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到1949年，是“中華民國在神州”的38年。這38年裡，在全世界共和、民主潮流的籠罩下，在帝國主義殖民和治外法權的庇護下，在北洋軍閥執政倫理和統治格調的寬容下，在蔣介石舊思想、舊道統的保守下，中國迎來了整個民族歷史長河中文化上和思想上最輝煌、最燦爛、最絢麗、最壯闊的時代。這個時代，群星燦爛，光彩奪目，光芒萬丈，輝映千秋，成為華夏層層黑雲中的一道閃電，成為赤縣漫漫黑夜裡的一道霞光，讓我們永遠仰望，永遠驚羨，永遠再不可攀和永遠再難企及。

    從1911年到1949年，僅僅38年。其中還經歷了讓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幾乎停滯的日本8年侵華。所以嚴格來說，“中華民國在神州”的正常國祚，只有短短30年。30年是什麼概念呢？從共產黨開始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範圍里禍國殃民、肆虐無度到暫時歇一口氣開始搞“改革開放”，就是30年。就在新中國的人們做了場噩夢一樣的短短30年裡，民國巨人輩出，有蔡元培、梁啓超、胡適之那樣的文化聖哲，有章太炎、蔣百里、陳寅恪那樣的天縱奇才，有辜鴻銘、熊十力、黃侃那樣的狂士大儒，有段祺瑞、吳佩孚、徐樹錚那樣的曠世人傑，有王國維、陳垣、梁漱溟那樣的學界宗師，有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那樣的學術巨子，有李叔同、趙元任、蘇曼殊那樣的高士異人，有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那樣的學貫中西，有林徽因、陸小曼、謝冰心那樣的名媛閨秀，有徐志摩、郁達夫、沈從文那樣的詩聖才子。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巨人橫空出世，群星璀璨爭輝的偉大中國和偉大時代，在一瞬間就化為灰燼，在一剎那就變成沙漠。

     在人類歷史的進程里，文明常常被野蠻所摧毀，進步常常被落後所擊敗，光明常常被黑暗所驅逐。創造了燦爛古希臘文明和偉大民主政體，誕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偉大的哲學家的雅典，曾被野蠻成性、侵略成癮的斯巴達打敗；造就了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藝術、城市規劃與建築上巨大輝煌的羅馬帝國曾被蠻族部落西哥特人摧毀；充滿了人文光輝、法制精神、高度教養的俄羅斯在短短十幾年回到了布爾什維克肆虐下的叢林世界。中國也是同樣，茹毛飲血的黃帝部落吞併了農耕中的炎帝部落；殘暴原始的蒙古鐵騎征服、踐踏了南宋的優雅、繁榮、精緻、先進；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覆蓋了38年的存在與精彩。

      近幾年，不會寫書、只會抄書的一批人發現了民國，抄上了民國，吃上了民國。他們把現成的民國時代書報和有關民國時代讀物中的當時人物言行和事件記錄原封不動或換種語句抄下來，就集合成了一本書。因為被抄版本太早或抄的太短、太雜，因此反倒沒有版權問題。這些書之中，有代表性的，是三聯書店出的、劉仰東抄的《去趟民國》和團結出版社出的、顧曉綠抄的《一言難盡：1912-1949民國映畫》。看了這兩本書，我覺得第二本比第一本要好：因為第二本是老老實實、原封不動地抄，不像第一本還加上自己一些不倫不類、狗屁不通的傾向性語言。由於抄書人讀書範圍和水準所限，這兩本書抄的都讓人感覺像口交後射精——怎麼也不如真打炮痛快。比如唐德剛的《張學良口述歷史》，薄薄的一本書裡，有如寶藏，寫了數不盡的當年民國各類名流的奇聞軼事、秘史野狐，真是妙不可言。可惜顧、劉孤陋寡聞，掛一漏萬，居然雙雙失明，使民國的歷史少了無窮色彩，使想了解民國的後人少了無數樂趣。

   雖然有諸多缺憾，但能把幾十本書裡的相關情節摘抄出來，匯編成集，顧劉還是做了一些功課的。用錢鍾書的話說，我們即使不誇獎他們的腦袋，至少應該肯定他們的屁股。他們的屁股功夫也沒有白費，無數厭倦了“萬馬齊喑“的共產黨天下、嚮往”不拘一格“的民國時代的讀者，看這兩本書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大多數人看書，是為了消遣，為了獵奇，為了解悶，為了花邊，因為他們是尋常人。但我們是專門的讀書家，我們讀書，是要探幽發微，是要拋磚引玉，是要辨冤白謗，是要記錄歷史，是要“讓歷史告訴未來”。由是，所有人看了《去趟民國》、《一言難盡》也就完了，而我看了卻沒有完，卻寫出了洋洋數萬言、真正原創、即延續民國故事又有親身閱歷的《民國不能白去，難盡就得再說——夾敘夾議<去趟民國>和<一言難盡>》。

     詩人楊騷和白薇約定，等他在新加坡嫖妓過百，真正懂得女人之後，兩人再結合。楊是否嫖妓過百不得而知，但他卻因此染上了一身性病。

     楊騷（1900年－1957年），名古錫，字維銓，福建漳州人，民盟成員。1918年東渡日本留學，1921年考進東京高師，1925年回國，1930年加入左聯，1932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詩歌會。1928年結認魯迅，和白薇一起屢遭魯迅關照，成為上海文壇新星。1938年冬到重慶後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9年參加“作家戰地訪問團”到抗日前線訪問，被譽為“抗戰詩星”。皖南事變後秉承周恩來的指示疏散到新加坡，主編閩僑總會的刊物《民潮》，開展抗日宣傳。後入印尼，任雅加達《生活報》總編輯兼副社長。1952年回國，1953年任廣州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協廣東省分會常務理事。楊騷192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述甚豐，出版書籍22種，有抒情詩集《受難者的短曲》、《春的感傷》、《半年》等，劇本集《迷雛》、《他的天使》，敘事詩《鄉曲》，詩劇集《記憶之都》、《心曲》，評論、隨筆集《急就篇》，譯有《痴人之愛》、《異樣的戀》、《世界革命婦女列傳》、《鐵流》、《十月》、《沒錢的猶太人》等。

     白薇（1894年——1987年），別號黃素如，生於湖南資興。1918年因逃離包辦婚姻，赴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留學。1927年到上海，加入創造社。30年代認識魯迅，很快走紅文壇，主要作品有：《打出幽靈塔》、《革命神受難》、《炸彈與征鳥》、《春筍之歌》。白薇是“左聯”和“左翼劇聯”的早期成員。日本侵華期間，先後寫《北寧路某站》、《屠刀下》、《中華兒女》、《火信》、《祭郭松齡夫人》、《馬德里》、《受難的女人們》等。抗戰期間在趙丹指導下演出話劇《C夫人肖像》，1938年到廣西桂林任《新華日報》特約記者，1942年在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二組工作，1947年受何香凝之託，在老家湖南資興參加了游擊隊，公開身分是縣立中學教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北京青年藝術劇院工作，後主動去北大荒生活七年。1987年8月27日在北京去世

         1924年，30歲的白薇在東京愛上了比她小六歲的楊騷。老房子着火，老姑娘戀愛，都是讓人心驚肉跳的。24歲正是男人癮頭最足、花心大盛、雄心壯志準備了計數器要大幹一番的年齡，玩玩姐姐可以，豈可當真而自毀一生？那時的女人新潮歸新潮，但真情烈性，還沒學會還水性楊花、人盡可上，所以楊騷一順手牽羊，白薇立即不依不饒，“白頭誓不歸”的：“愛弟，我非愛你不可，非和你往來不可。你要尊重我的無邪氣，不要把我無邪氣的可愛的靈魂殺死！”。那時的男人色歸色，還不懂得厚顏無恥、虛與委蛇：於是白薇一痴心，楊騷就魂飛魄散，洋也不出了，落荒而逃地跑回杭州；於是白薇一糾纏，楊騷就潰不成軍，學也不上了，望風而逃地躲到漳州；於是白薇一寫信，楊騷就落花流水，國也不愛了，聞風喪膽地學混江龍李俊，出海投了化外國的新加坡。

     今天“共和國”的男男女女一定理解不了，甩一個女人或男人有那麼費事嗎？楊騷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後悔了！”、“我以前說的我收回！”，也可以狗臉一翻，白薇又奈其何？其實連這話都不用費，反正大家都是“日漂”、“華漂”，沒有戶口，沒有單位，沒有住房，沒有手機，玩一個失蹤，讓你永遠找不到，還不是信手拈來的看家把戲嗎？

     可惜，楊騷生活在好面子、守誠信、講風度的民國。因此，楊騷不但在搞女人的時候老老實實留了一九州、二杭州、三漳州的地址，而且在逃女人的時候還老老實實地留了“婆羅洲”的地址！

     所以，逃至新加坡，這不算完呢！白薇的信又追來了。不用一哭二鬧三上吊，僅僅是白薇幾封不絕如縷、如泣如訴傾吐自己的相思深情的信，就已經讓楊騷飽受靈魂、情感和道義上的折磨而痛苦不堪。最後，逼到死路的又不甘心、又好面子、又守誠信、又講風度楊騷只好破釜沉舟、破罐破摔，居然想出一個看似無恥實則老實、傻的可愛的藉口讓白薇知難而退：等他在新加坡嫖滿妓女100名之數，真正懂得女人之後，兩人才能結合。

     結果是，白薇比他還老實、還傻的可愛，居然答應了楊騷的要求。

      這下，楊騷真的走投無路了，但既然白薇已經應允，楊騷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趁機在臨死前大撈一把。1928年，嫖娼不帶套的楊騷，又多花了錢，又染上了病，也沒管湊沒湊夠100的數，終於在上海和白薇同居，然後“我拿什麼奉獻給你”的把性病奉獻給了白薇。

      如果沒有白薇的苦苦相逼，楊騷即使幹勁再大，我想也不至於有今天沒明天地如此快馬加鞭搞出一身病；如果沒有楊騷的一身病，白薇也未必能最終占有楊騷5年；如果沒有和楊騷的5年苟合，白薇必不會最終毀滅了健康、精神、青春、快樂和一生的歲月。因果相生，孰是孰非，何得何失？

     楊騷老了，玩不動了，又要投共了，於是在1944年6月與當地僑生陳仁娘結婚。13年後，害人的楊騷早早得到了解脫，而被害的白薇卻還要獨自一個人在孤苦、貧困、疾病、憤懣和對失敗愛情的悔恨中再度過整整20年。

      1933年分手的楊騷與白薇，在1940年在重慶又有過一段近距離的接觸。當時白薇暴得熱病，楊騷七天七夜寸步不離，精心呵護。雖然心已死、懼猶存，可善良的白薇面對自己昔日刻骨銘心的愛人的懺悔，最終原諒了楊騷。她在一年後給楊騷的信中寫道：“你現在變成一個完全的好人了，在這一轉變下，從此，你栽在我心裡的恨根，完全給拔掉了，你在我身上種下無限刺心的痛苦，已雲消霧散了……我快樂，我將一天天健起來！這不能不對你的轉變作深深的感激！”

     白薇一樣才情風華、自然坦白、獨立奔放、赤心直呈、鍾情痴心、善良純淨的女性，今天的中國早已絕跡。今天的女性，庸俗無知，搔首弄姿，窮凶極惡，處心積慮，詭計多端，自私至極，視男人為致富之階，當婚姻為插標賣身。今天的女性，和男人相處，只想占便宜，不肯付出半分；今天的女性，別說讓她為你耗盡了一生，就是想讓她更你一心一意地過上一年，也別想呢；今天的女人，無論你怎麼對他好，她都認為理所當然——因為她讓你睡了，而你稍許不如她意，她就會恨你一輩子呀。

      楊騷和白薇都是左派作家，思想激烈，一直受共產黨爭取籠絡，最後終於附共。相比之下，白薇走得更遠：1947年在老家湖南資興參加了共產黨游擊隊，中共執政後竟然主動要求去北大荒生活七年。但是，楊騷和白薇畢竟是在民國那個百舸爭流、狂飆突進時代裡成就青春歲月的一代，他們的個性和精神與共產黨的體制是格格不入的。正因為如此，儘管有情感、靈魂和生活里的苦難、煎熬與荒唐，但無論是在文學藝術上，還是人生經歷、精神旅程和生命體驗上，他們的都是在民國里迸發出一生中最絢麗的光芒。正因為如此，如果不附共，楊騷不會在1957年默默地死去，白薇也不會在北京和平里那間簡單、陳舊而雜亂的獨單裡無聲地度過悲苦的晚年，走完坎坷的一生——；他們本應在後面的人生里，活的更精彩、更淋漓、更本真。

    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隻字未提秦德君其人，但在茅盾的一生中，這是一個抹不去的名字。大革命失敗後，茅盾和秦德君同船避往日本，在東京同居。1930年又一起回國，仍同居數月，秦德君曾為茅盾兩次墮胎，一次自殺（未遂）。

     茅盾，即沈雁冰，1921年加入中共，7月即被選為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1925年1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與惲代英籌組國民黨（左派）上海特別市黨部，任宣傳部長。1927年蔣介石鏟共時逃往日本，脫離共產黨。後專寫小說，其間暗中通共。1949年10月，被任命為中共文化部部長；後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沈雁冰1927年脫離共產黨後幾十年，從未再提交申請或要求恢復黨籍，但1981年中共中央卻竟能恢復其黨籍並從1921年起計算黨齡，可見黨紀如女人褲帶，是鬆緊看人的。沈雁冰寫作，本受葉聖陶提攜，連茅盾的名字，也是葉所取。但沈卻後來居上，成為魯迅、郭沫若之後第三號共產黨現代文學旗幟,榮寵之極。

     表面雖然榮寵，背地卻私德如此，實在讓人看不起。但往深一想，也正是因為私德如此，他才會、才能、才肯被共產黨榮寵啊。

      我說所有被共產黨籠絡、容留、抬舉之人都是私德不佳，決不是亂蓋。比如新桂系三傑中，只有白崇禧一人守節不貳、致死全忠，其他二人都先後投共。這三人私德上，恰是白崇禧最佳，後投共的李宗仁其次，率先附逆的黃紹竑最差。張發奎回憶錄里寫到:黃紹竑曾送他一本《五十年回憶》，張說我不看；黃問原因，張發奎說：我敢打賭你在裡面沒有寫下你所干的壞事——遺棄一個又一個女人、不承認私生子。張還記得,共軍南下前, 黃紹竑還沒動投共的心思,他對張發奎說:“向華,我想請你幫個忙,如果我死在你的前頭,倘若有人來找你求助,請你代我照顧他。”張發奎問：“總數有多少？”黃答：“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張說：“對不起，愛莫能助。”

      你想啊，一個人變來變去，三姓家奴，趨炎附勢，誰給錢賣給誰，人品又怎麼能好呢？原來私德和公義，聯繫如此之呀！

      沈從文當年拼命追求張兆和，留下不少故事。沈是中國公學的老師，張是英語系的學生。一天張帶着一大包沈寫給她的情書去見胡適校長，張舉出沈信中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肉體”，認為是對她的侮辱，請校長為她做主。胡適皺着眉頭聽完張陳述後，溫和而陳懇地對她說：“我勸你嫁給他。”但沈骨子裡似乎並非一個感情專一的人，把張追到手後，他又惹出多起婚外戀來。沈曾對友人說打獵要打獅子，摘要摘天上的月亮，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李敖—大陸夾議：

        我第一次看見沈從文和張兆和的形像，是在一本文革後出的中國現代作家傳記的插圖上。一對白髮老公婆並肩而立，雙雙面向左前，兩人都面龐紅潤，臉帶微笑；男的慈祥、文弱、軟懦，甚至有點肉；女的善良、溫柔、安靜。那時的印象是：一對老知識分子，一對規規矩矩的老好人。從照片上絕對看不出來，那個晚年慈祥、文弱、軟懦的沈從文，年輕時居然能放出“打獵要打獅子，摘要摘天上的月亮，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的豪言壯語，不知是否得益於他少年時曾為匪中人物。

       張兆和是我心儀已久的絕世風華，從她傳世不多的年輕時照片看，即使按當代標準，也美麗得空前，而優雅、溫婉、高貴、迷人，則絕後矣。張兆和曾任我高中母校北京師大附中的教師，此一關係，不但讓我“與有榮焉”，而且令我對她懷有一種親近和脈脈的情愫。

       沈張連理後，感情並不順利。沈從文雖然有外遇，但他對張始終愛戀橫溢。但張兆和對沈從文的感情，我們是搞不明白的——誰又能把握住女人的心呢？1946年以後，兩人感情危機加甚，乾脆發展到分居。沈從文在政治上孤立無援，在家裡又遭到自己結髮妻子和兒子的拒絕，痛苦可想而知。

        雖然沈從文曾在給張兆和的信里充滿感激地寫過：“我料不到的是三三會那麼愛我！”但從張兆和姐姐張允和講述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張兆和對沈從文的愛和沈從文對這種愛的程度的認知：

       1969年初冬沈從文作為反動文人要下放改造前夕（張兆和已經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挑糞種田），張允和去看沈從文。沈從文屋裡一片狼藉，破爛不堪。張允和要走時，沈從文突然說：“莫走，二姐，你看！”，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封皺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對張允和說：“這是三姐（張兆和）給我的第一封信”。沈從文把信舉起來，面色羞澀而溫柔。張允和說：“我能看看嗎？”沈從文把信放在胸前溫了一下，並沒有給她。張允和正覺得有些好笑，沈從文忽然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接着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要知道，沈從文從剛結識張兆和開始，在49年之前就寫了不下上千封信給張兆和，而張兆和一直到兩人共同貧病落魄時才給沈從文寫過一封信——可以想見，這封信里肯定沒有沈從文式的“說盡心中無限事”的內容。

       沈從文逝世後，張兆和開始整理沈從文文稿。她對人這樣給終結了兩人之間的婚姻“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為什麼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麼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即使到了共產黨專權時期最有文化的80年代末，沈從文的名氣在大陸也不能說是很大（今天知道他的人更少了），但他卻是在國際上影響最大、評價最高的僅有的幾個世界級的現代中國作家。金介甫在《沈從文傳》引言中寫道：“在西方，沈從文的最忠實讀者大多是學術界人士。他們都認為，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沈從文的作品被譯成日本、美國、英國、前蘇聯等四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並被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選進大學課本。他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候選人，瑞典漢學家、諾貝爾獎終審評委馬悅然評價沈從文說：“要是說中國作家得獎，沈從文頭一個就是，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作家就是他，頭一個可以獲獎的。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嗎？雖然沈從文到1950年代就不寫作了，他1949年放棄寫作之後，埋頭於文物研究，1949年到1978年在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1978年到1987年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我覺得他寫的那部《中國歷代服飾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長篇小說，最精彩的一部長篇小說。沈從文沒有文學家的自負清高，因為他是一個土包子，一個鄉巴佬，他懂得下層人民的疾苦，懂得歷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會寫《邊城》、《長河》那樣偉大的小說。他即使不寫小說，寫服飾研究也很出色，你可能沒讀過他的《中國歷代服飾研究》，非常漂亮，很多專門做服飾考古的學者沒有人能寫出他那樣出色的書。在中國，要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沈從文，有誰能得呢？”

         沈從文一生共出版過三十多部短篇小說集和六部中長篇小說，這些作品無一不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近年來，不要臉的共產黨給他樹碑，給他立傳，給他造墳，給他修祖屋。但是，他們不好意思說的是：沈從文的文學成就和共產黨沒有一點點關係——他的所有文學創作，全部是在民國時代完成的；1949年以後，他沒有進行過一絲一毫的文學創作，他的先前作品在30多年裡也僅出版過一次。

         反倒是沈從文的家破人離、死裡逃生、水深火熱是拜共產黨直接所賜：

——1948年沈從文開始遭受郭沫若等左翼文人猛烈批判；同年12月31日沈從文宣布封筆，中止文學創作，轉入歷史文物研究。

——1950年沈從文因承受不了政治壓力而自殺，被救起。同年，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任文物研究員——實際上是解說員。
——1957年反右，沈從文在被摧殘得近乎精神分裂的狀態聲稱自己的弟子蕭乾是特務。蕭乾多年後去看沈從文，發現他住在一個小黑屋子裡，就出面替沈從文要房子，不想沈從文大怒，吼道：

“我還要入黨呢！”從此與弟子絕交。

——文化大革命中，軍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沈從文說：“沒有什麼不服，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都被燒毀。

——上個世紀50、60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次又一次來勢洶湧的打擊，使憂鬱過度的沈從文陷入了病態的迷狂狀態，他不斷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可是，老實可憐的沈從文哪裡知道，在共黨的荼毒下，在赤焰的肆虐里，中華大地再沒有首陽山，可以讓他做伯夷、叔齊；再沒有一處孤島，可以讓他做田橫；再沒有一片竹林，可以讓他做阮籍、劉伶；再沒有一方桃園，讓他做陶淵明。湘西，那美麗、純淨的湘西，已經不復存在，已經成為了血與火的煉獄。沈從文當時一定會想，比起吃人不吐骨頭的共產黨，當年的湘匪，是多麼樸實可愛呀。

——1969年沈從文備下放去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

——1978年沈從文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享年86歲，臨終的時候，懦弱、善良的沈從文再也用不着害怕了，他發出了最後的聲音，表達了對這個他不得不生活了39年的世界的輕蔑和厭倦：“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共產黨不但斷絕了沈從文後來的文學夢想，而且百尺竿頭，還消滅了沈從文從前的文學美譽。1987、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最後候選名單之中，沈從文入選了，而且馬悅然認為沈從文是1988年中最有機會獲獎的候選人。1988年，馬悅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處詢問沈從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共產黨的禍國殃民——禍中國之文學聲名，殃沈家之餘蔭瑞郎——，又見一樁呀。

         沈從文孫女沈虹，是北大社會學第一屆學生，嘴下有顆痣，帶副黑框眼鏡，人雖不十分漂亮，但文氣溫柔，細聲細語，恬靜甜純，不愧張氏之後。沈虹和我同屆，因為認識我——也或許她同班楊鴿認識我宿舍的朱姓同學，我已記不清——，沈虹去過我宿舍幾次。一次我不在宿舍，沈虹又去。坐在宿舍床上，和我宿舍男生聊着聊着，沈虹目光漸漸被床前書桌上不知宿舍里誰用鋼筆畫的一幅草圖吸引。沈虹大家閨秀，極有教養，既然看到，肯定要褒獎，於是在還沒看清所畫為何之前，她已經邊看邊讚美了：“呦，你們真有多才多藝，還喜歡美術，直接在桌子上就作畫呢！還挺…..”話沒說完，沈虹嘎然而止，大概是她忽然看清了桌上的鋼筆素描——女性的生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