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山西农业大学 张文焕

自悉1986年哈雷慧星将重顾地球，我就怕这是父亲的不祥之兆，他是1910年哈雷来时出生的。1984年退居二线的爸爸显得衰老失落；1985年的整党中这位年迈的新党员由于个别人的胡言乱语似乎不能重新登记；全国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养猪学》仍要他担任第三版的主编；已招来的研究生也需他耗费心血指导；所有这些使他不堪负重。

文灿弟去美国读博士已三年了，大哥和我也分别考取了国家教委和山西省教委赴美国留学生，善于联想的人们把三个出国和不正之风联系起来，使他在为儿子们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受到了莫须有的指责。凭心而言，我们出国不能说和父亲无关，是他多年来忍辱负重的感召和高标准要求的结果，我们有幸遇上这位父亲才有能力抓住一些机会提高和充实自己，仅此而已。如果还有，就是对他1947年由美国回来结婚又未能返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的遗憾的补偿。

父亲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非凡的忍受困苦和克服艰难的能力，宽大的胸怀和卓越的见识。历次运动的锤炼虽已使他能泰然超度冲击，但85年前后的他已是心力交瘁，不堪一击。没有人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等待哈雷慧星的来到，也许他在回忆一生所走过的路和路上的风雨艰难，也许他在回味满腔热血时的理想和实现得如何。沉思中的他有次突然给我讲他在铭贤读书时住过的旧房子，说话的当时因学校盖新图书楼正在拆除，他的口气有些伤感。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86年9月5日早饭后，我进了他的卧室见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深度昏迷，嘴里噙着些烟丝，左侧掉着本整党纪要。我赶紧找来医生，又立即找车把他送往270医院，诊断为大面积脑溢血，抢救了不到一天，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在极度悲哀中无奈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遗体告别前我最后一次给爸爸整了整容，在他冰冷的双手里塞了几盒烟，又为他泡了杯热茶。父亲一生奋力工作，除了抽烟喝茶别无嗜好。

追悼会上给父亲的悼词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应有的评价，爸爸在天之灵听了一定会安息。我在听到悼词中关于父亲步行十几天从榆林到太谷求学那几句时，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我爷爷是陕西榆林城里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后因染上抽大烟导致家境贫寒，三儿二女中我父亲排行老大。我三叔给我讲过龙得志就下雨，你爷爷由此起名给你爸，以图有利于农人百姓。父亲在读完私塾小学后，在榆林城内中药铺当了几年学徒才进榆林中学念初中。我爷爷原想让他学中医，我想他们之间也许有过争执，虽有道是知子莫如父，但我爷爷不知他这个儿子的志向，在说好媳妇准备接亲的情况下，已经19岁的他毅然离家出走，而且在此后20年之后事业有成时才结婚成家，40年后才重返故里探亲访友，祭祖上坟。

父亲是受了初中英文教师的启迪和榆林教会的指点，和亲友借了两个大洋，跟着一个骑毛驴的商人，步行12天来到太谷铭贤学校求学。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他在这所美国人资助的教会学校里可能是最穷的学生。据铭贤吕立中老先生讲，父亲一开始在学校打扫卫生，站在教室外听课感动了先生才开始学习。

父亲给我们讲过在铭贤读书的艰难困苦。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晚上在发电厂做工，白天上课。当时铭贤学校的发电厂在校园外，他经常晚上下工后得爬墙回宿舍，有次爬墙把裤子扯了，还得自已连夜缝裤子，否则第二天出不了门。冬天脚冻烂了，晚上睡觉袜子都不能脱。就这样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困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班，后转到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父亲在铭贤学校的艰苦奋斗精神确实感动了当时学校的许多师生，他连续三年被评为校级优秀生，名字刻在挂在小礼堂外的一块铜匾上以示表彰。

我曾从榆林三叔家拿回一张父亲在发电厂的照片，虽模糊不清，但依稀可辨那台火车头改制的发电机组和昏暗灯光下父亲消瘦的身躯，眼睛很大但有些倦意，他的一条腿踏在发电机机壳上，一只手放在腿上，有一种来日方长的劲头。那是我在文革中逃难榆林带回的一个至宝，之后许多年我都一直带在身边，每次看一下那照片都能对我产生驱动。

1940年父亲从中央大学农学院牧医系毕业，留校当了一年助教后，又回到铭贤为母校服务。按常人说他已是今非昔比，该成家了，但他没有，他的志向决非为自己摆脱贫困过小康日子。1944年在我母亲的鼓励下他又考取了农林部赴美留学生。据当时和他同行的杨兴业先生（成都兽医厂）写的材料，当时赴美之行也很困难。他们是由国民党政府经济交通部“租借法案”第二批派赴美国。时值二战后期，日军轰炸封锁了太平洋航线，1945年4月他们由四川宜宾坐美军运输机到印度丁江，等了近一个月才由加尔各答改乘美军格里来将军号运输船，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大西洋到达美国东岸。在参观访问了华盛顿等地后，学畜牧兽医的十个人去了Iowa州立大学。据杨先生回忆，父亲在美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不打工也不问政治，同批去的有些人实践了一年就回国了。1947年拿到硕士学位后父亲回国结婚，是年他已近40岁了。当时国内就有些学校高薪聘请他去教书，还是服务母校的思想，他又留在铭贤学院。他计划工作一段时间，挣些钱以便返美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Lush教授还在等着他。然而历史的变迁和中美关系的变化使他未能如愿。

从回国至1950年10月铭贤学院移交人民政府，他在铭贤学院当教授，并担任过畜牧系主任，代理教务主任及代理院长。应该说达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由于目睹旧中国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和广大进入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文革以前的十几年里，他和同事们在青粗饲料养猪、杂交育种组合试验、总结群众经验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受到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主编全国养猪学教材；被送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文革后被评选为全国科技大会代表及全国劳动模范；担任山西农大校长等等。这些闪光点及之间的辛勤工作和运动冲击构成了父亲的后半生的几个阶段。在山西农大这个不大的园地里他似乎是一个大红大黑、大是大非的人，其实红黑是非都罢，他是一个清清白白正直正派的人。

我记忆中关于父亲最早的事情是他住在学校南院二号楼里，我受妈妈指使给他送饭。每顿饭都在一个小奶锅里，在那个美式建筑第一层宽大的阳台上父亲被召唤出来吃饭。我不记得他和我说过话，只记得他老是摸摸我的头和背。后来才知道那年我5岁，父亲是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他关于去美国留学和在联合国农复会驻成都办事处工作的经历是他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坦白交待，而又是说不清的问题。

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的父母一样，我的父母对下一代抱有厚望，抚养的责任和期待是他们生存的主要动力之一。然而我的父母的爱并没有表现为娇生惯养，从小就注重培养我们艰苦的生活作风和诚实的为人道德。

我记得上中学之前我就从来没有过零花钱，刚上太中我穿妈妈的一双旧皮凉鞋，同学们看不惯，我想买双布鞋父母都不同意，逼得我没办法自己动手做鞋，鞋帮鞋底都做好了，我绱不了鞋没穿成，他们也没有给我买一双。

1964年我们弟兄三个都在太中上学，父亲要我们全部住校，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二毛五分钱，连供应的油都不全买，蚤子臭虫咬得我火辣辣的坐卧不宁。我从小嘴刁，有些饭我吃了就烧心，初二在太中吃了一年饭体重一斤也没有增加。现在想来，父亲当时是要我必须过这个生活关。我星期天回家吃饭，将食堂退的钱攒成一张伍元大票，被父亲发现，问明来源后也给没收了。

三年困难时期，我吃不下当时被称为玉谷面（发霉的谷子磨的面）做的煮圪垯，端出去悄悄倒了，被痛打一顿。还有次去茶炉房提开水把暖水瓶打了，烫了一腿泡回家还挨了一顿打，后来发现烫得不轻，父亲又背我去校医院上药。父亲嫌我不爱惜东西，也可能是那时东西太缺父亲又太爱喝茶的原故。

儿时的有些事情是由于当时耿耿于怀而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是自己也开始管教儿子，才认识到父亲是对的，有时粗暴一些，但一次就解决问题。

我初中毕业考试刚过，文革就开始了。爸爸很快成了农学院的“头号敌人”。由于大串联，全国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大致相同。他没有给我们说过所受的迫害和侮辱，农学院的牛鬼蛇神中他的大字报最多，来家里造反次数也最多，封家时间最长，清查也最彻底，那所老房子里沿老鼠洞挖了近一人深的坑。批斗大会最激烈的那一阵子，父亲常被揪回来接受各组织的造反，家里家外贴（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漫画，父亲挂着牌子戴着锥形高帽，破旧的中山装背上缝着一块白布写着“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敲锣打鼓振臂高呼，他不时被人粗暴地纠正“喷气飞机”的姿势。他早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能经受那么严酷的斗争真是奇迹。

记得有天爸爸被揪斗、游街回家，步履艰难疲惫不堪，进门后小心翼翼地存放好牌子和高帽等，回头望着茫然的我们有点滑稽地笑了一下，似乎是说不要怕，我不是坏人也死不了。是的，面对三个受株连未成年的儿子，舔犊之情就能使他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父亲真是太爱我们了。

文革中的两大派辩论辩不清谁是革命派，逐步由棍棒到刀枪企图用战斗来解决争论。对“阶级敌人们”反而放松了管理。那时爸爸基本上吃住在猪场，为彻底改造世界观而辛勤地劳动。黄率诚教授在农场地里被交战双方对射打中惨死的那天，爸爸当时正骑车从南猪场回家，那条路是双方交火最近的地带，我见他慌慌张张、气喘呼呼、满身是土进了家，喘了会气，一摸怀表不见了，他自言自语道“舍财免灾，舍财免灾，哈哈......。”我想他可能在地上爬过，不然身上不会有那么多土也丢不了表。我记忆中爸爸总是那么深沉镇静，只有那一次慌张。可能是死里逃生之故。

记得有天爸爸从猪场喂完猪回来，告我把初中学过的书整理一下，他拿起一本英语书摸着书皮慢慢地说，你要念些书，将来一定有用，说着翻开书用他那浓浓的美国口音带我读书上的第一课，我至今记得那课的头句是：“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a new term, the boys and girls are back to school. ……”,也记得他那慈祥虔诚的表情和身上臭臭的猪圈味。许多年后，我每回忆起那一幕，都很敬佩父亲的见识，他在被打翻在地又被踏上一只脚的处境下，仍能以儒家思想高瞻远瞩未来。

而我当时没有把父亲的教导当回事，只想我是一只狗崽子，出路何在？我在家里自学手艺，修鞋、理发、修车、配钥匙、当木匠都干过，准备日后作为生存的手段。实际上从那时起至父亲去逝，他的头基本上由我大哥或我理，他那满头白发很好理，每次理完都会笑哈哈地夸奖几句。只有最后一次，他一声也不吭，一动也不动。父亲要我们给他理发的用心除了节约时间，更多的是要我们勤俭节约。

武斗激烈后，父亲要我回榆林老家，为避难也为跟我三叔学习中医。记得他动员我，咱打死人要偿命，人打死咱白打死，并要我除学习外再找个零时工干以维持生活。我绕道阳方口，经保德三天才到了榆林，三叔在那儿行医还算有点办法。我半天跟三叔在中医院坐诊，半天在城关建筑队当泥瓦工。当时榆林的生活水平比太谷艰苦，三叔家有5个小孩生活也不富裕。我也不习惯那儿的一天两顿饭，每天饿得在街上转来转去，手里也捏着几毛钱，实在顶不住才买点东西吃。我曾收到父亲的信，他能估计我在榆林的情况，要我生活上向下看，政治上向上看，要夹着尾巴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遵照父亲的要求，学了些汤头、脉诀、针灸的初步知识，后来我插队后，父亲给我的信中心意思也是这几句。我理解父亲的意思是只要有人能生存的地方，就应该能生存，政治上不要犯错误，要适应环境，不能对社会不满。我从小爱讲俏皮话，记得父亲不止一次严肃地说我，你小心当右派分子。后来我老三也去了榆林，我们一起学习、劳动。到九大之后，听说山西下了7^.23布告才回到太谷。那时父亲在猪场和工人们关系比较缓和，每天用手提式饭盒煮糊糊吃。我有时给他送饭，顺便帮他干些出圈、割苜蓿之类的重活。

回太中办理了离校手续后，我们回到农学院家属连。在军宣队的领导下挖地道，为备战做贡献，也为争取出路。当时有很多单位开始招工，我们弟兄也跑来跑去，但四处碰壁，农学院政治处出具的政审材料使我们连煤矿都去不了。记得插队前临汾冶建第二次来太谷招工没有收够人，招工的人也不教要我们弟兄，虽然我们身强力壮。那位姓童的招工负责人告诉我，你父亲是特务嫌疑，没有结论，而且永远弄不清。我听了有些绝望，回家躺在床上叹了声“老天爷，给条出路吧！”这句话被父亲听见了，他什么也没说。直到打倒四人帮后，父亲告我当时那句话刺得他心疼。

几个月后（1970年10月7日）我和弟弟作为各自班里唯一的代表，卷上我们从榆林旧货店买的黑油油的光板羊皮袄，到当时太谷最艰苦的插队点，范村公社上安大队，落了户。和许多插队生不能相比的是我们插队并不光荣，因为我们是大批招工后剩下的渣子。走的那天我没有见到父亲，他还在猪场辛勤改造，想为儿子们减轻所受的株连。他感到对不起孩子们，他也说过后悔结婚晚了使他的孩子在他最狼狈的时候决定了命运。因为文化革命最关键的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正在进行。

比较而言，前半段文革主要是轰轰烈烈，而且有无政府和群众运动的因素，我想他还能想得通。后半截扎扎实实的清队却确实让他战战兢兢，因为清队对他的处理将决定全家人的命运。在学生楼被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后，他又一次被派往南猪场喂猪，等候定案。他又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猪场劳改，以图“宽大”处理。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了他那时的部分日记，虽然日记是“思想汇报”的内容之一，但也能说明一些情况。摘抄几段如下：

（1970年）10月17日 ×书记已经和孩子们住了十天，今天回校了。他向桂琴谈了孩子们在那儿的情况，看来问题不大了。我希望这批插队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的航道，走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插队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意义会在未来岁月里越能够显现出来。

12月28日 今天到大礼堂参加天天读时，××让我们回连部学习去。让回去的有定案处理在严重、重大政治问题以上的人，还有老×和我。

12月30日 今晨劳动是装玉米，……。下午休息，我洗了热水澡，多年来也没有在新年时休息，近一年也没有顾上洗个澡。

（1971年）1月1日 劳动：1—7日看场、翻玉米、装玉米；8日起浇冰（场）、切草。

1月9日 昨天下午切草时劳动态度不好，没有做到有无小将们在旁边监督都拼命干，休息时在××宿舍工人和我谈话问我一些问题，我的回答忘记了自己是专政对象。

1月12日 由于自己在政治上堕落为牛鬼蛇神，有的人念念不忘从自己身上捞点东西，或者为别的原故？……不说为了别的，就是为不辜负念念不忘我的人的关怀，也应该下苦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从而在政治上站起来。

1月13日 自己在政治上的落后的情况，集中于孩子们的分配工作上，我这一代不好影响了下一代。孩子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争取作左派，彻底扭（转）政治上的右派状况，孩子们的孩子，从家庭出身上，家庭政治面貌上都不致于拖孙子辈的腿。……，我要彻底改造世界观，政治上争取思想入党，这是我留给家人最宝贵的财富。孩子们应该卧薪尝胆地、艰苦卓绝地打好政治上的翻身仗。

1月17日 昨晚向×××反映了我从今天起去喂猪的事，请领导上考虑再派一个人去浇冰。

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去参加早操没有别人来。既然是星期天，领导上考虑代我浇冰的事不一定好办，况且是星期天让别人休息吧，今天我还是到冰场去，一（直）到有人来接我的班为止。

2月17日 听说革委会最近宣布，清队对象九十多个专案，其中除四人国内外关系复杂没有定案，其余的人的问题都搞清了。这个成绩的确很大。我不由联系到我自己，这四个人之内恐怕有一个就是我。看情况问题最近又不会解决。

……

在此摘抄家父的日记是为使有兴趣的人了解他那时的一些心理活动。虽不可能全面也不一定是最深层次的思想活动，但可以看出的是他为自己的“政治问题”影响了儿子们痛心疾首，他为缓和这局面卧薪尝胆，未卜儿子们就想到孙子辈的心情该有多么沉重？只有用代价来衡量。父亲的宽宏大量也表现在虽然他屡遭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能引起我们对社会不满的话。

1972年清理阶级队伍之后，政治气候明显好转，父亲由猪场搬回家里，我也由范村铁业社调回县手管局下属的农机厂当工人，弟弟在油刷社当油漆工。父亲经常要我们学习文化知识，讲中外自学成才的人物的故事。我虽不敢妄想成才，但在他的一再督促下，开始自学高中课程。我弟弟干劲大，文革前他只念到初二，开始我还能帮他解几个代数题，但很快就超过了我。弟弟嘴里常念道的就是穷则思变，当然他说的穷的含意广泛。其实，我后来参加高考、考出国、在美国转念研究生等几个举动，弟弟都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这几件事我本无勇气干。

1972年秋，父亲在劳改了许多年后身体已十分虚弱，高血压病也很重，我当时常给他量血压，有时吃了药血压也降不下来。为让他彻底检查一下身体，乘有天他去太原开会我随后坐公共汽车去太原山医一院找到刘世平的舅舅张大夫，请他帮忙给我父亲看看病。世平和我是一块插队的患难兄弟，他父亲刘惠之先生是我父亲几十年的至交，刘伯伯是解放前由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博士，可惜1971年清队时在农场改造时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等爸爸开完会后我硬拉他去了医院，医生一检查就让立即住院治疗。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坚决不住，他有个夙愿只想死在工作岗位上。我没办法又请世平妈妈洛叙英先生来劝他，洛姨姨对他说“既然已经活出来了，就要活下去”。父亲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才点了点头同意住下。

记得在病房大夫给他写病案，他说得过疟疾，医生听不懂，后用英语说了个Malaria，医生会意地笑着点了点头，我和世平也都体会了一下学英文还是有点用。同房的病友们有些奇怪，这个穿得十分破旧的老头是个干什么的。住了一段病情稳定，承蒙政府关怀又转入当时称为101的疗养院。转院后，在体检时爸爸风趣地对医生说，把我这台老机器修一修，再转上3～5年。医生笑着说还能转十年，我当时都觉得怕不行，因他当时不仅血压高而且肺气肿，脉搏也有停歇现象。从父亲当时的体质看，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我也很担心，抽空就到太原看望他。有时他留我坐一会儿，问我工作和学习的事，我也乘机给他洗洗换换，然后他带我出去吃炸酱面。有时我一进门，他就生气地问我又来干啥，赶快回去好好上班。当时有人告我老人脾气突然变坏不是好兆头，弄得我越不放心。当时我刚调回县城工作，请假多了影响也不好，而且21元的徒工工资都领不全，一个月去4次太原就得花10来元，达不到父亲对我自食其力的要求，也难怪他不要我去看他。有次我去医院，见他在水池旁坐得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在练气功，过了一阵他发现了我，深呼了一口气，看了看表伸出两个指头告我，已经24小时没有抽烟了，我才知道他在戒烟。

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激发了我们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同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拼命劳动，梦想着能被推荐上学。1974年我在距退团年令还有十个月的时候，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那年我因表现出色，从手管局系统被推荐为上大学候选人，最终在县教育局以父亲是不是党员为裁决，被淘汰了。也许从那时起父亲才产生了从组织上入党的想法。

1975年我从想入非非的心理状态冷静下来，开始考虑找对象的事情。父亲对此十分冷淡，他说，我40岁才结婚，你30岁行不行，要我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学习，走自学成才的路，先干出点事情再考虑成家。他要我工作之余去农机系旁听机械制图等课程，当时在厂里干活很辛苦，下了夜班坐在人家的教室里直打嗑睡，去了两次我就不去了。爸爸又和我商量能不能向厂里申请停薪留职两年在农大当旁听生，他认为这是给厂里培养人，应该能办成。我也没有敢写这个申请，因当时的形势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和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我求他不要逼我了，我在家自学，除了上班有多大精神念多少书就是了。就这样我学了几门高中课程后，又学了些微积分的基本概念。说实话，当时自学主要是为让父亲高兴，当然我自己也有点兴趣，并没有想干啥。

经亲友们的劝说，父亲才勉强同意我找对象。不过有两条，第一结婚时给我1000元钱一切自理，第二不许操办而且典礼时间要定在他外出期间。我想父亲当时担心我还不具有养家糊口的能力。结婚后他问我生活怎样，我告他挣的钱足够用，该念的书还在念，他听了十分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1977年高校恢复招生考试，我们弟兄三个都考上了大学，特别是弟弟考取了北农大数量遗传硕士研究生。这虽是爸爸心血的结果，但出乎他的预料，他曾说弟弟报考吴仲贤教授是“不知天高地厚”，对我考大学的看法是“试试无妨”。我们从学校毕业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父亲的名誉也得到恢复和提高。父亲要我们不要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要继续努力，争取出国学习。文灿弟在北京动手早，1983年就出去了，我大哥去美国实习一年回来又考上了国家教委的赴美留学生，我因大学毕业时患胃穿孔行修补术后一直不适，不想出去。父亲给我打气说，他俩能出去，你也一定能出去。为此，我去太原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以图一劳永逸，术后效果很好，加强了我的信心。我当时住房很紧，为了让我准备出国考试，父亲把他办公室用柜子隔出的一小间给我用，让我潜心读书。苦干了一年果然见效，1985年我顺利通过了EPT和TOEFL考试，父亲十分高兴，伸出拇指夸奖我。那时我俩经常在他的办公室聊天，谈论人生世事，谈他一生的大得大失。他不象我小时那么严厉，而是十分慈祥，有时他居然递根烟给我抽，不过有几次说着说着他就在沙发上昏昏入睡了。他可能已经估计到不久于人世，但又不愿去医院。现在回想起来，真该早些把他送到医院也不至于猝然死去。他当时拖着脚走路，一口气都走不回家，坐在百货公司门口台阶上抽烟喘气，给有兴趣的人讲儿子们的故事，有时坐在幼儿园门口等孙子们放学，看上一眼亲热一下才回家吃饭。没想到时隔一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敬爱的父亲去世已经十周年了，周年记念日前我写这篇文章是想寄托我的怀念之情，表达感激之意。随着时间驰过，对过去的有些事情记忆模糊了些，但对父亲的怀念却越深切，因十年来我又悟出一些父亲的教诲的寓意。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不时出现在眼前或梦里。我越深深感到父亲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高尚的人。

1990年我在美国念了三年书之后拿了个硕士学位回来，我想如果父亲还活着一定会很高兴，但也许会要我念完博士再回来。

父亲曾说过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要留点痕迹，我想他留下的痕迹就是不曲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痕迹深深地留在亲友和同事的心中，留在桃李园里，也留在他出生入死奋斗过的黄土地上。

我现在希望父亲真是乘哈雷慧星而去，因为他可以遨游世界，因为他还会再来，看看这人世间的沧桑变迁。

一九九六年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