，弗里德里希又揮師包圍了布雷斯勞要塞，經十餘日圍困，12月19日一萬七千奧軍開城投降，至此，洛伊滕會戰以普軍的大勝而告終。從11月5日到12月19日的短短45天裡，弗里德里希在敵軍四面合圍的極端不利條件下，打破冬季用兵禁忌，率領普軍以劣勢兵力連續取得兩場大規模會戰的勝利，洛伊滕戰役是弗里德里希二世軍事生涯輝煌的頂點，也是西洋軍事史上的傑作之一。

拿破崙後來評論說：“這次戰役在運動、機動和決斷三方面都是一個傑作。僅此一戰即足以使弗里德里希名垂千古，並使他躋身於世界名將之林”。

弗里德里希二世信奉“強權即公理”，在他的鐵腕統治下，普魯士的國力迅速上升，在很短的時間內便躍居歐洲強國之列。在此基礎上，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斷進行對外戰爭，擴張領土。

18世紀中期，他藉口奧地利王位繼承問題，參加對奧戰爭，擊敗奧地利並奪得西里西亞；1772年，他又夥同俄、奧瓜分波蘭，攫取了3.6萬平方公里土地和58萬人口。到1786年他去世時，普魯士的領土擴大了1.6倍，人口也由300萬增至500萬。

普魯士的迅速崛起，為19世紀下半葉德意志的統一和復興奠定了基礎。弗里德里希二世通過開明專制和以重商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改革，促進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就這幾點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軍政治”思想是德意志歷史中進步的表現，而他本人也被西方史學界譽為“腓特烈大帝”。

但是，與其他新興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軍事強國的光鮮外衣下，普魯士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都大大落後的國家。例如普魯士仍在實行自古沿襲下來的等級制度，農奴制依然盛行，政治上沒有一部憲法，更談不上有人權和公民權。即便是普魯士最引以為榮的軍事也存在着諸多缺陷，比如士氣低落、戰術老化過時等等。只不過在弗里德里希統治時期，這一切都被普魯士的軍事勝利與顯赫的封建王權所掩蓋和壓制罷了。

歷史終究是無情的，弗里德里希去世僅僅20年後，普魯士便在拿破崙戰爭中一敗塗地，不但損失了將近一半國土，而且還要向法國支付巨額戰爭賠償。

拋開個人因素，拿破崙的勝利實質上代表了新興資本主義對封建制度的革命性優勢，一場拿破崙戰爭便讓普魯士國家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光環散去，人們必須面對的是普魯士何去何從的問題。明眼人都知道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從1806年起，普魯士的一批政治家發起一系列廣泛的改革運動，意在把普魯士建設成一個適應新環境的現代國家，從此德國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縱觀普魯士的非和平崛起模式，最突出的便是其毫無節制地挑戰現存霸權和國際體系，以軍事擴張來解決經濟資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擴張特徵。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性質是如此的鮮明，它的好戰性直接促成了後來俾斯麥“鐵血政策”的出台，並進而成為了兩次世界大戰的遠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弗里德里希和他的軍隊所給予我們的最大警示與啟迪，也恰恰在於此。

==============================

普魯士王國的歷代國王（所有普魯士君主均屬霍亨索倫王朝）：

普魯士升格為王國是在腓特烈一世統治時期，由於他承諾要幫助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皇帝遂把他的封號由選侯提為國王。在此之前，普魯士曾建立過臣屬于波蘭的普魯士公國，該公國後來與勃蘭登堡選侯國合併。

　　腓特烈一世 1701年-1713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一世 1713年-1740年在位

　　腓特烈二世（大帝）1740年-1786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二世 1786年-1797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三世 1797年-1840年在位

　　腓特烈•威廉四世 1840年-1861年在位

　　威廉一世 1861年-1888年在位

　　腓特烈三世（百日皇帝） 1888年在位

　　威廉二世 1888年-1918年在位

　　普魯士王位繼承人

　　威廉二世 1918年-1940年

　　威廉皇儲 1940年-1951年

　　路易•斐迪南王子 1951年-1994年

　　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王子 1994年至今

------------------------------

戰國第一將星 吳起

吳起組建的“魏武卒” “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

吳起率領魏武卒征戰南征北戰 創下了大戰七十二，全勝六十四，其餘不分勝負的完美戰績 把不可一世的秦國壓縮到了華山以西的狹長地帶。陰晉之戰5萬擊破秦軍50萬，還把函谷關打下來了

魏國的安邑城中，正在招收常備軍，稱之為“武卒”。待遇很好，標準很高。第一關是“穿衣服”。----讓考者穿上三層甲的沉重的甲衣。

　　相傳中國的甲衣是黃帝同時代的蚩尤發明的。最早的時候是用藤、木、皮革等製造的。商周時期的的甲衣，已將原來的整片皮甲改制成可以部分活動的皮甲，即按照護體部位的不同，將皮革裁製成大小不同、形狀各異的皮革片，並把兩層或多層的皮革片合在一起，表面塗漆，製成牢固、美觀、耐用的甲片，然後在片上穿孔，用繩編聯成甲，應該叫鎧甲了。魏國考試用來穿在身上的鎧甲可能是皮的和鐵的結合體，或者是三層皮革片合在一起的厚重皮甲。

　　那鎧甲可是堅硬厚重的皮革和金屬做成的啊，重得很羅；即便是皮甲，三層甲穿在身上，加上頭盔等，怎麼也得幾十斤重，身體不棒是不行的。光是穿甲衣還不行，這時，還要求參考者拉弓能夠拉開十二石的弓（許多書都是這樣解釋的）。如果按照現代人計算的一百二十市斤為一石（重量單位），豈不是要拉開1440斤？這好像不大可能。要麼是換算有問題，要麼是弓箭的“石”（dan，四聲）有別的換算方法，要麼就是記載有誤。

　　不過，找到原文一看，才知道是“操十二石之弩”，弩可不是弓，是一種遠射兵器，不是一隻手拉，而是可以用兩隻手去拉。據說，弩在商代就有了，因為《禮記》有載：“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鄭玄作注說此為弩也。東周時代，因為採用了銅製弩機，性能（精度）大大提高。戰國時期開始出現用腳踏住拉弦的弩，射程在80米左右。現代出土的這種弩的實物，來自湖南長沙墓。由此看來，既然是考試，肯定有比較高的難度，也還算合理。

　　除了前述兩項之外，還得負重，背着能裝五十隻箭矢的器具、把戈扛在肩上，頭上戴個金屬的盔帽（胄），即頭盔，腰掛利劍，帶上三天的乾糧，要求半天疾行一百里地（周代100里約合現代的41公里多點兒，差不多算是奧林匹克長跑的距離了）。

　　（注原文：“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這樣的要求非常高了，能夠進入武卒行列的人不會多，據說最多時是5萬人。

　　這是魏國打造的最精銳的部隊（有點像今天的特種兵，或者說是特種兵的雛形）。除了嚴格選人之外，魏國的軍隊還逐步採用鐵製兵器代替青銅兵器，所以歷史上說魏軍甲兵犀利。魏國選練的武卒，主要是重裝步兵，他們在戰鬥中不但披上重鎧，毎人三種武器。長短搭配，長者為戈，短者為劍；遠近搭配，遠者就是背上背的弩弓-，掛有矢囊，裡面裝有最新式的三棱型箭頭（採用青銅合范澆注技術製造）的箭矢50支。可以說是當時武器裝備最精良的武裝部隊。在戰國初期和中期（前端）曾經無敵於天下。在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陰晉之戰中，五萬魏軍，擊敗了十倍於己的50萬秦國大軍，是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之一（作者對秦國人數表示懷疑）。

　　當然，也有說魏國有20萬武卒的。不過，那已經是魏襄王時期（公元前318-前296年），魏有武卒（重裝步兵）二十萬；奮擊（輕銳步兵）二十萬；蒼頭（裹頭巾的待選新兵）二十萬；廝徒（軍工、勤務兵、輜重兵）二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軍事實力可謂雄厚。

　　參軍後戰士們的待遇也很高。一種說法是：考中武卒的，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稅。退役後依然享受上述權利。另一種說法是：要保證“武卒”分得百畝的土地，在獲得土地之後“武卒”不僅要承擔兵役的責任，更需要自行負擔軍事裝備和服役期間後勤物資。無論哪種說法，有魏人一旦成為武卒，就能享受優厚待遇，其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也大幅度提高，這肯定是毫無疑義的。一人參軍，全家光榮，而且實惠喲。

-------------------------------

吳起軍事思想

《吳子兵法》雖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軍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軍事並重，而以政治為先的戰爭觀念。《吳子兵法?圖國》說，要富國強兵，必須“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備，指軍事戰爭而言。它強調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並說歷史的經驗證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備，結果滅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眾好戰，不修文德，也滅亡了。這種戰爭觀是正確的。

　　在政治、軍事並重的前提下，《吳子》更重視政治教化。它說：“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教化的結果要做到四和：國家和睦，軍隊團結，上陣統一，戰鬥協調，這樣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國家才能夠出兵出戰。教化百姓的內容，主要是“道、義、禮、仁”四德。這四德關係國家興衰，“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吳子》還試圖通過對戰爭起因的分析，來探索戰爭的實質。

　　它說：“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以今日的觀點來看，這種對於戰爭起因的認識是膚淺的。但在戰國初期，《吳子》能注意到戰爭因“爭利”等經濟原因而引起，也是難能可貴的。由戰爭的五種起因出發，《吳子》又探索了戰爭的性質，把它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五類，並指出“義兵”是“禁暴救亂”的，“暴兵”是“棄禮貪利”的。這表明《吳子》試圖對戰爭的性質進行分類，以探求正義性的戰爭。雖然它的認識還比較模糊，但這無疑較《孫子》的認識前進了一步。

　　《吳子》在戰爭觀上的另一貢獻是它提出了“戰勝易，守勝難”的問題。

　　因為戰爭是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所以要取得勝利相對來說是容易的。而保守勝利成果，則不僅需要軍事手段，還需要政治、經濟、思想等各種手段，相對來說是困難的。何況勝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為代價，所以他認為：戰爭勝利的次數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勝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發，提出國家應該慎戰。這種觀點無疑也是進步的。

　　其次，吳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強戰備，然後依據敵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施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的戰略戰術原則。他在《料敵》篇對魏武侯說：“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讓武侯把加強戰備放在第一位。他簡要地分析了齊、秦、楚、燕、韓、趙、魏七國的地理條件、政治狀況、人民習俗、經濟實力、軍隊素質和軍陣陣法等特點，要武侯依據這些特點，制定對付列國的不同軍事策略。《吳子》主張戰前一定要察明敵情。依調查，如遇到以下情況，即：敵人不顧嚴寒酷暑，晝夜長途行軍，不管士卒勞苦；或長期滯留在外，糧食、物資耗盡，薪草、飼料缺乏，氣候不利，將士怨怒；或人數不多，水土不服，人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長途跋涉，疲勞飢困，解甲休息；或敵將吏德薄望輕，軍心不穩，缺乏援助；或陣勢沒擺好，紮營沒完畢等，都應立刻“擊之勿疑”。

　　相反，在察明敵情後，遇到以下幾種情況，即：敵地廣人富；將領愛護士卒，施恩普遍；賞罰嚴明，處置適當，以戰功論爵秩等列，任用賢才；兵力眾多，武器裝備精良；有四鄰的幫助，大國的支援等，就應該避開敵人，不與接戰。這就是著名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的戰術原則。

　　觀察敵人還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然後確定我方的作戰方略。

　　《吳子》強調用兵之道在於“審敵虛實而趨其危”，也就是乘敵人的間隙，突然攻擊它的薄弱之點。如敵人遠來新到，戰鬥隊形未排定；正在吃飯而不防備；正在奔走；疲勞困苦；沒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時；旌旗紊亂；長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過河，剛渡過一半；道路險峻狹長；陣勢頻繁移動；將領脫離了士卒；軍心恐懼動搖。就應選派精銳作先鋒，勇敢攻擊，大兵跟進，“急擊勿疑”。這種建築在對敵情詳盡分析上的攻擊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在今天仍有借鑑意義。

　　在作戰中，敵我形勢是瞬息萬變的。吳起提出要善於根據變化的情況而改變我方的作戰方針。如：依據“敵眾我寡”的形勢，在平坦地形上，就避開敵人；在險要地形上，就截擊敵人。依據敵“師甚眾，既武且勇”的形勢，就分為五軍，各軍占據一通衢大道，迷惑敵人。交戰時佯裝敗退，一軍在前，一軍在後，兩軍在左、右擊敵，五軍結合起來，就可擊敗強敵。如果“敵近而薄我”，我“欲去無路”，則依據敵我情況：我眾敵寡，就分兵包圍敵人；如敵眾我寡，就集中兵力襲擊敵人。不停地襲擊，敵人雖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澤”等複雜地形條件下遭遇敵軍，就要動作迅速，首先發動攻擊，乘勢衝擊敵人，並調動-弓-弩-手--到前敵。邊戰鬥，邊觀察，一旦形勢對我有利，即全面發起攻勢。

　　他還總結了在狹谷、在水上、陰雨天以及圍城戰的戰法，認為都要根據敵情，採取有力的應變措施。

　其三，《吳子兵法》在論將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吳子指出，將領要文武全才、剛柔兼備，具有“理、備、果、戒、約”五種才能。“理”是能“治眾如治寡”；“備”是能“出門如見敵”；“果”是能“臨敵不懷生”；“戒”是能“雖克如始戰”；“約”是能“法令省而不煩”。

　　將領還要掌握用兵的四機：①氣機，能鼓舞士氣；②地機，能運用各種地形；③事機，臨事能運用計謀；④力機，善於保持和充實軍事力量。這樣的將領才是合格的將領。而“良將”在此之外還要具備“威、德、仁、勇”四種品質。良將是國家的棟梁，國家得之則強盛，失去會衰亡。所以，選拔良將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吳子提出作戰時還要察明敵將的才幹。利用敵將的不同特點採取不同的謀略，這是“不勞而功舉”的便宜事。他把敵將分為“愚而信”、“貪而忽名”、“輕變無謀”、“富而驕”、“進退多疑”等

　　各種類型，而分別制定了“詐而誘、貨而賂、離而間、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戰方針等。在“兩軍相望，不知其將”的情況下，可以選派輕兵挑戰，務敗不務勝，來探知敵將是“智將”還是“愚將”。如為“智將”，則“勿與戰”；如為“愚將”，則雖眾可俘獲。這些作戰原則都是他的前輩軍事家所沒有提出過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和“頒賜有功者”的勵士原則。

　　《吳子-治兵篇》說：兵“以治為勝”。所謂“治”，就是“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這樣的軍隊無往而不勝，“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隊無治，“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治”軍是經嚴格地教練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為先”。部隊缺乏教練，就會“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只有經過嚴格教練的軍隊才能無往不勝。

　　教練的方法是：“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教練的內容之一是陣法，即適應方陣、圓陣的變化及掌握隊列的前、後、左、右、坐、起、進、止等動作。

　　教練的內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鈴等指揮號令。“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論將》）號令嚴明，“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應變》）“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治兵》）有不服從軍令者，誅。

　　教練的內容之三，是軍中賞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軍中實行“什伍相保”。如此，則“三軍威服，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應變》）

　　在勵士方面，吳起雖為法家，但不主張用“嚴刑明罰”來鼓勵士氣，因為這是被動的辦法。吳起主張用主動的辦法，即“賞”來激勵士氣。他提出君主要在廟堂上“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對於有功者，依據功勞大小，賞賜不同待遇。同時，在廟門外邊以功勞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頒賞。這樣會造成一人立功，全家榮耀的社會風尚。對於陣亡將士的家屬，每年也要派使者進行慰問和賞賜。鼓勵沒有立功的士卒爭取立功。這樣，國家“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吳子》的這些主張，與後來的《尉繚子》主張用“殺”來解決士氣問題有很大區別。反映它確是戰國初期的觀念，還承襲有《司馬法》的“仁本”思想。

吳起的變法

在戰國歷史中，李悝開創法家先河，在魏文侯的支持下，首先以魏國為實驗場，實施富國強兵的國家類型的偉大變法，這是一個歷史的創舉。不過，李悝的變法是一種緩慢的變法，經歷了數年的功夫。李悝的變法被趙國的公仲連、韓國的申不害、齊國的鄒忌等人學習並運用，形成了變法中的“緩進派”。吳起從魏國出來，直接參與並感受了李悝的變法，對於其利害得失體會很深，而且，吳起也是魏國學術團體西河學派的骨幹分子，能夠明白和完全體會變法的精髓，所以，他能夠在李悝變法的基礎之上總結並運用，然後結合楚國的實際情況以及自己的年紀和楚悼王的身體等狀況總結出一套新的變法方式，本文作者稱之為“急進派”變法。吳起在楚國用了五年左右的功夫，就將一個弱國改造成為一個頗有實力的強國了。

對於吳起的變法，後來的評論可能挖掘得不夠，所以，給人造成一個不徹底的印象，造成一個吳起死後變法成就沒有能夠鞏固下來的印象。這其實是一種誤解。楚肅王雖然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平息內亂，但是，因為剷除了七十多家頑固貴族，所以從客觀上削弱了貴族的力量。要知道，所謂變法，在上層建築就是剝奪貴族的權利，這在魏國、秦國、趙國、韓國、齊國的變法中都是必須有的內容，哪個國家做得最好最徹底，哪個國家就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吳起根據楚國的情況，在這個方面下的功夫最大。《淮南子?道應訓》載：“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也即“為楚減祿爵之令”（《淮南子?泰族訓》）。《史記?范睢蔡澤列傳》載：“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司馬遷不得不承認：“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韓非子?和氏篇》也提到：“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呂氏春秋?貴卒篇》載：“令貴人往實虛廣之地”。這無疑是富國之舉。一方面可以減少徭役，另一方面，可以使國家收入增加，用於發展國家實力。多年後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要的也是遇到了這個最大難度的問題。

與緩進派不同的是，激進派的變法往往要付出變法者生命的代價。這裡是地獄的入口！在歷史上最為慘烈的變法者從吳起開始，他是被五馬分屍的，當然是屍體被分。但是，如果從報仇的角度看，吳起是同他的敵人們同歸於盡，楚悼王的兒子楚肅王是為吳起報了仇的。吳起變法樹立了變法激進派的新形象，成為後來的秦國商鞅變法楷模和先聲。因為比吳起還要慘烈的應該是商鞅了，他是活人被五馬分屍的。商鞅更加悲壯的是秦孝公的兒子秦惠文王夥同舊貴族一道殺害了商鞅，不存在報仇的事情。但是，從變法的淵源上考察，商鞅的變法沒有繼承李悝等緩進派的做法，而是直接接受的吳起的影響，成為第二個激進變法者。可以說，沒有吳起的變法，就沒有商鞅的變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商鞅的變法在戰國時期更為徹底。

吳起楚國變法，是時代的先聲；因為它是秦國變法的楷模，當然是秦國變法的先聲了。

秦國靠徹底的變法征服天下，統一中國。所以，吳起的變法是統一天下的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