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王闔閭的最大遺憾不是沒有滅楚
發帖者：搶占王宮王妃遠不如搶占老子李聃
圖書典籍的大規模變故與人類進程的變故，關係極為密切。
舉世聞名的埃及豔后的故事，發生在耶穌誕生的時代，這個時代，發生了一件比亞歷山大大帝的部將托勒密創立的埃及王朝的滅亡更大的事件---埃及國家圖書館被焚毀。因為羅馬帝國與埃及豔后之間的戰爭，國家圖書館被焚，無數孤本典籍被燒成灰燼，這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巨大事件，之後不久，耶穌誕生。人類文明進入新的里程。
在埃及國家圖書館被焚毀之前的五百年，中國同樣發生一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巨大事件---周王朝的國家圖書典籍失蹤事件。這個事件與吳國的重大事件在時間上密切相關。
公元前520年，東周第十二位君王---周景王去世，周景王生前最寵愛王子姬朝，原要立他為太子而未果。景王死後，貴族劉卷等擁立周景王長子姬猛為周王（悼王），姬朝便在貴族尹國等支持下，聯合失去職位的百官和百工，舉兵攻走悼王，占據都城。在周景王去世的同一年，東周第十三位君王---周悼王死，姬猛的同母弟弟姬匄成為周敬王（東周第十四位君王）。姬朝又趕走敬王，自立為王，時人稱為“西王”。周敬王被稱為東王。
第二年，公元前519年，吳楚雞父之戰爆發，吳國軍隊在吳王僚率領下，在公子光的鼎力相助下，大敗楚、頓、胡、沈、蔡、陳、許七國聯軍於雞父，這場戰爭扭轉了吳楚兩國的局面，吳國從此開始在戰爭中逐漸占上風，國力日盛。
公元前516年，姬朝被趙鞅等率領的晉國軍隊戰敗，姬朝帶着周朝王室的全部典籍和一些貴族（其中很可能包括寫下道德經的老子---任周王朝國家圖書館的館長）逃往楚國。 王子朝奔楚，使周人典籍大量移入楚國，從此楚國代替東周王朝，與宋、魯同為文化中心。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不僅是我國先秦史上一次最大的文化遷徙活動，同時也把有專門技藝和知識的樂官、百工陸續擴散到各諸侯國，音樂文化也得以下移。這也被視為“禮崩樂壞”的表現。
第二年，公元前515年，吳國發生魚腹劍刺案，公子光取代王僚成為吳王闔閭。
公元前506年，柏舉之戰爆發，吳王闔閭在伍子胥與孫武子的輔佐下，聯合唐國蔡國，攻入楚國都城---郢。
第二年，公元前505年春，周敬王乘吳國攻破楚國的機會，派人刺殺了姬朝。《左傳》記錄了此事，卻沒有再提及周室典籍的去向。從此，這批無價之寶的圖書文獻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它們記載的中國古代歷史文明與文化信息也隨之而去。
加上秦始皇的“焚書”，史記的完整性和準確性無疑是受到非常大的挑戰的。應該說在司馬遷時代，就已經缺失了春秋戰國以前的典籍數據了。
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其標誌之一便是在很早的年代就有了圖書典籍。《呂氏春秋 -先識》記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公驕無德義，以其圖法歸周。”這表明我國在夏代已有圖書典籍，商代當然也有典籍圖書，而且這些圖書最終又都被收入到周王室圖書檔案館裡。
事實上，到現在為止，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們也沒有見到任何春秋戰國以前的圖書檔案文獻數據的實物，以致我們今天不得不下大力氣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編年史、商代的編年史、夏代的編年史。雖司馬遷所處年代離先秦不遠，但先秦資料的匱乏已經是個事實。毛叔鄭世家在在史記里無傳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同是文王子，衛康叔就有傳，而對毛叔鄭卻無有撰述。當然在周《世本》中無考也就能理解了，執政的周王室是不會將叛逆王子朝及其附逆者留在譜牒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記有孔子曾準備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圖書館，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徵集天下圖書重建王室圖書館；此外，所謂孔子五十歲才讀到《易經》的說法，以及孔子刪編《詩經》的記載，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傳。事實上，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興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於周室典籍的外傳。
據此，不能排除這樣的看法，即王子朝被殺之後，跟隨他亡國的召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囂這些族人把周室典籍秘藏了起來，復國無望後為了謀生而開始了抄書、編書、賣書的生涯，當然外傳的並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獻，而是有選擇的抄寫本。而那個時候，私學的勃然興起因此與之關聯，而後成就了老子孔子莊子這樣的至聖之師。
值得一提的是，吳楚柏舉之戰，吳軍的進攻路線，即涉及到姬朝（王子朝）的流亡之處（在楚國的封地，現今河南南陽一帶），如果吳國軍隊攻楚之時，吳國季子（吳王闔閭的四叔季札）也在軍中，那麼，通曉並極為重視中原文化的季札，就必然會收羅王子朝所攜帶的周王朝的所有典籍，並將其帶到吳國，就可以使吳國成為與魯國宋國一樣的當時的文化中心。如同漢劉邦占領咸陽之後，蕭何即接管並掌握了秦王朝的國家圖書館，對漢文化的貢獻巨大。如果在秦始皇焚書之後，中國再發生埃及豔后滅亡之時發生的事情---藏有無數孤本絕本的秦國的國家圖書館在戰亂中也被焚毀，那麼，對中國文化的發展進程會是災難性的。
可惜的是，因為季札不贊同公子光的奪王位的行為，所以吳王闔閭繼位之時，季札雖然口中說到---哀死事生，但實際上是隱退而去，與吳王闔閭保持距離，所以，季札也不會隨吳國軍隊進攻楚國，並在楚國搜羅到由王子朝攜帶的周王朝的全部典籍，送往吳國。甚至於可以把王子朝（西王姬朝）一起帶到吳國，使其免於被刺身亡，同時也就可以把與王子朝在一起的寫下道德經的周王朝圖書檔案的管理者---李聃（老子）帶到吳國
可見，吳國五戰入郢，最後因秦國的出兵而退回吳國，沒能滅楚，這並不是最大的遺憾。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把王子朝掌握的周王朝的全部典籍帶回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長子吳泰伯的後裔所在的姬姓吳國。如果這些典籍帶回吳國，周太王嫡系長子後裔的吳國即掌握了中國的靈魂---含有大量孤本的文化典籍，吳國也會替代東周王朝以及魯國宋國，成為中國的文化中心，而徹底擺脫吳國的夷蠻荊蠻之國的帽子，同時吳國也有機會為中國文化的進程作出自己的貢獻。
歷史給了姬姓長子泰伯後裔一次成為文化強國的機會，但吳國沒有接到手。這是吳王闔閭的最大遺憾。雖然，吳國還有對人類在文化上的貢獻---孫武子的孫子兵法，吳氏對人類在文化上的貢獻---吳起的吳子兵法。
歷史上，無論是亞歷山大，還是成吉思汗，或者是美蘇兩國，在戰勝之時，不僅攻城掠地，占據財富，更着重於獲得大量的圖書與工匠人才，精神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精神財富的載體---工匠人才科學巨匠，才是真正的財富。春秋吳國的攻楚之戰，因為季子沒有參與其中，從而失去了獲得這個真正的巨大戰利品的機會，甚是遺憾。
簡單地說，吳王闔閭攻下楚國，最大遺憾不是沒有滅楚，搶占了楚國王宮王妃，遠不如搶占了在楚國的老子李聃以及他所管理的圖書典籍
+++++++++++++++++++
附
從吳楚柏舉之戰看郢都地望
王志忠
春秋晚期，吳國聯合蔡國、唐國軍隊進攻楚國，攻陷楚郢都，楚昭王君臣逃到隨國，楚國幾乎被滅。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史記》、《左傳》、《國語》等都有較詳細的記載。
吳楚柏舉之戰
《史記•楚世家》: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得更詳細：“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厄，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 “吳従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従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從上述幾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吳楚柏舉之戰的大體過程：楚昭王十年冬，吳、蔡、唐聯軍進攻楚國。吳軍乘船至淮汭棄船登陸，與蔡軍會合，越過方城，然後與唐軍會合，在豫章與楚軍隔漢水對峙。左司馬沈尹戌建議，自己去召集方城外所有的軍隊毀壞吳軍的船隻，抄吳軍的後路，然後回師堵塞大隧、直轅、冥隘等山口；子常率軍先沿着漢水與吳軍周旋，待沈尹戌調兵部署完畢，子常渡過漢水進攻，兩面夾攻，擊敗吳軍。但子常未等沈尹戌部署好，就渡過漢水與吳軍交戰，從小別山直到大別山交戰三次，結果被吳軍打敗。十一月庚午，吳楚雙方軍隊在柏舉決戰。楚軍戰敗，吳軍乘勝追擊，經過五次戰鬥，攻陷郢都。在郢都陷落的前一天，楚昭王棄城而逃，趟過沮水，隨後在成臼渡過漢水，進入雲中，後來又逃至鄖鄉，最後逃到隨國。
對這次戰役，有兩條路線需要考證：一條是吳軍攻楚入郢的進軍路線，一條是楚昭王棄郢奔往隨國的路線。把兩條路線所經之地弄清楚了，也就找到了郢都的地望。
吳軍入郢及楚昭王自郢奔隨路線圖（來源：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
吳軍攻楚入郢的進軍路線，流行說法是這樣描述的：吳軍溯淮水西進，在淮汭（安徽壽縣）登陸，與蔡國軍隊會合，在豫章（壽縣以西的湖區）與楚軍隔漢水對峙。楚軍渡過漢水，在小別（漢川縣東南）大別（漢陽東北的龜山）一帶與吳軍交戰三次，楚軍敗。這時吳軍後退幾百里到柏舉（湖北麻城）與楚軍決戰，楚軍大敗，潰退到清發（安陸縣溳水），被吳軍追上擊潰；楚軍再退到雍澨，又被吳軍追上打敗。吳軍乘勝追擊，攻入楚都（今江陵紀南城）。
春秋時吳楚兩國多次爭戰，目的是爭奪城池、擴張疆域，多發生在兩國邊界地區。但柏舉之戰卻不同，戰爭的目的是滅亡楚國，吳軍的戰略方針是深入楚境，直下楚都。這種長途奔襲作戰講究的是隱蔽、突然、快速、以少勝多。
但從當時的軍事地理形勢看，吳軍進軍的流行說法存在很多問題。
第一，吳軍如果在吳楚交界的安徽壽縣一帶登陸，沿淮水或穿過這一帶湖區西進，不僅不可能與唐軍會合，而且馬上會被楚國發覺。事實上，吳軍已經到達漢水以東的豫章才被楚國發現，急調軍隊與吳軍對峙。因此，吳軍不可能在安徽壽縣登陸，並從期思或固始一帶西進。
第二，所謂“夾漢”，是指兩軍在漢水兩岸不遠的地方對峙。如果豫章果真在安徽壽縣，這裡離漢水數百里之遙，其中又有幾重山水相隔，怎能稱為“夾漢”？
第三，吳軍如果選擇在安徽壽縣登陸，在今漢陽、漢川一帶渡漢水奔襲今江陵，要通過縱橫幾百里的河湖水網地帶，違背軍事常理，也違背吳軍機動靈活的作戰原則。
第四，按流行說法，吳軍既然已在今漢陽、漢川一帶打敗楚軍，為什麼不按既定目標乘勝追擊直搗楚都，反而東退幾百里到麻城去與楚軍決戰？所以柏舉不可能在麻城。
那麼，吳軍攻楚入郢的進軍路線究竟經過了哪些地方？
對這條路線中的一些關鍵地名，著名歷史地理學家石泉先生曾做過詳細考證：
豫章。古時名為“豫章”的地方有幾個，一是安徽壽縣西，二是江西北部，三是安陸章山，四是襄樊東北的豫章大陂。安徽壽縣西、江西北部顯然不是吳楚夾漢的豫章。安陸章山地處楚國內地，在溳水以東，離漢水較遠。吳軍從安徽壽縣登陸到達這裡，必須經過息縣，而息縣一帶駐有沈尹戌統領的大軍，吳軍不可能不遇到激烈抵抗就順利通過。因此“豫章”也不大可能在安陸章山。“豫章”應在漢水附近。符合這個條件的只有襄樊東北的豫章大陂。《水經注·淯水篇》：“淯水又南入新野……又東南徑士林東，戌名也。戌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淯水）南過鄧縣東……東南入於沔。”淯水是今天的白河及其與唐河合流後的唐白河，豫章大陂就位於唐河與白河之間近白河東岸處，也就是新野以南、漢水以北的南陽盆地南部較低洼地帶。錢穆先生也持此看法。
大別。《尚書·禹貢篇》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水經注·沔水篇》：“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南與江合。”東漢末蔡邕《漢津賦》作了更具體的補充：“過曼（萬）山以北回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漢水東流，過萬山（位於今襄陽縣城西10里、漢水南岸）北面之後，折向南流。大別則應在漢水東行轉南時的東岸，即今襄陽城東的東津灣附近高地。所謂“南入於江”，石泉先生指出，漢水南行至鍾祥以下，開始進入江漢平原，並轉向東流，這裡就是現在的漢水下遊河段。而長江自今江陵以下的荊江河段也是水鄉沼澤地區，並與漢水下游連成一片，形成川澤縱橫、湖泊眾多的地理景觀。直到明末清初的《方輿紀要》漢水下游還是這樣描述的：“漢水又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群川咸匯焉。勢盛流濁，侵淫蕩決，為患無已；而潛江地居污下，遂為眾水之壑。一望瀰漫，無復涯際。漢水經其間，童湖浩淼，經流支川，不可辨也。”古人認為這裡就是大江，漢水南流至此就算進入長江了。如果把大別定在今天的漢陽龜山，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是根本講不通的。漢水在沙洋、潛江一帶轉而東流後，在龜山以北繼續東流入江。這裡的地形地勢決定了漢水根本不可能南流注入長江。
雍澨。雍澨是三澨之一。“澨”為水邊有堤防的高地。漢水先過三澨，後到大別，大別在襄陽以東的漢水東北岸，則三澨只能在大別以西。雍澨大至在今樊城，這裡是吳軍入郢的必經之處。
清發。與雍澨較近，位於雍澨北偏東的清河下游。
柏舉。位於大別與清發之間，即襄樊東北、漢水東行轉南的東北岸、今滾河西入唐白河後的下游附近地區。
確定了這些關鍵地名的地理位置，吳軍攻楚入郢的進軍路線則與流行說法大不相同：
吳軍乘船溯淮水西上，在蔡國境內（春秋晚期時蔡國在今河南新蔡縣一帶）的淮汭（今河南新蔡縣東南，洪河入淮之處）棄船登陸，與蔡軍會合共同西進，越過方城（今河南南陽盆地東面的長城山丘陵地帶），進入南陽盆地，到達唐國（唐國在今河南唐河縣南境）與唐軍會合，轉西南進至襄樊附近的漢水北岸，在豫章大陂（今湖北襄樊市東北約40里外的唐河與白河之間近白河東岸處，即新野以南、漢水以北的南陽盆地南部較低洼地帶）與楚軍隔漢水對峙。楚軍渡過漢水，從小別山（今襄陽以東、漢水東北岸丘陵地帶的一座小山）直到大別山（今襄陽城東的東津灣附近的高地，大洪山脈北端西麓的余脈），與吳軍交戰三次，戰敗。十一月庚午，吳楚兩軍在柏舉（今襄樊市東北、漢水東行轉南的東北岸、滾河西入唐白河後的下游附近地區）決戰。楚軍戰敗，吳軍追擊楚軍到達清發（水名，今樊城北偏東的清河下游），楚軍敗；吳軍再追，在雍澨（今樊城）打敗了楚軍，經過五次戰鬥，攻陷郢都。
楚昭王自郢奔隨的路線
吳軍入郢的前一天，楚昭王君臣逃離了郢都。對楚昭王逃亡的路線，《史記》、《左傳》、《國語》等都有記載。《史記•楚世家》：“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左傳•定公四年》：“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奔鄖……奔隨。”《左傳•定公五年》還有一段關於楚王奔隨的補充記載：“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國語•楚語下》也有記載：“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
按流行說法，雎（沮）水就是今江陵以西的沮漳河，江就是長江，雲中就是雲夢澤，在今長江以南，包括洞庭湖及其附近的沼澤地帶，鄖在今安陸縣境。楚昭王等從郢都逃出後，向西渡過沮漳河，再轉南渡過長江，輾轉於今松滋、公安、洞庭湖一帶的湖沼地區，然後又渡江北上，在鍾祥的成臼渡過漢水，到達今安陸縣的鄖城，再由鄖到隨國。
這種說法是不合情理的。
石泉先生分析楚昭王自郢奔隨路線時說：“如按流行說法，楚昭王等已西涉雎水，南渡長江，輾轉於江南湖沼地區，又怎能在吳師占領郢都（流行說法認為是在今江陵城北紀南城遺址）之後，正在到處捉拿楚王之時，卻又北來，再過長江，進入吳師控制的地區，跑到今鍾祥附近的成臼去渡漢江奔隨？”另外，古今文獻對成臼在漢水濱均無異議，可以肯定在成臼所濟之“江”不是長江。但這就與郢都的地理位置發生了矛盾。流行說法將郢都定在今江陵北的紀南城，今沮水在江陵西，而成臼在江陵東北的漢水濱。楚昭王如果向東北走，在成臼“濟江”，就不可能先反嚮往西去“涉雎”；如果向西“涉雎”，就決不可能在成臼“濟江”。
清人楊守敬在《晦明軒稿•沮漳水考》中也提出過疑問：“楚子涉沮濟江，入於雲中”。“濟江”亦濟沔之誤……後來說《左傳》者，因“濟江”之文，不得不謂雲中在江南。不知楚昭於雲中遇盜，王即奔鄖。鄖在漢東。若是江南之雲中，去鄖幾二千里，非還濟江、溯漢，不能至鄖。鍾建安能“負季芊以從”？由於又安能“徐蘇而從”？則知此雲中斷不在江南，而在漢東。然則楚昭欲入漢東雲中，無濟江之理。
看來，要弄清楚昭王自郢奔隨的路線，關鍵是要弄清楚幾個地名的地理位置。石泉先生經過詳細考證，認定：
雎（沮）水：不是在沙市西流入長江今沮漳河，而是今宜城南境的蠻河。詳細介紹見上一篇札記《江漢沮漳尋蹤》。
江：此處所稱的“江”指漢水，不是長江。
雲中：春秋初期雲國故地的泛稱，《史記》中所稱的“雲夢”、《尚書》中稱的“雲土夢”，大致在漢水以東今鍾祥市境，北至豐樂河下游，南至舊口及天門市北境，東至京山縣境。
成臼：古臼水（今豐樂河）入漢處的一個重要渡口，在漢晉六朝時的竟陵縣（今鍾祥豐樂鎮附近）西或西南。由成臼東北行，越過大洪山脈到隨國，直線距離約80公里。
鄖：鄖鄉，楚鄖公邑，在鍾祥北、豐樂河（古臼水）東岸豐樂鎮附近。
因此，楚昭王自郢奔隨的路線是：
楚昭王君臣趟過沮水（今宜城南境的蠻河），在成臼（今鍾祥豐樂鎮附近豐樂河入漢處的一個渡口），渡過漢水（此處“江”是指漢水，而不是長江），進入雲中（雲夢，大致在漢水以東、今鍾祥市境，北至豐樂河下游，南至舊口及天門市北境，東至京山縣境），在雲中遇強盜襲擊，又逃至鄖鄉（楚鄖公邑，今鍾祥市北豐樂鎮附近），最後逃到隨國（今隨州市西北安居鎮北）。從這條路線可以看出，楚昭王君臣自郢出奔所經之地，都在古竟陵縣境，即今鍾祥市北（近宜城境）、漢水以東的豐樂河流域及豐樂鎮一帶。這條路線符合當時的軍事地理形勢，只有這樣才能避開吳軍，才能在倉惶出逃中儘快到達隨國。
楚郢都地望
吳軍入郢路線和楚昭王奔隨路線的連接點就是郢都。吳師由北而來，南下入郢；楚昭王自郢出奔，先涉沮，後在成臼濟江，那麼這條沮水必定在成臼西北、漢水以西的宜城平原，即進、今天的蠻河下游。古沮水既然是今天的蠻河，則位於沮水與漢水之間、沮水北漢水西的郢都就只能在今宜城南境的蠻河下游平原，即楚皇城遺址，而不可能是今江陵紀南城。歷史上江陵的地望“地名隨人遷移”變動過多次，不能簡單地用今天的地名硬套先秦古地名。就象今天的江陵縣治所設在郝穴，如果後人從郝穴去尋找楚郢都，那就大錯特錯了。有專家提出，今江陵北的紀南城可能是戰國時的陪都“栽郢”，是楚國為向南擴張而建的前進基地，這個意見值得重視。
（二○○七年四月六日）
+++++++++++++
王子朝奔楚與周室圖書檔案失蹤之謎
作者 王紅旗
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九州大地社會激盪、思想迸發、文化沉浮，其壯麗詭秘之場景在華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也留下了許多饒有趣味而又難解之謎；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謎，它們分別是王子朝奔楚無價文化之寶周室圖書檔案典籍失蹤之謎、大思想家《道德經》作者老子辭周退隱之謎、世界奇書《山海經》作者或編輯者之謎。種種跡象表明，這三大文化之謎是有着內在聯繫的。
《山海經》是一部記錄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著作，它記述着那個時代的遠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記述着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這種生存與發展所憑依的自然生態環境。自古相傳《山海經》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聖王，伯益是當時的山林環境大臣。近代多數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於一時，其成書年代或謂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謂在秦漢之際，亦有相信其資料源於帝禹時代者。至於《山海經》的作者更是眾說紛紜，或謂楚人，或謂中原人，或謂“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說又有兩種觀點，一說為周人，一說為齊人；而“海外人士”則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倫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國神話研究和山海經》一文中說：“《山海經》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經多人寫成的一部古書，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茅盾先生在《神話研究》一書中稱：“《五藏山經》大概是東周之書，理由是：綜觀《五藏山經》記載，是以洛陽為中心，其言涇渭諸水流域即雍州東部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諸山，較為詳密，洛陽附近諸山最詳，東方南方東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觀地說，《山海經?中山經》詳盡記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與此同時，《山海經?西山經》則詳盡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裡的神話、習俗，表明作者對周地亦有着真實的了解。此外，由於《山海經》的篇目名稱和結構內容，與齊國學者鄒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學術思想及其《終始》、《大聖》等著作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因此亦有學者認為《山海經》成書與鄒衍學派關係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周時期，周與楚實為並存的王朝。在東周列國中，除了周人稱王之外，唯有楚王問鼎並自稱為王。事實上，楚與周（包括中原各諸侯國）長期為敵對方，雙方時有征伐；一般來說在這種情況下，當時不大可能有學術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風情的。但是卻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後裔。事情是這樣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後，周王室在繼位問題上發生內戰，王子朝（庶長子）占據王城（洛陽）數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為周敬王）避居澤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際，晉頃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復位（此舉得到中原過諸侯國的響應），王子朝遂攜周室典籍（應當還有包括九鼎在內的大量周王室青銅禮器）投奔楚國，此事被記錄入《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記》等書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員、世襲貴族，也有供職於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官吏和學者，而長期供職於周王室圖書館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於王子朝一行所攜帶的周室典籍，應當是相當珍貴的，它們應當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時代）的文獻、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誥命文件，或許還有各諸侯方國的奏章、報表等文書檔案資料。
根據《呂氏春秋?先識》記載：“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本周。”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圖書館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圖冊文物，另一方面也說明攜典籍投奔“有道之國”乃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而且也是圖書文獻管理官員的神聖職責。因此，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國將代周而興，那麼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繼承人（擁有王室檔案乃是擁有王權的必要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在王子朝占據王城洛陽數年之間，周王室圖書館的官員和學者當仍然恪守職所，這在客觀上等於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當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時，這些官吏或學者無論願意不願意恐怕只能與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際，恰逢楚平王死，楚國在繼位問題上也動盪不安。種種跡象表明，王子朝一行並沒有到達楚國都城，而是滯留在南陽西鄂一帶（今日河南省南陽市石橋鎮）。也就是說，王子朝很可能並沒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給楚國君臣，而是將它們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國現存史書中，既沒有記載楚國何時何地收到過這些周室典籍，也沒有明確記載這批這批珍貴文獻的下落，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無價之寶從此就神秘地失蹤了，而且歷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見它們的蹤影（或許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傳，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是周王室圖書館之典籍）。由於王子朝是有準備的帶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終懷着復位的期望；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將周室典籍秘藏起來了。
為此，筆者在歷史探索小說《老子隱跡》（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設有如下情節：王子朝在攜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勸告，對外偽稱不慎失火將典籍燒毀以絕人念，暗地裡則化裝成商旅將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峽縣境內）。不過，《皇覽》記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陽西鄂，當地晁姓氏人自稱乃王子朝的後裔；此外，今日河南鎮平縣與內鄉縣之間有地名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後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區。
據《左傳?定公五年》記載：“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事件發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點。筆者推測此事與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關，而王子朝以死拒絕交出典籍。與此同時，老子可能因參與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辭職隱居直至終老；事實上，周敬王在位長達44年（死於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間，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圖書檔案館任職的。
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天道篇》記有：“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若是《莊子》所言不虛，似可表明周敬王由於未能從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徵集圖書，以重建周王室圖書館。《莊子》書中認為老子與孔子觀點不同，故而拒絕了孔子的請求。應當承認，老子經歷周王室內亂後，其觀念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不過，老子之所以拒絕充當引薦人乃另有苦衷，其實他已經失去了這種資格，而且也不便公開活動（大約此後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關，留下五千言《道德經》，從此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