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从日本去巴黎出席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见识不少人物,林希翎女士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 我回到日本后,把关于民阵大会的文章寄给林希翎大姐(称“大姐”不是因为年龄辈分,而是因为“普天(或上帝)之下皆兄弟姐妹”的情感),发表在她主办的《开放》杂志上。不久,收到她的来信,批评我“一稿两投”,因为同一文章也发表在杨中美主编的刚出版的《民主中国》月刊上。我第一个反应是:“《开放》和《民主中国》在法国和和日本分别发行,我的文章都不要稿费,自己保有版权。”但我马上意识到:必须帮助林大姐。我回函道歉,给《开放》另写一稿,并附上五千日元。林大姐在《开放》发表并任命我为驻日本编辑。
我近来整理自己的文论,重新打字后在网上等发表,但没有动另一篇在《开放》上发表的短文(关于日本外务省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隔壁家长打小孩”,与我无关)。我十几年来一直希望,等我有了一本护照可以去欧洲时,要去看望林大姐,得到她的许可才能在别处发表那篇短文。现在,要到天国才能看望她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运动,多为当局镇压、个人利用,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没有多大价值。庆幸1957年的自由民主运动,正是有了林大姐这样的旗帜,才没有被完全出卖。林希翎永存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中。
[赵京,2009年9月22日,美国 圣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