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竟然是这样决定的！

--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十三）

上一篇笔者谈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痛感中国经济在文革中的耽搁与落后，为从日本学习到先进技术、迅速建设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计，他做出了很多的外交“妥协”，毅然决然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两个东亚大国的关系正常化。这不仅创造出了中日两国近百年来的最亲密的历史时期，也为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来自日本的技术与资金的帮助。

劫后余生的中国还面临着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问题。自五十年代和苏联闹翻后，中国的主要威胁已经是苏修霸权主义了。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存兵百万，随时可以剑指北京。而美国在世界上的头号对手也是苏联，在这样的情形下，中美两国的领导人慢慢通过“乒乓球外交”建立起官方的直接联系，在1972年实现尼克松总统访华，并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或称『上海公报』）。 当时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来自『台湾问题』，美国在台湾驻军，售卖武器给台湾，但考虑到利用中国大陆制衡苏联的霸权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已经准备“牺牲”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了。在『上海公报』中，美国的外交官们字斟句酌地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外交用语的原则是具有灵活性与变通性，美国的外交官们在这里很精明地指出了“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也就是说如果大陆台湾两边都说“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美国政府是无所谓的。反过来看看公报里中国的声明部分还有类似『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样的时代特色的词汇，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两国外交官的专业水平的确不在一个档次。

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外交专业水平欠缺，但在气势上是一点也不输人的—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含糊。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的三原则底线：1、断交—和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2、废约—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3、撤军--撤出全部的驻台美军。从尼克松政府到卡特政府的言行表明，美国正准备接受中国的底线，只是他们希望最大限度获取美国国家利益—比如是否可以保留某些文化与商业的官方机构，或者未来继续向台湾售卖军火等。

时间来到了1978年，民望不高的卡特政府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都希望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是加快速度，尤其是邓小平，他希望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可以马上派遣七百名中国学者到美国留学、让美国开放高技术设备对中国的出口等。对于美国政府建议未来在台湾保留某些官方机构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反对，他对美国国务卿万斯说“这其实是要搞一个『不插国旗的大使馆』。”并强调如果美国政府仍想赖在台湾不走，中国也会等下去。美国的外交官们深谙中国的名教文化，他们在这点上答应了中国的要求，将台北的文化商业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定义为政府授权的民间机构，化解了这样矛盾。接下来是否继续售卖武器给台湾？中国政府的立场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美国政府也有压力，他们担心受军火商影响的国会能否通过这一限制性条款。双方的外交官们都已经在制定1979年1月1日建交的计划，但对于是否“售武”却还没有共识，在1978年12月13日（也就是邓小平从华国锋手中接过权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此时外界尚不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除了要求美国在建交公报中增加反霸权条款外，说到是否继续对台售武时，邓小平表示：“希望美国在这个期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因为美国这样做了，『蒋经国就会翘尾巴，这将增加台湾海峡发生冲突的可能』”，美方表示同意。会议期间谈到建交后美方邀请一名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邓小平说：『我们接受美国政府的访问华盛顿的邀请。具体地说，我会前往。』，并计划在1978年12月15日宣布中美建交，公报则在建交后的1979年1月1日公布。

就在双方都以为尘埃落定、大功告成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交谈时，吃惊地听到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仍然认为美国已同意全面停止对台售武，他担心北京可能误解了华盛顿要继续售武的决定。原来双方对邓小平的话产生了误解，美国政府以为：邓小平要求在建交的这一期间（1978年底到1979年全年）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免蒋经国翘尾巴，那么1980年以后是可以的；而中国人的理解则是：1979年都不出售，以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了，那就更不应该出售武器给台湾了！

风险之大不言而喻。在这个关键时刻，对邓小平宣称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的误解，足以使两国关系出轨。此时距离两国宣布建交的日子只剩一天，于是布热津斯基发电询问伍德科克是否确信北京已经对继续对台售武表示谅解，并请他再去见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假如国会提出对台售武问题，他们出于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说1979年以后不再恢复出售武器，但美国在出售武器时会有所节制。邓小平答应了伍德科克要与他再次见面的紧急请求。他们在北京时间12月15日下午4点见面时，伍德科克感谢邓小平愿意这么快就与他见面。他解释说本着完全坦诚的精神，卡特总统『要有绝对把握不存在任何误解』，他接着宣读了白宫发来的申明，其中解释说，鉴于美国政治的需要，美方会继续对台售武。邓小平勃然大怒，但还是有所克制，他说，这完全不可接受。他发了十分钟的火，然后怒斥道：『为何又提出这个售武问题？』于是伍德科克赶紧解释美国总统的困扰与国会的压力，并表示美国将及其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并将误解邓小平的话这一责任揽了下来，邓小平还是十分恼怒，这时的伍德科克担心邓小平是否会同意两国建交了。

经过近一小时的愤怒、反对与质问后，邓小平开始冷静了，他说台湾是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伍德科克乘机回答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的统一，现在的头等大事是完成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好。』话音一落，僵局随着冰释。不过邓小平提醒，如果未来卡特政府公开宣扬对台售武，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反应。伍德科克向邓小平保证，美国将尽力让全世界认识到，中美建交的意义正如双方共同相信的那样及其重大。邓小平说“『好吧，我们如期公布建交文件。』傅高义在书中强调邓小平没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协商，中美建交就这样尘埃落定了。

对于邓小平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依然决定实行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当时有何考虑，没有相关的记录参考。据傅高义先生的推测，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他刚刚在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的个人地位；其次，实现两个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获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与资本。第三，面对中苏边境的压力以及苏联对越南的支持，他如果要“教训”一下越南，就必须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笔者认同傅高义先生的第二、三原因，但并不认同第一原因，在七十年代末，信息闭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依旧是恶霸形象，签署一个有辱“国”权的条约去和美帝国主义妥协，对于刚刚获得领导权的邓小平其实是一个风险。但为了缓和中国的外部局势—制衡苏联和提升中国的内部国力—建设现代化，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还是决定“冒险”。

看看今日中美两国每天由各大城市往来的航班，每天各大港口驶出的集装箱货轮和纽约上海街头的中美游客、留学生和商贸人员，我们很难想象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是兵戎相见的话，对于中国、美国和全世界会是什么情形。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无疑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也是中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更是中国走向世界文明、跻身现代社会的重要里程碑。可谁曾想，建交竟然是在这样局促的条件、仓促的时间、没有任何内部领导间的协商机制、单靠邓小平的机智与魄力而独断乾坤的。

注：有关中美建交前“对台售武”的风波，除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外，也可参见曾经担任这次会谈翻译的中国外交官施燕华的相关回忆，施女士认为邓小平在震怒后，在伍德科克以为中美建交无望的情形下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是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大智慧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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