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校園內的各種文體活動是極為豐富的，各種運動隊、樂隊、文學、詩歌、圍棋、書法等社團組織多如牛毛，而且水平也不低。在北京高校的歷屆體育競賽中，清華總是與北鋼分享前兩名的地位。清華的校樂隊還可以組織“黃河大合唱”這樣的“國家級”專業表演。

這些組織的基本特徵都是調劑繁重的專業學習，與同學的精神生活沒有多少聯繫。同學的精神生活是由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門校學生部，校團委專職負責的，在每個班裡，除了班主任，還有政治輔導員和團支部組織，每周星期五就是專門的政治學習時間。在校團委下成立了不少類似“學雷鋒小組”、“馬列原著學習小組”的預備黨員組織。曾當過毛澤東秘書的黨委書記林克在報告中常說:“我年輕時冒着生命危險也耍讀毛主席著作，你們現在有這樣好的條件，更應該珍惜利用才行。”清華黨委還發明了“由愛國主義到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進步三段論，據說很有成效，鄧小平也推崇不已。

所有這些工作，特別由於一九八○年的學生會主席和海淀區人民代表的選舉之後加強起來，當然，選舉被取消了，因為它衝擊了學生的本份。即便有選舉，也不能代表同學中的思想交流，沒有了這個起碼的形式，更促使一些同學突破專業班級和團支部的界限與外系的同學交流，這就是“未來與發展協會”形成的最根本動力吧!

協會沒有正式組織

據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在酒吧與朋友的聊天中形成的，維納的二進制思想也是在餐桌上的聚會中形成的，所以，協會也沒有任何正式的組織和成員，同時也不必對外界(校黨委等)承擔任何責任。它的“成立”可以以第一次的公開講座來表示。首先是經濟管理系七七級的，剛當上海淀區人民代表的顧立基講九○年代的中國經濟分析;其次是由水利系七八級的顧北平用高考複雜的例子說明運籌學的意義，據說他就是用這種方法撇開老師的指導而在十五歲時從甘肅考入清華的;最後是水利系八○級的殷雅俊對於愛因期坦相對論的發難。他說，相對論的前提:“光速在任何坐標系中都是相同的”，明顯是違反人類常識的，所以，他設計了一種實驗可以驗証愛因斯坦的錯誤，並請物理系的人去干。我因為是工程物理系的，深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一個教授後來評論殷雅俊的錯誤，卻沒有說服他。殷雅俊感到自己的思想很偉大，就把其寫成大字報貼到食堂門前，公開招請辯論。此事當然不了了之，我後來學到電動力學，讀了馬赫對愛因斯坦的啟發和批判，也不甚明了，只是意識到我們中國人的思維能力還停留在“機械唯物主義”的階段。

由於協會沒有正式組織，每人關心的領域也不同，但有一點是我們都共同意識到的:這個組織受到校方的格外關注。我隱約聽說，這個名稱是郭沫若的孫子取的，它的目的就是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不拘一格地研討，校黨委為此專門開過四次會，最終決定以疏導的形式來處理。我被班主任勸告:少管別的事，多搞專業研究。事也湊巧，我二年級期末的數理方程成績是全班最低的﹐班主任以此為例寫信到我家中，要家裡促我專心學習。

協會的召集人是電機系七七級的李年昌，他由其電力系統的專業出發，大力提倡貝塔朗菲的系統論;顧北平則對控制論感興趣;計算機系八○級的張玉志則稱要以倍息論來統一協會的研討。依這些人而言，“三論”是繼進化論、相對論、量子論以後的科學革命，也是指導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自然成為協會關心的主耍課題。儘管的確不斷取得成果，同時也惹出麻煩。

先是化工系七九級的劉鳴在《體育日報》上發表了一整版的長文“用系統論的知識來重建國家足球隊”，據說國家隊還請他去座談，為萬眾所期的中國足球隊起死回生。後來他畢業離校時沮喪地說:“系統論連一個足球隊都救不了，還有甚麼法力改變社會，我以後只搞專業工作了!”工程物理系七九級的佟永駿用“三論”研究軍事辯証法，請了一位軍事科學院的教官來講過一汰，使我們又對瑞米爾的《戰爭藝術》、克勞賽維茨的《戰爭論》熱心了一陣。不過，當與我同加速器專業七九級的楊利亞受伽里略“兩大系統的對話”的刺激，用系統論寫了一篇“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體系的對話”﹑對這兩大體系各打五十大板時，系學生組的老師找上門來與他談心。老爸本身是地方黨委宣傳部長的楊利亞腦袋很頑固﹐最後畢業時被分配到四川綿陽的深山裡從事核物理研究去了。協會最大的成果是通過學校自然辯証法教研室的魏洪森副教授與錢學森、宋健等人掛上鈞。

當時，錢學森搖身一變，成為社會科學的“先驅”，以馬列主義教條到處設立新學科。例如，報紙報道說：在錢老的指導下，經過刻苦攻關，創建了交叉學科“政治科學學”，等等。不過，他遇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于光遠的阻撓。於先遠利用北大和社科院的影響，在爭奪“最高權威”的稱號中略占上風，在人體特異功能問題上引用恩格斯的諷刺說:“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看你們還能跳多久!”錢學森哪甘認輸，想法利用其“科學元老”的優勢，摻加一些“未來學大師”托夫勒、社會學家貝爾的隻言片語，在中共上層和清華找幫手。很可惜，聰明過人的顧北平和協會的幾個人也甘願被利用，積極為錢學森搖旗吶喊，為其勝利立下汗馬功勞。錢學森的傳記《一傳風流》出版了，宋健當上中央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協會也出了名，還與美國的“國際學生連盟”掛上鈞，對方送來了《第三次浪潮》、《大趨勢》之類的科普讀物。

協會的精神受挫析

也在這個時候，協會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挫折。原因是七七級的同學畢業離校，顧立基、郭錕(我也搞不清楚同名的中國南極遠洋探險隊隊長是否就是他)、李年昌等人的離去，使協會缺乏組織上的召集人，留在學校的同學發生了不小的分化:我本來對顧北平言聽計從，但看到他沽沽自喜於魏洪森、錢學森的召見、簽名贈書，很可惜他陷入那種是非之地；張玉志則當上了新成立的“科學協會”的會長(校方想把我們協會全納入“科學”的領域內)，並與北大的學生會主席張偉等人組成“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日本，回來後還要為我們作報告!

協會由此再也無法展開有效的活動了，楊利亞和我仍然力主思想的探索，在勉強維持的交流會上，學習黑格爾的《小邏輯》，有一些低年級的同學參加，劉國慶和胡玉清是比較熱心的。劉國慶後來成為校學生會下“哲學小組”的負責人。胡玉清是土木環境系八一級的。在我四年級時因為提倡差額選舉學生會，校方以為我“想當學生會主席”，由留校任學生部長的林炎志組織全校的系團委書記與我“辯論”，對我進行“教育挽救”，當時只有他和與我同系同年級的黃虹幫助我應戰，使我終身感謝他們。這次辯論對於我們三人而言，都明知畢業分配時的後果不堪設想，迫使我們認真對付研究生考試。黃虹和我都得以留學，胡玉清後來也考上了北大經濟系的研究生。

協會中有許多人和事，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值得一提的還有與我同系同級的王雲，畢業後留美，在八七年留美學生抗議中共中央倒退的公開信中有她的名字。電機系七九級很有口才的栗志剛畢業後進了中信公司，返校時曾見過一面，很有自信。與我同班的劉雲輝畢業後和我倆人騎自行車15天，到上海分手。他放棄物理學，潛心於弗洛伊德，在福州家鄉的工作單位結束了人生旅程。

協會活動的完全終止可以認為是我們八○級的同學畢業時大家在清華學堂最後的合影，有十五個人左右。有一個低年級的同學問我有什麼勸告，我說:“回到班上，把自己的專業學好。”

回顧起來，把我們這些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同學召集起來的動力就是科學探索的自由精神，我們每個人都程度不同地從協會的交流中受益匪淺。它多少助長了我對歷史學、哲學的關心，避開了“科學哲學”、“自然辯證法”這些不毛之地，也沒有興趣進入經濟學、“企業管理”等行業，而最終告別了愛因斯坦，從事馬克思留下的研究。

[首次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1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