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1年中国大饥荒肆虐时，共产党的调查人员撰写的文件读起来几乎像是一本食谱。

他们写道，“在四川省的桥头区，老妇人罗文秀是第一个开始吃人肉的人。在有家人一家七口全部死去后，罗文秀把三岁女童马发慧的尸体挖出来。她把小女孩儿的肉割下来，用辣椒调味，然后蒸熟吃掉。”这篇报告写于1961年2月9日。历史学家周逊编撰了一本关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新书，这篇报告就是书中收录的100多份令人震惊的文献之一。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另一份文件里，调查者讲述了一个四川母亲是如何吃掉了自己的孩子的。她用毛巾勒死了五岁大的儿子，“吃了四顿”。该文件写于1961年1月27日，调查者王德明写道，“这样令人震惊的可怕事件远非只有这一起。”

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在《中国大饥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1958-1962)的序言中写道，“尽管这是20世纪历史上最惨痛的灾难之一，”但与恐怖的苏联古拉格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同，大跃进运动中的惨剧却极少受到外界关注。

她写道，“在中国，大饥荒是一个黑暗时期，没有得到讨论，也没有得到正式承认。”

尽管近几年也有过别的著作讨论大饥荒，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新闻人杨继绳撰写的《墓碑》，及荷兰历史学家冯客(FrankDikötter)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周逊此书却别具一格，书中只是呈现了一些当时的文献，文件来源有中央和地方官员及党内调查组撰写的报告、官方会议的会议记录、人们的书信，及警方调查盗窃、凶杀、食人案件的报告。

就像随着由斯大林签署的屠杀令的原件被揭露出来，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廷森林大肆屠杀波兰人的事件得到证实一样，周逊也希望通过展示大饥荒的原始文献，让读者了解到“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真的是不容置疑的”，尽管中国政府50年来对大饥荒一直缄口不言。

周逊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相信，可能有4500万人死于大跃进运动，死亡大都发生在农村。大跃进运动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运动，该运动的目的是急速实现工业化及农业集体化。但人们却在追求完美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死于饥饿、过劳和暴力。

从2006年起，周逊耗时四年，到数十个县级和省级档案馆搜集资料，其中一些由军方看守。研究刚开始的两年，她查阅档案还比较容易，她认为那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执政时期留下的遗产。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查阅档案。对于这个问题，她拒绝提供详情。她总共通过复印、拍照及抄写的方式搜集了大约一千份文献。（周逊还采访了一百多名幸存者，并将之编撰成书，该书也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献描绘了一个普遍滥用权力的社会。在某些地区，饿死或因暴力致死的人数，超过当地人口的一半。人们创造了大量词汇来描述暴力行为。在湖南，省委调查人员发现，醴陵县的11个公社有120人在掀起政治运动的大会上遭到殴打，致使20人重伤或濒临死亡。调查人员写道，“他们使用了20多种酷刑，大部分都极其危险”，包括把人像待宰的猪羊一样吊起来。“回锅”是指反复殴打，“捆柴火”是指捆起来殴打，“白上黑下”是指把人裸身拖到台上，将其殴打到变色为止。

农业集体化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政府又征收粮食，强迫人们在公社食堂吃饭，而食堂的饭食定额又由管事的人把控着，于是处处人们都在挨饿。1962年5月，四川省民政局报告，在富顺县，孤儿院的孤儿们吃厕所的死老鼠。饥民哀号着想要得到粮食、吃泥土充饥，最后开始吃人。

其他的故事也都各有各的可怕之处。在湖南省武冈县，以增加粮食产量为名，数百名妇女被迫跟赤膊的男人们一起，赤裸着上身劳作。写于1958年12月18日的县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中记录了两名妇女的话，杜老九和周老春说道，“我们从出娘胎就没这么丢人过。”

周逊说，现在档案馆又开始关闭了，一些过去能够查阅的文献有时甚至会被从目录里删除，或许是因为最近正在进行数字化工作。而数字化是国家档案局下令进行的。她在电话里说，他们又一次让历史沉默了。

周逊说，“他们正在剔除许多东西。”

为什么？

她说，“这种事情在中国时常发生。”官方有时会松动一下，然后又会重新封闭起来。

她说，“某种意义上，这是因为恐惧，是故意为之。这样人们就不知道正在发生些什么。你总是担忧，就会进行自我审查，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一种恐怖，它制造了一种恐怖。”

如果大规模的死亡和暴行被掩盖起来，就像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Great Leap Forward)中发生的一样，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大跃进运动结束至今已有50年了，但仍是中国的一大禁忌话题。

据新书《中国大饥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的作者周逊所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来推动全面的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但运动带来了饥荒和政治暴力，这些严重后果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在我的专栏《中国来信》中，有关于此书的更多内容。

周逊在采访中说，“大饥荒中，社会变得极其残暴，”可能有多达4500万的人在饥荒中丧命。

“如果你看一看当今的社会，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会在当今社会中发现很多过去的影子，”她说。

今天，“家庭成员们不用从彼此口中夺食，”但财产纠纷“让家庭四分五裂，”她说。“这相当普遍。”

“我确实认为大饥荒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好吧，你可以一概而论地说，人类是自私的。但对暴力的使用确实在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峰，我相信那就是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大跃进结束四年后（1966年）开始，造成了更多死亡。

她说，绝望和自私贯穿中国社会，直至今天。

“我真的觉得，中国人有一种来源于此的绝望感，”她说。“为了生存，唯一方法就是依靠自己。”

由于不能依靠国家来提供安全的环境，“你只能靠自己去争夺。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可行手段，”她说。

“实际上我曾和官员们讨论这个话题，他们就这样认为，”周逊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总有人会来打击你。”

这就导致了一种心理，即滥用权力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事情，但在道德上几乎是可被接受的，因为权力有保护的力量。

“如果你有权力，破坏就会更大、更严重，”周逊说。

直到今天，这一灾难也几乎不被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所承认。最近，为了使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开封地方政府计划把大部分市区推倒重建，这导致北京的一家中文报纸发文警告又一次“大跃进”的出现。

高中教材中没有提及死亡的事实：1958-62年被描述为“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勋的书用100多份一手资料给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饥荒也是她自己家庭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她生长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从小她就听说自家一个亲戚的岳母被活活饿死，因为她的孙子拿走了她所有的食物。

当然，家庭之间也会有所交流，但面对政府长期的掩盖，该事件的重大性质仍然不为人知。周勋说，小时候的她对饥荒的规模没有概念。

“你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但你不知道它的毁灭性有多大，也不知道规模有多大。规模其实相当惊人，”她说。她极力想找寻答案，但秘密只是变得越来越多。

“我在做研究时才发现，这个主题仍是一大禁忌。想要获得资料特别困难，但我不愿就此放弃。我想挖掘出真正的事实。”她说。

重要的是，尽管她在数十个档案库（有很多档案库是很难进入的）中发现了很多骇人的信息，她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平凡中国人所拥有的非凡勇气。

“普通人并不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她说。“他们也会发出声音。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

那个时期在各地零散地出现了暴动，很多暴动都有宗教性质，因为人们在面临巨大灾难时总会求助于信仰。

一名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北京国务院大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写在衣服上的口号是，“饥饿”。四川省党委办公厅在1957年，即灾难刚开始时就发布了关于此事报告。“至少有数百起这样的事件在北京发生，”该报告不满地表示，并谴责人们“蓄意挑衅”。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写申诉信而已。

山东省党委在1959年8月10日报告称，该机构在当年早些时候收到了266封申诉信，“所有的信件都和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有关，”党委指出。其中一封信来自谢集村的王训义（音译）和其他三名村民，信中称每人每天只能被分到100到150克的大米。

“大多数村民都消瘦衰弱，脸色苍白。还有好些人试图自杀，”王先生写道。另一个山东人在信中抱怨，这是“给鬼吃的饭”。

讲出实情来是危险的。隶属四川省党委的乐山市党组织活动团体在1961年报告，一个叫做杜兴民（音译）的人因为写信报告当地党委书记宋友渔（音译）没收了农民的粮食，被该党委书记指控为“蓄意破坏”。

报告称，杜兴民被毒打一顿，随后被“当地的一群壮汉”抓走，并被“挖出了双眼”。报告还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杜兴民的村子里总共有128人被饿死。

翻译：陶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