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奔放

　　明朝的言官沽名釣譽、訕君賣直是出了名的。與清代帝王行宮 遍及天下相比，明朝很多皇帝一輩子都少有機會出京，甚至成了京城囚徒。在史書上，明朝皇帝更成了下水道，任何污水都可以往裡倒。為什麼會有這樣偏頗的言論 標準，無外乎拿筆的那批人，而拿筆的那批人除了名聲在外，日子過得還都不錯，錢呢？自然從皇帝和中央的敵人——地主和商人那裡來。

　　明朝 富而亡國，是因為下面地主商人（也可稱利益集團）該交的稅不肯交到國家手裡，該盡的責任不想盡，於是兩方面一直在激烈鬥爭。把皇帝塑造成獨夫形象，讓皇帝 老老實實，承受壓力成為宅男，則自然大家省了費用。所以，對皇帝動輒批評謾罵的言官，背後大多有利益集團撐腰。所以到後期，言官各種出格言論，各種詆毀誣 陷。當然，海瑞是例外，卻因為目光短淺，只看到表面情況，正好被利用了。嘉靖不殺他是因為他發現海瑞是真窮，是個書呆子，就原諒了他的無知和愚蠢。

　 　除前面幾位帝王較強勢外，明朝一直國窮民富（實際上是少數利益集團富），最後窮到打仗都打不起，可右翼掌握輿論，還一味要求政府退讓，一味偷稅漏稅逃 稅，逃避財富應具有的社會責任，而將責任一股腦推給孱弱的中央財政和政府。這就是動用道德的力量做文章，濫用人民的藉口謀取私利，而給皇家和中央以不公平 輿論壓力，背後是利益的嚴重傾斜。明朝一些當事人扮演的其實就是路人角色，被煽動、被迷惑、被不切實際的道德感所感動都有，但文官集團勾結利益集團（或者 說利益集團背後扶持文官集團）總的脅迫中央壓制皇權的傾向明顯。海瑞這樣的“直士”，最終被排擠，也說明他不是“圈子”里的人，被人當槍使完了，也就過氣 了。

　　中國為什麼一直就是個趨向統一的國家，源於地理，源於氣候，因為只有統一，才能治黃河，抗大災，修運河，維持各地平衡，確保互相間 不搶奪資源。但是，有一個秘密是，一旦土地兼併、財富集中達到一定程度，一個家族有了足夠的錢，那麼不管在任何朝代其實都能過得好，人數雖少但是占據大量 資源的大地主大商人階層其實早已置政府朝庭於度外，因此敢於公然與政府對抗。當然，能讓他們為所欲為的都是較軟弱的政府，遇強硬的就老實多了。中國歷史的 一條暗線就是：江浙財團，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從東晉開始，除了1949至1976年這段時間，除此之外，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些集團像是永遠蠢蠢欲動 的欲望機器，時刻只想着利益和金錢，政府稍一軟弱，就會被綁架、控制，甚至帶來滅頂之災。

　　所以，明朝後期的黨爭，簡單來說，就是左右之 爭，可惜由於沒有中心力量去平衡和制約，沒有信仰核心為依靠，雙方越斗越狠，甚至為了斗而斗，最後終於發展為極左與極右間鮮血淋漓的殺人遊戲。一方面是閹 黨也就是保皇黨，一方面是毫無國家觀念只知自保錢財、後路的利益集團，兩派死掐。而東林黨依附於後者，生生搶占道德制高點，以道德的名義行事而不顧國家存 亡的實際。但是這種硬往道德上靠的道德，不是出於自然，而是硬生生的有目的有價錢的道德，試問上善若水，道德又豈能高屋建瓴，被用來搶占呢？

　 　所以，明朝的君王和百姓，最後都是被這些有錢人和利益集團殺死的，而他們僱傭的文人掌握了話語權，書寫了歷史。他們都是殺人犯。把明朝皇帝說得越昏庸， 他們的罪惡感就越少。他們順利度過了朝代的更替，不是移民就是投靠新主子，依舊掌握了財富，穿好住好吃好喝好名聲好，他們做到了。道德在金錢面前總是打敗 仗，說明了人性的醜陋、人類的貪慾造成的罪惡。

　　但是，國家的左右平衡被打破，首先是由於右派的坐大和挑釁。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歷史表面 事件，背後都是這兩股勢力在爭鬥。你可以輕易從史書上看到，到後來，明朝皇帝連京城都出不去了，去幾次郊外就要被言官攻擊，喝幾回酒就是酒色財氣之徒。這 種現象由來已久，明宣宗的兵部尚書劉大夏，趕在新皇帝查閱之前，竟然就敢把鄭和下西洋的地圖和資料給燒了。為了什麼？就為了不讓國家主體進行海外貿易。劉 大夏背後站着的，無疑是那些泛海商人。武宗年間天下太平，皇帝稍有反抗，就被罵得體無完膚。萬曆年間，皇帝派出礦監收稅，難道還不正常嗎？國家軍備總要開 支，還是被罵。熹宗年，蘇州織工造反，矛頭對準政府，而不是老闆，讓人很生疑惑；同樣在東林黨老家無錫，東林書院儼然是個小朝廷，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心，顧憲成實際上是“在野的首輔”，朝廷很多的人事任免背後都是他在左右，書院的開銷從哪來？這麼大的影響力又從何來？從明人筆記不難看出，這些被利益集 團供養的文人，日子比普通官員過得滋潤多了，也淫亂多了。楚黨齊黨們為什麼看不下去？東林黨太囂張跋扈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京察 被用來作為排擠打擊異黨的工具，拿公器辦私事，最早就是起於東林黨。很多原本的中間力量，因為看不慣右派獨大，而倒向左翼，最後被閹黨利用，這都是被逼出 來的。而崇禎年間，外部環境那麼惡劣的情況下，東林黨還鼓動皇帝廢除了商業稅而加重了農業稅徵收。苦的是誰？苦的是百姓。此中事例，不勝枚舉。所以，不是 富可敵國，而是富必敵國，富必輕國。明朝未能限制私人財富，未能有效監管，以致極右坐大，以致亡國。

　　回過頭來看，閹黨治國對抗外侮比東 林黨強不少，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其實也多是後來那些投降者和清政府御用文人寫的，能不能認定閹黨是極左還不能下定義。訕君賣直無恥造謠，都是當時右派文人 的拿手戲，這裡不闡述。但是，閹黨掌權下的國家，至少捍衛了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好吧，還是以事實說話：天啟二年，關內山東，河南大亂，運河截斷，四川也大 亂。重慶更被西南土司攻破。遼東明軍主力完全崩潰。關外失去一切的土地。到了天啟七年，明軍收復遼西，並建東江鎮，搞到後金“經濟崩潰，人相食，軍隊不斷 在四周平定亂子”的局面。同時順利平定山東，河南之亂。基本擊破西南土司。更可貴的是，在此期間還修黃河大堤。為此，如果認定閹黨是禍國殃民。那鍋國殃民 的定義也太高了。

　　總之，這場鬥爭的源頭，來源於右派的坐大，來源於利益集團的坐大，來源於利益集團對財富的無限貪婪，來源於國家對左右失去了調節能力。

　 　其實國家存亡和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左右的平衡，就像人體，講究陰陽的平衡，極左與極右對國家人民來說，都是災難。國富民窮，國家太強勢了，太威權了，危 險，這個好理解。而國窮民富，財團太強勢了，同樣危險。這是歷史的一條暗線。從這點上看，日本天皇還真不是首犯，因為日本國操控在財團手裡，右翼勢力綁架 國家殊死一戰，天皇本身不過是工具，而戰敗後，財團並無損失。資本主義制度下，右派坐大，會爆發大戰，這都是歷史事實。

　　從歷史經驗看，左右平衡做得好的國家都比較穩定。各位可以觀察一下，身邊有哪些國家做得好，哪些在調整，而哪些情況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