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共意識形態的對立，雙方長期互相醜化污衊對方，沒有實事求是地向自己的人民宣傳抗戰歷史。特別是抗戰勝利之後的內戰，分裂，更不能客觀實際地看待對方，人民也就沒有機會了解完整的抗戰歷史。

重慶人都曉得國民政府的兵工企業是新中國的兵工基礎。因為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就比較注意制定《大後方工業發展規劃》，推動四川的工業經濟中心的建設。其在充分考慮了各種因素後，確定了大集中、小分散的布局和充分依靠舊有的經濟中心以及依地理位置、原料產地、交通運輸條件而定的方針。

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四川的近代工業非常薄弱，發展也非常緩慢。全面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組織的沿海沿江地區工業的內遷，使四川的工業一改戰前發展頹勢，各類工業都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具有相當規模的近代工業體系。可以說，抗戰時期是四川近代工業的發展高潮。

沿海沿江的大批兵工和民營企業內遷以後，分別在四川、湖南、廣西、雲南、陝西、甘肅等後方省區形成了11個工業區，以四川最多，有5個。具體是：1、 酉陽龍潭鎮是汽車修理、裝配與煉油工業區；2、萬縣、長壽、涪陵一帶有水電、棉油工業區；3、瀘縣、內江、五通橋、樂山、自流井等地建有發電、酒精、製鹽、制酸、造紙、煉油、煉焦等工業；4、威遠地區建有煤炭和鋼鐵工業；5、重慶地區，沿長江東起長壽，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達綦江的範圍內，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區。

　　
重慶集中了大後方軍工和民用的主要企業，如槍炮、彈藥、鋼鐵、機械、化工、紡織等行業，建立起四川的近代工業體系，成為中國抗戰時期軍工和民用物資的主要生產基地。
　 　
鋼鐵工業方面，國民政府在重慶領導建設了一系列鋼鐵生產企業，其中煉鋼廠7家，占整個大後方煉鋼廠的70%，生產的鋼占全部鋼產量的80%；冶鐵企業的數量雖然不多，但生產的鐵卻占大後方全部鐵產量的50%。重慶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主要鋼鐵基地，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機械工業方面，重慶集中了內遷的大多數機械企業。據統計，在1940年，重慶機械企業數量就占整個大後方機械企業數量的65%，資本金額占51.5%，工人數量占37%。其重要地位顯而易見。

化學工業方面，重慶的化學工業發展也較快，尤其是與動力和燃料有關的工業發展很快。抗戰時期汽油、柴油等燃料油短缺。為解決這一問題，煉油和代用液體燃料（酒精以及用桐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提煉）生產企業成為重要的新興產業。

據統計，1944年，重慶有煉油企業35家，占大後方全部煉油企業總數的40%以上。其他民用化學工業也有了長足進步。

紡織工業方面，重慶在抗戰前雖然也有紡織企業，但沒有一枚紗錠，不能紡紗。抗戰時期沿海沿江紡織企業內遷重慶，這才開創了機器紡紗的新局面。當時重慶集中 了中國最大的幾家民營紡紗企業，使重慶成為主要的棉紗生產地。據中紡公司1945年1月製作的《大後方紗廠一覽表》統計，重慶紡織企業擁有的紗錠數量占整 個大後方紗錠總數的51.6%，占織布機數的50.4%，棉紗產量的52.8%，棉布產量的32%。

由此可見，重慶當時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戰時經濟中心，為支撐全面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無論如何也不能否定重慶、四川、大後方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的抗戰和經濟建設光榮成就。 　　

在中華歷史上蒙元危局、明清危局、抗日危局多次民族危亡之際，奮勇抗擊外族侵略者，四川都成為中華民族的最後堡壘。

偉大的重慶代表着獨特的中國作風，他在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的災難。現代化的武器也許可以摧毀一座城市，卻摧毀不了中國人民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與意志。

當年四方仰望着的重慶，實在已逐漸成為中國的心臟與腦髓，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帶。陪都是一個巨大的力量源泉，他吸引着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思想、感情與意志，強有力地傾瀉而出，吞噬侵略者！

兩年來的日寇大轟炸，好像是有意給陪都一個試驗。肉眼看不出的潛力，習俗中找不出的堅毅，都在全世界的隆重讚嘆聲中，走上了命定的光榮之途。重慶戴上了偉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國人注視着它，所有的中國人嚮往着它，這是我們無可再退的堡壘，這是我們的耶路撒冷。

　　
從世界地圖觀之，重慶向東南可通往太平洋，向西南可通往印度洋，向西北可通往歐亞大陸，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及中亞大陸三方之人力物力，咸輻輳此。著名史地學家張其昀曾從中國和亞洲戰局出發，概述重慶的戰略地位為：“以四川為中心，以西北諸省為左翼，以西南各省為右翼，西南、西北兩大國際路線， 均以新陪都為其總樞紐。”

1941年6月5日，德國入侵蘇聯前十七天，日機持續轟炸重慶達三百分鐘之久，釀成死傷人數逾三千人的“大隧道窒息慘案”，震驚中外。

1941年7月30日，“珍珠港事件”前一百二十七天，日機繼1939年5月28日、 1940年10月25日後，第三次轟炸泊於長江南岸的美國艦艇，並第三次聲稱是“誤炸”。

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軍戰略轟炸司令兼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親率二十七架轟炸機，低飛席捲式轟炸南岸黃山蔣介石官邸“雲岫樓”，幾乎一舉消滅正在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中國國家元首和各戰區長官、參謀長。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二十二天，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幹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 外的木質紀念建築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徵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

　　
1940年8月19日、20日兩天，日機對重慶進行了最肆虐的“地獄式轟炸”， 蔣介石在南岸黃山遠眺火海中的重慶時，感嘆重慶市民“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
　
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著名金融家康心如在《大公報》撰文道：目前敵機無分晝夜襲擊重慶，每次均投擲多量之炸彈或燒夷彈，其目的在屠殺我非武裝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氣。據漢口敵軍事發言人之自供，三個月內敵機襲渝三十八次，現則已逾四十次，出動飛機三千三百架(累積計算)，投擲炸彈二千五百噸。

現在敵轟炸重慶，顯然又入一新階段，彼妄圖對重慶作毀滅性之轟炸，昨(二十)前(十九)兩日及夜 間在血水中之慘景，吾人既身受之，即永不能忘。……換言之，即重慶市民決不因空襲而動搖其堅強不拔之抗戰意志是也。

敵在重慶所作之暴行，惟有無限增強吾人 敵愾同讎之心，此殆為敵機濫炸惟一之收穫。吾人均知吾人正在苦難之中，然吾人須以熱情鮮血及忠誠之服務報效國家，無稍更改。敵或欲妄圖毀滅重慶，然吾人則深信重慶斷乎不致淪為廢墟，倘即成廢墟，吾人亦必決心在此光榮之基礎，重建未來之光榮。

余深信重慶乃不可征服者，亦猶全中國其他地區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蓋為吾民族數千年文化之傳統教條，重慶市民正為此種精神之傳統的繼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各國首都中，重慶成為最早、最久、最多的遠程戰略轟炸目標，成為取消了前線與後方、交戰人員和普通民眾之間界線的“無區別轟炸”的濫觴，成為戰爭手段和戰爭哲學惡性轉變，遠程運載工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結合，將整座城市作為人質和對象的毀滅性恐怖轟炸的開端。

這個開端， 清晰地通向德軍轟炸倫敦、英軍轟炸柏林、美軍轟炸東京、美軍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以及戰後各次戰爭中同類手段和同類性質的遠程戰略轟炸，直到2001年 9月11日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紐約世貿大廈的劫機轟炸等“空中屠殺”，在戰史上它們都與“重慶大轟炸”保持着邏輯繼承關係。

“重慶大轟炸”與“南京大屠殺”一樣，是日本軍國主義嚴重越出人類戰爭(包括侵略戰爭)基本界限的極端野蠻、特別殘忍的戰爭行為。“重慶大轟炸”對人類戰爭性質和戰爭手段的演變升級則更具有啟示錄式的影響。

重慶以其特有的天地山河結構和中華民族的錚錚鐵骨，迭被磨難，歷經轟炸，屢遭危迫而固若金湯、巍然聳峙，可謂自然渾成，天佑中華。

蜜蜂在網絡四方採摘東拿西扯釀成的抗戰蜂蜜，在多維發表一年，現在搬家萬維，結合釣魚島形勢，也算是牢記抗戰中國人民的風骨峭峻：

那年我也是條漢，

烽火煙雲遮天黯。

人嚎馬嘶刀濺血，

鐵劍相斫金星寒。

齊開炮，轟夷酋！

旌旗旎旎塵戰酣，

血盡肢殘身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