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

山西農業大學 張文煥

自悉1986年哈雷慧星將重顧地球，我就怕這是父親的不祥之兆，他是1910年哈雷來時出生的。1984年退居二線的爸爸顯得衰老失落；1985年的整黨中這位年邁的新黨員由於個別人的胡言亂語似乎不能重新登記；全國農業院校統編教材《養豬學》仍要他擔任第三版的主編；已招來的研究生也需他耗費心血指導；所有這些使他不堪負重。

文燦弟去美國讀博士已三年了，大哥和我也分別考取了國家教委和山西省教委赴美國留學生，善於聯想的人們把三個出國和不正之風聯繫起來，使他在為兒子們感到欣慰的同時也受到了莫須有的指責。憑心而言，我們出國不能說和父親無關，是他多年來忍辱負重的感召和高標準要求的結果，我們有幸遇上這位父親才有能力抓住一些機會提高和充實自己，僅此而已。如果還有，就是對他1947年由美國回來結婚又未能返美完成他的博士學位的遺憾的補償。

父親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有非凡的忍受困苦和克服艱難的能力，寬大的胸懷和卓越的見識。歷次運動的錘鍊雖已使他能泰然超度衝擊，但85年前後的他已是心力交瘁，不堪一擊。沒有人知道他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等待哈雷慧星的來到，也許他在回憶一生所走過的路和路上的風雨艱難，也許他在回味滿腔熱血時的理想和實現得如何。沉思中的他有次突然給我講他在銘賢讀書時住過的舊房子，說話的當時因學校蓋新圖書樓正在拆除，他的口氣有些傷感。

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986年9月5日早飯後，我進了他的臥室見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深度昏迷，嘴裡噙着些煙絲，左側掉着本整黨紀要。我趕緊找來醫生，又立即找車把他送往270醫院，診斷為大面積腦溢血，搶救了不到一天，父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一切都發生的太突然了，我們在極度悲哀中無奈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遺體告別前我最後一次給爸爸整了整容，在他冰冷的雙手裡塞了幾盒煙，又為他泡了杯熱茶。父親一生奮力工作，除了抽煙喝茶別無嗜好。

追悼會上給父親的悼詞對他的一生給予了應有的評價，爸爸在天之靈聽了一定會安息。我在聽到悼詞中關於父親步行十幾天從榆林到太谷求學那幾句時，眼淚又一次止不住地涌了出來。

我爺爺是陝西榆林城裡一個頗有名氣的中醫，後因染上抽大煙導致家境貧寒，三兒二女中我父親排行老大。我三叔給我講過龍得志就下雨，你爺爺由此起名給你爸，以圖有利於農人百姓。父親在讀完私塾小學後，在榆林城內中藥鋪當了幾年學徒才進榆林中學念初中。我爺爺原想讓他學中醫，我想他們之間也許有過爭執，雖有道是知子莫如父，但我爺爺不知他這個兒子的志向，在說好媳婦準備接親的情況下，已經19歲的他毅然離家出走，而且在此後20年之後事業有成時才結婚成家，40年後才重返故里探親訪友，祭祖上墳。

父親是受了初中英文教師的啟迪和榆林教會的指點，和親友借了兩個大洋，跟着一個騎毛驢的商人，步行12天來到太谷銘賢學校求學。離鄉背井舉目無親的他在這所美國人資助的教會學校里可能是最窮的學生。據銘賢呂立中老先生講，父親一開始在學校打掃衛生，站在教室外聽課感動了先生才開始學習。

父親給我們講過在銘賢讀書的艱難困苦。他半工半讀維持學業，晚上在發電廠做工，白天上課。當時銘賢學校的發電廠在校園外，他經常晚上下工後得爬牆回宿舍，有次爬牆把褲子扯了，還得自已連夜縫褲子，否則第二天出不了門。冬天腳凍爛了，晚上睡覺襪子都不能脫。就這樣他以頑強的毅力戰勝困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科班，後轉到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大學。父親在銘賢學校的艱苦奮鬥精神確實感動了當時學校的許多師生，他連續三年被評為校級優秀生，名字刻在掛在小禮堂外的一塊銅匾上以示表彰。

我曾從榆林三叔家拿回一張父親在發電廠的照片，雖模糊不清，但依稀可辨那台火車頭改制的發電機組和昏暗燈光下父親消瘦的身軀，眼睛很大但有些倦意，他的一條腿踏在發電機機殼上，一隻手放在腿上，有一種來日方長的勁頭。那是我在文革中逃難榆林帶回的一個至寶，之後許多年我都一直帶在身邊，每次看一下那照片都能對我產生驅動。

1940年父親從中央大學農學院牧醫系畢業，留校當了一年助教後，又回到銘賢為母校服務。按常人說他已是今非昔比，該成家了，但他沒有，他的志向決非為自己擺脫貧困過小康日子。1944年在我母親的鼓勵下他又考取了農林部赴美留學生。據當時和他同行的楊興業先生（成都獸醫廠）寫的材料，當時赴美之行也很困難。他們是由國民黨政府經濟交通部“租借法案”第二批派赴美國。時值二戰後期，日軍轟炸封鎖了太平洋航線，1945年4月他們由四川宜賓坐美軍運輸機到印度丁江，等了近一個月才由加爾各答改乘美軍格里來將軍號運輸船，經印度洋、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大西洋到達美國東岸。在參觀訪問了華盛頓等地後，學畜牧獸醫的十個人去了Iowa州立大學。據楊先生回憶，父親在美期間學習刻苦成績優秀，不打工也不問政治，同批去的有些人實踐了一年就回國了。1947年拿到碩士學位後父親回國結婚，是年他已近40歲了。當時國內就有些學校高薪聘請他去教書，還是服務母校的思想，他又留在銘賢學院。他計劃工作一段時間，掙些錢以便返美完成他的博士學位，他的導師Lush教授還在等着他。然而歷史的變遷和中美關係的變化使他未能如願。

從回國至1950年10月銘賢學院移交人民政府，他在銘賢學院當教授，並擔任過畜牧系主任，代理教務主任及代理院長。應該說達到了他人生的第一個高峰。

由於目睹舊中國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和廣大進入新中國的舊知識分子一樣，父親以飽滿的熱情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文革以前的十幾年裡，他和同事們在青粗飼料養豬、雜交育種組合試驗、總結群眾經驗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受到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視；主編全國養豬學教材；被送往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在文革後被評選為全國科技大會代表及全國勞動模範；擔任山西農大校長等等。這些閃光點及之間的辛勤工作和運動衝擊構成了父親的後半生的幾個階段。在山西農大這個不大的園地里他似乎是一個大紅大黑、大是大非的人，其實紅黑是非都罷，他是一個清清白白正直正派的人。

我記憶中關於父親最早的事情是他住在學校南院二號樓里，我受媽媽指使給他送飯。每頓飯都在一個小奶鍋里，在那個美式建築第一層寬大的陽台上父親被召喚出來吃飯。我不記得他和我說過話，只記得他老是摸摸我的頭和背。後來才知道那年我5歲，父親是在肅反中被隔離審查。他關於去美國留學和在聯合國農復會駐成都辦事處工作的經歷是他在每次政治運動中都要坦白交待，而又是說不清的問題。

和幾乎所有的中國人的父母一樣，我的父母對下一代抱有厚望，撫養的責任和期待是他們生存的主要動力之一。然而我的父母的愛並沒有表現為嬌生慣養，從小就注重培養我們艱苦的生活作風和誠實的為人道德。

我記得上中學之前我就從來沒有過零花錢，剛上太中我穿媽媽的一雙舊皮涼鞋，同學們看不慣，我想買雙布鞋父母都不同意，逼得我沒辦法自己動手做鞋，鞋幫鞋底都做好了，我鞝不了鞋沒穿成，他們也沒有給我買一雙。

1964年我們弟兄三個都在太中上學，父親要我們全部住校，食堂的伙食費是每天二毛五分錢，連供應的油都不全買，蚤子臭蟲咬得我火辣辣的坐臥不寧。我從小嘴刁，有些飯我吃了就燒心，初二在太中吃了一年飯體重一斤也沒有增加。現在想來，父親當時是要我必須過這個生活關。我星期天回家吃飯，將食堂退的錢攢成一張伍元大票，被父親發現，問明來源後也給沒收了。

三年困難時期，我吃不下當時被稱為玉谷面（發霉的穀子磨的面）做的煮圪墶，端出去悄悄倒了，被痛打一頓。還有次去茶爐房提開水把暖水瓶打了，燙了一腿泡回家還挨了一頓打，後來發現燙得不輕，父親又背我去校醫院上藥。父親嫌我不愛惜東西，也可能是那時東西太缺父親又太愛喝茶的原故。

兒時的有些事情是由於當時耿耿於懷而至今記憶猶新，現在回想起來，特別是自己也開始管教兒子，才認識到父親是對的，有時粗暴一些，但一次就解決問題。

我初中畢業考試剛過，文革就開始了。爸爸很快成了農學院的“頭號敵人”。由於大串聯，全國紅衛兵的鬥爭方式大致相同。他沒有給我們說過所受的迫害和侮辱，農學院的牛鬼蛇神中他的大字報最多，來家裡造反次數也最多，封家時間最長，清查也最徹底，那所老房子裡沿老鼠洞挖了近一人深的坑。批鬥大會最激烈的那一陣子，父親常被揪回來接受各組織的造反，家裡家外貼（掛）滿了各式各樣的標語漫畫，父親掛着牌子戴着錐形高帽，破舊的中山裝背上縫着一塊白布寫着“反動學術權威”，造反派敲鑼打鼓振臂高呼，他不時被人粗暴地糾正“噴氣飛機”的姿勢。他早就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病，能經受那麼嚴酷的鬥爭真是奇蹟。

記得有天爸爸被揪斗、遊街回家，步履艱難疲憊不堪，進門後小心翼翼地存放好牌子和高帽等，回頭望着茫然的我們有點滑稽地笑了一下，似乎是說不要怕，我不是壞人也死不了。是的，面對三個受株連未成年的兒子，舔犢之情就能使他無論如何也得活下去，父親真是太愛我們了。

文革中的兩大派辯論辯不清誰是革命派，逐步由棍棒到刀槍企圖用戰鬥來解決爭論。對“階級敵人們”反而放鬆了管理。那時爸爸基本上吃住在豬場，為徹底改造世界觀而辛勤地勞動。黃率誠教授在農場地里被交戰雙方對射打中慘死的那天，爸爸當時正騎車從南豬場回家，那條路是雙方交火最近的地帶，我見他慌慌張張、氣喘呼呼、滿身是土進了家，喘了會氣，一摸懷錶不見了，他自言自語道“舍財免災，舍財免災，哈哈......。”我想他可能在地上爬過，不然身上不會有那麼多土也丟不了表。我記憶中爸爸總是那麼深沉鎮靜，只有那一次慌張。可能是死裡逃生之故。

記得有天爸爸從豬場餵完豬回來，告我把初中學過的書整理一下，他拿起一本英語書摸着書皮慢慢地說，你要念些書，將來一定有用，說着翻開書用他那濃濃的美國口音帶我讀書上的第一課，我至今記得那課的頭句是：“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a new term, the boys and girls are back to school. ……”,也記得他那慈祥虔誠的表情和身上臭臭的豬圈味。許多年後，我每回憶起那一幕，都很敬佩父親的見識，他在被打翻在地又被踏上一隻腳的處境下，仍能以儒家思想高瞻遠矚未來。

而我當時沒有把父親的教導當回事，只想我是一隻狗崽子，出路何在？我在家裡自學手藝，修鞋、理髮、修車、配鑰匙、當木匠都幹過，準備日後作為生存的手段。實際上從那時起至父親去逝，他的頭基本上由我大哥或我理，他那滿頭白髮很好理，每次理完都會笑哈哈地誇獎幾句。只有最後一次，他一聲也不吭，一動也不動。父親要我們給他理髮的用心除了節約時間，更多的是要我們勤儉節約。

武鬥激烈後，父親要我回榆林老家，為避難也為跟我三叔學習中醫。記得他動員我，咱打死人要償命，人打死咱白打死，並要我除學習外再找個零時工干以維持生活。我繞道陽方口，經保德三天才到了榆林，三叔在那兒行醫還算有點辦法。我半天跟三叔在中醫院坐診，半天在城關建築隊當泥瓦工。當時榆林的生活水平比太谷艱苦，三叔家有5個小孩生活也不富裕。我也不習慣那兒的一天兩頓飯，每天餓得在街上轉來轉去，手裡也捏着幾毛錢，實在頂不住才買點東西吃。我曾收到父親的信，他能估計我在榆林的情況，要我生活上向下看，政治上向上看，要夾着尾巴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我遵照父親的要求，學了些湯頭、脈訣、針灸的初步知識，後來我插隊後，父親給我的信中心意思也是這幾句。我理解父親的意思是只要有人能生存的地方，就應該能生存，政治上不要犯錯誤，要適應環境，不能對社會不滿。我從小愛講俏皮話，記得父親不止一次嚴肅地說我，你小心當右派分子。後來我老三也去了榆林，我們一起學習、勞動。到九大之後，聽說山西下了7^.23布告才回到太谷。那時父親在豬場和工人們關係比較緩和，每天用手提式飯盒煮糊糊吃。我有時給他送飯，順便幫他幹些出圈、割苜蓿之類的重活。

回太中辦理了離校手續後，我們回到農學院家屬連。在軍宣隊的領導下挖地道，為備戰做貢獻，也為爭取出路。當時有很多單位開始招工，我們弟兄也跑來跑去，但四處碰壁，農學院政治處出具的政審材料使我們連煤礦都去不了。記得插隊前臨汾冶建第二次來太谷招工沒有收夠人，招工的人也不教要我們弟兄，雖然我們身強力壯。那位姓童的招工負責人告訴我，你父親是特務嫌疑，沒有結論，而且永遠弄不清。我聽了有些絕望，回家躺在床上嘆了聲“老天爺，給條出路吧！”這句話被父親聽見了，他什麼也沒說。直到打倒四人幫後，父親告我當時那句話刺得他心疼。

幾個月後（1970年10月7日）我和弟弟作為各自班裡唯一的代表，卷上我們從榆林舊貨店買的黑油油的光板羊皮襖，到當時太谷最艱苦的插隊點，范村公社上安大隊，落了戶。和許多插隊生不能相比的是我們插隊並不光榮，因為我們是大批招工後剩下的渣子。走的那天我沒有見到父親，他還在豬場辛勤改造，想為兒子們減輕所受的株連。他感到對不起孩子們，他也說過後悔結婚晚了使他的孩子在他最狼狽的時候決定了命運。因為文化革命最關鍵的階段，清理階級隊伍正在進行。

比較而言，前半段文革主要是轟轟烈烈，而且有無政府和群眾運動的因素，我想他還能想得通。後半截扎紮實實的清隊卻確實讓他戰戰兢兢，因為清隊對他的處理將決定全家人的命運。在學生樓被隔離審查了一段時間後，他又一次被派往南豬場餵豬，等候定案。他又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豬場勞改，以圖“寬大”處理。

在整理父親遺物時我發現了他那時的部分日記，雖然日記是“思想匯報”的內容之一，但也能說明一些情況。摘抄幾段如下：

（1970年）10月17日 ×書記已經和孩子們住了十天，今天回校了。他向桂琴談了孩子們在那兒的情況，看來問題不大了。我希望這批插隊青年，在黨的領導下，在貧下中農的教育下，能夠茁壯地成長起來，沿着偉大領袖毛主席指的航道，走於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山下鄉插隊當農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偉大意義會在未來歲月里越能夠顯現出來。

12月28日 今天到大禮堂參加天天讀時，××讓我們回連部學習去。讓回去的有定案處理在嚴重、重大政治問題以上的人，還有老×和我。

12月30日 今晨勞動是裝玉米，……。下午休息，我洗了熱水澡，多年來也沒有在新年時休息，近一年也沒有顧上洗個澡。

（1971年）1月1日 勞動：1—7日看場、翻玉米、裝玉米；8日起澆冰（場）、切草。

1月9日 昨天下午切草時勞動態度不好，沒有做到有無小將們在旁邊監督都拼命干，休息時在××宿舍工人和我談話問我一些問題，我的回答忘記了自己是專政對象。

1月12日 由於自己在政治上墮落為牛鬼蛇神，有的人念念不忘從自己身上撈點東西，或者為別的原故？……不說為了別的，就是為不辜負念念不忘我的人的關懷，也應該下苦功夫，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從而在政治上站起來。

1月13日 自己在政治上的落後的情況，集中於孩子們的分配工作上，我這一代不好影響了下一代。孩子們（要）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爭取作左派，徹底扭（轉）政治上的右派狀況，孩子們的孩子，從家庭出身上，家庭政治面貌上都不致於拖孫子輩的腿。……，我要徹底改造世界觀，政治上爭取思想入黨，這是我留給家人最寶貴的財富。孩子們應該臥薪嘗膽地、艱苦卓絕地打好政治上的翻身仗。

1月17日 昨晚向×××反映了我從今天起去餵豬的事，請領導上考慮再派一個人去澆冰。

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天，去參加早操沒有別人來。既然是星期天，領導上考慮代我澆冰的事不一定好辦，況且是星期天讓別人休息吧，今天我還是到冰場去，一（直）到有人來接我的班為止。

2月17日 聽說革委會最近宣布，清隊對象九十多個專案，其中除四人國內外關係複雜沒有定案，其餘的人的問題都搞清了。這個成績的確很大。我不由聯繫到我自己，這四個人之內恐怕有一個就是我。看情況問題最近又不會解決。

……

在此摘抄家父的日記是為使有興趣的人了解他那時的一些心理活動。雖不可能全面也不一定是最深層次的思想活動，但可以看出的是他為自己的“政治問題”影響了兒子們痛心疾首，他為緩和這局面臥薪嘗膽，未卜兒子們就想到孫子輩的心情該有多麼沉重？只有用代價來衡量。父親的寬宏大量也表現在雖然他屢遭政治運動的衝擊，但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說過一句能引起我們對社會不滿的話。

1972年清理階級隊伍之後，政治氣候明顯好轉，父親由豬場搬回家裡，我也由范村鐵業社調回縣手管局下屬的農機廠當工人，弟弟在油刷社當油漆工。父親經常要我們學習文化知識，講中外自學成才的人物的故事。我雖不敢妄想成才，但在他的一再督促下，開始自學高中課程。我弟弟幹勁大，文革前他只念到初二，開始我還能幫他解幾個代數題，但很快就超過了我。弟弟嘴裡常念道的就是窮則思變，當然他說的窮的含意廣泛。其實，我後來參加高考、考出國、在美國轉念研究生等幾個舉動，弟弟都給了我很多鼓勵和支持，這幾件事我本無勇氣干。

1972年秋，父親在勞改了許多年後身體已十分虛弱，高血壓病也很重，我當時常給他量血壓，有時吃了藥血壓也降不下來。為讓他徹底檢查一下身體，乘有天他去太原開會我隨後坐公共汽車去太原山醫一院找到劉世平的舅舅張大夫，請他幫忙給我父親看看病。世平和我是一塊插隊的患難兄弟，他父親劉惠之先生是我父親幾十年的至交，劉伯伯是解放前由美國留學回來的經濟學博士，可惜1971年清隊時在農場改造時心臟病突發不幸去世。等爸爸開完會後我硬拉他去了醫院，醫生一檢查就讓立即住院治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堅決不住，他有個夙願只想死在工作崗位上。我沒辦法又請世平媽媽洛敘英先生來勸他，洛姨姨對他說“既然已經活出來了，就要活下去”。父親把這句話重複了一遍才點了點頭同意住下。

記得在病房大夫給他寫病案，他說得過瘧疾，醫生聽不懂，後用英語說了個Malaria，醫生會意地笑着點了點頭，我和世平也都體會了一下學英文還是有點用。同房的病友們有些奇怪，這個穿得十分破舊的老頭是個幹什麼的。住了一段病情穩定，承蒙政府關懷又轉入當時稱為101的療養院。轉院後，在體檢時爸爸風趣地對醫生說，把我這台老機器修一修，再轉上3～5年。醫生笑着說還能轉十年，我當時都覺得怕不行，因他當時不僅血壓高而且肺氣腫，脈搏也有停歇現象。從父親當時的體質看，隨時都有可能倒下，我也很擔心，抽空就到太原看望他。有時他留我坐一會兒，問我工作和學習的事，我也乘機給他洗洗換換，然後他帶我出去吃炸醬麵。有時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問我又來幹啥，趕快回去好好上班。當時有人告我老人脾氣突然變壞不是好兆頭，弄得我越不放心。當時我剛調回縣城工作，請假多了影響也不好，而且21元的徒工工資都領不全，一個月去4次太原就得花10來元，達不到父親對我自食其力的要求，也難怪他不要我去看他。有次我去醫院，見他在水池旁坐得一動不動，我以為他在練氣功，過了一陣他發現了我，深呼了一口氣，看了看表伸出兩個指頭告我，已經24小時沒有抽煙了，我才知道他在戒煙。

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激發了我們學習文化知識的積極性，同時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拼命勞動，夢想着能被推薦上學。1974年我在距退團年令還有十個月的時候，向團組織遞交了入團申請。那年我因表現出色，從手管局系統被推薦為上大學候選人，最終在縣教育局以父親是不是黨員為裁決，被淘汰了。也許從那時起父親才產生了從組織上入黨的想法。

1975年我從想入非非的心理狀態冷靜下來，開始考慮找對象的事情。父親對此十分冷淡，他說，我40歲才結婚，你30歲行不行，要我不要灰心要繼續努力學習，走自學成才的路，先干出點事情再考慮成家。他要我工作之餘去農機系旁聽機械製圖等課程，當時在廠里幹活很辛苦，下了夜班坐在人家的教室里直打嗑睡，去了兩次我就不去了。爸爸又和我商量能不能向廠里申請停薪留職兩年在農大當旁聽生，他認為這是給廠里培養人，應該能辦成。我也沒有敢寫這個申請，因當時的形勢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和工農相結合，改造世界觀。我求他不要逼我了，我在家自學，除了上班有多大精神念多少書就是了。就這樣我學了幾門高中課程後，又學了些微積分的基本概念。說實話，當時自學主要是為讓父親高興，當然我自己也有點興趣，並沒有想幹啥。

經親友們的勸說，父親才勉強同意我找對象。不過有兩條，第一結婚時給我1000元錢一切自理，第二不許操辦而且典禮時間要定在他外出期間。我想父親當時擔心我還不具有養家糊口的能力。結婚後他問我生活怎樣，我告他掙的錢足夠用，該念的書還在念，他聽了十分高興，拍着我的肩膀說：好，好，你這樣我就放心了。

1977年高校恢復招生考試，我們弟兄三個都考上了大學，特別是弟弟考取了北農大數量遺傳碩士研究生。這雖是爸爸心血的結果，但出乎他的預料，他曾說弟弟報考吳仲賢教授是“不知天高地厚”，對我考大學的看法是“試試無妨”。我們從學校畢業後，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大，父親的名譽也得到恢復和提高。父親要我們不要認為船到碼頭車到站，要繼續努力，爭取出國學習。文燦弟在北京動手早，1983年就出去了，我大哥去美國實習一年回來又考上了國家教委的赴美留學生，我因大學畢業時患胃穿孔行修補術後一直不適，不想出去。父親給我打氣說，他倆能出去，你也一定能出去。為此，我去太原做了胃大部切除手術以圖一勞永逸，術後效果很好，加強了我的信心。我當時住房很緊，為了讓我準備出國考試，父親把他辦公室用柜子隔出的一小間給我用，讓我潛心讀書。苦幹了一年果然見效，1985年我順利通過了EPT和TOEFL考試，父親十分高興，伸出拇指誇獎我。那時我倆經常在他的辦公室聊天，談論人生世事，談他一生的大得大失。他不象我小時那麼嚴厲，而是十分慈祥，有時他居然遞根煙給我抽，不過有幾次說着說着他就在沙發上昏昏入睡了。他可能已經估計到不久於人世，但又不願去醫院。現在回想起來，真該早些把他送到醫院也不至於猝然死去。他當時拖着腳走路，一口氣都走不回家，坐在百貨公司門口台階上抽煙喘氣，給有興趣的人講兒子們的故事，有時坐在幼兒園門口等孫子們放學，看上一眼親熱一下才回家吃飯。沒想到時隔一年，父親就離開了人世。

敬愛的父親去世已經十周年了，周年記念日前我寫這篇文章是想寄託我的懷念之情，表達感激之意。隨着時間馳過，對過去的有些事情記憶模糊了些，但對父親的懷念卻越深切，因十年來我又悟出一些父親的教誨的寓意。他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都不時出現在眼前或夢裡。我越深深感到父親是一個偉大的人、一個高尚的人。

1990年我在美國念了三年書之後拿了個碩士學位回來，我想如果父親還活着一定會很高興，但也許會要我念完博士再回來。

父親曾說過一個人來到世上就要留點痕跡，我想他留下的痕跡就是不曲不撓，艱苦奮鬥的精神。這痕跡深深地留在親友和同事的心中，留在桃李園裡，也留在他出生入死奮鬥過的黃土地上。

我現在希望父親真是乘哈雷慧星而去，因為他可以遨遊世界，因為他還會再來，看看這人世間的滄桑變遷。

一九九六年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