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號稱警衛毛澤東三十年的內廷唯一行走；紀登奎素以毛澤東的“老朋友”為外界所共知；吳德在董必武逝世後成為中國人大的實際當家人。朱德之後他成為中共全國人大黨組書記，權攝人大達三年之久；陳錫聯是毛澤東晚年在軍內非常倚重的“少壯派”，這位當年最為年輕的野戰軍縱隊司令員是接替葉劍英的第一備用人選。以上四人都是毛澤東晚年須臾不可離開的寵臣，對他們做以介紹，有助於了解毛澤東晚年政治的側面。

　　是是非非的汪東興

　　先說總管汪東興。1955年，汪東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而此前他既沒顯赫軍功，也無出奇戰績，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戰線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作為羅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內部警衛，對毛澤東的起居、出行負有絕大責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擔任主管內務的副省長以外，再也沒有離開過中央警衛崗位。除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之外，還是北京衛戍區三人核心小組負責人、中央軍委警衛局負責人，十一大上更是成為華國鋒之下炙手可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毛澤東對汪東興的評價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幾次拉攏汪東興、江青幾次打擊汪東興都沒有最後得逞，毛澤東的話是很說明了一些他和汪東興的關係的。

　　汪東興在廬山妄言設立國家主席，除了感於林彪對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許諾之外，還有就是出於一個警衛人員的“護主”心態，而後者似乎更加純粹一些，所以，毛澤東對汪東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表現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東興的錯誤除了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許世友等少數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

　　一旦當毛澤東把對手確立之後，汪東興總是毫不遲疑的站在毛澤東的一邊。1966年打倒劉少奇是如此，1970對林彪動手時也是這樣。汪東興眼中只有毛澤東一人，為了迅速解決林彪集團，汪東興甚至建議毛澤東清洗溫玉成，而此前溫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軍事將領。汪東興儘管對在九大預備會議上破天荒的給一個少將評功擺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當他得知毛澤東準備對林彪採取不同尋常的舉動之後，汪東興甚至願意擔當的臥底（當然沒有成行）。

　　長沙告狀之後，汪東興發現毛澤東一度對四人幫開始反感，立刻布置中辦的人學習毛澤東批判四人幫的所謂講話，就此開罪江青諸人，毛澤東說他不動腦子可能就在於此。汪東興有時候也動腦子，這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了。

　　汪東興因為長年擔任專案組負責人，中央一專、二專的檔案都交由他來管理，所以經常代表毛澤東“看望”、“關照”被整的老幹部、老軍人，而無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關照者對這位內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譚震林後來在“真理大討論”的時候說起一段往事，他說：“主席已經決定解放我了，汪東興還是那樣頤指氣使的對待我，教訓我要重新作人，我都七十歲的人，怎麼叫重新做人？不是擺老資格，就是這樣的語氣實在令人難受。”而曾志在回憶陶鑄最後的歲月之時，也決不客氣的指責汪東興：“哪裡還有一個共產黨員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鑄快走，我說陶鑄身體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療，汪東興虎着臉講，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鬥爭呢。他拒絕為我們向主席傳達真實的情況。”葉劍英被疏散到湖南時，汪東興一個電話趕跑了葉劍英，搞的葉劍英老淚縱橫，然而，為了擒獲四人幫，葉劍英主動聯合汪東興，並且在後來擴大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給汪東興說話。但是，汪東興自恃有華國鋒撐腰，繼續怠慢老謀深算的參座，最後終於自己吞下了苦果。

　　復出之後的鄧小平在談及同四人幫在1974－－1975年的鬥爭史時得到了黨內的一致好評，而身為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則在中央黨校公開講：小平和四人幫鬥爭是有的，但是，怎麼能和我們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相提並論呢？他不是被四人幫給搞掉了嗎？如果不是華主席把他解放出來，他怎麼會有今天呢？這種話傳到小平的耳朵里，結果可以預料的。

　　1977年中央討論關於陳雲的職務的問題時，汪東興大唱反調，他說：“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說過陳雲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資產階級靈活性作祟，怎麼能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專案被提及平反時，汪東興說：“彭真是獨立王國的頭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們黨怎麼辦？毛主席的指示怎麼辦？世界怎麼看我們？”

　　量變終於發展到質變，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開幫助汪東興等同志的組織生活會上，眾位領導可謂是萬炮齊轟汪東興，陳雲撇開緘默多年的習慣，第一個為汪東興定了調子：“東興同志已經是走在了革命的後面，他不但不能為繼續改造我們的黨、發展我們的國家、修正以往錯誤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議，反而一再干擾中央的決斷，這樣的同志繼續在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上，顯然是不合適的，全黨同志也是不會答應的。”而會後形成的決議稱：“汪東興等同志已經在新的歷史時期犯有重要的錯誤，他們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顯然是不適合的，也是不允許的，鑑於他們以往曾經做過一些對黨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決定對他們的問題處理不擴大化。”已經是刀下留人、網開一面的口氣了。

　　汪東興在聽取了中央派陳雲、王震找他談話之後，表示就是：“看來華主席沒有為我說一句話。”他一心把華國鋒再造成毛澤東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詣沒有得到來自華國鋒的回應，至少是沒有強有力的回應，所以，他比較意外。

　　1976年的懷仁堂事變如果沒有汪東興的全力配合，華國鋒、葉劍英是無法解決四人幫的，葉劍英此前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對警衛人員做了專門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準備。可以說，汪東興在關鍵時刻，不論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罷，客觀上為剷除四人幫、開創中國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貢獻，這是歷史事實，不容抹殺，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後來完全從中央消失，而汪東興繼續保留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和兩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公開職務，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待遇離休，算是對他功勞的肯定。

　　晚年的汪東興的頭腦還是那樣一貫性，除了後來經常（在90年代之後）和華國鋒見面之外，已經不再和其他人接觸，更多的時間是出行遊玩，偶爾寫了一部回憶錄，還遭到指責和批評，說他是為文革、毛澤東的錯誤翻案。國外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請汪東興撰寫關於警衛中南海的回憶錄，而且，出價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東興的拒絕，汪東興說：“寫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後我是沒臉再見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澤東的誕辰、忌日，汪東興一律親自趕到紀念堂，畢恭畢敬的敬獻花圈、花籃，成為紀念堂在這一天固定早來的常客。

　　紀登奎

　　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寫的回憶其父實在令人啼笑皆非，這樣篡改歷史和粉飾一個在文革中犯有相當嚴重錯誤和一直堅定執行極左路線的重金屬，即使不算罕見，也是十分讓人吃驚的。紀登奎在活着的時候，被當時的中央一些領導人稱作和王張江姚並列的“五人幫”，長年把持專案組工作，特別是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央撤銷三大專案組（一組：汪東興；二組：黃永勝；三組：謝富治），合併為一個專案領導小組，主要負責人是（排名有先後順序）汪東興、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我們再來回放一下歷史，看看在關鍵的歷史階段，胡耀邦是怎麼評價這位紀登奎前副總理的。

　　胡耀邦說：“我贊成這麼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志主要是靠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吳德同志、蘇振華同志，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志，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志；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志，紀登奎同志和郭玉峰。這麼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凌人。用這麼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測，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麼東西，今天晚上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飈同志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那個方法。紀登奎同志也是難得的金口不常開，上訪的同志說這個首長架子大的很吶”

　　在上述這段講話中，三次提到紀登奎，顯然不是表揚，那時候的胡耀邦還只是中央組織部部長，而紀登奎的面貌已是躍然紙上。紀登奎的兒子筆下的父親是一個似乎一直在認認真真辦事，老老實實做人的“老幹部”形象，那麼，真實的紀登奎是這樣嗎？

　　紀登奎的發跡和華國鋒有些相似，都是從地市一級領導幹部起家的。毛澤東稱呼紀登奎為“老朋友”和稱呼華國鋒為“我的父母官”一樣，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涵義，至少在當時不是代表重用他們的先兆。紀登奎的受提拔和河南第一號造反派劉建勛有直接的關係，正是因為劉建勛的舉薦，使得紀登奎得以很快受到毛澤東的關注，而此前，紀登奎是緊緊跟隨省委吳芝圃的河南官場紅人。吳芝圃被打死之後，紀登奎一度遭到“迫害”，但是，因為毛澤東的一句話救了他，而後又是劉建勛對紀登奎的多次肯定讓毛澤東感到自己的所謂的“知人之明”，紀登奎以一個區區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此後成為中央軍事委員會辦事組成員和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組長是康生），紀登奎當然也沒有忘記劉建勛的好處，所以，劉建勛在四人幫垮台之前一直保持優越的政治地位。

　　紀登奎是毛澤東認定的“舊路線”下的肯於革命或者繼續革命的可以改造和團結直到重用的基層幹部之一，而且，紀登奎的忠順一直是毛澤東看好的主因，特別是當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發難之後，紀登奎通過江青傳話，表示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忠於九大的路線。下山之後，紀登奎出任北京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和謝富治、李德生、吳忠一道給華北乃至北京林彪集團“摻沙子”，而且，紀登奎親自主抓軍隊專案工作，不讓黃永勝插手，深得毛澤東的信任，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央宣布逮捕黃吳李邱四人的時候，毛澤東指定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三人全權負責。可見，當時紀登奎的顯赫的地位。而且，稍後，紀登奎出掌鄭維山、李雪峰專案組負責人，清洗林彪的餘黨。此後，一路扶搖直上，在十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在1975年當選國務院副總理，1976年之後，排名在李先念之前，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中的第三號人物（鄧小平、張春橋、紀登奎）。

　　長沙告狀事件之前，四人幫找到紀登奎商量，紀登奎認為，這次的舉動顯然很冒險，勸阻江青和張春橋不要前往，但是，張春橋沒有聽從，而從這一事件來看，紀登奎和江青的關係顯然不是現在說的那樣，有妥協也有鬥爭，而是從來就是服從、緊跟、照辦的，雖然周恩來也在四人幫面前說過很多違心的話，但是，出發點是好的。而紀登奎雖死，有人居然還在為他生前的所作所為作無罪辯護，實在是唐突歷史了。

　　毛澤東後來在點名批評四人幫的同時，說了兩個人，一個是紀登奎，一個是康生。毛澤東說：“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說，也不和總理講，卻是找江青、春橋講。政治局大多數，他都不講，不團結多數，只找少數人，這是什麼性質呢？一個政治局委員要和政治局，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幾個人保持一致。”從這段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被稱作“五人幫”成員的紀登奎的另一面。但是，毛澤東雖然責備了紀登奎，但是，對他的信任仍然不減少，而後在批鄧的戰場上，又看見了紀登奎矯健的身影。

　　紀登奎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小平同志是舊病復發，沒有吸取1966年的教訓，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繼續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們糾纏不清，以後，小平的問題的升級了，也是由此而來的。”而後，紀登奎按照華國鋒、江青的指派多次“幫助”鄧小平認識“錯誤”，態度極其積極。這點連他的好友趙紫陽在後來的批判紀登奎的會議上也不得不承認：“紀登奎同志錯誤的認為鄧小平同志的整頓的偉大意義，他不僅沒有配合小平同志的工作，反而一再按照江青等人的指派干擾小平同志的工作，造成了1976年工作上的很大被動，我認為，紀登奎同志是要負有相當大的責任的。事實證明，由於紀登奎同志的干擾，我們走了很大的彎路，在平反問題上是這樣，在去年的工業指標上也是這樣。”

來源: 作者博客 | 來源日期：2008-12-01 | 責任編輯：凌絕嶺

　　紀登奎雖緊跟四人幫，但還是保持了相當的距離，特別是華國鋒確立中央接班人之後，紀登奎表示效忠，在討論毛遠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體工作安排上，他一反常態的支持了華國鋒，以致於江青等人恨恨的說：“真是人走茶涼，主席屍骨未寒，連紀登奎都敢和我們頂嘴了。”所以，在抓捕四人幫的過程中，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也給予紀登奎足夠的信任。

　　1977年2月，紀登奎講過：華主席的英明領袖的地位確立了，汪東興同志的地位也要確立。他多次在公開場合下吹捧汪東興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華主席的好戰友，藉以自固。然而，令紀登奎倍感失望的是，華主席顯然不是英明領袖，所以，後來紀登奎開始逐漸的減少和華國鋒、汪東興的接觸，事實證明，這件事也是紀登奎後來相對獲咎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因為紀登奎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之後的拙劣表演，沒有對他後來工作的安排起到很大的決定作用。

　　而真正保了紀登奎的恰恰是來自對方陣營的趙紫陽，趙紫陽和紀登奎早年曾經一起共事，關鍵的是，當年張春橋追究趙紫陽錯誤的時候，紀登奎看在當年的情面上給趙紫陽極力開脫，所以，當紀登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基本喪失權力之後，趙紫陽向他伸來一把援手，以所謂的發揮紀登奎一技之長為名，安排他在趙紫陽提議成立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紀登奎談話，按照正部級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犯有嚴重錯誤的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在後來的待遇和職務安排上都要比紀登奎強出來很多，臭名昭著的“四、五事件”的鎮壓者吳德在1982年居然當選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和汪東興同列，而陳錫聯竟然兩次當選中顧委常委，按照此前卸任的政治局委員待遇，小平去世之後，陳錫聯堂而皇之的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以老部下身份回憶“鄧政委的當年”。1999年陳錫聯死後的規格和八十年代紀登奎的規格簡直無法可比。據此可以看出，紀登奎在極左路線的推行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何等的突出。

　　紀登奎倒是很早就和汪東興等人預言過：華主席沒有魄力，不如毛主席。可能鎮不住局面。然而，這並沒有挽救他的政治命運。根據紀登奎住院期間的一些身邊醫護人員反映，紀登奎的精神狀態很不好，經常回首往事，脾氣很壞，牢騷很多。用一人的話說：“他是自己把自己窩囊死的。”

　　紀登奎死後，《人民日報》在第四版發了一個普通的訃告，稱他是優秀的共產黨員，沒有提及他的錯誤，也算是給這位一直心態極不平衡的前副總理和毛澤東的“老朋友”留了最後的一點顏面吧。

　　“雙面狐”陳錫聯

　　陳錫聯這個人一直以來被黨內稱為“雙面狐”，一方面是指他在戰爭年代是一副模樣，在建國後期又是一副模樣；另一方面是指他此時對某人這樣，彼時對某人又是那樣。為人相當圓滑、甚至可以說是狡猾。

　　陳錫聯參軍的時候還沒槍高，一生最為露臉的是夜襲陽明堡戰鬥，一舉擊毀日軍飛機24架，成為國共兩黨兩軍的風雲人物，其時，陳錫聯才22歲。在我黨創建太行山根據地時，陳錫聯可謂是居功甚偉，所以，年僅三十一歲的陳錫聯榮膺解放軍最年輕的縱隊司令，擔負挺進中原的重任。陳錫聯指揮戰役時膽大心細，處理人際關係時小心謹慎。戰友評價他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軍中很多名將多少都有脾氣，而且，有的還是非常暴烈，一語不合，可能就張嘴罵人，至於牢騷滿腹的更多，唯獨陳錫聯等部分人例外，陳錫聯在聽取上級領導布置工作的時候，除非是事關戰局，否則絕少提出異議。因而，不論是上級如劉鄧、還是平級如杜義德等都對陳錫聯抱有相當好感。

　　一九五九年，陳錫聯調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兼軍區黨委第二書記，次年，宋任窮在恢復大行政區之後首度出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宋任窮是政工幹部出身，一路下來幾乎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軍功可言，在非常講究戰功的年代裡，這是一個缺陷。但是，陳錫聯對同是上將軍銜的宋任窮大加推崇，他對宋在二機部的所作所為高度評價，這讓宋非常受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宋任窮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隨後，他推薦了陳錫聯接任他的軍隊職務。然而，好景不長，宋任窮很快被打倒，陳錫聯卻沒有受到任何牽連，因為，陳錫聯已經攀附上了黃永勝和謝富治。

　　一九六六年之後，陳錫聯官運亨通，成為東北實際的負責人，兼任瀋陽部隊一把手、遼寧革委會主任兼軍管會主任兼省委第一書記。在此期間，他發現了毛遠新，以一名上將的名節居然不惜屈尊的侍奉一個年輕人，陳錫聯的舉動雖然不令人感冒，但是，實在受益不淺，他吹捧毛遠新的遼寧工作是新的遼瀋戰役惹火了黃永勝、吳法憲，但是，卻是贏得了毛澤東、江青等人的看重。特別是他始終保持着和謝富治的良好關係，讓陳錫聯的名字多次上達天聽。事實證明，他衛護毛遠新的功夫沒有白下，他後來的政治行情的不斷看漲說明他這一寶壓對了。

　　解決林彪之後，陳錫聯很快接替謝富治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此前，雖然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十人成員中沒有陳錫聯，但是毛澤東沒有忘記他，十大上，陳錫聯被毛澤東再度提名為政治局委員候選人。稍後，出任軍委常委，主持國防工業工作，四屆人大之後，陳錫聯又成為副總理，當年謝富治的幾樣行頭都給陳錫聯套上了。

　　鄧小平復出主持軍委工作之後，陳錫聯在四人幫不在場的情況下，多次表示對鄧小平的尊重，他說：又能在政委的領導下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和人說這是毛主席、周總理的英明決策。顯然，陳錫聯的表現讓小平感到滿意，至少陳錫聯沒有像王力那樣小人得志。然而，當陳錫聯獲悉毛澤東對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把持國務院、軍委不滿之後，陳錫聯立刻投入到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和幫助先念同志端正態度的洪流中去了。

　　1976年後，毛澤東藉口葉劍英“幫倒忙”，“死了張屠夫、不吃混毛豬”，提升陳錫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陳錫聯一時成為軍內炙手可熱的大人物了。但是，雙面狐的陳錫聯就此得罪了葉劍英。毛澤東死後不久，葉劍英不顧中央的文件尚未撤銷，立刻出來會見外賓，表態自己仍然主管軍隊，軍委辦公廳在問及送文件的規格時，陳錫聯苦笑的說：還是給葉帥先看吧。1973年之後，陳錫聯秉承毛澤東的意思，整頓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大力清洗原來的部眾，其中消除了鄭維山、聶榮臻的雙重勢力，也因此得罪了聶榮臻。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陳錫聯的“西山事件”的出籠。在葉劍英等人的壓力之下，陳錫聯鋌而走險，最後把寶壓在了華國鋒的身上，結果證明，他這次真的錯了。

　　1978年之後，陳錫聯請假檢討，1979年分別在瀋陽軍區、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炮兵總部等地給陳錫聯提意見，陳錫聯到會檢查，據說相當沉痛、深刻。當時只有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傅崇碧將軍和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將軍在會上客觀的評價了陳錫聯，指出了他的缺點的同時，也說他戰功顯赫，沒有上四人幫的賊船，而這番話的來由則是楊余傅事件之後，傅崇碧被貶瀋陽軍區時，陳錫聯對傅崇碧的照顧和李德生黯然下野之後陳錫聯對他的關懷。

　　宋任窮復出以後，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陳錫聯重投門下，所以，在宋任窮的不斷關照下，陳錫聯恢復了和老領導小平等人的關係，1982年和1987年兩度當選中顧委常委，繼續享受政治局委員的一切待遇。特別是葉劍英去世之後，陳錫聯拋頭露面的機會不斷增加。特別是得到了軍委主要領導對他前半生的高度肯定，這在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人小集團中是絕無僅有的。

　　糊塗蟲吳德

　　吳德是靠着工人運動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區工作，同時，他還是晉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幾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為人比較糊塗，所以，上邊對他也不很防範，而且，吳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種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顧一切的執行，寧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澤東的信任。

　　吳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經驗，因而他對彭真、劉仁他們一直有着共同語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時候，又是劉少奇親自點將，所以，吳德和劉少奇他們的關係也保持的比較良好，特別是他擔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之後。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劉仁之後，毛澤東提議調任吳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兼市長。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實，只要看一下毛澤東用人的準則就知道了，毛澤東一直是避免給外界留下用人喜歡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別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讓人感覺這場風雨雷電的大革命只是為了奪回自己業已不太靈便的權力感，所以，他儘量使用了一批中間色彩相對濃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吳德、紀登奎、陳錫聯等人。但是，使用這些人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夠忠實的貫徹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發現他們並不是得心應手的時候，立刻予以罷黜，比如九屆二中會議上的李雪峰。

　　吳德在進入北京市委之後，江青曾經找他談話，歷數了他的成績之後，鄭重指出他的錯誤也是相當嚴重的，因為吳德也是晉察冀的“山頭”，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關係，所以，毛主席儘管對他吳德棄暇錄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將對他仍然存有疑慮。江青對吳德的攤牌對吳德今後十幾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吳德為了表示他對毛澤東的無限忠誠，開始向左的方向急轉。特別是對劉仁之死，吳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給劉仁長年帶手銬就是吳德的決定。而後，吳德在清洗所謂舊的北京市委的活動中異常出色，而且，他開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匯報北京市的動態。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組之後的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的位置。

　　吳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塗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開始着手對林彪集團採取措施。這時候，吳德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吳德說：“這次路線鬥爭不同於劉少奇那一次，這次是軍隊方面的，而且，如果處理不及時、不得力可能在人民軍隊內部產生離心力，所以，必須主席親自出面，相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統一號召之下，很多人是會覺悟的。”當時，毛澤東也確實在準備在軍隊內部開展一次大規模的手術，但是，一個一直從事地方工作的吳德居然能讀懂毛澤東的內心的意圖，很讓毛澤東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後，毛澤東高度的評價了吳德的這個意見，說吳德是“一鳴驚人”。

　　也果然是一鳴驚人，吳德在隨後的十大上一躍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接替謝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時兼任北京衛戍區、北京軍區的一把手。成為名符其實的“直隸總督”。再後來，吳德竟然成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讓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黨組書記的位置，可見，這一次難得不糊塗給吳德帶來的無限的好處。吳德為後人所詬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幫助周恩來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澤東授權之下，由紀登奎、江青、張春橋、吳德、陳錫聯、姚文元、李德生、蘇振華、李先念等人組成所謂的中央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小組，吳德在小組成立的三個月中，“勤奮”的工作，就北京市的問題多次向周恩來發難，指責周恩來是“黨內的周公”，想學習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復禮”。最為主要的是他同時還把矛頭對準了同為小組成員的李先念，所以，後來吳德被江青他們稱作擾亂了鬥爭對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當面斥責，而這一次斥責竟是吳德對四人幫產生反感的發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吳德被北京市民稱作：“無德”，他秉承毛澤東等人的意圖大肆逮捕群眾，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以致於在後來批判吳德的會議上，列席會議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說：“吳德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簡直可以編成一本書，許多幹部群眾對吳德同志非常反感，認為他鎮壓革命運動的行為和北洋軍閥、國民黨反動派如出一轍。他這樣的人繼續盤踞在首都的領導崗位上其實和四人幫在位是一樣的效果的。”

　　吳德自己深知他並不是四人幫心目中的親信，所以，當華國鋒和四人幫出現爭端的時候，他毫無猶豫的站到了華國鋒一邊，堅決支持逮捕四人幫，而且，在整個行動中，他和吳忠都是非常賣力氣的，這也多少給他後來的結局加了點分數。四人幫被捕之後，吳德再也沒有變得聰明起來，他緊跟華國鋒的結果是讓自己很快的結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政治局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吳德和汪東興等人一道成為眾矢之的，吳德被勒令請假檢討、退出會場，在他離開會場之後對於他的結論很快出籠，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被內定罷免了一切職務。陳雲說，吳德同志沒有什麼真正的是非觀念。言外之意就是糊塗蟲一個。

　　1980年之後，國家的政治空氣得以逐步好轉，在十二大上，胡耀邦、萬里提議吳德擔任中顧委委員，認為他畢竟在抓捕四人幫的問題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提議獲得通過。吳德鬆了一口氣。他總算沒有被一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