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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汪精卫不能脱离中国具体历史情境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10月05日16:50:3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过路反驳余世存的文章,点出了我不以为然的余文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核心就是民族大义”。民族大义无疑是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即使谈“民族大义”,也不能只作为一个抽象原则,而必须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情境中、多种复杂矛盾中,考察是否作出了最能维护民族根本、长远利益的选择


  老高按:前天我转贴了中国大陆中青年学者余世存为历史作家高阳《粉墨春秋》所写的代序《尤物精卫何其烈》。余世存出版过、发表过很多很有锋芒也很有见地的文字,他这篇文章中,有很多分析论述,涉及比较深的层面,很具有启发性;但是也有许多论断,我一读就觉得其站不住脚,例如:余世存写道:“从心理学分析,他(指汪精卫)参加革命以来,活跃在中国政坛,却始终非男一号,组建伪政权算是圆了他内心隐秘的梦想。”这种诛心之论,就纯属臆测,很难找到可靠的史实来支撑。
  类似问题甚多。但我觉得,余文最根本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我在按语中说:余文“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是其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我不以为然。要讲清如何不以为然,是一篇大文章,眼下无暇去写”。
  多年来给予我很多指教的网友“过路”,却早就写了一篇比较大的针对余世存这篇代序的文章,今天他分成几个跟帖,发表了上来。他说:“这文章我早看过,曾写了篇小文发在自己的地盘上,现贴在这里。”
  恐怕有些读者难以注意到过路的文章,这里我将这篇反驳文章的几个帖子集中起来转贴于下,标题为我所加。过路的文章有特定针对性和特定语境,为方便更多读者,我订正了个别错别字,个别地方用括号补充完整了读者可能会confuse之处,或略加解释)。
  过路的文章,正好点出了我不以为然的余世存文章“立论的基本出发点”——“余世存的观点其实再古老不过了,核心就是民族大义”。
  民族大义,无疑是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并不是核心价值观的唯一。核心价值观中,还有不亚于、甚至更重于民族大义的要件。
  过路的文章,还中肯地指出了“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绝对不能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状况而抽象谈论什么伦理与评价的,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
  我深为服膺过路君的上述观点。即使谈“民族大义”,也不能只将之作为一个抽象、孤立的原则,而必须将历史人物(例如汪精卫)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放在多种复杂的矛盾中,考察他是否作出了最能维护民族的根本、长远利益的选择。
  过路还贴出了一位署名为“数卷残编”的网友的几个帖子,我读了也颇受启发(例如他说“凡一国生产力不能支大战,终不免饮鸠,此固非热血高调能济。乱世民穷呼救星,最便独夫野心家,独夫无需大才,刚狠过人,无妇人之仁即可”——信哉斯言!)。也附在后面。


驳余世存《尤物精卫何其烈》
过路


  一、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

  我认为,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绝对不能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状况而抽象谈论什么伦理与评价的,必须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网上的许多观点存在这个严重问题。和与战的选择,没有一定之规,关键就在于判断怎样对国家更有利,这端赖对于具体情况的分析。
  中国三十年代所处的状况,以及怎样做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余世存没有作任何具体分析,这样是得不出公正结论的。
  面对三十年代中国所处的状况以及世界局势,怎样做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个问题有必要做详细的分析,不如此,根本分析不清汪精卫。
  在别的贴子里我分析过,这里再详加探讨一下:

  A 当时中国的内部情况。
  第一,中国国力军力与日本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内部的战争准备并不完全,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做,内部的团结工作也刚刚开始进行。
  第二,共产党的问题由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成了一个半吊子工程,没有解决。
  B 当时中国的外部情况。
  第一,日本占领了满洲且为了完成对苏包围,对华北颇虎视耽耽。
  第二,苏联十分希望中国能够有能力牵制日本,以缓解苏联所受到的压力。
  第三,英美对远东事务无意卷入,专注于欧洲局势,同时希望尽可能保持自己在亚洲的利益。

  当时在中国的外部,苏联、日本、英美三大势力各有所图,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之中,大家都在等待。苏联从内心深处来说,要同时防范东西,尽力避免对日作战是它的国策。英美则对于暗流涌动的欧洲深感担心,对于亚洲不想过多的介入。对于中国压力最大的日本,双眼同时盯着苏联、中国与东南亚,正在等待时机。在中国的国内,如果蒋介石没有改变剿共的政策,如果坚决彻底消灭我党(指中共。下同)的武装力量,则恰好是整合国内的时机。一九三五年宪法草案已经公布,西南地区与南京的对峙有所缓和,阎锡山等地方势力也到南京开会了,是虽然充满危险也充满希望的年代。日本虽然压迫华北,但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迹象。只要剿共完成,国内团结达成,华北局势不足虑,可攻可守。但是西安事变后(其实蒋自一九三五年就始终有联苏之企图),蒋改变了剿共的既定方针,联苏容共。与此同时,中日之间外交几乎陷于停顿,全国似乎就期待着对日一战。
  在这种情况下,汪蒋的政治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汪认为应该彻底解决我党问题,拖延时间避免中日战争的过早爆发,不与苏联结盟刺激日本,避免把日本招到自己身上,对英美不能寄过多希望,因为人家始终是为自己而战而不是为中国而战。蒋则认为联苏容共寄望苏联与中国结盟出兵,之后又寄望英美能出兵。总之,一个想让中国整顿国内积蓄力量静观待变,另一个准备顺应與论对日开战。
  中国采取什么策略以应对局面呢?我认为汪精卫早先提出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应付这种混沌局面的一个较好的方法。我详细说一说自己的观点。

  中国当时面临的最严重压迫是日本问题,要解决日本问题,如果中国单独对日作战,中国是没有战胜的可能的,有些盲目的人今天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当时的人明白自己的实力,张发奎说过,敌人可以攻占任何他们想攻占的地方。日本不能征服中国,不等于中国可以战胜日本,如果日本将中国的正规军事力量完全消灭了,固然日本仍不能征服中国,但是对于中国也是很不利的,中国会失去与列强讨价还价的任何地位。所以,借助于外援来应对日本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左右,中国可能获得的外援就是苏联的有限支持,英美基本没有介入的希望。也就是说外部环境并不有利。这对中国对日作战来说时机非常不好。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占领满洲后有意在华北搞事但是它是否有全面侵华的打算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其实也并未拿好主意是北上还是南下还是先打中国,也处于一种观望胶着混沌状态。而中国国内准备又极其不充份,也不具备对日立即作战的条件。所以综合考虑内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客观条件并未改变。

  恰在此时,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出台了,这是打破平衡的一个关键。绝对是一个大昏招,影响非常大。一是使日本对中国非常警惕与不满,因为中苏接近很明显对的就是日本么。二是共产党问题。放弃剿共是深刻影响中国的选择与日后走向的。联苏容共使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为不可能。不仅如此,由于有共产党的存在,不仅使中日战争提前爆发(这对中国的消耗极大),而且给利用外援增添了极大的变数。若没有共产党,即使中日战争在民气的鼓动下提前爆发全面爆发,问题也不像有共产党令局面那么复杂。
  中国既然是依赖外援来对日作战,那么受制于外援也就是必然的了。在这一点上,国内有没有共产党结果完全不一样,中日战争早爆发晚爆发又不一样。我举雅尔塔协定的例子,说明早些解决国内的共产党问题,用拖延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办法来保存中国的实力,对于日后中国在列强面前争取到有利的国际地位,掌握自身的命运是极其关键的。
  雅尔塔协定是确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是英美苏确立势力范围的基本框架。郝柏村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蒋介石同意了雅尔塔协定,同意东北由苏军占领与受降。他真可笑,那不是蒋介石同意的,那是英美苏通知他的,他想同意也得同意,不想同意也得同意。中国对日作战受制于盟国可见一斑。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国内有没有共产党的势力才是雅尔塔协定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关键,而不在于雅尔塔协定本身。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势力,苏联仍是占领满洲,苏联最多最多在满洲扶植一个亲苏的政府,由于这个政府的人在国内没有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了不起是与蒙古联成一片作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有冲进山海关解放全中国的实力。中国国内有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发展出来的势力可就使局面完全改观了。不仅占领了东北,而且至少华北也可以联成一片,当然,也有了逐鹿中原的实力。单纯的苏军占领东北是不会有这么大影响的,是内外呼应才使中国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再说中日战争早爆发晚爆发对中国的影响。美国为什么要求苏联出兵,因为美国看到国民党根本不具有收复东北消灭东北日军的能力,所以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改变从中国进击日本,干脆请苏联出兵。这说明实力有多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争取到话语权。中日战争若晚爆发,或与日本军局限在华北打,不关闭外交大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拖延时间,等待时机,那么一旦欧战爆发,日军这个祸水会甘心陷在中国么!把日本引到东南亚甚至苏联,此时若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中国的地位将非常主动,在自己消耗还不很大保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美国寻求亚洲盟友,自己的命运可就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蒋介石联苏容共的决策,导致中日战争提前爆发,共产党在战争中实力坐大,且因共产党的加入,抗日调门唱得特别高,完全关闭对日外交大门,公开根本不敢谈和谈的问题,这等于把自己逼上了依赖美国与消耗自己的唯一道路。不得不依赖国际,必受制于国际,自己的国内问题又不提前解决,最后内外呼应,结局若此。

  总之,在汪氏离渝之前,我认为他的策略是正确的,如果实行,对中国是最有利的。即,内部坚决清共,绝对不能让共产党有喘息之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拖延对日战争的爆发,暂时不与苏联明里结盟,对于华北的冲突该打要坚决打,但是在打的过程中也决不关闭外交大门,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尽力拖延以观时变。蒋的联苏容共不仅错失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而且促使中日战争提早爆发。蒋对于日本的意图判断有误,而且容共联苏后使中日之间的外交大门随之关闭——他不敢交涉了。只有拖下去,拖下去的结果虽然最后是算是赌赢了,可国内的局势,国际外交博弈,苏联对于东北的控制等已完全超出了蒋的掌控。之后,搞得最好是南北分治,搞得不好就是全国局面的总崩溃,这一次蒋没有赌赢,大输,中国最后全部归了共产党。
  是稳妥还是激进?怎么应付国内局势?怎么在国际外交博弈中瞅准时机最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从中日战争直至中国内战,可以看到三四十年代情况是十分复杂的,稍有不慎,局面就会完全改观。其中有一点堪称转折点,即蒋的联苏容共,不论怎么评价那个复杂局势,采用策略是稳妥还是激进,蒋的这一举措,是绝对的千真万确的大昏招,绝对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汪精卫绝对正确。

  战争在(1937年)“八一三”蒋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后不可避免的扩大了。这时,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中国军队开始一溃千里,二是共产党发展十分迅猛;外部情况,除苏联外无人援华。在这种情况下,汪氏认为有必要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否则不仅中国牺牲过大,而且面临着为我党作嫁衣裳的危险。在劝蒋不成的情况下,汪氏离渝摸索中日停战的道路。
  以上就是中日战争爆发时的大体状况与汪氏离开蒋介石的原因。不搞清这些问题,怎么来评价汪氏?汪氏的行为不是用“投降”两个字可以概括的,要搞清来龙去脉,掉进道德陷阱中对于认识事物毫无益处。

  余世存说汪精卫奉日本人为“太君”,这是他又不研究具体历史事实的一个例子。陈立夫这个铁杆蒋粉私下尚说“汪精卫不是汉奸”,这不多少值得我们思考么。汪氏在沦陷区的作为,有许多与余世存的说法相反的例证。汪氏不打重庆军,重庆军的空军飞行员掉到日占区被俘,掉到汪占区则就给送回重庆了。像陈立夫这种人一定知道些别的什么,只是为了塑造蒋介石的光辉形象,这一级别的国民党高官都不可能公开谈论什么。至于沦陷区的民众,说汪好话的也不乏其人。这个问题以前的回贴讲过,不重复。汪氏在沦陷区是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的,如果要求他像在重庆一样公开谈反日是不可能的。
  总之,关于汪氏的“投日”,余世存主要是从“投降”角度加以阐述。我认为情况远不是这么简单,汪氏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给中日结束战争摸一条路,在蒋不同意谈和,且已经联合共产党与苏联的情况下,这是相当困难的。汪氏当时有两条路,要么就在重庆呆着,任局面发展下去,要么自行寻机会采取措施。在汪氏看来,局面任其发展,外援不继,共产坐大,军队崩溃,国民党有垮台的危险。汪氏对国民党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不可能任局面这样发展下去,因此,才有后来的离渝。
  余世存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他处于当时,他怎么对情况做出判断?而怎么做对中国最有利?该不该联苏?对日战争是否应该拖延?怎么处理共产党的问题?该怎么判断日本的意图?打的过程中可以不可以谈和?如果拖延对日战争的爆发,会不会避免中国过大的民族牺牲,会不会让自己准备更加充分些,会不会等待到更有利的国际时机?打起来了共产党已然坐大怎么办?战局十分不利怎么办?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我认为完全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不是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而是一种历史逆推式的文学抒情与道德先验,而不是历史探讨。事实上,余世存的文章就是文学抒情。即便余世存认为当时就该联共抗日,汪精卫就是不对,也绕不过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  
  
二、余世存对汪精卫的道德批判

  余世存认为汪精卫“投日”是一种道德自恋。汪精卫这个人,的确有一种“精卫情结”,他对于他参与创立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深具感情的,他认为自己对它们负有责任。这促成了他的一种行为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目标纯粹,所以他敢于行动。但是敢于行动是一回事,怎么行动是另一回事,行动是基于政治判断的。如果他不是认为再与日本打下去情况不妙,他是不会离渝的。汪氏与蒋是根本性的政治分歧,是政治判断不同,是政治战略的分歧,扯不上什么道德自恋,权位欲,更不是浪漫。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事,这是身败名裂的事!没有政治判断,谁也不敢作此决断,没有勇气,谁也不敢作此决断。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批判他的政治观点,但是这与道德没有多大关系。抛开政治判断进行道德指责是荒唐的。

三、沦陷区悖论

  中国所谓文化头脑是虚伪么?
  外国那种市长投降略起缓冲作用的保民,到中国是市长应该逃走,对么?余世存认为汪精卫动摇了抗日意志,使人民丧失了正义感,汪精卫对个体生命缺乏实感“沉溺于抽象的民生逻辑”(这完全是不知所云,民生是最不抽象的),汪精卫为国民带来了秩序与双重的压迫,使国家与人民蒙羞并无功可表等等。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沦陷区最好由敌人直接统治,最好没有秩序。那么,余世存认为的沦陷区应该是什么样呢?——反抗遍地开花,敌人残酷镇压,敌人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我不得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由于中国人民不够有道德,不够有生命实体感,这是因为,生存是人的本能,或者说是人的第一本能。
  余世存说汪精卫违反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训条。我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一个政治家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那被你们扔下的沦陷区民众怎么做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呢?一个政府是必须保民的,它是负有这种义务的。要求全体人民“玉碎”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人民养了政府与军队,实际上是把保卫与反抗的责任交给政府了。生存还是玉碎的争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存在,民族不可能全部牺牲,因为每个民族最后其实都有自保的本能。这个自保首先就是保民,保证民众先活下去,如果大家都死了,还谈什么为民族而战,人家巴不得你们都死了我移民呢。这是一个中国人传统上不愿意正视的问题,一个经常被回避的问题。但是,这是当战争来临时,特别是当自己的军队一溃千里时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不是唱两句道德高调就可以解决的。
  余世存从高阳的小说看到汪政权只有醉生梦死。汪政权里的确有人醉生梦死,这是真正应该批判的,但这也并非全部,否则,审判周佛海时沦陷区的民众也不会支持他。有人说,汪精卫活了沦陷区的人是不假,但是日本人也活了,会杀死我们的士兵,但是汪精卫活了沦陷区的人生产出来的东西照样也会偷运到重庆占领区,也会活我们的士兵。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作任何结论,由各人自己体会吧。要么玉石俱焚双方均死,要么活我们的人也必然活敌人,这就是悖论。只要人类存在战争,就永远回避不了这个问题。我给它起个名字,即“沦陷区悖论”。汪精卫在沦陷区为中国人做了什么,在许多普通人的回忆中说好话的并不少。而且我相信,他暗中为重庆也做了不少。否则,陈立夫不可能说他“不是汉奸”。王新衡这个戴笠手下的特务头儿也不可能说他是英雄。

四、所谓中国底线

  余世存谈到了所谓中国底线的问题,人的底线问题。就是陈嘉庚那句话:敌未退出国土前不得言和。非常坦白的说,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人的底线问题,退一步说,即便我承认这是人的底线,中国的底线。那么,我也认为还存在着其它与之同样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的底线。
  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是底线,那么反对专制争取个人权利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试问,中国人到今天达到此底线了吗?反对军阀,建立民治政府也是底线,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达到此底线了吗?还有,将中国军阀化的人突破没突破人的底线?将中国共产化的人突破没突破人的底线?这些都算不算在中国底线之内?如果中国底线偏偏不包括这些,中国算有什么底线?
  说白了,不就是民族大义么,用不着余世存扯这么多,直说好了。
  余世存谈汪精卫问题时我感觉有一种隐含的意图,即批判中国人“得过且过毫无是非”这么一种精神状态,所以他老强调汪精卫消沉了沦陷区人民的意志。这个问题我不打算为汪氏辩护,因为在沦陷区他的确不可能公开说“抗日”。如果认为这是他的罪状,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是为了批判中国人的精神,余世存拿汪精卫作典型,完全是找错了对象。前面已经说了汪精卫为什么会离开重庆,他对于世局的判断。中国人精神处于一种病态状态最根本的原因是内部专制长期的残酷的压迫,不去批判专制,而用民族大义来转移注意力是很可笑的。
  余世存谈到了中国人生命中的缺陷,从现象上看,他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些生命的缺陷?简而言之一句话,中国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生命的自由。人在重度压抑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格?就是中国人这种极不负责任的人格。要改变这种人格,就必须去争得自由,而不是争得民族大义。要反抗民族压迫,也要反抗内在的压迫,这是人格解放之路。一谈自由,就有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想有人格自由,就一定不能放任中国共产化,也不能放任中国军阀化。中国的悲剧就在于一直处于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境遇之中,三四十年代也是如此。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不是谁好的问题,是谁危害更小的问题。汪精卫所代表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势力,算是轻害吧。汪精卫为什么会对世局有种种担忧,为什么会有出走的行动,不就是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滑向共产化么。从人格角度看,汪氏恰恰属于较有责任感愿意负责的那一类人。余世存所抨击的人格状态扣不到他脑袋上。  

五、中国该反省什么?反正与法国不一样

  法国是绝对应该反省“为什么自己用出卖盟友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结果最后什么也没保住”的问题;英国其实也应该反省,那就是“绥靖政策是绝对要不得的”“出卖原则是绝对不可以的”。后来,英美又将东欧出卖给了苏俄;今天的欧洲为了自己的生意不仍然在出卖原则么,与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出卖原则必受惩罚。今天也没看到什么“西方的自我救赎”。
  中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余世存口中的“投日”是出卖原则,不反抗民族压迫。那么,联苏联共,算不算出卖原则?至少也是出卖原则之一种,世界上凡沾上苏式共产的没有一个有好结果。
  两害相权,怎么把握时机,是个大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一赤潮这么没有免疫力?中国的内政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人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最应该反省的,是内部问题。为什么几乎与日本同时起步然而却落在人家后面?中国文化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文化培养出的中国人出了什么问题?是民族大义的问题么?不对,是专制的问题,是封闭的心灵的问题。准确的说,中国的问题绝对不是西方敲开中国大门带来的问题,也不是日本带来的问题,其实全都是自己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民族大义还不够浓烈的问题,相反,传统上的民族大义助长了中国人的封闭感,不去打开心胸虚心求学,而且让中国人在关键时刻总是支持专制政府。

六、结论

  余世存的观点其实再古老不过了,核心就是民族大义呗,写了那么多,其实就这四个字,并且以此作为道德的最高准绳。余世存也从自由的角度说了说中国人生命存在的问题,我觉得这多少还有点价值。他如果一直从这个角度说水平会立刻显得高些的,但拿汪精卫当典型是找错了对象。因为,如果从自由的角度看,也就更不得不考虑当时情况的复杂了。你合作抗日的势力,是一个对自由的压榨更为凶狠的势力,有人当时就明白了,有人当时没有太看清。汪精卫大体属于前者,他对这一点比较清醒。所以他想先拖延对日作战(日本并无全面侵华计划,先稳住它并非毫无可能),把这股(对自由的压榨更为凶狠的)势力肃清,然后观望一下。既要一切为了民族大义,一致对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又要自由,想过后再把人家的力量和人家背后的力量压下去,可是事态并不总是向着你想像的方向发展呀。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不作结论,让大家看到历史的复杂性那一面,自己判断比较好。
  最后,我敢相当肯定地下判断,像余世存这种人,在民族大义大一统之类的东西与潜在的自由发生冲突时,一定会支持专制政府。陈嘉庚,还有三十年代那些所谓“自由知识份子”都是如此选择的。
  余世存最后说汪氏作“汉奸”是自找的,他说的不错,汪氏的确是自找的,如果汪氏不是自找的,而是被敌人逼着做的,我倒看不起他了。  


附:网友“数卷残编”的几个帖子

  无论七七事变源於共产党、军统或日军内部激进派,日军及西北军最初无意扩大,东京内阁更不肯扩大。日本只要求华北-满洲边界安全区,根本无意占领内地,正如以色列根本不愿意占领黎巴嫩,只想隔离真主党,进攻无非以战迫和。只要国府同意停止袭击,遵守塘沽协定,议和并无困难。除满洲外,其余部分仅为安全区。一旦埃及议和,西奈半岛安全区即不必要。戈兰高地中,以色列仅要求河水一线安全。只要叙利亚愿意停止恐怖袭击,以色列并不热爱其地。
  蒋个人独断全面抗战,且破坏淞沪停战协定,首先攻击上海日军,南京陷落后仍然坚持拒绝议和(同时表示可以提携共产党),迫使汪兆铭绝望而去。以上经过并无争议,国民党一向引为正面宣传材料。
  汪兆铭计划即为:国府镇压内部恐怖分子,换取日本撤出安全区、回满洲。实际上等於侯赛因国王镇压巴解组织,弃约旦河西岸予以色列。然后两国皆可致力於和平建设。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贫困、人口众多、需要倒赔钱建设之内地对帝国主义有诱惑力。蒋最值得谴责的就是他拖死也不投降,与侯赛因国王恰好相反,终於自作自受。侯赛因如果统战巴解组织恐怖分子拖死以色列,难逃同样下场。

  附: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拥有无限资源,都必须选择优先级。蒋介石只能选择:让日本人占便宜,或让斯大林-共产党占便宜。此后,所谓求仁得仁夫复何求。即使美国,亦须在西欧、东亚之间选择优先顺序。当然,她选择西欧。企图两线作战者,德国、日本、蒋介石、今日我匪,皆败不旋踵。 (数卷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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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氏还都,以汪为总理叛徒辱其尸,而汪固以蒋为真害民党者,彼以军挟党已属篡权,急于速战亦有私心。和平建设必阻彼领袖梦,训政必以民党法统,总理遗嘱利汪;宪政必行民选,利文人党工,军人唯食禄待退休。唯用武急始能排汪胡,唯全民战争始需全民领袖,全党全民始能忘其得位不正。无抗战民党内争难止,蒋纵得位亦难固。固抗战过早,最利苏、毛,而蒋亦不无小利,民党之唱党权者,党外唱宪政者皆受害。战争自希腊至今必利集权,军人尤需国危始能逐文人自代,汪蒋皆心照也。
  民党两线作战,海道援绝,以德之强,犹不能堪,农国强支,如病夫举鼎,其志可哀,力实难继,黄金十年建设成就,透支已尽,赖美之援,仅能幸胜。而国内工农皆破,中产荡然,与一战后德俄全同,此种社会经济为各国史家公认:即魏玛临时政府所以丧邦,极权主义虎兕出柙之主因。凯恩斯曰:通胀即籍产,布党先驱之胜广也。凡一国生产力不能支大战,终不免饮鸠,此固非热血高调能济。乱世民穷呼救星,最便独夫野心家,独夫无需大才,刚狠过人,无妇人之仁即可。而自由主义立宪之道,则如儒者积德百年而可去残胜杀,固不取兵火苍黄之以暴易暴。 (数卷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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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吾人后见之明,责蒋氏抱失败主义抵抗消极,毋宁责彼持大彼得主义,高估自身实力,以为社会政经之虚弱可由官府片面新政(以练兵为核心)富强速成,以致如其庙算拖垮东国之日,亦即本国社会解体之日。知人有智,自知无明,实以忍辱多日,雪耻冲动已在理性计算之上(黎东方:沪战如抗战整体,本非必战,皆为华人争一口气而战。此即孙子之“忿兵”精确定义。局部解决芦变,积蓄实力,完成建设,延兵戈于世界大战燎原之后,置本国于待人求而不必乞盟之优越地位,于华实有大利,而华方力距,日人尚可迁就,理由尽在民族性格心态。其命也夫?其性也夫! (数卷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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