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2012年5月10日

　　2010年10月13日，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生活着。

　　调离外交部、调离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但是这并不能抹去张闻天在政治舞台上的痕迹。

　　“我父亲这个人，自己的功劳从来不讲，所以了解他是比较困难的。”张虹生说——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总书记。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便只身回到了延安。由于小时候特淘气，也曾挨过不少打，胳膊经常是青的。

　　父亲张闻天取名《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我原来不叫张虹生，而叫陈洪声，因为“洪声才能闻于天”，为陈潭秋所取。后被父亲改为现在的名字，父亲认为“洪声”这个名字繁体笔画多，小孩不容易写。

　　1942年，标榜革命的盛世才背信弃义，撕毁了统战协议，投靠了蒋介石，抓捕了被他请来的中共人士160多名。3岁的我亦随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被捕入狱。这样，我从3岁到7岁当了近4年的小政治犯。其他小狱友是随父母一起被捕的，他们都有爸爸妈妈，唯独我没有，我就管陈潭秋叔叔叫爸爸，管陈潭秋夫人王韵雪阿姨叫妈妈。在狱中，共产党人坚持了长达4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和小狱友积极配合充当了秘密小交通，阿姨们开会，过组织生活，我们便按照大人们交代的暗号放哨，平日里帮着传递个小纸条或带个口信什么的。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在党组织强烈要求与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先生多方斡旋下，我们获救出狱。1946年抵达延安时，父母早已为开辟东北根据地去了大东北。父亲任当时合江省(现黑龙江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远在佳木斯。我和父亲又是天各一方。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讲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有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们在延安坐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可父亲总也不让。有一天，我趁他们出门前，早早坐进了汽车，心想这次是坐定了。没想到，他上车后看见我坐在里面，很严肃地要我下去，我死活赖着不走，他看着实在赶不下我，就走着上班去了。又一次，我到警卫班要玩枪，警卫不同意，我就和他们吵，吵得很厉害，抢了枪就去追他们，当时父亲不在，秘书知道后好说歹说把枪给骗了下来，我又跟秘书闹，结果被他们给捆在床脚下了。我想待会儿父母亲来找我，看你们怎么说，没想到父亲听说后不但不帮我，还说他们绑的对，并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顿，那时我真想不通。

　　到北京以后，父亲被任命为驻苏大使，我亦随父母一起去了莫斯科。一年之后，父亲回国述职，我因在使馆没有玩伴，也跟着回国了。那时，我家住在北京景山，我在育英小学上学。育英小学在西郊万寿路那边，父亲从不让司机开车送我上学。上中学后，我就骑自行车上学。吃饭在学校包伙，周末才回来一次，每月给3元零花钱。当时我每月回家的公交车费就要2块5，等于我实际零花钱每月只有5毛钱。下课后，同学们常常结伴去买零食，我都不能跟他们比。一般说来，干部子弟，每月零花钱大多在10元以上，还不算星期天回家带的糖果、糕点和水果什么的，可我从来没有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