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公寓 叶周摄 来源：大公报

编者按：上篇博文回忆《四只鹅蛋》的开场白提到叶周先生，鉴于当时的情形，我的语气中颇有点“贬义“，虽然这并不是我的初衷。但担心这样的“说法”对他不公平。 之后，我又上网找了一下关于他的信息。搜索的结果发现，他有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2010年9月发表在“大公报”上。我想，这个时间应该在我们当年的谈话之后。

惭愧地说，张爱玲的小说我一部都没看过。唯一的一部作品还是透过李安的电影《色戒》而了解的。但我知道，她的作品，尤其是对上一代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如果不是因为读叶周的这个“回忆录”，殊不知她晚年的生活如此凄凉。这使我想起了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有感于很多艺术创造者因为不善妥协的性格，而使得自己生活在“熊掌和鱼刺不可兼得”的环境之下。但我个人则是非常崇尚这种艺术特质的，尽管具有这种特质的艺术家现在越来越少。。。

作者叶周简介： 叶周，原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之子。（叶以群：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46年与矛盾在上海合编《文联》半月刊，窗办了香港南群影业公司。） 叶周现任channel 18 制片人。洛杉矶华文协会会长。原澳门澳亚电视台任总编辑。

(叶周/大公报)  张爱玲的足迹——从上海到洛杉矶的故居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被发现已经离世，时值中秋。根据法医的鉴定，她逝世的日期应该是六、七天以前，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最后所住的公寓离我上班的电视台不远，在她逝世整整十五年后的一个午后，我特地去附近走了走。那是一幢非常普通的公寓，格局简陋，在洛杉矶西木区这类公寓很多，但张爱玲最后居住的那一幢实在不起眼。在十分窄小的公寓入口，街道的坡度有些陡，我想象着年迈的张爱玲每天走过那条道路，步履蹒跚。我读了一下呼叫对讲机上住户的姓名，在原先张爱玲住过的二○六室，现在的住户姓Pai，看上去不像是中国人的姓氏。恐怕现在这位新住客并不知道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在这间屋子里长眠了。

在上海，走过静安寺附近的常德路(原名赫德路)和南京路交界的地方，会看见一幢七层高的公寓常德公寓(原名爱丁顿公寓)，张爱玲也曾经是那里的住户(一九五号，六楼六五室)。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租房时登记的职业是穆伟均律师事务所打字员。那是一幢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式公寓，出资建造者是意大利人，公寓外型雍容大度，有宽敞的钢窗，还有环形的大阳台。

张爱玲当年的丈夫胡兰成曾在文章里写道：“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张爱玲认识年长她二十多岁已婚的胡兰成就是在爱丁顿公寓里。一天胡兰成主动到爱丁顿公寓里来拜访她，吃了闭门羹，只能在门缝里留下一张条子。后来张爱玲就从那儿出去，顺着静安寺路，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路走去胡兰成住的美丽园回访他。这一趟走过去并不远，也就二十多分钟。后来他们交往后，也就时常“步行去美丽园，去静安寺街上买菜。”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张爱玲穿了一件桃红单旗袍，胡兰成按捺不住说好看，张爱玲不免有些咱沾沾自喜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

相比起爱丁顿公寓，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住的公寓就简陋得多。五层高的楼房，设计上没有任何特色可言。在那个街区里，附近的几座公寓都更为亮丽。

我从上海到美国，时常有这样的感受，在上海进出过的好房子远多于美国。与父母住的枕流公寓，是英国式的公寓，李鸿章儿子的产业；后来在电影杂志社和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时的办公室，也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建造的欧式花园别墅里。记得谢晋导演拍摄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其中女主角上海家中的景，就是在文学部的大厅里拍摄的。而美国除了富人区的豪华住宅，或是如同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高级公寓，平日所见的建筑也都稀疏平常得可以。这也就难怪张爱玲在美国的居住环境远不如上海的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爱玲在洛杉矶写了她生命中最后的著作《小团圆》，可是我发现她书中的很多事却都是关于上海爱丁顿公寓中的旧事。其中就有很多是与胡兰成的事，那也应该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了，可是她就记得那么深刻。包括她写到的其它人，不论是作家编辑荀桦、导演燕山，都有真人可寻。这些人都对她的创作和生活有过深刻的影响。

住在上海爱丁顿公寓时，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也为此，胡兰成曾表示：“所以我政治上诸般作为，亦终不想要移动她。”不过这也是他的一种托辞。抗战胜利后，曾为汪伪政权效劳的胡兰成避走乡下，张爱玲还是住在爱丁顿公寓，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搬走。等到仍然有著名份的胡太太张爱玲到乡下去探望胡兰成时，却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位。张爱玲也没有作什么激烈的表示，只是默默接受了。似乎张爱玲就十分习惯了与胡兰成及其新伴侣的三者同行。为了避免当地人对胡兰成身份的猜测，胡兰成在人前都介绍张爱玲是他的表妹。张爱玲也都默默接受。

抗战胜利时，张爱玲二十七岁。她和胡兰成的婚姻也走到尽头。离婚后，她搬出了爱丁顿公寓。离婚前张爱玲去温州看望避难中的胡兰成，他还记得，一天“两人在小巷里走，要我选择她与小周，而我不肯。我且又想起她曾几次涕泣，……”

一个半月后，张爱玲就从上海写来了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可是用胡兰成的话就更绝情：“其实我并不觉得爱玲与我决绝了有何两样，而且我亦并不一定要想再见她，我与她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

“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那是怎样痛苦的感觉？唯有张爱玲能以她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

可是命运弄人，在胡兰成的记忆中，张爱玲曾对他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如果真像张爱玲说过的：“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那么她就会一辈子终老在上海。即便有些舆论对她不利。可是，一九五○年后，她最终选择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最后又去了美国，走上了不归路。

一九八二年，北大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偶然看到张爱玲的作品，大为赞赏，于是辗转托人，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张爱玲回信致谢，但表示并不想回国：“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去过的地方太少，有机会也想到别处去……”而她所说的“别处”，就是欧洲。张爱玲平生所憾“去过的地方太少”，就是指她一直未能去欧洲看看。

张爱玲行为做事十分决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的作品已经“重归”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大陆读者对张爱玲“迟来的爱”也汹涌而至。可是她面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改变视而不见。她再次选择了幽居避世，不论在美国，或是来自中国的客人，她都拒绝见面。

曾经有一次例外，八十年代初，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到洛杉矶，想去看望张爱玲，托熟人向她联系。张爱玲知道冯亦代过去也在上海，表示同意见面。可是，张爱玲的答复总是“迟覆为歉”，待冯亦代得到通知时，人已经离开洛杉矶了。后来，冯亦代提到此事，感到万分惋惜。

张爱玲晚年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有几个原因导致了她的生活的不易。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要转车几次。稍有能力者，都要买部汽车代步；搭公交车的，十有八九是新移民，或是生活艰难的穷人。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该是何等狼狈！又是怎样的不方便。

据熟悉张爱玲的人回忆，从一九八四年八月到一九八八年三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按这样算的话，张爱玲搬家次数尽高达一百八十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她去看医生，反反复复申诉美国跳蚤的可恶，医生也难以置信，疑心是她心理有问题。其实，她患的应该是一种难以痊愈的皮肤瘙痒症。

她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描述她日常的生活：“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里：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交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张爱玲所去的医院是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交车去，排队看病还要等候大半天，十分不便。

晚年张爱玲几乎已经与中餐无缘，我在她住地附近走了一圈，几乎找不到一家出售中国食品的超市，更不可能有中国餐馆。据说她平时不愿自己动手烹饪，也不愿到外面去吃，仅以罐头蔬菜、盒装鲜奶、鸡丁薄饼、胡桃薄饼、苏格兰松饼等作为饭食。

可以想象，长年累月吃那样的食品人怎么受得了？从口感上没有什么快感可言，营养也一定跟不上。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出奇地瘦，神态安详。她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穿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她头发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走得平静，有尊严……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功成名就，子孙满堂才称得上“大团圆”。可是，张爱玲最后到了美国，孤独终老，没有头衔和功名，一直租房子住，也没有购买房产、更没有后代。这样的人生结局，就连一般人的“圆满”也没达到。显然与传统观念中的“大团圆”相去甚远。恐怕这也是她在洛杉矶西木区那幢她生命中的最后居所里，修改着她人生最后的著作时所念念不忘的。

(摘编自《大公报》作者：叶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