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9学潮中

今年是2009年。

二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最后被执政当局调动机枪坦克血腥镇压，但这场运动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场神圣庄严的洗礼。不仅如此，它对于中国九十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共在体制内的经济“从良”活动也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甚至，它对于此后发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正因此，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永载文明人类的光荣史册！

二十年前，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有幸全程参与了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那么，作为直接当事人，我参与学潮前有着什么样的思想状况？我在学潮中又做了一些什么事？参与了一些什么活动？我又是怎样被捕的？被捕后我又遭遇了一些什么样的折磨？八九学潮、六四镇压及秦城监狱的囚徒生活对于我此后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本回忆中给出相关的陈述与回答。

需要说明的是，本回忆中，除了少数几个我知道现在仍在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奋斗的友人是使用真实姓名表述外，其他一些我不了解现状而在文中又必须涉及的友人我使用了化名。我认为，在大陆目前的时空下，这种“遮掩”是必须的保护。从中国政治的现状出发，我认为历史真相的全部还原尚需时日——待到民主实现之日，便是真相还原之时。只不过，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希望所有经历过89民主洗礼的兄弟姐妹们不仅能够在二十年前谱写出壮丽的青春之歌，而且能够以自己所认可的方式续写出骄傲于历史和未来的中年之歌、老年之歌！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1.学潮前的读书、写作和忧患

 

1988年秋天，我进入省城西安读书后，我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大脑里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量成爆炸状扩张。我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从图书馆、从报刊杂志阅览室、从电视及收音机里捕捉到我所需要的信息。

我上大学的1988年，正处于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文化界、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十分热烈。在军训期间我曾认真地读了三本书，一本是苏晓康等人所著的《河殇》，反思传统，主张走向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一本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润生所写的《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是鲁迅、柏杨风格的，揭示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还有一本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及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这几本书看得我心里十分的沉重，尤其是《文革十年史》让我第一次对这个国家、对领导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开始进行全新的审视和思考。我甚至不相信在我的祖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我曾就自己心中的失望和困惑向十连指导员黄和平做过书面请教，指导员就我的问题与我做了专门的约谈。他从历史谈到现实、从军队谈到地方，指出了现存中的种种不合理，他对我的思考和关注表示肯定，认为年轻人关心国家和社会是正确的，但要我不要太悲观，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指导员因此还与我结了一段时间的私人友谊，虽然我打靶的成绩是全连倒数第二（8发子弹打了25环），但军训结束后还是给我评了个“连嘉奖”，认为我军训认真，除打靶外，成绩都还不错。他来西安后，我还和他作了单独的合影以示纪念。

军训结束后，我便正式进入大学生活程序。在第一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中，只有一门课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马雪萍老师讲授的《世界上古史》，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在我看来则是古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从梭伦经克里斯提尼到伯里克利时期的民主政治让我十分的惊讶，我想不到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爱琴海旁边竟有一个国家是采取“公民大会”这种“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决定城邦所有重大公共事务的。无论是执政官还是四百人议事会中的“议员”都是通过“直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这不能不让我从内心里向古雅典人表示巨大的敬意。与此同时我的内心里又会常常生发出一种耻辱感，那就是在2500年后的中国，其政治生活的民主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古雅典人——我还能记得，当时好几个老师在给我们上课时都谈到古籍所所长黄某某是如何“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说是在黄某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上面”突然通知黄去北京开会——也就是说所谓的“人民代表”他不是由人民公选产生的，而是由“上面”指定或变相指定的，这样的“人民代表”，你能指望他为人民说话？包括马老师在内的几个老师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虽然没做过多评论，但神态语气也多有讥讽和不满。而最有意思的还是马雪萍老师，她在每次上课前差不多都要花上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加以批判——我怀疑她是不是也刚刚看过严家其先生编著的《文革十年史》。

 

除了上课外，其余时间我大都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我看过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等，还读过北岛、杨炼、舒婷等人的诗歌。而通过报刊杂志的阅读，我发现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远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如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大陆也远不如资本主义的台港澳。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观照对比在我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我发现自学生时代以来的所有官方政治说教都与现实生活是相反的。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日渐充塞着我的胸膛，其结果88年冬我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写了一篇题目叫《危机！危机！！危机！！！》的文章（文长约24000余字）。我在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意识形态等方面所面临的危机，并分析了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以及解决危机的出路。根据当时的日记记载（我所有的日记及过去的文稿都在1998年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走——这里所说的“日记记载”是凭大脑记忆），我原准备将此文修改后上寄赵紫阳或邓小平的，以其引起他们的注意，但由于放寒假以及赶写其它文章，这事便耽搁了。虽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但不幸的是我在文中的“危机”预言四个多月后便演变成了大规模学潮的现实……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的思想异常活跃，其最典型表现是热衷于校园文化活动。88年冬为响应校教务处“教学改革”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呼吁成立大学生文化交流协会》的应征文。内容则是受“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启发。我觉得“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的文化活动举办得非常好，黄新亚、欧阳康等老师的文化演讲非常受广大师生欢迎。但遗憾的是那只是老师的讲台，而没有我们学生的一席之地。因而我呼吁在我校成立西安“大学生文化交流协会”，该协会将为学生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不仅本校学生可以参加，而且允许外校学生参加，从而活跃校园文化，调动起广大同学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现实的积极性。呵呵，该文只获得一个三等奖，奖了我一个大影集。

 

而最能反映我思想变化的一篇标志性文章则是《西化与现代化》一文的写作。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校团委与《大学春秋》编辑部共同举办了以“五四精神与现代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征文活动中。通过半个月的努力我撰写了长达12000余字的论文《西化与现代化》，文章较详细地考察了从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到曾（国藩）李（鸿章）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运动；从康梁维新派的体制改良活动到孙黄革命派的“共和”制度创新运动；考证了从陈独秀等人的民主启蒙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到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主张。最终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比较中得出了结论：即“西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特别是我在文中一改高中时代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批判，我第一次对方励之等人引导的“自由化”思潮表示肯定，认为这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西化”思想在当代的表现，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西化”的道路。我在文中还第一次试探性地提出了“多党政治”立论。尽管后来因学潮爆发，校团委与《大学春秋》编辑部取消了评奖活动，但在后来退还给我的文稿后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专家评语：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长，可作毕业论文入选。”

 

我之所以对这段评语记忆深刻是因为我当时仅是一个入学还不到一年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如果后来不爆发学潮，或者说学潮不被当局野蛮镇压的话，按照我大学一年级的写作惯性走到今天，我想我早已成为自由派学者或作家了。但是由于学潮被野蛮镇压，我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我的心率和时代主旋律再也合不上拍，因而写作的冲动从此再也提不起来——这是后话，后面再说吧。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在这里也提一下，那就是1989年春天的读书活动及其相应的心理思考。8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年。说不清是巧合还是必然，反正在89年春天一开学之初我就投入到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中去了。我读过《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中西文化争论史》等书文，陈独秀关于民主、科学与人权的大声呐喊，鲁迅对传统礼教“吃人”主义的控诉与批判，胡适、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毛泽东、周恩来在五·四前后的出色表现，张国焘、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的壮举真是感天动地、激动人心。我那段时间关于五·四运动的读书常常读得我热血澎湃、仰天长啸，甚至有好几次读得我心头哽咽、泪流满面。因为我内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特别严重，看到现实社会中严重存在的官倒、腐败，经济生活中的通货膨胀、农业发展的困境、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尤其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中的信仰危机，让我从内心里为我生存的国家十分担忧。我记得我在当时的日记中曾这样呼唤说：我多么希望我能象五·四学生那样走上街头向国民们宣传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巨大危机，甚至我在与一位高中女同学的通信中谈到了自己内心的巨大危机感。我在当时的日记和通信中都十分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空前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并由这种意识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希望中国学生界应该以五·四前贤为榜样，勇敢地站出来，挽救新的社会危机！而这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学潮并被捕入狱的心理基础。

说心里话，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都十分惊异于自己在二十岁时对于时代脉搏的准确感知，从88年冬天的《危机！危机！！危机！！！》一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危机感是多么的强烈。而这种危机感发展到89年春天则直接演变成一种挽救危机的心灵呼唤了，而且我所呼唤的挽救方式便是五·四学生界的街头运动方式——想不到时间不长我的感知与呼唤便迅速演变成了全面学潮的现实。

                    

 

2，悼胡公及西安“4﹒22”事件

 

1989年4月15日，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的一件大事为我此后的百年人生从事业上、从政治理想上立定了一块里程碑，那就是耀邦先生的逝世。

这里有必要将我对耀邦先生的认识交代一下。中小学时代我对胡公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是继华国锋之后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由于自己始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而在1987年元月，胡因“纵容自由化思潮泛滥”而被迫丢掉总书记官职时，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我当时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祖国有着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我甚至积极响应学校和政治老师的号召，写文章批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在此思想背景下，我自然也相信中共中央对胡的处理是正确的，他的下台在一个高二学生的心中并没有引起怎样的同情。但是在我进入大学后，由于前面曾经陈述过的种种原因，我已开始独立地观察和思考一些问题。88年冬和89年春我已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一些其它政治信息和评论，如围绕改革问题中共高层发生分野，香港掀起一股“倒邓保赵”风，方励之、许良英等知识分子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布什访华邀请方励之参加答谢宴会被中共拒绝等等。这些信息使我对当代中国曾经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重新考量，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86年冬发端于中国科技大学的“自由化”学潮的重新评估和定位。我从两年前追随官方的批判态度发生了180°转向，我认为自由化的方向是正确的，自由化、民主化与西化、现代化基本上是“猫”和“咪”的关系。也因此，我对胡公当年的被迫下台开始充满深深的同情。89年3月我还在图书馆借阅了《胡耀邦访问西欧四国言论录》，为写《西化与现代化》一文我还到“过刊阅览室”查阅了有关86年学潮的相关资料。这些阅读和思考使我对胡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因而当胡公在89年4月15日不幸逝世时，不能不在我的心中引起震撼和悲痛。那天黄昏当我从一同学的收音机里突然收听到胡公因病去世、享年73岁的消息时，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耀邦逝世不仅对于这个国家是个重大损失，而且对于我个人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也因此，我当晚不顾嘉午台春游的疲惫，便伏在床上写了纪念日记，又请同宿舍的阿东同学在一块黑板上写了我拟定的悼词和挽联，并于第二天一大早抬出去立在广告栏前。我还能记得我拟定的挽联是：

日月隐耀，山岳潜形，因一颗巨星坠落；

东亚垂泪，欧美俯首，向千古伟人致哀。

而在我所拟定的悼词里则有这样几句话：“所有的中国青年，所有的中国青年学生，逝去的只是伟人的躯体，留下的则是不朽的灵魂，让我们勇敢的站起来，沿着巨人所留下的足迹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而就在我开始进行这种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乃至民间的悼念活动也普遍的开展起来。作为历史系最早开展悼念活动的学生，我还于4月17日上街购买了宣纸，请两个女同学给我扎了两朵大白花准备参加政法学院学生组织的集体悼念活动。但那天中午就在我和同宿舍的阿东同学各执一朵大白花走到学校大门口时，却被站在校门口的几个老师及门卫联合拦截，他们根本不许我们出校门，说要悼念在本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到外校去，说上面通知不允许搞“串联’，尤其可恶的是那个门卫还在旁边说什么“你咋不买张机票飞到北京去悼念呢”？无奈之余，我们只好折回身，拐弯抹角地从联合教室后面的小门出去赶往政法学院。

我们在政法学院门口碰到了一部分政法学院学生抬着一个大花圈正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加入了这个几十人的悼念队伍上了大街。原听说是要步行去新城广场悼念，但步行了一站路后，组织者却指令悼念队伍拐进西侧的小巷子说是改去烈士陵园悼念，一部分学生很生气，不愿意去了。我也很生气，便将大白花往花圈上一挂退了出来。我当时认为抄小路去烈士陵园举行悼念活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而且总觉得把胡公与“烈士”联系起来好像有些不太合适，因而就中途退出了。

那几天学校正在搞春季运动会，我没有项目，也没有兴趣观看比赛，于是白天便乘车去新城广场参加人们的自发集会，或到其他学校去观察动静，晚上则收听收音机，知道了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城市都有部分华人在举行悼念活动。4月22日是官方在民间压力下公开举行追悼会的日子，上午9点我也去联合教室观看了追悼会的实况转播，由于不满意官方对胡公的评价，追悼会结束后，我和一部分同学乘车去了位于省政府前面的新城广场。当时的广场早已是人山人海，我们以人民集会抗议的形式来表达对执政当局的种种不满，要求省政府领导出来对话。而省政府则如临大敌，调集大量军警严阵以待。到下午三、四点钟，愤怒的人群开始冲击省政府西大门，有一部分翻过检察院外面临街的高墙进入了院内，放火烧了停放在院子里的汽车，汽车燃烧爆炸后卷起的火球和浓烟为人民集会抗议平添了一道难忘的风景。就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暴力行为的发生，不愿意看到因暴力行为而导致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但另一方面也对这种行为表示理解，人民正是通过这种本能的冲动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局的不满。这正如五·四运动期间激愤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一个道理，这是社会运动当中无法避免的代价。尤其在一个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当社会矛盾以街头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后，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人身和财产遭到攻击的事件，但这种暴力行为却为当局后来将学潮定性为“动乱”提供了借口。

而问题在于4月22日下午5时许，陕西省政府开始血腥镇压。当时我和财经学院的两名同学站在离西大门不远的的地方观看事态的进展。另一部分同学和市民则上到街边的梧桐树或院墙顶上观看。当我看到检察院里升腾起蘑菇云一样的烟火时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考虑到身边两位女同学的安全，我劝她们退到后面去以防不测。果然在她们后退不到十分钟，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就从西大门冲了出来。军警们头戴钢盔，一手持着盾牌，一手拎着大棒见人就打。人们迅速后撤，我也裹在人群中后撤至南新街口。远远望去，只见军警们正在群殴一些还没来得及撤退的学生和市民，有的则被他们拉着双脚倒拖进省府大院。最惨的要数那些爬到树上或院墙上来不及撤退的人们，他们被疯狂的军警团团包围，树上的人抱着树干还没来得及下到地上就被军警拦腰一棍打落地面，然后便是极其残暴和血腥的群殴了······而退到了南新街口的人们则和军警展开了拉锯战。当军警冲过来时大家就后退，当军警后退时人们就将手中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及地上能找到的可投掷的物件向军警砸去，一部分人还将停放在街边的十几个垃圾桶推倒然后滚动着向“敌方”冲去······这是我在89年所亲身经历的最早的巷垒战。

                      

3，投身学潮

   4月22日追悼会结束后，伴随着夜幕的降临，广场示威活动便暂告一段落。校园与街道秩序渐趋正常。但4月26日，最高当局则指使《人民日报》发表了所谓“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抹黑西安、长沙等地发生的人民抗议事件，将悼耀邦、争民主的全国性学潮定性为“动乱”，这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北京学生首先于4月27日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4月29日，我在陕西机械学院（现在的理工大）观看了袁木、何东昌两名老官僚与北京部分高校学生进行所谓“对话”的实况直播，让人大失所望。尤其是老奸巨猾的袁木在对话会上表现得就如一根圆木头在地上滚来滚去一样，颠过来倒过去就是认为党和政府是正确的，《人民日报》关于学潮的定性是正确的，一副油嘴滑舌的官僚腔调和流氓腔调。

    由于当局缺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诚意，学潮进入新的阶段，那就是从四月中旬悼耀邦的阶段进入到五月份的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人权的阶段。

于是我们在前期悼胡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各系学生开始酝酿五·四大游行。5月3日上午我起草了《五·四宣言》，宣言描述了现存社会中的诸多危机，号召广大同学象五·四青年一样共同起来为挽救危机而肩负起我们的时代责任。《宣言》最后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主要的有这样几条：

一、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

二、重新评价“反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事件；

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

四、惩治官倒、反对腐败；

五、增加教育经费。

 

5月3日黄昏时分，各系学生聚集在学校大操场。众多学生纷纷登台演讲，鼓动第二天的游行。其中我们历史系87级王战英同学的演讲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穿着桃红绒衣长相漂亮的女同学站在主席台上大声说：“刚才有男同学演讲说男同学一定要参加明天的游行，好像游行救国只是他们男子汉的事，我说在场的女同学们，你们说他们这样说对不对？”台下男女同学均大声回答“不对！”于是这位女同学接着说：“所以我说在场的女同学们，明天的游行我们也要参加，让我们拉着男同学的手，肩并肩一块去游行好不好？”台下不但喊“好”而且掌声雷动。

说心里话，这个女同学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在后来的若干年里当我回忆起过去的某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时，我常常会想到这位“师姐”。可惜由于不同级，我和这位学姐没有私下说过一句话，更没有任何私交，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不知她人在何方？过得可好？我在这里向她表示祝福。

那天上台演讲的同学很多，我上台演讲时天色已暗下来，原本打算将《五四宣言》当众宣读一遍，但由于看不清了就没宣读。我重点讲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明天游行是肯定的，但大家要注意安全，相互照顾。

第二，游行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游行示威解决国家与社会现存的危机问题，而显然危机问题不是明天一次游行就能解决的，我们重点应该考虑游行之后怎么办。我建议游行结束后，各系推出代表来讨论未来活动的方向。

就我当时的心理活动而言，我确实担心游行一结束，大家便认为任务完成了，可以对学运不管不顾了。

 

操场集会结束后，我便回到宿舍，请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用毛笔将《五四宣言》抄录在两张大纸上，第二天一早，我便将《宣言》张贴到学校行政大楼前的“民主墙”上。五月四日上午，学校并没有停课，我在上了两节《世界中世纪史》课后便回到宿舍，我想为下午的游行队伍制作一面大旗。我找来两根竹竿，又把自己的一张塑料布床单裁成长幅，正反两面用胶水沾上白图纸，然后便开始考虑旗帜上应该题写什么文字内容。我在房子里思考了半天，考虑过“反官倒、反腐败”、“否定4·26社论”、“五四精神万岁”之类口号，但总觉得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心中的渴望。思考到最后，我决定选用八个大字，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觉得这八个大字最能代表我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理想，最能反映学运的主旨及我本人的心理诉求。因而中午放学后，我又请别的同学在横幅上写了这样八个大字，最后我用线绳将横幅在竹竿上固定绑死——这样，我为游行队伍准备的旗帜便做成了。

午饭后，我又上到三楼去几个女生宿舍做了鼓动，可爱的女同学们都准备去，我请大家多喝点水并注意安全，然后我便回到宿舍。我和同宿舍的阿东同学打着横幅往老西门的方向走去，路上全部是各系前往游行的学生。到了外语学院门口，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当我和阿东打着横幅走过来，站在外院宿舍楼窗口观望的学生以及四周的学生全都吆喝着给我们鼓掌。我这才发现参加游行的学生大多是手执自制三角小旗，游行队伍还没有一面横幅，这样我所制作的这面大旗竟成为游行队伍的第一面大旗，难怪同学们会对着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重要的是这面大旗及大旗上书写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不仅成为89年引导庞大游行队伍的旗帜，而且成为引导我此后人生的一面旗帜——成为此后指引我、规范我整个人生方向的绝对律令和最高宪法！

 

五四大游行结束后，一切又好像恢复了正常，老师正常上课、学生正常听课，一切果然陷入到五月三日晚我在大操场演讲时所担心的那种局面，即大多同学认为游行一结束，就好像作业完成了一样。我心里有一种焦虑，有一天晚上便去了黄老师家里（黄先生是我大学时代最敬重、私人关系也最好的老师之一）请教“怎么办”的问题，黄先生的回答很简单——“看北京”。黄先生认为全国学运的中心在北京，“北京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各省市的学潮应该配合北京的行动，而当时北京的学潮也暂告一段落。所以我当时虽然心里有一种焦虑感，也只能是抱着一种观望和等待的态度。

 

但5月13号传来了北京学生开始绝食的消息。

北京学生为什么会选在5月13号开始绝食？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选择。因为5月15号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要访华。戈尔巴乔夫作为20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他所倡导的“改革与新思维”已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巨大反响，作为政治改革领袖，他的到来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能起到一定的好作用。而北京的学生也正是希望借助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5月1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向对方公开通报了令邓小平和全国人民都很愤怒的“天字第一号”秘密即“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来掌舵”。只不过邓小平生气是因为赵紫阳向外界公开揭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丑陋的、不正常的现象，而人民愤怒则是因为人民也不愿意接受这种男版慈禧太后式的“垂帘听政”式模式。虽然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所透露的这个“秘密”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但有人敢公开捅破这层窗户纸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是在那样庄重的大国外交场合。这使得人民争民主、反专制的矛头一下子齐刷刷地指向了邓小平。在北京学生绝食和中共两党总书记会面的镜头调动下，全国学生界又开始行动起来了。

5月16日下午，各系比较活跃的学生集中到教学五楼的一间教室开会，会议成立了带有临时性质的“学生自治会”，之所以说是“临时的”，是因为自治会领导成员并不是通过全体学生选举产生的，而是根据平时表现和个人所长做的临时分工。但在后来的学潮当中，这个临时性机构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学生自治会”的作用，“自治会”共设宣传部、组织部、联络部及后勤部四个部。物理系的金天为总负责人，我负责宣传部，承担了宣传部长这一角色。会议决定：

一，从5月17日起开始全校罢课；

二，组织第二天的游行及静坐活动；

三，会议结束后到校办公楼前组织演讲造势活动，由我负责；

四，晚上在校内开展募捐活动，由后勤部负责。

 

会议结束后已是黄昏时分，我们首先来到学校办公楼前，在大门口门厅位置放了两张桌子。这时来来往往的学生已开始向办公楼前聚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金天便开始站在台阶上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楼前的学生却越来越多，一些教职工也赶来了，黄老师也来了。金天讲完后，我便开始演讲，我刚说了几句，后面的同学便喊“听不清！”更有同学喊道“站到桌子上说！”、“站到桌子上说！”

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心头一热，一抬腿便跨上了桌子——我成了第一个站在桌子上进行演讲的人。同学们看到我站到了桌子上便使劲鼓掌，于是我便开始演讲，我主要讲了三点内容：

一，北京学生已经开始绝食好几天了，我们还等待什么？我们要罢课，我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北京学生，以实际行动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

二，我们不但要罢课，而且要鼓动老师罢教，希望各系同学回到各系后相互做好宣传工作，并积极参加5月17日的大游行。

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同学们勇敢地肩负起我们的时代使命，将民主事业进行到底！

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演讲完毕。我跳下书桌，看到黄先生站在跟前，便对大家说：“现在请黄老师给我们演讲好不好？”同学们齐声说“好！”于是黄老师在我和其他同学的直接推动下，也登上了书桌，开始他的演讲。

稍后我回到了宿舍，我迅速起草了《罢课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罢课宣言》指出了当今中国的危机现实，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罢课。《告师大老师书》则重点鼓动老师罢教，呼吁广大教师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罢课、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5月17号一大早我便将这几张大字报张贴在学校办公楼前的“民主墙”上。

5月17日早饭后，我在十四号楼下的广告栏前看到一张有几十名老师签名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我找到黄先生，黄老师将一张老师签名支持学生的名单交给我，说可以复印散发。考虑到下午的游行活动，我又起草了一份《告同胞书》，内容简洁，主要是号召广大市民起来支持学生，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然后连同黄先生交过来的那份罢教名单，共复印了千余份，并在当天下午游行时派其他同学向路边群众作了散发。

5月17日下午我和自治会成员都参加了大游行，当天下午便有一部分老师和学生在广场开始静坐绝食。5月17号晚，我们又组织了大操场上的演讲活动，好多老师都登台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特别是我们将刚从日本回国的王校长请到了演讲现场。王校长对学生反腐败、争民主表示理解，但要求大家要爱护身体，放远眼光。我没有演讲，其实在5月17日后学运渐趋高潮，各系学生情绪高涨，几乎不需要再做什么宣传动员，绝大多数同学都积极投入到学潮当中。

5月18日，我们在办公楼前临时支起了“办公”地点，一些学生自发组织了演讲团，在我这里作了登记后，我们交代了一些事项，便分赴一些工厂、企业、街道去做民间动员了。到晚上收看了李鹏与首都部分高校学生进行“对话”的电视录像，王丹、吾尔开希及熊焱等人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才是我心中的榜样（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天后，我竟在秦城监狱与熊焱关在同一间屋子，而王丹则关在我们隔壁）。

5月19日晚李鹏在北京宣布了实行戒严的的命令。戒严令在广大师生心中引起一片恐慌。当晚学校接到省府通知要求各校派车将在广场和钟楼等处静坐和绝食的学生接回。因为没有经历过戒严，不知戒严是一个什么情况，考虑到广大同学的安全，我们自治会的几个人都同意先把广场的人接回。于是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在夜半时分冒着濛濛细雨去到新城广场及钟楼将静坐绝食的老师和同学接回。在新城广场有几个绝食的学生哭着不愿意回校，长短不上车，誓与广场共存亡。其情其景让人十分感动。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我们忍着心灵的疼痛强行将这几个同学拉上车回到学校。

凌晨三点回到学校后，自治会几个负责人及部分学生聚到中文系一间宿舍楼里讨论下来“怎么办？”的问题。会上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以中文系的范朋为代表，坚决主张5月2日组织一次抗议游行，而自治会的多数人反对第二天游行，认为局势险恶，风险很大，不能以同学的生命为儿戏。才开始我也不同意第二天的游行，但后来我觉得在这关键时刻正是考验我们意志的时候，我们不能屈服于戒严令和军事管制，我在心里还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所说的那句名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因此，我后来转而支持举行游行抗议政府当局的戒严。但我同时提出参加游行的同学应当是自愿的，而且应当组织外围“敢死队员”，一则维护游行秩序，二则保护游行队伍的学生。最后争论双方就这样决定下来。这时天也亮了。同学们分头行动，作自愿游行通知。结果那天的游行得到大部分同学的自觉响应，我们可爱的兄弟姐妹们并没有被北京当局的戒严令所吓倒。

早饭后，各系同学纷纷聚集楼下列队向大门口走去。最壮观的是当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的学生听说北京那边因戒严已有人死亡时，纷纷穿上了做实验用的白大褂以示悼念，楼下收录机里还放着哀乐。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当然后来才知道是误传）。九点左右，一支几千人的游行队伍聚集到学校大门口，学生处、校团委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黄永年等老师都堵在校门口劝学生不要上街。但此时的学生已如箭在弦上，何以阻挡，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的行动，最后大门被打开，四、五千人的队伍终于再次走上街头，一些老师看阻挡不住我们的游行便也干脆加入到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另有一些老师闻讯也冒着危险赶来。我们的游行队伍受到了街边群众的热烈欢迎，而我则选择做了“敢死队队员”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所有的敢死队员都头扎白布条，手挽手拉成一个长长的环型圈将游行队伍包裹在中间（后来在学校“清查办公室”清查我的问题时一个清查办的女老师还向我出示了一张我做敢死队员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照片）。我们就那样一路唱着《国际歌》，一路喊着“反对军管”的口号缓缓前进。那一天的游行线路最长，我们沿着长安街——文艺路——雁塔路——和平门——大差市——东大街——钟楼——北大街——西新街再汇集到新城广场。这时交大、西工大、西大高校的游行队伍也先后进入到广场，我们在广场停留了几个小时，看到政府并没有动静，心里才算松了一口气。于是经过短暂商议后，我们又将队伍进行整理，决定沿东新街——五路口——莲湖路——环西路——西大街——钟楼——南大街——南门——长安路的线路游行下去。

那一天的游行发生了许多感动人的事情。首先是同学们确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有一种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精神。其次，许多老师和女同学都随游行队伍坚持到了最后。从早上9：00到下午6：00，九个小时，几十里的行程，没一点毅力是根本坚持不下来的，也因此，我直到现在都对5月20日参加游行的老师、同学表示敬意，特别是向那些老师和女同学表示高度的敬意。第三、我们的游行队伍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好多市民都自发地给游行队伍送水、送面包等食品、饮料。而我本人在东新街口就亲自接待了一位七十多岁老红军奶奶的捐赠。老奶奶虽然瘦弱，但思维清晰，话语感人。她把一大包食品、饮料包括水果塞到我手上对我说她“自己也是一个老红军战士，说现在中央一些人搞腐败，又不许学生抗议，实行戒严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人民”，老奶奶说着说着还哭了，她要我们年轻人爱惜身体，多保重，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我接过了老奶奶的东西，并向老人表示了感谢，也请她多保重身体，然后我归队，将这些东西分发给其他同学。

 

 

                  4.进京声援

5月20日抗议戒严大游行结束后，第二天上午在中文系一间教室举行的会议上，自治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我这时已不想在西安斗争了，我想亲自到北京去参加真正的一线斗争，于是我向自治会辞去了宣传部长职务，另外组织了一个声援团于5月21下午登上了西安到北京的36次特快。与我们一起行动的还有省团校的几个女生，但进京列车接到命令停发，我们在蒸笼似的车厢里呆到第二天凌晨还不见列车启动的迹象，我觉得这样等下去是不行的。在和其他同学商量后，决定改乘车次，先到郑州，再转车至北京。

于是5月22日早晨八点左右我们十多个人全部下车上到了另一辆由西安开往郑州的列车上，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也上到这辆车上。我觉得同学们分散乘车不太好，应该集中到一节车厢上。于是在和列车长商量后，列车长通过广播通知所有学生集中到一节车厢上，然后我又亲自拿着笔记本把各个学校（包括西工大、交大、西大、外院等校）的学生逐一进行登记，并临时指定小组长负责各校学生的相关事宜，接着又去找列车长联系吃饭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进京声援的学生，经济支付能力有限，饭菜能否便宜一些，列车长也是一位很具民主热情的中年人，他对我们的活动表示支持，下令给我们的午餐每人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两毛钱。

午饭后，我们又分头去各个车厢演讲，我们向旅客说明我们不是要搞动乱，我们是要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因此中央政府下“戒严令”是错误的。我们的演讲受到旅客们的欢迎，有的旅客还当场捐助。在一节车厢我看到一个小伙拿着一本地图册在看，我便向他借来想查看一下进京线路。小伙很爽快说“送给你了”，然后又从兜里掏出20块钱对我说：“咱是一个农民，懂的不多，你们爱国、反腐败，我们非常支持，送你们20元钱路上买口水喝。”我心里很感动，在89年20元钱并不是一个小数，当时从西安到北京的36此特快票价才24元钱一张，这是农民大哥的心意，我们也就接受了。我拿出笔记本请他为我们留下姓名地址，他笑着说：“不用记名字，知道俺是山东的一个农民就行了。”还有一节车厢里的一名旅客捐助了300元（我当时不在现场，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同宿舍的阿东同学在现场）。那天下午我们的本意不是要搞募捐，而是搞宣传，说明中央对学潮的定性和宣布戒严都是错误的，说明罢课、游行、请愿的主要目的是反腐败、反官倒，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想不到演讲不仅受到旅客们的欢迎，而且还意外地收到了大小不等的捐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对于学潮的理解和支持。

在快到郑州的时候，我站到座位上给全车厢的上百位同学做了一次简单讲话，主要内容是：请大家上下车及转车时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有什麽问题要相互及时通气，集体解决。最后我说：“我们大家进北京不是去探亲访友和旅游，我们是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为了反腐败、争民主，是为了拯救正处于危机中的祖国。因此我们大家应有牺牲精神。”然后我翻开记录有北京学生《绝食宣言》的笔记本说：“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宣读北京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所宣读的这份《绝食宣言》，也当作我们进京斗争的誓言！”。同学们都说好，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气氛变得庄严肃穆，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宣誓完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请大家一块唱《国际歌》，随着我起的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便放开青春的嗓门唱了起来，车厢里的气氛很有一些悲壮感，大家都有一种奔赴国难的感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仅是100多年前巴黎工人阶级的呐喊，它也是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反强权人民的战斗歌声。那一刻，当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听着这淹没整节车厢的《国际歌》声，我的心里是无限激动的，我感到了一种澎湃的热血，感到了一种激荡的旋律，感到了一种青春无边的最强音——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国际歌》唱完后，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列车也徐徐到站，我们就纷纷收拾行装下车了。

 

我们是凌晨六点抵达郑州的，我们没有出站，就在站台上等车，但所有北上直达北京的列车都人满为患，我们根本上不去。没有办法，我们又临时决定不坐直达车，坐别的车北上再中途转车，一段一段地向北京靠近，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在上午九点左右，我们分开登上了一辆从武昌开往天津的火车。由于车上也很拥挤，我们被分散了。我和阿东、省团校的刘影及中文系、政教系的几个同学在一节车厢上。我们一路站到石家庄，再下车转乘一辆短途列车于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北京站。

在北京站下车后，我们展开“陕师大声援团”的横幅在出站口等待了半个小时，最后会合了大约二十多个从西安过来的同学后，我们便打着这幅横幅从北京站向西一路步行着、打听着前往我们的大本营——天安门广场。

 

在我的心中，北京、天安门一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书里就有天安门的图片，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就从哥哥姐姐那里学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大概全中国人民都会唱的歌。天安门在人民心中成了整个国家的象征性符号，不用怀疑，我也深深地爱着北京，爱着北京的天安门及天安门广场。但我绝没有想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肩负着神圣的政治使命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如此艰难的一波三折，我同样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到达我童年的圣地——天安门广场是打着“声援”的旗帜游行进去的。其实我们何止是“声援”呢？我们是在以自己整个的青春来努力拯救身处危机中的祖国呀！（仅仅十天后，从全国各地奔赴首都的学生就会有一部分倒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泊里，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被捕或流亡……）

 

那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由前门东大街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早已是旗帜的海洋。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整个广场布满了北京乃至全国各地高校学生的营地。各高校都有自己的简易帐篷，都有自己的校旗在飘扬，到处都是年龄相仿的男女同学。我们在纪念碑南侧找到了陕师大的营地，先期到达的学生已在此处搭起了帆布帐篷，帐篷的上方撑着“陕西师范大学”字样的横幅。我稍事休息便出去查看情况。我在广场上转了一圈，对整个广场周围的景观有了大致的了解——广场的东面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历史博物院），南面是“毛主席”纪念堂，西面是人民大会堂，北面便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了。这些主体建筑的附近都有一些树木，不是青松便是翠柏。而位于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上去并不高，但却有着最为独特的“风景”——那就是从纪念碑顶端悬挂下来的大型长幅，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我认为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风景”，因为天安门广场是全亚洲最大的广场，而李鹏是当时的中国总理，在这个广场中心悬挂的这面大旗基本上准确地反映了学生和人民的政治诉求——那就是紧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全国人大完成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法律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取消戒严，推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我想无论后来李鹏在共和国总理的位子上赖了多少年，通过电视信号传遍全世界的这面写着“罢免李鹏”的大旗会像人民手中握着的一把利剑那样直指他的心脏和灵魂，使他永远不得安宁。当时就学生斗争的矛头指向而言，也主要是集中在李鹏和邓小平身上。邓小平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决策人，人民是记得他的功劳的——1984年10月1日，在所谓“国庆”35周年庆典游行时，北大游行队伍在路过天安门时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旗子便是人民欢迎他的证明。但人民是长着两只眼睛的，一只眼睛看着你前面的功劳，并肯定你的功劳；另一只眼睛则盯着你后面见不得人民、对不起人民的事。而邓在89年的问题不仅在于传说中的募捐腐败问题，最主要的是人民对他慈禧太后式的“垂帘听政”行为表示反感。因为邓在89年已85岁了，而在87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他就离开了政治局，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但却身任中央军委主席，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却要在军事问题上接受邓的领导（成了“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了）。不仅军事上邓以“老大”自居，而且在所有其它“最重大问题上还要请邓小平掌舵”，还要由邓来指手划脚，这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笑话吗？因为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都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这种政治现象不是对国家公器的玩弄又是什么呢？不是对法律制度的践踏又是什么呢？不是独裁又是什么呢？而对于所有的人民来说，都是反感独裁统治的，因为独裁统治使独裁者赢足了面子，但人民的“脸面”往哪里搁呢？人民的尊严往哪里搁呢？

同时，人民在89年反对邓小平还在于他对国家民主化的阻挠上。我们知道邓小平在受毛泽东、四人帮及“凡是派”的打压时，是欢迎并渴望民主的。甚至在1976年的四、五天天安门民主运动中，邓的声誉第一次让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抬到了一个让毛不高兴的高度。尽管四、五运动遭到毛泽东发放的铁棍和高压水龙头的镇压，但这次镇压却为邓在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上的复出奠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邓在77年复出后为了战胜与“凡是派”的政治较量，也是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方式，如讨论真理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天安门事件等，最后终于实现了自身的最高统治。但问题在于邓小平借助人民的肩膀和民主的梯子站稳脚跟后就开始变成打压民主的对头，阻挠人民关于民主的进一步诉求，在邓及其周围顽固派的决策下，79年提出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一举摧毁了西单民主墙，还对以写文章寻求民主、反对独裁的魏京生判刑十五年，81年邓要求文艺界批判白桦的《苦恋》，83年又以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为幌子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潮。紧接着86年又是他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要求“反自由化”，并将“纵容自由化”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现在——89年4月又是他将学潮定性为“动乱”，并由他决策实行戒严的……人民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关于人民对邓搞独裁专制的反感，我后来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看到了一则直到现在也不能忘记的政治笑话，笑话是这样的——

说邓小平对站成一排的赵紫阳、李鹏、杨尚昆、万里、姚依林等人发号施令，一会儿下令“向右转”，一会儿下令“向左转”，过一会儿又下令“向后转”。李鹏等人都惟命是从，但赵紫阳却从队伍里面走了出来，向邓质询道：“你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又向后，你到底要往哪里去？难道要向后开历史倒车？”——可爱的北大学生就是以这样的幽默和智慧来描绘政局、从而表达对独裁者的不满的。

而人民对李鹏的不满除了因为他的无能外，还因为他紧跟强权保守派的步伐，恶毒的以国家总理的身份下达了“戒严令”。后来我在新华门外看到一名静坐抗议的学生手中抱着一副大镜框，镜框里是一副前总理周恩来神色凝重的照片，而下面的文字则是“你对不起我！”(传说中李鹏是周的养子）.

但学生和人民对主要当权者的不满并不是以“动乱”的形式来表现。学生和人民的游行、集会、示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明文规定的政治权利。因而学生和人民在广场、街道等公共场所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也是完全合法的。尤其重要的是广大学生要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当时并没有提出“打到共产党”的口号，而是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罢免”与“民主”的问题。而且当时胡绩伟等人正在依法运作“非常人民代表大会”的紧急召开（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正在征集全国人大代表的签名，一旦签名要求召开“非常人大”的代表达到法定人数就应该召开人大，这是法律程序），因此可以说学生和人民都是非常理性的依法进行政治活动的，所谓学生搞动乱、搞暴乱并于后来使用机枪坦克进行镇压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来到广场后的第二天上午，根据我对广场的观察和在西安活动的经验，我向设在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提交了一份加强宣传联络活动的建议书，在递交建议书的同时我表示了自己可以在宣传联络方面为学生做些工作。建议书递交上去大概两个小时后，一个男同学出来对我说建议书很好并递给我一张介绍信，让我到设在博物馆大门口下的“外高联联络部”做事。于是我便持介绍信去到“外高联”联络部找到该部负责人刘云（刘是天津大学学生），在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便让我与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好像还有南京大学的几个同学一块做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是外地高校间的相互联系，外地高校与北京高校、与“高自联”间的联系，开办一些介绍信、身份证明之类的东西。我们联络部有两个印章，一个上面刻着 “祖国万岁”，一个上面刻着“人民万岁”。从我们这开出的文书有时盖一个印章，有时盖两个印章，视情况而定，譬如说到北京高校去办什么事，一般盖一个印章，而到“高自联”或“北高联”去办什么事则要盖两个印章，如果事情重要还要加盖“外高联执委会”的印章。

到了5月29日，刘云因事外出，便委托我任“联络部秘书长”一职，临时代理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个“外高联”的负责人——连胜德。连是成都人，具有南方人的秀气，当时在天津中国民航学院计算机系读书。我和他的缘分在于六·四前我们共同工作于“外高联”，六·四之后，我们又被当局抓捕关在了秦城监狱的同一个号子。后来他于94年去了美国，并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并先后任该党秘书长、常委、执行长。一直在海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5月29日晚我目睹了“民主女神”像的全部安装过程。6月1日晨曙光初现时，洁净的民主女神像全部落成。女神像坐落在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的中轴线上，年轻美丽女学生样的女神向着天安门的方向高举着象征民主自由的火炬。当女神像的雕塑安装全部完成时，四周响起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虽然几天之后，当局就以极度残忍的手段摧毁了女神像，但民主女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当年女神倒下的地方我们那伟大而美丽的“民主女神”还会站起来的。这是我的一个愿望，我为这个愿望而向主祈祷，向人民祈祷。

我在“外高联”工作的时候还亲眼目睹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外高联”旁边便是由学生和社会志愿者组成的“东北虎敢死队”和“草原雄鹰敢死队”，据我所知，这两个“敢死队”除了其它工作外还担任着对“外高联”的警戒保卫工作，他们会对一些自认为是可疑人员的人进行检查。大概是5月28日上午，他们截住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可疑男人，在盘查过程中竟从他的口袋搜出了一根长条状的白棉纱布，坦率地说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途。只见一个女学生看到这个物件时冲上去便给了这个人两耳光，并厉声问到：“这东西是哪来的？”旁边的敢死队员们也冲上去一顿暴打。我这才意识到这根白棉纱布可能是女性专用品。我一向反对过分的暴力行为，我原本打算阻止这种暴力行为的，但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去阻止这种暴力行为。后来当另一个女生走上前将这团棉纱布塞进这个倒霉蛋的口腔时，我从内心里升起了一种反感，我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过分了。但在那种群情汹汹的情况下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能看着那个做错了事的男人被当众殴打和侮辱，过了一会儿我便悄悄退了出来。我觉得很不愉快，感到了一种人性的复杂，若干年后想到这件事时，心里仍然是不舒服的，甚至还有另外一种说不清的惭愧和阴影从心头掠过。

我在“外高联”做事七、八天后，心里渐渐产生了一种焦虑感。一则我对联络部这种纯事务性工作有些烦，觉得自己应该承担的不是这种事务性工作。更重要的是我对学生运动的未来方向感到焦虑。当时在高联内部关于外地学生的去留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外地学生回本地，在本地搞运动；另一种认为外地学生应坚持下去，从而加强北京学运的力量。当我在西安组织声援团时是持第二种想法的，但来京后一个星期的工作和观察，觉得外地学生在北京的作用有限，由于许多条件的限制（如后勤供应、交通食宿等）外地学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便产生了回西安在本地开展活动的念头。但我当时还拿不定主意，就决定去“北高联”一趟，想找一下担任“北高联”宣传部长的王丹当面请教有关学运的问题。在征求了连胜德、王醒的意见后，开了一张“外高联”的介绍信，介绍信上让我以“外高联联络部部长”的身份前往“北高联”商谈有关事宜。介绍信不但盖了“祖国万岁”和“人民万岁”的印章，还盖了“外地高联执委会”的印章，最后“外高联”的几个负责人连胜德、王醒、华夏、哈斯均在上面作了签名。

我去到北大后没有找到王丹，最后好像是“北高联”常委封从德接待了我，他听了我的问题后对我说：“学生运动在短期内还结束不了，我们要做长期的打算，由于存在一些不好解决的实际问题（如食宿），而且外地学生在北京的健康状况也在下降，因而我们主张外地学生返回本省市，在当地开展富有成效的活动，而北京的学运主要则由北京的学生来承担。这样会方便些。”我又问：“如果我们外地学生撤出，广场还能否坚守？”——我强调了不能失掉天安门广场。封从德肯定地说：“放心吧，北京学生不会失去广场的，我们有信心将学运工作坚持到最后，坚持到胜利。”我接受了这种观点，于是我向他索要了一些宣传材料后带着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燕园和未名湖畔转了一圈便回到了广场。

我向连胜德他们做了简要汇报后便辞去了联络部工作，我决定回西安。考虑到本次进京活动的纪念意义，我还去商店买了几米白布，并请一些还坚守在广场的兄弟姐妹们在白布上做了签名和留言。6月2日中午临走之前，我又找到连胜德，我对他说：“我先回西安开展活动，但这里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立即返回！”——我没想到，两天之后我真的又再次返回北京，我更没想到我在6月2日的离开会错过当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天！我也许因为自己的短暂离开而保住了生命，否则以自己的个性，6月4日若身在北京的话，必然会以血肉之躯与进城部队展开搏斗，其结果，我也许就永远地倒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了。

 

                      5，危机关头的选择

 

我是6月3日中午回到西安的，我先洗了个澡，然后又大致的向先期回校的阿东同学了解了一下西安的情况，知道西安各高校也都处在罢课、罢教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于是我决定先大睡一觉，等第二天再考虑在西安开展活动的问题——我太疲乏了，在北京没有好好睡过，加上旅途劳顿，我从6月3日黄昏一气睡到了6月4日天明。

6月4日天明后，我下楼吃早饭时，看到了楼下的广告栏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6月3日夜间，北京已发生流血事件，军队以机枪坦克开路强行进城，学生市民数千人伤亡。”我大吃一惊，我感到自己的心脏跳动得厉害。我迅速回到宿舍，拧开收音机，果然，不论是VOA还是BBC都在播报着这样的新闻。我立马找到阿东，我说：“真正的斗争开始了，我要立即前往北京！”阿东劝我再考虑一下，说在这种时刻去北京是否合适，我说：“北京那边正在流血，那边现在最需要我们的支援，我必须去！”阿东见阻止不了我，便和军杰两个人把我送往火车站。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只见各校学生和市民也都纷纷上了街，对北京当局的血腥镇压表示抗议。阿东和军杰两位同学亲自把我送上了36次特快，我对他们说：“我先过去，北京那边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和你们联系。”他们则要我多保重——就那样，我在他们有些沉重的目光里再次踏上北上的列车！

 

我为什么会在明知北京发生大屠杀的情况下而勇敢地前往北京？原因有二：

其一，我6月2日离开北京前给“外高联”负责任之一的连胜德说过“一旦这里发生紧急情况，我会立即返回”，而现在正是北京“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又从来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戏言，没有谎话的，因而我必须兑现年轻的承诺。但最主要的是——

其二，我已经从心灵深处确立了对民主理想的深厚爱情。我在3月份写《西化与现代化》一文时，已从理论上确立了对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热爱；4月中旬爆发的悼胡运动及后期学潮的争民主、反腐败实践已将我整个的精力和灵魂卷入民主大潮中。当我5月4日为游行队伍高高举起第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时，我就知道民主事业已成为我所选择的最高理想。而当我5月16日晚在学校行政大楼前第一个登上桌子演讲，当5月20日为抗议北京戒严我作为“敢死队员”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5月23日凌晨我在东行火车上带领全车厢的学生进行庄严宣誓时，我就知道正在进行的民主事业得到了我最热烈的拥抱。我知道这种拥抱是发自内心的，是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因而当我最为热恋的民主女神和民主事业正遭到机枪坦克的杀戮时，我不可能做袖手旁观状，我只可能象一个最优秀的战士那样为自己所选择的民主事业、为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情而战斗到底！

 

我乘坐的36次特快于6月5号中午到达北京。由于我在火车上听到从丰台车站（北京南站）上车的人说北京全城都是军人，城内还在继续死人，而北京火车站根本不许学生出站时，我当即决定跳车。当时火车的速度不快，我拉开车窗，迅速地跳了下去，火车行使的惯性使我身体着地后翻了好几个滚。还好，除了路基侧面的乱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没有受到伤害。我迅速地进入居民区，在大观园附近我向市民打听情况，市民们正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各地的伤亡情况。在和他们的谈论中我知道了公主坟—八宝山—军博—木樨地—西单—线是伤亡最为严重的地方。我还了解到天安门广场已完全被军队占领。于是我决定去北大找“高自联”，但当时公交车已全部停开，我只能从丰台向海淀方向步行。在下午五点左右我沿南礼士路越过西长安街时，我第一次看到了瓦砾成堆的街景——大街中央的隔离墩被碾得支离破碎，不远处燃烧的汽车还在冒着浓烟，大街两边的玻璃橱窗也是大窟窿小眼，街边的交通岗亭、电话亭也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大街两边行人稀少、行色匆匆，商店关门，有一些军人和装甲车在大街上巡逻，时而不时的还能听到从远方传来的零星枪声，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我迅速穿过西长安街拐进了北面的小巷。穿越一条街后在一个十字路口又看到正熊熊燃烧的汽车。可见市民们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抵抗。我继续沿着街道往前走，一会儿碰见一个人骑着一辆三轮板车，另有两个人在旁边跑着、吆喝着“让路！让路！！”我一看，三轮车上躺着一个人，脸上全是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倒下的市民，他们可能正拉着伤员赶赴医院。我怔怔地站了一会儿，心里徒生一种悲壮感……

这时天快黑了，我已赶不到北大去了，便打听附近有没有学校。有市民告诉我不远处便是外交学院。于是我决定到外交学院找该院学生自治会，一则了解情况，二则晚上由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外交学院学生宿舍楼我找到该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章华，章华臂挽黑纱，自我介绍后，我问了他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说他是最后一批撤离的学生之一。他说6月3日晚驻扎在郊区的军队要强行进城，受到市民学生的阻拦，于是军队就开枪了。他说天安门广场中心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但军博—木樨地—西单一线，死伤严重，而最严重的当属木樨地。章华在说这话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沉重和悲伤的。为纪念死难者，他不仅带着黑纱，而且还组织学生将外交学院的国旗降了半旗，自治会的广播还播放着哀乐。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高自联”与各高校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军队已经控制北京，北京的学潮在近期恐怕难以开展了。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依现在的情形，北京已陷入红色恐怖状态，集体性的游行示威大概已不太可能，现在就看外地的运动情况了。于是我决定放弃去北大寻找高联的计划，而决定尽可能多地调查北京六四真相。我准备通过亲身调查向西安民众揭示北京的惨剧。从而为下一步西安的学运提供充分可靠的事实证明。但考虑到北京的巨大现实危险性，尤其考虑到时而不时划过夜空的枪声，我意识到自己在调查过程中也有可能被军方开枪打死，于是我当晚在外交学院宿舍用红笔写了一份遗书，我在遗书中写明了自己所在的学校、系别及本人籍贯，我向我的母亲简单说明了我为什么要参加学潮，我说如果我一旦在北京死去请不要为我难过。我在写遗书时被章华发现，他也非常感动。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调查计划，他说那样太危险，我说这是我目前必须完成的工作，章华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章华给弄了饭吃。正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校领导模样的人来找章华说：“外交学院是一个外事单位，现在你们又是降半旗，又是放哀乐，又是挽黑纱，这会给外国人造成什么印象!”看样子这是一个拥护戒严的坏蛋。当他看到我时，问我是哪里人？章华说是“西安的学生”，他说：“上面早已通知外地学生不准留北京，你还让他呆在这里干什么！让他走，外交学院不要容留外地学生！”他又把章华叫到外面去可能交待了一些什么，最后章华回来很无奈的对我说：“校领导不让你留在这里，我看你还是先回西安吧.”然后递给我50元钱要我路上使用。我收下了钱，对他的友情表示了感谢，他要我路上多保重。

我早上十点左右离开外交学院后，便决定亲自到木樨地去调查情况。由于没有公交车，我只能一边打听一边步行。由于头天下午就步行了大半天，我的腿很痛，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我往路边一站，决定挡一辆自行车。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骑了辆车过来，我一招手，他停了下来，问有什么事，我把自己的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说走不动了，请他捎我一程。他二话没说，让我上了他的车。通过交谈，他好像对我挺有好感，他让我到他家去歇一会儿，说他家就在不远处。我答应了，随他到了他家。当时已是中午，他给我弄了饭吃。饭后我休息了一会儿，在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叫王宝岐，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84级学生，现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他听了我的计划后，认为现在的北京太危险，说我应该回西安去。我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但我现在主要想弄清一些情况，我说我准备到木樨地那边看看，说着我便起身，他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大概是30元吧），说：“大哥也没什么好帮你的，你把这点钱带着，用得上的。”又将几个馒头和几袋榨菜塞到我背包里，说：“现在街上没有卖饭的，装在身上，饿了吃。”我的心里真是很感动的，向王哥道了声谢，便走了。

 

我从王哥家里出来后便去到木樨地。木樨地北面是中科院和积水潭公园，西边不远处便是军事博物馆，南面一个建筑群是所谓的“部长楼”，往东是西长安街，横贯木樨地的是一条大致南北方向的三里河。三里河上面有一座大桥连接西长安街和军博大街。

我到达木樨地时四周已经有好些人群，最明显的景观是横摆在大桥东侧的十余辆公交车七扭八趔地躺在那里。所有的汽车都被焚烧得只剩下铁框框，其中有几辆汽车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而从大桥向西的马路上则一辆接一辆地、整整齐齐地纵向排着几十辆装甲车，装甲车也全被焚烧过，只剩下一堆铁甲，里面也没有人。通过与周围的人交谈了解到——由于木樨地是交通要道，只有一座桥连接三里河的两岸，而该处又是军队进入天安门的必经之地，因此，当6月3日夜军队强行突破外围路障开始入城时，英勇的北京市民将十来辆公交车开来横在大桥上做路障，以抵挡军队的东进。当6月3日凌晨装甲车队东进到三里河大桥时受到市民的顽强阻击，军队打开了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射，很多市民流血倒下，于是勇敢的市民便点燃了公交车，公交车的大火蔓延到紧挨公交车的装甲车，结果大火进行了串联，装甲兵弃甲逃离，几十辆装甲车便全部被焚烧成铁壳。不过我心中的疑问是：如果说前面三、四辆装甲车来不及逃跑或撤离是有可能的话，后面的十余辆装甲车为什么会不及时撤离呢？不但连一点错位和后撤的迹象都没有，而且还排列得十分整齐，难道是当局有意制造假象以掩盖更可耻的阴谋吗？

我还查看了大桥周围的建筑物，街面石砾成堆，隔离墩支离破碎，电话亭、岗亭全被打得千疮百孔。部长楼临街的窗户玻璃也几乎没有完整的。重机枪在水泥墙上留下的弹孔有一指头深，路面、街边还有一些暗红的血迹，可见当时这里的屠杀是多么激烈。我感到自己的心里翻滚着青春的热泪，我想到1949年所谓的“解放北平”时可是连一枪一弹也没动过呵！而现在我们的人民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却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殷红的鲜血，真理何在呢？天理何在呢？！

但我忍住了眼泪，我知道现在并不是哭的时候，我要了解真相，我要继续调查。于是我往西去到军博附近。军博前面的街上也有几辆被烧成废铁的装甲车。而且重要的是军博大楼和军博对面的大楼里面有枪支在相互射击。街上行人都远远躲开军博中心街区，都站在东西两边观望。枪声不紧不密、稀稀朗朗，偶尔也会响起一连串的枪声。我站在军博东面斜对面的小巷子口上观望，一会儿从小巷里面跑出来一辆三轮车，车上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头上脸上全是血，同样有人在两边奔跑吆喝着——这是我在89年第二次看到用三轮车拉的死伤人员（时间是6月6日下午五点左右）………目送着拐往东边的三轮车，我的心里真是很悲凉、很悲凉！

这时，天色已暗下来，我打听到附近有一所北京轻工业学院，于是便决定到轻工学院投宿，第二天再调查。

在轻工学院没找到自治会的学生，于是我便找陕西藉的老乡。还好，一个安康藉的男同学接待了我，饭后安排我睡到了他的床上，我躺在床上将近两天的观察较详细的记录到了笔记本上后才睡觉。

6月7日早晨我在学院用了早餐后便又来到大街上，我沿着大街向东走着。由于是个晴天，太阳又大，走了一会儿我便有些累了。我在车路旁边的一棵松树下坐下来歇了一会儿，我整理了一下思绪，我决定当天去西单及天安门周围查看一下情况，我很挂念天安门广场，我想看看我们的广场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我便又回到三里河大桥，我沿着木樨地向东往西单的方向边走边观察，我发现街道两边建筑物与木樨地周围差不多，只是程度轻些。弹孔随处可见，街边的电话亭、岗亭大多遭到破坏，大部分商店都关着门，街道两边有匆匆的行人，但不多。主要建筑物如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银行门口都有大群全副武装的军人集结。大街上没有公交车，只有时而不时东来西往的军车、坦克及装甲车。在有一些路段或十字路口，有一些军人正在清扫着马路上的碎石、瓦砾。

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天开始转阴了。这时我也抵达西单附近。我发现在一些低矮的楼房顶上有一些士兵在走动，还有一些则趴在楼沿，将枪口对准大街晃动着，士兵们一律戴着钢盔。而在西单东侧靠中南海西院墙外往南横穿大街的地方站立着一长排全副武装的士兵，也就是说东边已经是军事禁区，所有往东去的行人都被挡回或引往南边的小巷子。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天安门方向是去不成了，便想横越大街进入南小巷——我从方位上判断出从南小巷往东南是可以去到天安门南广场的，我还是想去看一下天安门广场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但也就在这时——公元1989年6月7日下午4点左右，一种没有想到过的厄运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6，风萧萧兮易水寒

 

当我背着小挎包正横穿在马路中央时，一个头戴钢盔、满脸横肉的士兵喝令我“站住！”我有些疑惑的立在了大街的中央。该士兵要我出示证件，我出示了学生证，他把我的学生证看了看，又问我包里装的什么，我说：“没什么，日用品之类的东西。”他把我的包拿过去翻了翻，一下子翻出了我的笔记本。我想“坏事了！”因为笔记本里不仅夹着我在外交学院写下的遗书，而且还有我在轻工学院写下的观察记录。果然该士兵边看边望着我狞笑起来，他喊来另一名士兵把我叫到马路南侧站住，附近有一些当地市民在观望。他让另一个士兵把我看着，他继续看笔记本。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问“怎么回事？”那个满脸横肉的士兵就把我的笔记本递了过去。该军官看了会笔记本恶狠狠地对我望了望，说：“你比那些暴徒还要恶一千倍、一万倍！”随即下令：“带走！”

就那样，那两个士兵将我押着去到新华门西侧中南海南院墙外的街边小树林里开始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凌辱和审讯。这时天已开始下雨，他们先将我反手捆绑，七八个士兵轮番对我拳打脚踢。当问到我的家是哪里时，我回答说“陕西商洛”，那个被别人称作“参谋长”的军官说：“陕西商洛，李自成就是在那里开始造反的，你现在也想造反？还写有遗书呢，你他妈的做这些记录想回去继续鼓动造反吗？”说完一手枪托砸在我的头上，头上顿时留下血来……其他士兵见状一拥而上对我进行了肆无忌惮地殴打，我的衣服很快被撕破，全身遍布泥污，至于痛，我已经感觉不到了……就那样，在中南海南院墙外他们将我虐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他们再将我五花大绑，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前面带路，三个士兵则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后边押着我向东边天安门的方向走去。快到新华门时我发现左边街边小树林里还有另外一个学生模样的人也在受着同样的凌辱，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在呼唤着：同学呵，同学呵……

从新华门周围的街边往东全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的四个人每走十来米远就被另外番号的军人喝令：“站住，口令？”走在前面的军官停下来行军礼并回答相应的口令后才会被放行。我们就这样沿长安街走过新华门、中山公园，最后来到天安门前——我终于以自己想不到的方式见到自己所特别关切的天安门广场了。我向广场的方向望去，那里早已没有了学生、旗帜和帐篷，民主女神像也早已被摧毁，几天前还是旗帜飘扬的天安门广场现在则完全变成了一座军事大本营，被雨水浇得油光发亮的坦克和装甲车大阵排列得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我估计至少有一个装甲师。纪念碑上的大喇叭及写有“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的巨型长幅也早已撤去。无论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前还是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面全部是头戴钢盔，身穿制服，手握钢枪的军队。虽然天在下着雨，但列队森严齐整——不是方阵，便是矩形阵在原地待命。我想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从四川调来的迟浩田的27集团军吧。那么大的军事阵势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果不是被捕，我是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壮观的军事态势的。可叹的是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仅仅是为了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坦率地说，我当时对生命已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能被以这样一种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镜头——由一前一后、一左一右的几个士兵押向冥冥中的前方！我没有怕的感觉，也没有痛的感觉。我的心里好像在默默地念叨着：“别了，我的青春!别了，我的天安门!别了，我的广场……”

 

就那样，我怀着异常悲壮的心情被士兵们从天安门押送进去，又过了一道门来到挂有“戒严指挥部”牌子的大院，我被士兵解开绳索后交到北京市公安局手里。公安人员对我的证件、物品进行了搜查登记。一个工作人员动作麻利地抽取了我的裤带、鞋带，铰掉腰钩、纽扣后给我戴上了一副手铐，然后又猛地一下把我掀倒在雨地里，一些士兵与公安则望着我发出一些恶毒的冷笑……

大概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两名公安把我押上了吉普车，车便又向外开去。车出了天安门后向东拐进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一间小屋前车停了下来，公安人员下了车，并指令我也下车。就在我迈着痛疼的身体刚要出车门时，那个开车的司机警察竟然操起一根短铁棒往我头顶重重地砸了一下，血一下子淌下来，我差点痛晕过去。

我被押进小屋里，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小屋里有一张小桌子，桌子后面有一张椅子，桌子前面没有凳子，我看到水泥地板上有大片的血迹，而最乍眼的是正对着桌子的一面白灰墙壁上齐腰高处血迹斑斑，有的血迹还呈爆炸状，我猜想是像我一样的“犯人”在受审时被审讯人员揪住头发猛撞墙壁才会出现这样梅花放射状的血迹。可是我当时已经被士兵折磨得没有什么感觉，虽然屋内气氛恐怖，但我确实没有害怕的感觉。不过我的双腿痛得实在站不住，便挨着墙壁坐到地板上，我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安排。

一会儿，门被推开了，外面的雨下得很大，一个公安人员进来了，穿着制服，没戴帽，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这个中年人可能看到我已遭到很严重的殴打，因而没有再打我，他向我做了一些常规性的提问，如姓名、籍贯、学校、进京时间等，作了一些笔录后，没有再问我问题。但一会儿他竟解开裤带当着我的面向着房子中央地板一个下水漏斗处撒尿，尿顺着漏斗流进下水道，但也有一些溅在了外面，他撒尿时没有任何不自然，是那样的悠然从容，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似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到这样素质的国家工作人员，虽然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雨下得太大他出不去，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侮辱我，但这种缺乏羞耻感的低等动物行为确实比打我还让我难受。

大概半小时后，雨渐停了。他出去叫来另外一个人，那人让我站起来，但我当时受伤的腿脚已肿胀得站不起来，他强力把我拽起来，我因为站不住，他们两个人便架着我去到另一间稍大一点的房子。在门口看守的警察将我推进了屋子，我几乎跌倒在地板上。该警察招呼另外两个年轻人过来把我搀扶到靠墙的位置坐下。我这时才适应了房里昏暗的灯光。

 

低矮的小屋里面已经关押了十来个年龄不等的男人，看得出大部分人都受到过程度不等的体罚。最严重的是在里面靠墙角的地板上平躺着一个浑身乌黑并带着手铐和脚镣的青年男子，因为其脸部、头部、裸露的手、胳膊、腿、脚都呈青黑色，而且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那种面目全非的恐怖样子使我以为人都死了。在后来的几天才了解到这个青年是北京市民，因为6月4日抵挡军队进城而被当作“反革命暴徒”抓捕，然后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真正的体无完肤！所幸的是人年轻，生命力旺盛，几天之后，他身上的肤色慢慢变淡，人也活了过来。

我由于浑身痛疼且又疲劳异常，进房不久便卧在墙根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后腿脚肿胀得寸步难移，好在是里面已先我进去几个大学生，他们是人民大学经济系85级的刘希亮，南京建工学运的张建成、西北农业大学的柯伟，在此后的几天里，我到外面上厕所均是由他们搀扶着进出。

关押在小屋里的人们没有正常的饭食，好的时候一天能每人给几个小馒头，不好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上一个饼或馒头，喝的是自来水，因而普遍的感到饥饿。我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后看到大家一大早没有吃东西，便将自己背包里剩余的几个馒头和几袋榨菜（其他东西被抄）取出分给大家，不过也只是杯水车薪，大家止个心慌而已。

 

大概是6月9号下午，天气阴沉沉的，突然公安人员把我们几个学生拉出去分别照了相，我们均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回到小屋后，我和刘希亮他们悄悄分析会不会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最后我们商议若把我们拉出去枪毙一定要喊口号，而且商定的口号有“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之类，绝不做可怜状，好在是这种想象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小屋里通过交谈，我知道他们几个的情况都没有我严重，比如说，柯伟是因为在北京站下车时被从身上搜出一把水果刀就送过来了，并没有其他事情。我判断他会提前出去，由于他在西北农业大学上学，而刚好我有一个初中的女同桌也在西农附近的一所中专学校上学，我便让柯伟一旦回校便将我的情况告知那个女同学然后由这个女同学再设法将相关信息送到我家。后来，柯伟等人果然被释放，我所托付之事柯伟和那位女同桌也都一一照办了。

 

                 7，我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在劳动人们文化宫关了我六天后，6月12日下午，公安人员突然把我单独叫出，然后把我押上一辆警车，将我押往半步桥监狱。在半步桥监狱将我关进一间要经过好几道铁门的号子。那个号子里只关押了一个中年人，经交谈，知道他是北京当地人，因为经济问题被判了八年刑，现在还剩三年刑期。当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对我很友好，用脸盆将桶里的热水倒出来，让我先擦了澡，我知道自己身体早就脏的不像话，也就很爽快的擦了个热水澡。很快，晚饭来了，一个窝头，一个馒头，一份稀饭。他给我领了饭，又把自己的馒头让给了我，要我吃饱。

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加上七八天没有睡过好觉，所以饭一吃我就上床睡了，半夜要撒尿，而房子里又没有厕所，只有一只马桶放在墙角，我感到难为情，但又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在马桶前站了十来分钟才完成这个程序。

还好，第二天一大早便把我叫出去上了另一辆警车，车上还有另外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我们被上了手铐并被勒令蹲在车厢里，不许抬头观看。随后车子启动，约莫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后来才知道的位于北京昌平县的秦城监狱（也有人说我们到达的是隶属于公安部的秦城看守所）。

秦城监狱是五十年代为关押高级干部而由苏联专家设计，由后来曾担任过公安部长也曾在这里被关押过的谢富治督导建成的。监狱外观一点也不起眼，均由三层低矮的青砖小楼房构成，北面是光秃秃的低矮山岭，周围则是大片的农田。89年我被关进去时，江青还在这里服刑——当然我们不可能见到她，但江于两年后在该监狱自杀。

我被看守人员领着穿越了曲曲折折的走廊和几道铁栅门后，被关进六号房间。我进去时，里面已有三个学生：一个是清华大学热能系88级的孙建伟，一个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85级的梁煜，还有一个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来。由于都是学生，我们很快就惺惺相惜，有了战友、同志加兄弟般的感情。

 

六号监舍位于一层，根据太阳的光线可辨出是东西方向。房子由两道门组成，外面是一道大铁门，大铁门上有瞭望孔供看守在外面瞭望。里面是一道铁栅门，平时两道门都从外面锁死，只是在开饭时才打开外面的门。室内面积不到20平米，而占地面积最大的是由木板制成的大通铺，大通铺不到一尺高，床沿一头抵住西面的墙壁，一头下面用木头固定死。床下不留任何空间，大通铺两面装有暖气片，西墙两边靠近二楼楼顶的地方开有两小扇钢筋窗户，由于位置很高，人站着只能看到天空和不远处的山峦，而看不到任何地面景观。房子东北角楼顶处有一架方柱状监控器对着室内。而一进门右侧拐角有一小间卫生间，推开小门进去后，里面有一个洗漱池，还有一个抽水式座便器，座便器外侧靠近走廊的墙壁上由一个瞭望孔，以方便外面的哨兵观察卫生间的情况。不用怀疑，在我后来生活过的十来所看守所和监狱里，秦城监狱的卫生间是最高级的了。

我是6月13号被送进六号监舍的。此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又陆续关进四个人，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的熊焱、天津中国民航学院的连胜德、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中国政法大学的龚志忠。龚志忠是昆明人，在政大攻读双学位。连胜德我已在前面有过介绍，我和他的“缘分”不仅在于我们同在“外高联”工作相识，而且被捕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同一个监舍。而在这同监舍的八个难友里，除了陈来、梁煜、龚志忠后来失去联系外，相处关系最好而又保持联系时间最长的当属熊焱、连胜德、张前进和孙建伟了。

熊焱是湖南双峰县杏子铺人，在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于87年考入北大法学研究生。圆圆脸，戴一副眼镜，人长得白净秀气。他是北大学生领袖之一，5月18日与王丹、伍尔开希等人同时参加与李鹏的对话会并做了让李鹏很不高兴的发言和质询。六四大屠杀后他在著名的“北大三角地”发出公开的退出中共的声明，后与王丹等人同被公安部下令全国通缉。他本于6月12号左右乘车逃往西北方向，但6月13号下午被警方在山西大同抓捕，6月15号中午被关进我们监室。熊焱进号门时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进门时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穿着休闲裤，脚穿一双旅游鞋，留着长发，戴一副眼镜。他一进门就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笑着对我们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啊！”我由于从骨子里面崇拜五四精神，喜爱北大人，加上他又是全国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因而大我五岁的他很快就成了我最好的兄长。熊焱也很喜欢我，给我谈过许多事情，还送我一件衬衣。91年冬他出狱后还在北京给我汇款50元钱并在信中要我“多读书，好好读，拼命读！”92年秋他出国，就读于哈佛，93年他夫人出国伴读，夫妇俩还同时在美国军队学习过一段时间，一时传为佳话。他还和另外一个学生在美国一家法院以“反人类罪”对李鹏提出起诉。后来他到一所神学院攻读神学，现在好像是在美国军队做专职牧师。

张前进家在四川，是北京语言学院英语系86级学生，天生一个乐天派，瘦高个，串脸胡，喜欢开点玩笑，2002年我还在西安和他通过电话，后来他去了美国，我在渭南监狱服刑时还收到过他从美国发来的贺年片，目前在从事传教事业。

年龄最小的是家住山东惠民的孙建伟，他比我还小两岁，17岁上的大学。6月4日凌晨和其他同学一块在一条街道阻击军队进城，由于他向警方承认自己“扔了两块砖头”，因而被当作“小暴徒”送进来，还好，他的学业也未受到影响，93年在清华毕业后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读硕士，接着95年又攻读该校该专业的博士学位，一心一意地做专业了。他和我通信最多，直到98年初我在汉中因竞选人民代表被捕后才失去联系。不知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不过他一直不同意我从事政治活动，要我好好搞专业。虽然志向不同，但双方的友谊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这几位难友，是因为89年秦城监狱的这一段生活对我很重要，六号监舍的这八位兄弟都是相当有能耐并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虽然现在天各一方，虽然在这八位兄弟中，现在只有四人（即连胜德、熊焱、张前进和我）还在公开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事业，虽然留在国内的目前只有我一人还在艰苦奋斗，但我相信八位兄弟不但不会忘记同在秦城监狱的那段岁月，不但不会背叛祖国的民主事业，而且我相信都在从自己所选择的方向上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做着艰巨的努力，做着精诚的奋斗！我相信未来，我们这些曾经的难友一定会有欢聚一堂的日子的。

 

前面说过，我们都是一群很年轻的人，熊焱年龄最大，也不过26岁，最小的则只有18岁，我呢，刚好20岁。因而大家都很活跃，都有着比较良好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因为寻求祖国的民主事业而集中到一起来的。八个人虽分属七个省（两个四川人），但大家的心却是一致的，正如熊焱所说的那样——“我们是革命同志啊！”虽然我不太使用“革命”这个概念，但我们相互引为“同志”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正是因为学生行为的正义性，因为民主事业的正义性，所以我们都不会有思想包袱，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大家都表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朝气，大家谈论学潮，打探对方的家乡风情，唱崔健的歌，甚至讲政治笑话，有恋爱经验的甚至讲自己的女友，而且讲的兴高采烈。甚至喜欢开玩笑的人要求结了婚的熊焱谈谈自己某方面的经验和感受。当他们谈论到爱情这个话题时，我会想到我初中时的女同桌，当然我和她之间没有青春意义上的恋爱，但我们之间好像有过十三、四岁男女同学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相互吸引力。因为在我初二转学时，她还在月光下送过我小礼品，当然我也回赠了她小礼品（之所以会出现她先我后的情况完全在于自己在少年时代就特别的自尊），那其实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直到现在想起那个遥远的月光下的夜晚我都有些留恋，甚或还有一些伤感。因为那是26年前的事情了。我有时也会想起一位大学女同学，她那如花儿一样红艳艳的小脸会时而不时地飘过我的脑海，只不过那种回忆很纯洁，纯洁得如同一朵挂在眼睫毛上的雪花，当你准备细看时，它却融化了、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平时三顿，周末两顿，主要是小馒头，二两一个，一顿两个，一份菜，菜不多，但做工油水还可以，一般情况下菜里会有几小片切得薄薄的、亮晶晶的小肉片，吃起来很香的。有时还会吃上红烧肉，由于红烧肉是大块的墩墩，又有难看的肉皮，太油太腻，我一块都吃不下，因而吃红烧肉时就将厚肉墩墩夹给别人。湖南的熊焱最爱吃红烧肉。我有时候会想到这样一个怪问题：白白净净、秀秀气气、斯斯文文的熊焱怎么能吃得下去那样油腻的肥肉墩墩，当然每天早晨会给几个窝头，两小片萝卜泡制的咸菜。窝头是用玉米面做的小拳头大的馒头，底部有一个凹进去的小窝，否则蒸不熟。窝头大家都不太吃，因而常常会堆在暖气片上，只是在饿了的时候吃上一些，大部分窝头都被弄到马桶里冲走了。不过我倒觉得冷窝头吃起来还挺香的。连胜德也喜欢吃凉窝头，有时候他看到我吃时，就会用成都口音对我唱到：“给我一点窝头，给我一点窝头”，那眼神和表情挺滑稽的。每次打饭时，干部会推着饭车和菜桶来到各个号子门前，这时外面的那扇铁门就会打开，饭菜馒头从铁栅门底部的一个小方框中递进来。虽然才开始感到屈辱，但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记得有个张管教，五十岁左右，和我们号的关系处得不错，有时候会多给我们两个小馍或多打一点菜——挺和蔼的一个小老头。

我们也轮流打扫卫生，一般饭后我们都会用衣服做成的抹布将地板擦一下，卫生间也轮流擦洗。后来熊焱的爱人送来了香皂牙膏之类的日用品，我们也开始刷牙、擦澡。

我们才进去时都很狼狈，因为戴着土铐子（不是锯齿状的“手镯子”，而是上锁的铁环），又始终不给打开，无论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给打开，一天24小时戴着。因而很麻烦，尤其是上厕所时特别麻烦，这里我就不细说了。晚上睡觉出现惊悸时突然弹张的胳膊会被手铐弄得很痛。自然衣服是脱不下来的，好在当时是夏天，要是冬天就糟糕透顶。这种被土铐折磨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7月中旬才被全部解除。

我们也利用时间学习，熊焱带有罗兹曼编写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我认真地读过一遍。有趣的是我发现书中的“现代化”概念和我当时想象的不一样，我当时想象的“现代化”便是“高度发达、高度先进”的意思。而书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端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另外他还有一本《英语口语辞典》，孙建伟还带有一本清华大学编著的供理工科学生使用的精读英语，我也会在没事的时候翻翻。

我们隔壁的五号监舍是一个小号，才开始关押着一位女同学，据连胜德根据声音辩析说该女同学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李翠萍，我不了解情况。但我们每晚睡觉前会轻轻地敲击几下墙壁，早晨起床后也会友好地敲几下，有时候也能听到对方轻叩墙壁时的“笃笃”声。那情形很刺激人，大家屏声静气，侧着耳朵贴着墙，好像在搞地下情报活动似的。不过后来也许因为管理不方便（因为各个监室不但有监控，而且卫生间也有瞭望孔，而看守干部则全是男的），六月底就把她调走了——因为我们听不到她和管教说话的声音了。

李翠萍被调走后，大概是7月2号，王丹被关进了这个小号，王丹说话有些沙哑，所以熊焱他们和王丹打过交道的一听也就听出来了。我对王丹直到现在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5月18号在与李鹏对话时他的精彩发言我相信给全国的电视观众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不仅89年作为全国头号通缉犯而被北京当局判处四年徒刑，96年10月30日再次被当局判处11年徒刑，只是由于美国的干预，98年才被从锦州监狱直接送往美国。王丹现在仍在一如既往的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精诚奋斗，我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以王丹为代表的八九“天安门一代”会以自己的卓越奉献而无愧于自己的祖国、无愧于我们的人民的！

 

大概也是自7月中旬开始，我们每周还可以有一次洗澡放风活动。洗澡时由管教把我们带到二楼一个淋浴间，淋浴间有两三个喷头，虽然七八个小伙子显得拥挤，但由于是热水，又是淋浴，当然感觉比在卫生间用凉水擦澡要好得多。可惜每次只给我们十分钟时间，时间一到，管教就会在外面吆喝，我们呢，不管洗好洗不好，也只能是服从命令，匆匆的穿好衣裤便被带回监舍。

放风也是每周一次。秦城监狱的放风间和现在的看守所放风间不一样。现在的看守所号子是和放风间连为一体的，一般里面是生活、劳动、睡觉的地方，隔一道门，外面是放风间，因而每天都可以去放风间活动的。但秦城监狱的放风间远离监舍，建在一个单独的大院子中，大院子外面是围墙，上面有士兵巡回，里面是一排被隔成四四方方的天井院，这些天井院并不大，大约十来个平方米，四周隔墙都很高，但由于是敞口的，所以我们被关进去后可以在里面活动活动。由于晴天才放风，所以平时晒不到太阳的我们可以好好晒晒太阳。大家差不多全都脱掉上衣，有的甚至将长裤也脱掉好让尽可能多的皮肤感受太阳的温暖。我呢，一则由于身上皮肤黑，二则总好像还有一点山中少年的青涩之心，总觉得当众裸露身体是一种不雅的行为。所以一般情况下也就只是仰着脸、闭着眼睛晒一会儿就行了。虽然放风时间很短，也就半小时左右，但也会常常晒得头晕眼花，而且会出满头满身的细汗，回到号子又赶紧去用凉水冲洗。

我的衬衣裤子由于在6月7号被捕的那天下午被凶恶的大兵们撕烂，特别是那件衬衣被大兵从右下摆一直撕裂到胳肘窝部位，所以平时也就只好在右下侧打个结绑死，后来熊焱给了我一件白衬衣，梁煜给了我一件红色的运动短裤，我才摆脱了衣衫褴褛的情况。

 

我们才进去不久，大概是6月20号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上午天气很阴沉，好像要下雨，我们也都在床上坐着或看书或小声说着话。这时突然从二楼或三楼的某间房子传来“嗵”“嗵”的击打声，那声音很像打人时所发出的那种闷声。我们以为是哪个号子的难友在被看管们虐待，正议论时，突然不知哪个号子的兄弟大喊一声“不要打了！”于是我们号子还有其他一些号子也纷纷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跟着我们开始唱《国际歌》，歌声迅速蔓延到其他号子，不一会儿整座大楼都响彻着充满战斗性的《国际歌》歌声，声音是如此的大，以至于我们都能感觉到整座楼房的震动。大家心里都悲愤极了，惹得管教、武警士兵纷纷出动，费了好大劲才将整座楼房的集体抗议和集体骚动平息下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弄错了，那声音其实不是打人的声音，而是武警士兵在进行常规的体能训练，以后我们还会多次听到这种声音。这件事其实折射出政治犯们的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斗争规律，其实凡有真诚信仰和追求的人们既就是在失去自由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也会在某种情况刺激下进行忘我斗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不仅在89年的秦城监狱经历过，在后来的其它监狱生活中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本人也会在某些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正面抗议和反击，这是后话，暂不说吧。

 

管教干部有时会有选择性地给我们发放一些报纸。大概在6月25号我们得到了一张《北京日报》，上面报道了中共在6月24日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情况。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全会对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处理——胡启立被免去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芮杏文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阎明复被免去统战部部长一职。而赵紫阳不仅被赶下总书记的宝座，而且一并被免去了其政治局常委（当时共设五个常委，即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全会指责他犯了支持“动乱”的错误，而最为荒谬的指责是他犯了所谓“分裂党”的错误——一个党的总书记被指责为“分裂党”，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我不妨也谈谈我对赵紫阳的认识。

其实在大学以前我对他的看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知道农民很喜欢他，因为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是由赵紫阳首先在四川搞起来的，因而在民间口头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因为万里也同时在安徽推行承包制试验）。中学时代只知道他先做了几年的总理，后来在87年元月胡耀邦被邓小平赶下台后，赵取代胡做了中共党的总书记。由于当时的自己还缺乏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认为中央决策不可能不正确，因而对于胡的下台和赵的上台没有觉得有什麽不对。但88年到西安上学后，由于种种前面曾经叙说的原因，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哥白尼式革命，特别是我接受了民主自由价值观，因而我开始重新审视发生在86年的那场自由化学潮，结果我对胡耀邦的下台深为同情。也因此我对取代胡耀邦的赵紫阳开始表现出不满情绪，逻辑很简单——既然胡是因“纵容自由化”而下台的，赵的上升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反自由化”的人，他是踩着胡耀邦的肩膀坐到总书记的位置上的。因而在平时看电视新闻有他出现的镜头时总是斜着眼睛看他。而他最让我生气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4月29日晚，当时在袁木、何东昌一帮老官僚与首都部分院校师生进行所谓的“对话”时，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忽然拿出了一本封面有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杂志，这让我对他的印象不好到了极点，因为当时传闻中的“倒彩电”丑闻据说和他的儿子有关系，因而在5月中旬他会见戈尔巴乔夫之前，他和邓小平同为我心中所深恶痛绝的人。但是5月16日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能勇敢地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垂帘听政”现象面对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说出来（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决定），5月18日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时所留下的热泪全部洗刷了我对他的不良印象。而当5月19日晚他又拒绝出席首都党政军万人大会，以实际行动抵制戒严，反对军队入城，反对对学生和市民进行镇压，这相对于顽固派们的狰狞恶毒来说，我觉得赵是一个多么善良的老人，一个多么慈祥的老人，一个多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现在赵紫阳为保护我们学生受到错误的清算，年轻的我们心中怎能平静，熊焱、连胜德连连叹息，但是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从心里为老人感到悲哀，为我们的祖国悲哀，为我们的人民悲哀。此后，这位老人就长期处于软禁状态。2002年10月，在我组发的全国193位民主人士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中，我还特别建议执政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恢复赵紫阳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遗憾的是老人却在2005年2月17日郁郁长逝——那真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但我也衷心的相信历史会给他一个公道的，未来会还他一个公道的！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不久的一个下午，当局把我们这些囚犯们集中到门外的走廊上开了一个会。当我们走出监舍时，外面的走廊里已坐满了人，好多管教在喝令大家坐下，不许东张西望。而所谓“坐下”就是让大家都就地坐在水泥地板上。我在出门的瞬间扫视了一下会场，一排坐四个人，前后大概也就上十排吧。总共可能不到五十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但也有中年人。我们坐在中间排，和大家一样，静静地没有人说话。前面摆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一会儿，一个约五十左右穿着制服的男人拿着个杯子过来坐到椅子上，头油光光的，有些臃肿肥胖，应该是个官阶不低的头头。只见他扫视了一下会场，便开始摆着官僚强调训话。事隔20年后，我大概还能记得下面这些东西——

“报纸都看了吧，赵紫阳的下场怎么样？想效仿匈牙利，想表演纳吉（50年代的匈牙利总理，1956年改革失败，被苏联支持的保守派处死）的那一套，那是做梦。现在，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军队已经对这场动乱、对这场反革命暴乱做了及时的平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读了一点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呀，真以为自己上了大学就不得了啦，我告诉你们，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们还嫩着点。新中国是共产党打下的江山，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不由共产党执政由你们执政呀？你们不要再幻想搞什么三权鼎立，搞什么多党政治，搞什么轮流坐庄，那是妄想，那是做白日梦。我们的党是英明的，我们的政权是强大的，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因此，我奉劝你们，要好好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观，反思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要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所毒害。我告诉你们美国的民主是骗人的，是富人的民主，黑人、穷人是没有权利的，只有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真正的当家作主。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我要再次奉劝你们要好好地从灵魂深处反省自己的错误。”

应该说这个老官僚还是掌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他所说的这些话也基本上是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老生常谈”，他在我们面前摆足了“官老爷”的架子，不仅官腔十足，而且每讲几句话，都要拿起杯子呷一口茶。我记得他在谈到赵紫阳时还说过赵不该哭了，“哭什么？不嫌丢人！”——这个老官僚又哪里懂得人性和人道主义呢？！而在中间谈到生活问题时他还说过什么“肉有什么好吃的，不过香了嘴，臭了屁股”之类的大粗话，实在让人感到吃了苍蝇似的。

 

我大概在七月下旬开始生了一场大病。

由于四月中旬学潮爆发以来的长期奔波，由于被捕时遭受过非人的折磨，由于生活营养跟不上，到秦城监狱后我的身体是非常虚弱的。七月中旬我就开始发烧，但也没在意。不料几天后却越来越严重。我睡到了水泥地板上也止不住浑身的灼热。难友们在吃饭时间给管教干部说我病了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有一天晚上半夜我浑身酸涩，头痛欲裂，实在支撑不住了，熊焱、连胜德、孙建伟等人便一起大声打报告，对值班干部说我病得很严重时才引起狱方的重视。医生进来给我量了体温，高达39.8℃，于是医生下令立即送我去医院。一会儿进来几个士兵把我平放到担架上抬了出去。当时大概是凌晨两点钟左右，外面还下着细雨，躺在担架上，任细雨飘过我的脸庞，我感到了些许的凉爽。在昏黄的路灯的映照下，我看到好像把我抬出了监狱，因为在出一道大铁门时，我看见了高墙上的铁丝网和探照灯。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我只知道从抬着我的士兵和医生干部一行人匆匆行走的脚步里可看出自己病得不轻。39.8℃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也不清楚，我只是后来才了解到人的正常体温是37℃左右，倘烧到42℃人就会死亡，而自己竟然快烧到40℃了，难怪我头痛得要裂了。

我被送到监狱医院，几个医生一合诊，确定是高烧引起肺炎，于是立即给我打针并挂上吊瓶。医生忙完后对值班士兵叮嘱了几句什么便出去了。于是病房里便只剩下我和士兵两个人。日光灯发出的光是苍白的，值班士兵默默地在房中走来走去，脚步轻轻地，也不说话。而我则平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静静地看着铁支架上悬挂着的吊瓶，看到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很有节奏地顺着导管下流着，看到刺进我手背上静脉血管的针头被横七竖八的白胶布缠裹着。我以前生病时都是吃的片片药、打的针剂，从来没有输过吊瓶，却想不到生平第一次挂吊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不了解病情，我心里有一种恐惧感，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治得好，我就那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又睡不踏实，稍一动，手背上插着的针头便把我痛醒了。但天色也渐渐亮了，一瓶输完，士兵叫来医生又给我挂上了第二瓶。

大概早八点左右，士兵换岗了。新来的士兵年龄也就十六七岁，脸圆圆的，但肤色也许是训练的结果，有些黑。由于输液的结果，我尿憋得厉害，我已经憋了好长时间，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只好开口说我要撒尿。令我大为感动的是该士兵给我找来一个小钵，他把我扶起坐在床边上，然后帮我把裤子解开要帮我接尿。我说让我去厕所吧，他说医生不让我动。我身体也确实很虚弱，坐起来感到身体是虚飘的，于是只好由他端着小钵为我接尿，我虽然十分难为情，却因为憋得慌，也就顾不得其它心理尴尬而放任自流了……我尿完后该士兵又将它拿出去倒了。因为连续输液，尿来得特别快，在他的班次上又为我接过两次，我在内心里真正的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在闲聊中我了解到他家在山东，我曾对他说：“真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他还笑着说“没事，你是病人嘛，这是我的责任。”

当他说“这是我的责任”时，我想可能是医生这样叮嘱过。但不管怎么样，我心里都十分地感动，既就是20年后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是特别的感动，我看到了人性中特别善良与温暖的一面。尽管由于六四大屠杀和6月7日的苦难遭遇使得当兵的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严重的阴影和创伤，但这个山东兵确实让我看到了人性中十分美好的一面，我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光辉。虽然我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如此善良的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他的，我祝他幸福，祝他一切都好！

到下午自己能勉强支撑着下地时，我便不让值班士兵再为我提供这种服务了，我自己拿着小钵解决这个问题，我就那样在监狱医院打了两天吊瓶。第二天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平躺在床上想些心事——我想到了遥远的故乡，想到老家的母亲不知要急成什么样子了——因为当时高校从时间上讲应该早放假了，而我却没有按时回去。我还想到了母校和同学，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历史系读书……

经过两天的吃药、打针、输液，到第三天下午我的体温完全降下来，我又被士兵用担架抬着送回六号监舍。兄弟们关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我说不要紧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干部给我安排了一个月的病号饭。病号饭的油水要好些，主要是面条、汤饭，里面会有些鸡蛋、豆腐、西红柿或青菜一类的东西。我一个人吃病号饭还很不习惯，所以每次送来病号饭，我也会招呼兄弟们一下，但兄弟们都很客气，都不愿意动我的饭食。有时候他们扭不过我的热情，也只是象征性的尝尝。由于监狱方面的及时医治，由于难友们的关心，加上自己毕竟年轻，因而时间不长，我的体能也就基本恢复了。

 

说心里话，相对于我后来在其他监狱的见闻而言，我对秦城监狱的印象竟是非常“美好”的，无论是里面的干部、管教、士兵、医生，还是其环境、设施我都有一种很奇怪的“亲切”感。除了七月初给我们集体训话的那个官腔十足的某领导给我印象不好外，其他人员对待我们不像是对待一群“反革命”，没有谁给我留下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也没有谁大声地呵斥过我们。尤其是几个管教干部都上了年纪，有些头发都花白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有一种长辈对待孩子的那种美好感受。虽然因为我的疾病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而加深了我对秦城监狱的好感，但我相信我的上述感受并没有任何的夸张，我在内心里向那些能称之为“叔叔”的管教们表示敬意和谢意，那些人可能早已退休了，我祝愿他们安度晚年（当然在我说这些话时我并不会忘记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秦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都是限制和剥夺我们人身自由的所谓“国家机器”，这里的“美好印象”是相对于我以后在其他几所监狱的糟糕印象而言的。）

我在前面说过，同监舍的七八个难友因为年轻，且都是为了正义的民主事业而关进来的，所以大家都有一种乐观的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但这不等于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保持这样的风貌，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孙建伟和我来说，七月份以后内心都有些急。孙是山东惠民人，到清华上学也不到一年，由于他“承认”向进城部队“仍过两块砖头”，因而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理，而且由于年龄才十八岁，他对于他父母的思念很厉害。我也一样，因为我一直很爱自己的母亲，而且母亲也一直很爱我，因而我特别担心母亲的挂念。我害怕家母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打击。有一天下午我和孙建伟谈到“母亲”这个话题时，我和他竟然相约——他面向东南他家乡山东的方向，我面向西南我家乡陕南的方向一块祈祷起来——我们均祈祷我们的母亲平安……

 

而事实上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我的一些亲友围绕我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首先我哥到师大去找我，没找到。得知我去了北京，我哥又到北京去找我。我哥在北京找我找得很辛苦，后来他给我说：在北京一些高校找不到我，有人就提醒说，是不是到一些医院去找找，看我是不是出事了？于是我哥又去到很多医院找我。而医院的大夫听说我哥找人大都是首先把他领到太平间去辨认尸体。我哥说他当时实在忍受不了太平间的画面。基本上他去过的每个医院太平间里都停放了很多血迹模糊的尸体，他就那样一具一具的辨认。说在积水潭医院的太平间里他看到一具尸体面相很像我，他说他当时一下子眼泪都出来了，但仔细一看又有些不像，他拿不准到底是不是我，突然想到我的胸膛上部第二个纽扣处有一个小时候留下的烧疤，于是为了弄清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我，他便解开纽扣，他说他解纽扣的时候心跳得特别的厉害，手都在颤抖，结果解开查看后，发现那人胸口上部并没有伤痕，他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我哥为我前后两次奔赴几千里之外的北京，但都找不到我，我母亲急得整天流泪，又是烧香，又是许愿。特别是为了使我能够平安回来，五十多岁的母亲还专门步行去到四十多里外的一个香火很旺的“祖师洞”里向“祖师爷”许愿说，只要我能平安回来，她就向“祖师爷”烧三年高香（后来我果然平安回来，母亲则很虔诚地向传说中的祖师老爷还了三年愿）——这事我一直不知道，直到95年我从汉中回老家陪母亲看病时，母亲才告诉了我）。与此同时，母亲还找人为我算命，算命的说，我不会出大的危险，说到7月某日我人不回去信就一定回去。说来也奇怪，到了那一天，我托西北农业大学85级学生柯伟稍的口信真的于那一天被那个在省农业学校读书的初中女同学稍到家。直到这时全家人才知道我在北京被抓起来了。但因为人有了着落，家里人也就松了一口气。而且不久，秦城监狱让我们每人给家里人发的一封信件家里人也收到，于是我母亲我妹妹又给我寄了一封信和一个小包裹去北京，结果信和包裹都收到了。

而同样令我感动的还有我一帮正在高中补习的同学。当他们六月份听说我在北京“死了”时，便开始发动捐款，要到我家里去“慰问”，但被老师制止。高考结束后，有一位叫韩扬的同学还不辞辛苦地跋涉了上百里山路（因为他不知我家的准确地址，隔的又远，中途还把路弄错了）去到我家亲自为我母亲拭去悲伤的泪水……这位男同学当年考上西安一所学校，后来我们在读书期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我们被关到秦城监狱后，各人也都受到警方的审讯，熊焱和连胜德收讯次数最多。熊焱由于是全国通缉犯，大概于八月中旬还从我们号调走了，估计是单独关押在小号里。我对于警方的审讯问题早有心理准备，考虑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会去调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6月7日被捕时在我书包里搜出的调查记录和遗书外没有其它直接证据能证明我在“外高联”的身份与活动，而且6月中旬连胜德一进六号监舍，我便请他在官方审讯时不要说认识我，不要说我在“外高联”的事。再说6月4日我在火车上，不在北京，这样我的问题就会轻得多。果然，警方在讯问我时一开始要我老实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动，我一口咬定就他们直接掌握的那些东西，他们由于拿不到我第一次来京的活动证据，因而便将讯问重点放在我为什么要做调查、为什么要写遗书的问题上。我说做调查、记笔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目的，而写遗书则是由于6月5日我还看到有人死亡——当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时便写下了遗书。在前后几次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说法，最后也就不再提审我。

也许正因为我的这种机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学生，结果“秋后算账”时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学籍。大概是9月16号下午我们都还在午睡时，号子门被打开，管教让我“收拾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匆匆忙忙地将一点衣物一拿，和众兄弟道了声“各位保重”后便随管教出来了。外面的院子停有一辆警车，干部让我上了车。两个小时后我被转到北京市内一个叫“K字楼”的监狱，在那里临时关押了数天后，大概于9月25号左右我被陕师大公安处的两名干部从北京接回西安。

 

                

 

8，1989年——我的人生里程碑

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大一学生，我认为我在1989年席卷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悼念胡耀邦到鼓动“五四”大游行，从参与组织“学生自治会”到做“敢死队员”抗议戒严，从组织“声援团”入京到参加“外高联”，从“六四”当天二度北上京城到6月7号被捕入狱……所有这些活动都让我的1989年充满了“革命性”的内涵， 1989年不仅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青春的壮丽，而且对于我整个的人生来说，二十岁的1989年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本来在我的整个中小学时代，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就是共产党通过政治老师和教科书所灌输给我的那一套，即“伟大、光荣、正确”。虽然说在高中阶段的后期我已对某种社会弊病开始进行批评，虽然说在进入大学后，我的思想迅速发生巨大变化，但直到学潮爆发前我对共产党还基本上是正面评价态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但学潮发生后，随着“动乱”定性，随着“戒严令”的颁布，特别是随着“六四”大屠杀的枪声，随着强权保守派以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淋淋的红色恐怖事件，我心中自童年开始积累起来的对于共产党的曾经的敬意一下子丧失殆尽。我认为中共不仅因为六四大屠杀事件一下子站到了国家的对立面，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且也站到了我的对立面，执政党在我心中已堕落为“凶手”和“罪恶”的代名词。正是从此时开始我决定为在自己的祖国推翻这个党的统治而奋斗。虽然我的这种想法后来因为执政党在经济领域的“从良”决策（搞市场经济、加入WTO等）而有所修正，但最基本的思想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即必须结束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垄断性统治，必须实行民主的多党政治。

 

第二，从实践的意义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

无论是毛泽东们制造的反右、文化大革命，还是邓小平们制造的摧毁民主墙、反击自由化事件对于我来说都是“历史”中的悲剧，缺乏活生生的经验性认识，因而在89年以前，我对民主重要性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抽象性。但89学潮及“六四”大屠杀事件，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民主”竟然是与活生生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在6月4日军队入城过程中，总共有51名大学生死亡，其中北京大学生36人，外地大学生15人——既就是官方的统计是可信的，它也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专制制度将会导致象我一样年轻的兄弟姐妹们的流血死亡！更何况这个数字是被执政当局大打折扣的（六四镇压死亡人数，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前党组书记谭云鹤的说法，“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有727人，但与中国红十字会记录的2,700人相差甚远——转引自赵紫阳遗著《改革历程》）。而我本人则因为这种不民主直接承受了凌辱、捆绑、殴打及至入狱等血与火的洗礼，因而我对于不民主的悲剧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性痛疼。我认识到只要这种反民主的国家制度不改变，这种血淋淋的厄运还有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儿女、降临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因此——

 

第三，我决定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生！

是的，我的民主理想正是在1989年的学潮中树立起来的。虽然我在17岁那年就立下了政治抱负，即“踏平坎坷，致力政坛，振兴中华，威震世界”，但当时的理想只是个人奋斗意义上的某种目标，而不具有社会理想层面的具体内涵。但在89年的五四大游行中，我公开地为游行队伍撑起了第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大旗，这面“民主”大旗经过“六四”血案及秦城监狱的洗礼，已经高高飘扬在我整个的心灵宇宙，“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从那时开始不仅成为我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引导和规范我整个人生方向的最高宪法！为了民主的国家社会理想，20年来我先后三次被现政权关入监狱（包括98年因竞选人民代表被判刑三年，2003年因从事民主人权活动被判刑五年），期间受尽种种的苦难和折磨，但这并不能使我放弃对民主理想的追求，相反，这系列的来自国家政权的打击和迫害使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现行政治制度的罪恶性和残酷性，从而促使我更为全面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去为祖国和人民的民主事业而做竭诚的努力和奋斗！

 

现在，不仅敢于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国家公民越来越多，不仅体制内外和社会各界人士关于民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宪政运动得到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高度赞誉。我相信，不仅1989年幸存下来的民主力量会继续努力，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投身于伟大的中国民主事业的。我相信通过国内国际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诞生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