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1959年“信陽事件”中的家鄉（上）
荷塘月色博主 序言
小
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
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
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
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
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
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
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
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
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
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
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
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
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
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
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
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
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
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
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
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
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
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
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
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
“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时值暑假，天气炎热。农村条件差，加之我的电脑打字功夫又“不咋的”，汗水从胳膊流下，每每
滴到键盘上。就是这样，我还是白天采访、座谈（拉家常）、倾听，晚上整理、记录，经常工作至深夜。疲倦了，站起身到院子里走走。农村的夜晚一片漆黑，乡亲
们已早早睡去，远处不时传来几声蛐蛐的鸣叫。家家房前屋后栽着许多树，枝叶茂盛，夜风吹来，发出令人心怵的沙沙声，我的心情愈发不能平静。就是这个村子，
就在40多年前，仅几个月内，300多条人命逝去，而且又都是稀里糊涂地饿死的，有的死后肉竟被当时活着的饿极的人煮着吃了，有的全家死绝——我几乎怀
疑，这是真的吗？听母亲讲，我家房子附近几处空宅地，都是“59年”
饿死绝户的家宅所在地。全家人饿死光了，房子便成了空房，常年没人住，也没人修缮，后来便倒塌掉，再后来夷为平地，就是现在的空宅地。
假
如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这些本不该饿死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在上苍保佑我，保佑我不会因自己的文章而招惹祸端。我知道，“长江水没有回头浪”，人死
不能复生，我没有能力让屈死的生命转阴还阳。我一介教书匠——一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尽己所能，记录着这些生命屈死的经历，本无他意，目的只有一个：记
住过去，走好现在。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没有饥饿和迫害，没有打斗和杀戮，没有独裁和专制的世界里！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充满友爱和爱心，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诚信，崇尚法制和人权的世界里！
旧事记忆
今
年暑假，我携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县包信镇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亲依旧勤快，早早地把饭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
至今，我们母子整整三年没有见面。母亲今年已70高龄，身体又不好，还要给弟弟看孩子。自从2000年冬父亲去世，母亲可谓既孤独又忙碌。这些年中，每年
我都会尽力所及给她寄去些钱，她自说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看她气色也较前好多了。
早饭后，我们母子坐在过道里聊天。不一会儿，东院的姜汉义和北院的姜树远走进来。两人都是我家的邻居，简单寒暄之后也在过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叹岁月匆匆，接着便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后就聊起父辈们从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后，把话题转到家乡“59年”的饥荒上。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 姜汉义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说到此，他显得有些激动。
这
里提到的姜树森，“59年”时是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我曾综合多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描述，却始终没有发现能体现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户的锅全部
收去砸碎，让村民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
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
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
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
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由于他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
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
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
二字。我的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
人。
“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
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父亲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不
过，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着棍子艰难挪步。有
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象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
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后来，他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近一步恶化。夜
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大清早，死讯立即在村里传开。记得那天很巧，母亲早早帮我打点好行装，我怀揣高招录取通知书，正准备离家赴外地求学去，时
间应该是1984年9月中旬。
“你的父亲逃离家乡后，有一次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用两毛钱把人家准备喂猪的半筐红薯皮买下吃了……这件事你父亲跟你说起过没有？”姜汉义问道。
这件事父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起过，那是他逃往安徽省临泉县去寻我的母亲和姐姐的路上发生的。此前大约20多天，我的母亲带着6岁的姐姐历尽艰难偷逃到临泉，暂栖在父亲的朋友韦天斗家里，靠白天在田野里刨寻小红薯为食。当时安徽临泉的情况稍好，还没有出现饿死人。
常
言道“有个朋友开条路”，这话一点也不假。人生多磨难，世事多波折，能交几个相知、相帮的朋友，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试想，假如父亲没有这位朋友，情况会
如何？对此，母亲最有发言权，她曾不止一次感慨：假如没有朋友韦天斗，她就会逃荒饿死在外地，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一家人。当然，生活中常常有朋友出卖朋友、
朋友迫害朋友的事，或者你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是朋友；你倒霉的时候，我们是路人。这种人是最令我憎恶和嗤之以鼻的。我为交了这种“劣质朋友”的善良人感
到惋惜和难过，愿天下人人都不再交上这种朋友！
坐在门后的姜树远终于不再沉默：
“关于‘59年’的一些事情，怎么说呢，好象都是上天注定的……”他停顿一下，脸上现出一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神秘。我疑惑不解，示意他说下去。
“以前民间传有一本‘推背图’，对于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有一张‘大牛抵小牛，小牛回了头；小牛抵大牛，大牛没了头’的‘暗示图’。起初，我总悟不出其中的寓意，现在终于明白了。”他把脸转向我问道：“你是文化人，你能明白它的寓意吗？”
关
于‘推背图’，似乎从前听大人们提起过，那显然是愚昧的乡民们一种近乎迷信的无稽之谈，一向认为不屑一顾。我始终不能明白，那是因为无知而迷信呢，还是因
为无奈而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听着他对所谓“暗示图”近乎胡诌的解释，我既觉好笑，又感到悲哀。但出于礼貌，我还须做出貌似洗耳恭听和完全赞同的表情来。这
对我是何等的痛苦和无奈！
这时，妻子杜萍拿出我们刚买的数码相机，想试一下这款新品相机是否好使，就对着大家取几个镜头，还声、像同步录了一段像。不料，两位邻居顿时紧张起来。姜树远怯声道：
“咱们说这么多，不知有没有对政府不利的话……”
此言一出，谈话场面立即陷入尴尬，大家无语。
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存留的是诸如“证据”、“揭发”、“反动”、“批斗”、“镇压”等一系列令人心跳的恐怖片段。他们有理由怀疑：杜萍的拍照和录像，是不是要作为“证据”去“揭发”他们？……
我看出他们的心思，慌忙解释，并让杜萍把录像当着他们的面删去了。两人仍将信将疑，几乎同时站起身，稍作道别，匆匆离开我家过道这个“是非之地”。
── 原载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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