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人物群星璀璨   海龜回國精忠報國

根據黃煥章、周建國等眾多老兵工回憶當年，“加班加點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時，有時十四五個小時，誰也沒怨言，因為都知道這是為前線干！”除工人們揮汗如雨、努力勞作外，各廠廠長更是殫精竭慮。

他們大多留過洋，如21廠廠長李承干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終身未婚，從1919年進漢陽兵工廠到主持21廠，在兵工界服務30餘年，成就卓越，先後改進陸軍的八二炮、馬克沁重機槍、捷克輕機槍、120迫擊炮、2.36火箭筒及前線廣泛使用的中正式步槍，“這槍的性能超過日軍三八大蓋。”

當年雲集重慶的兵工專家真正是群星璀璨：

第2廠廠長熊夢莘，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
第10廠廠長莊權，畢業於德國撒克遜工業大學；
0廠廠長陳哲生，是留學法國的工學博士；
第28廠廠長周志宏，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
第30廠廠長李世瓊，畢業於美國滿鳩司特大學；
第50廠廠長江杓（音shao)，畢業於德國勃萊斯勞工業大學；
鋼鐵廠遷建委員會楊繼曾，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

這批海外歸來的學子，大多三十餘歲，風華正茂，為民族存亡，他們在重慶奉獻了才情與年華。長江廠前身的20廠廠長陳哲生，是留學法國的工學博士，回國後授少將軍銜，專家柴文官回憶說：“我們廠能生產出5.7億發子彈，陳廠長做了很大貢獻。他後來定居加拿大。在重慶，有多少兵工專家付出過血汗啊！”“如果沒有這樣一大批專家，抗戰後期那麼多新式或改進武器，重慶是造不出來的！”

現在中國蜚聲世界的兵工專家俞濯之、李乃暨、任新民等，青春歲月也在重慶度過。任新民——導彈與航天技術的重要開拓者，曾擔任風雲一號衛星、發射外國衛星等6項大型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他1940年在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畢業後，任21兵工廠技術員，在重慶抗戰的8年歲月，歷練了他的才幹。

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更是傳奇人物，他的外曾祖父是曾國藩，表哥是陳寅恪，親家是蔣經國。俞先後留學哈佛、柏林大學，主攻哲學和數學，聽過愛因斯坦授課，成為國際著名彈道專家，到台灣後三任國民黨“交通部長”、四任“國防部長”，被認為是蔣氏內閣中最有學問最具國際聲望的“部長”。

直到前幾年，俞大維的名字才在大陸被人們重新提起。慶祝50周年國慶的一項重要活動是表彰為兩彈一星做出巨大貢獻的23位傑出科學家。在頒獎大會上，受獎的首席科學家錢學森在講話中說：“……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鍔、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是浙江紹興人，1897年12月25日出生，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並有幸系統地聆聽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

俞大維於1933年任國民黨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

俞大維既非黃埔出身，又非職業軍人，甚至終生未參加國民黨，卻以學者的身份擔任“國防部長”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職務，一干就是十年，並且口碑甚好，這不僅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即使後來也沒有這樣的事例。

1930年他奉命採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產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 當時國民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為他準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那時叫“佣金”）。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 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

在兵工署工作的12年間，他不但注意國外科技動態，還專門成立了研究部門，開發研製適合中國國情的軍械。在抗戰8年中，兵工署下轄的許多兵工廠生產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保障了正面戰場的武器供應，因此他常戲稱自己是“打鐵的”或“鐵匠”，並以尉遲恭自況。

他是彈道專家，各兵工廠有重要武器試驗，他必定親臨現場，並對有關技術人員進行指導。在重慶還成立了技術學校，為中國兵工事業培養人才，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為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俞大維作為一名國民政府的抗戰主要人物，他的住處跟蔣介石一門之隔，明明白白知道國民黨兵敗，卻義無反顧跟老蔣到台灣。他的人格魅力贏得許多人的稱讚。

長沙三次大會戰 重慶兵器顯神威

兵工史專家柴文官說，

抗戰爆發後，國際對華軍援主要靠四條線路：
一是以香港為中心的走私通道；
二是西北地區與蘇聯的連接線；
三是越南海防與中國昆明的法屬印支線；
四是從緬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緬線。
蘇德戰爭爆發後，蘇援凍結。
1940年9月，日軍占領法屬印支線，這條運輸量最大（月運量15000噸）的交通線被切斷。1941年12月， 日軍攻占香港。
1942年5月，日軍攻占緬甸全境，切斷滇緬線。
中國外援完全斷絕，此後雖開闢了駝峰航線，但由於喜馬拉雅山雪峰阻礙，在三年半時間裡，美 軍犧牲飛機員1000多人、損失飛機600餘架，且運量有限。
面對艱難環境，迫使重慶兵工“斷不宜作依賴誰何之想”，只能“力圖自存自強”。

湖南是中國著名穀倉。抗戰時期，我第9戰區駐防於長沙，中日軍隊在湘北新牆河一線隔河對峙。從1939年到1942年間，日軍先後三次大規模進攻長沙，我軍與之展開殊死搏鬥，是為三次長沙會戰。

“特別是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長沙會戰中，我軍重創日軍，共斃傷日軍5萬餘人，俘虜139人，”兵器史專家李意志說，此役是在太平洋戰 爭爆發之初、美英軍隊接連失利形勢下中國戰場上取得的勝利，國際反響強烈，“重慶產兵器在這場會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李意志認真研究了中日軍隊的兵器——

日軍使用的兵器
1、6.5mm友坂三八式步槍：口徑6.5毫米，射程2400米，是日本明治38年（1905年）定型產品。其槍蓋上有一防塵蓋，防止沙塵進入，又稱“三八大蓋”。該槍瞄準基線長，射擊精度好，加之日軍射擊準確，曾給我軍造成不小傷亡。但該槍口徑小，殺傷威力小。

2、6.5mm九一式輕機槍：口徑6.5毫米，該槍外形怪異，槍托偏右，俗稱“歪把子”。採用漏斗式供彈。該槍口徑小，威力不大，故障較多，射程1500米。

3、九二式重機槍：口徑7.7mm，射程2700米，射速500發/分。由於採用30發彈板供彈，其實際射速只有200發/分，加之全重5 4.4公斤，在戰場上機動性受限制。

4、九五式軍刀：會戰中，中日軍隊多次肉搏。日軍當時大量裝備的是九五式軍刀。該刀俗稱“曹長刀”，刀柄長230毫米，刀鞘長737毫米，刀刃鋒利，製作精良。日軍用其與中國軍隊的鬼頭大刀對陣，並沒占到多少便宜。

5、火炮：日軍火炮原占有一定優勢，多為100mm以下的山炮和野炮。

中國軍隊使用的兵器

1、7.9mm毛瑟步槍：我軍部分使用是由德國、捷克進口的7.9毛瑟98式步槍，更多是由重慶21廠、1廠和41廠仿造的各型7.9步槍，又叫中正式。該槍射程2000米，性能優於三八大蓋。

2、7.9mm捷克ZB-26式輕機槍：該槍是一種性能優異、在世界槍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輕機槍。射程1500米，射速550發/分，重慶21廠大量生產該機槍，性能優於“歪把子”。子彈產於20廠。

3、7.9mm馬克沁重機槍：民國23年金陵兵工廠由德國獲得1908式馬克沁重機槍圖紙，進行仿造。重慶21廠大量生產該槍，射程3500米，射速600發/分，性能優於日軍九二式。

4、火炮：主要裝備重慶產60、82、120迫擊炮和37戰防炮、75步榴炮、100榴彈炮，分別產於重慶第10廠、50廠等，炮彈產於第10、11、21和50廠，由於彈藥充足，我火炮發揮了威力。

“此時，中國的外援基本被敵切割，但我軍強大的火力予敵大量殺傷，”李意志分析，“這與抗戰初期我軍炮火稀缺形成鮮明對照。”第三次長沙會戰時，日酋阿南 惟幾大將率4個師團來犯，聲稱“要到長沙過新年”。由於新牆河至長沙的道路被我徹底破壞，日軍僅能用馬匹馱來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

我守軍將重慶製造的重炮放置嶽麓山上，予日軍毀滅性打擊，“這次會戰消滅的日軍比台兒莊多幾倍，10萬川軍作戰勇敢，重慶的兵器作用巨大，以至日軍多年不敢再犯長沙！”

抗戰烽火中，9萬多重慶兵工人與前方500萬將士同仇敵愾，造出數以億計的槍彈，為8年的浴血奮戰提供了堅強保障。一場偉大抗戰，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們將目光聚集在那些歷經崢嶸歲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們撐起了8年血戰的兵器之天，撐起民族之魂。

“抗戰前，我國多數兵工廠是一廠多能———既產炮，又產槍，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質低。這種局面，在重慶得到徹底改變。”重慶兵工史專家柴文官 稱，如21工廠，戰前既產槍又產槍彈，還生產迫擊炮和迫炮彈。內遷時該廠槍彈廠先移交第20工廠，同時又接收了第1工廠的步槍廠和第20工廠的輕機關槍 廠，從而使該廠成為主要生產各種槍和迫擊炮彈的專業廠。經過工廠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統一了制式，重慶兵工產品的質量、數量飛快提高。

內遷艱難運設備 技工跳槽轉兵工

“我們像逃難一樣來到重慶，不少人在日機轟炸或傷寒病痛中倒下了，好不容易才把機器設備運到重慶。”回憶起當年到重慶的情景，82歲老兵工彭林生永 生難忘，“我16歲進工廠，17歲結婚請客才過3天就被日本的飛機炸到重慶來了。”彭林生從湖南煙溪第11工廠搬遷到了1工廠(現建設廠)。

“內遷之初，進兵工廠相當於進今天的銀行，福利待遇好得很。其他行業的很多技工，都跳槽到了兵工廠。”老兵工彭林生回憶，當時除了每月發放三斗二升三大米外，一些戰時緊俏日用品，如油、鹽、煤，均由廠方組織運進，憑票供應，還免收房租。

彭林生告訴記者，當時兵工署認為工人趕造械彈，供應前方需要，其任務實與前線士兵同樣重大，所以“予以緩役”。當局對兵工政策的全面傾斜，使各兵工廠在極短時間內恢復了元氣。1940年，內遷重慶的兵工廠全部復工。

張連科，貴州水城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礦冶系畢業，任上海煉鋼廠廠長期間，臨危受命，將煉鋼廠遷漢陽後與漢冶萍公司合併，後遷重慶大渡口，任鋼鐵廠遷建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建成大後方支援前線的最大鋼鐵基地，是重鋼主要創始人之一。1945年逝世，年僅49歲。

抗戰爆發時，上海遭到轟炸，張連科是當時的上海鋼鐵廠廠長，他挑起遷廠重任，先將上海鋼鐵廠遷到武漢和漢冶萍鐵廠合併。上海鋼鐵廠遷至武漢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該廠不得不在幾個月後繼續內遷，選址在重慶大渡口。

1938年2月，鋼鐵廠遷建委員會成立，當時的國民政府兵工署製造司司長楊繼曾兼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連科成為將漢廠遷渝的4名委員之一。水路從武漢到 重慶，必經三峽。當時的三峽，航標系統尚不完備，眾多的職工一邊躲避敵機的轟炸，一邊沿着長江逆流而上，向內地搬運各種大型設備。職工們主動幫忙拉縴，不 少職工在拉縴途中倒下。

今天，我們可以從重鋼集團檔案處查到當時運輸設備的重量：由武漢、大冶等地運輸設備就達1070噸!沿途被炸損失了149噸。

經過幾個月的長途搬運，各種巨型機器終於拉到大渡口長江邊的河灘上。在艱苦的抗戰環境下，這個大後方的工地上沒有一台機動車，也沒有任何起重設備。 所有的龐然大物都要全靠人力，一點一點地用滾木搬運。

赤手空拳的工人們，光着膀子，打着赤腳，操着上海話、湖北話和四川話等不同的口音，齊聲喊着統一高亢的勞動號子，這是迄今為止留在張化聲兄妹心中最深刻的記憶。

一年多後，鋼鐵廠的遷建初步走上軌道，因陋就簡地為抗日前線生產出五百磅型的炸彈。1940年，日本飛機對重慶瘋狂地進行疲勞轟炸，正在建設中的鋼鐵廠也 被視為侵略者“眼中釘”。當年10月14日前後，敵機連續好幾天到大渡口上空，對鋼鐵基地進行輪番轟炸，從早到晚空襲不斷。資料記載，敵人投彈100枚， 死傷職工百餘人，毀住房百餘間。

到1940年12月，遷建的新廠共產生鐵約3000噸，耐火材料約900噸，鑄鐵440噸，製造了工兵器材約15萬件。

到現在，重慶鋼鐵廠仍然是中國鋼鐵大企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