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橋銘

（作者是陸軍第四十一集團軍參謀長）

在蘇聯黨和國家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依靠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列寧的戰爭觀、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得以貫徹和發揮，並發展成蘇共統一軍隊決心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礎。

　 　戈爾巴喬夫及蘇共推行“改革與新思維”後，抽空了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礎。“政治新思維”使蘇共失去了在軍隊意識形態領域上的主導權，導致軍隊中 “非政治化”、“國家化”思潮泛濫。同時，蘇聯各種輿論媒體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攻擊和對歷史的自我否定、自我醜化，從根本上動搖了廣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在軍 隊內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組織分裂，使贊成改革與反對改革、積極參加與消極厭惡政治活動的軍官嚴重對立。駐東歐和蒙古數百萬軍人拋棄國家意志，在極短時間 內撤軍回國。單方面裁軍與削減戰略核武器、中短程導彈，使軍隊產生大量沒思想準備、沒預案的工作任務和問題，“榮譽感、自信心和尊嚴喪失殆盡，蘇軍作為一 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政治力量不復存在”。蘇共及其軍隊政治思想上的解體，不可避免地導致軍隊的崩潰。

　　不切實際的軍事改革，導致軍紀渙散

　　斯大林曾經特別強調，“無產階級軍隊需要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維護紀律和秩序是黨領導軍隊和軍隊全體人員首要職責”。縱觀蘇軍戰史，以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奪取勝利的戰例比比皆是。

　 　戈爾巴喬夫推行不切實際的軍事改革，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和秩序，致使危急關頭軍隊形同一盤散沙。軍事改革沒有繼承蘇共治軍經驗，反而無視軍事改革的特殊 性。蘇共及軍隊高層始終沒有就新的“國家軍事學說”及軍事改革方案達成一致意見。中高級軍官對“公開性、民主化”政治環境束手無策，沒有掌控與管理部隊的 有效措施，導致軍隊組織渙散、紀律鬆散，並一發不可收拾。

　 　在蘇軍從歐洲和蒙古撤軍過程中，大批武器裝備被盜竊、私吞，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現象迅速蔓延。駐遠東地區部隊、駐東德集團軍逃兵、逃服兵役狀況嚴重， 內部秩序混亂。官兵之間、部隊與部隊之間、種族士兵之間關繫緊張，加劇軍隊內部矛盾。軍隊中吸毒、自殺、謀殺等現象嚴重，犯罪率上升。訓練管理事故不斷， 僅1989年就有一艘海軍核動力潛艇沉沒、一艘潛艇導彈發射造成重大破壞、另有三艘發生嚴重事故。在“8·19”事件中，根據國防部命令進入莫斯科的三個 師，從指揮官到單兵各行其是，逛商店、接受市民煙酒食品、歌舞嬉戲、在裝甲車內喝醉，戰鬥力全失。

　　推行政治多元化，軍隊失去純潔性

　 　從建黨初期起，蘇共把“採取特別措施，培養、選拔忠誠合格的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1935年，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 禮上提出的“幹部決定一切”成為蘇共指導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思想。為確保各級軍官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忠於黨和人民，並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蘇共及其軍隊採取了 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軍官政治審查制度、實踐考驗識別制度和幹部晉升制度。這些制度確保了蘇聯軍官對黨和國家的忠誠。

　 　蘇共實行的“新幹部政策”，改變了軍官隊伍的純潔性，致使危急關頭軍隊退縮倒戈。戈爾巴喬夫為推行“政治多元化”，首先取消了軍官晉升的政治審查制度， 安排大批“新型軍隊領導人”，致使軍官隊伍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時刻，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 態委員會，但找不到忠實的部下執行命令。

　 　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改革派對軍隊的自我否定、自我繳械，喪失保衛政權的堅強後盾，使擁有近2000萬黨員和500萬軍隊的蘇共與國家一起走向解體。蘇聯 解體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驕傲地在莫斯科紅場散步，並說道：“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 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作者是陸軍第四十一集團軍參謀長）在蘇聯黨和國家行政結構中，“總政治部是蘇共中央書記處下設的一個部，具有單獨的指揮鏈”。 依靠這種獨特的組織系統和指揮鏈，列寧的戰爭觀、黨的意識形態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得以貫徹和發揮，並發展成蘇共統一軍隊決心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礎。

　 　戈爾巴喬夫及蘇共推行“改革與新思維”後，抽空了統一軍隊意志的政治思想基礎。“政治新思維”使蘇共失去了在軍隊意識形態領域上的主導權，導致軍隊中 “非政治化”、“國家化”思潮泛濫。同時，蘇聯各種輿論媒體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攻擊和對歷史的自我否定、自我醜化，從根本上動搖了廣大官兵的理想信念，在軍 隊內部造成了深度的思想和組織分裂，使贊成改革與反對改革、積極參加與消極厭惡政治活動的軍官嚴重對立。駐東歐和蒙古數百萬軍人拋棄國家意志，在極短時間 內撤軍回國。單方面裁軍與削減戰略核武器、中短程導彈，使軍隊產生大量沒思想準備、沒預案的工作任務和問題，“榮譽感、自信心和尊嚴喪失殆盡，蘇軍作為一 個統一的、多民族的整體政治力量不復存在”。蘇共及其軍隊政治思想上的解體，不可避免地導致軍隊的崩潰。

　　不切實際的軍事改革，導致軍紀渙散

　　斯大林曾經特別強調，“無產階級軍隊需要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維護紀律和秩序是黨領導軍隊和軍隊全體人員首要職責”。縱觀蘇軍戰史，以鐵的紀律和嚴格管理奪取勝利的戰例比比皆是。

　 　戈爾巴喬夫推行不切實際的軍事改革，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和秩序，致使危急關頭軍隊形同一盤散沙。軍事改革沒有繼承蘇共治軍經驗，反而無視軍事改革的特殊 性。蘇共及軍隊高層始終沒有就新的“國家軍事學說”及軍事改革方案達成一致意見。中高級軍官對“公開性、民主化”政治環境束手無策，沒有掌控與管理部隊的 有效措施，導致軍隊組織渙散、紀律鬆散，並一發不可收拾。

　 　在蘇軍從歐洲和蒙古撤軍過程中，大批武器裝備被盜竊、私吞，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現象迅速蔓延。駐遠東地區部隊、駐東德集團軍逃兵、逃服兵役狀況嚴重， 內部秩序混亂。官兵之間、部隊與部隊之間、種族士兵之間關繫緊張，加劇軍隊內部矛盾。軍隊中吸毒、自殺、謀殺等現象嚴重，犯罪率上升。訓練管理事故不斷， 僅1989年就有一艘海軍核動力潛艇沉沒、一艘潛艇導彈發射造成重大破壞、另有三艘發生嚴重事故。在“8·19”事件中，根據國防部命令進入莫斯科的三個 師，從指揮官到單兵各行其是，逛商店、接受市民煙酒食品、歌舞嬉戲、在裝甲車內喝醉，戰鬥力全失。

　　推行政治多元化，軍隊失去純潔性

　 　從建黨初期起，蘇共把“採取特別措施，培養、選拔忠誠合格的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作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1935年，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 禮上提出的“幹部決定一切”成為蘇共指導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思想。為確保各級軍官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忠於黨和人民，並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蘇共及其軍隊採取了 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軍官政治審查制度、實踐考驗識別制度和幹部晉升制度。這些制度確保了蘇聯軍官對黨和國家的忠誠。

　 　蘇共實行的“新幹部政策”，改變了軍官隊伍的純潔性，致使危急關頭軍隊退縮倒戈。戈爾巴喬夫為推行“政治多元化”，首先取消了軍官晉升的政治審查制度， 安排大批“新型軍隊領導人”，致使軍官隊伍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可靠性迅速下降。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危亡時刻，蘇軍國防部和總參謀部許多軍官堅決支持緊急狀 態委員會，但找不到忠實的部下執行命令。

　 　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改革派對軍隊的自我否定、自我繳械，喪失保衛政權的堅強後盾，使擁有近2000萬黨員和500萬軍隊的蘇共與國家一起走向解體。蘇聯 解體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驕傲地在莫斯科紅場散步，並說道：“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 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