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苏振华的三次不寻常婚姻        

       本文系苏振华上将之女所写，全文如下：

我的家，是一个“平常而又不平常”的家，随着我讲的故事，请您慢慢地回味吧。
   提起家庭、婚姻、爱情、真情，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有着许多无人知晓而被误传了几十年的故事。
    我的父亲苏振华去世前，曾任军委海军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4年，父亲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海军副政委，从此，他把毕生的心血都撒给了祖国的海疆。
 他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从不叫苦和累；心里时刻装的就是广大官兵和群众，此外，湖南人特有的良好家风，让他对家人也是由衷的深情和付出。                       

     四十六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家庭和亲人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   

1967年1月19日，海军一些院校学生在李作鹏等海军别有用心人的操纵下，冲进我家绑架了我的父亲苏振华，他从一个令人敬仰的高级将领，一夜间成了十恶 不赦的三反分子。罗列的无数罪行中，社会上流传最广，最令人津津乐道、遭人唾骂的就是：他抛弃糟糠之妻，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漂亮小老婆，就是歌剧 《红珊瑚》里的珊妹。这个传说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深信不疑，而事实又是怎样呢？
     1972年，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父亲又重回海军，恢复了领导职务。然而蒙冤六年的父亲并未准备为自己讨回清白，而是坚信清白是不用洗刷的。他的婚姻不 仅惊动了毛主席，而且小平同志也在老干部中多次对父亲和继母陆迪伦的患难真情连连夸奖。许多老同志对我们这个“复杂”家庭的和睦感叹不已。
     父亲一生总共有过三次婚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不是一帆风顺。
     父亲参加革命前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靠给地主作长工为生。我奶奶便收养了一个叫“娇妹子”的穷姑娘，打算给父亲当媳妇。1928年，父亲参 加了革命，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父亲不能再待在家里。离家前，奶奶为能留下一条根，给他们圆房成了亲，那时候父亲只有16岁。十个月后，娇妹子生下一个 男孩，也就是我哥哥，起名苏桂璋，但她自己不幸难产身亡。奶奶在老家带着哥哥，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到十几岁。解放后，我妈妈把哥哥接到贵州，送他上学，培养 成人，安排工作，最后他成为国企干部，也组建了自己幸福家庭。                  

我母亲孟玮是父亲的第二任夫人。和父亲是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认识的。她是河南南阳师范的高才生之一，1937年，她和其他爱国热血青年一样，追求进步，为 了抗日，满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那时，她刚满17岁就开始了追求理想的生涯。母亲到达延安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学习革命理论。1938年下半年，父亲 在抗大一大队任大队长，和政委胡耀邦一起组织学员学习。
     母亲的在众多女学员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母亲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又活泼好动，父亲对她很有好感。那时，因战争环境艰苦，严格规定男同志必须 有5年党龄、7年军龄、满28岁、已是团级干部才允许结婚，父亲够了条件。周围的同志都动员母亲与父亲结合。父亲比母亲大九岁，是个地道的工农干部，文化 水平不高。而母亲是个多才多艺、情感丰富的知识分子。刚开始，母亲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完全接受，但周围同志的积极撮合，加上父亲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她渐渐 服从了组织安排，接受了父亲，最终他们结婚了。
     在那动荡不定的战争环境里，父母亲相互支撑，共同度过了各种艰难困苦，那时候，性格的差异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和生活。
     1942年，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母亲生下了我姐姐。然而，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加上母亲年轻，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这个小生命夭折了。当父 亲从战场上回来看望自己的爱女时，只见到一座小小的坟头。听妈妈说，那时父亲已30岁，是个儿女心很重的汉子，没亲眼见到自己的亲骨肉，他心中不甘，跑到 坟地扒开小坟，从棺材里抱起女儿，这个有泪不轻弹的男人，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又过了一年，母亲怀上了我。那个阶段，正是我军最艰苦的时期，1944年11月，在部队撤退行军中，母亲早产了。她不得不在老乡的柴草房里自己接生。初冬 的山东，寒气袭人，妈妈自己咬断脐带，用盐水消消毒，拿起洗脸毛巾把我一包，放到怀里，然后就请老乡用小车推着她追赶部队去了。后来妈妈回忆这段经历时， 说我是早产儿，出生时又冻了一下，不停地拉肚子，她的胸前常常是臭烘烘的。母亲营养不良，没奶水，使得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刚生下来，只有老鼠那么长， 快一岁时，连脑袋都直不起来。这奄奄一息的状态，周围许多同志都认为活不了了。当时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同志看我母亲抱着个“死孩子”，行军又辛苦，曾劝爸爸 妈妈把我扔掉。然而，第一个孩子的夭折使父母更加珍惜第二个孩子，他们始终不肯放弃我，而是用小米糊糊一口一口喂我，终于把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在那艰苦岁月里，母亲还经常帮助父亲学习文化。我懂事后，就不止一次听她说：“你爸爸学习很刻苦，教他一个字，他就不停的练。行军时，他在前面人的背包上练，休息时，他把地面当纸，树枝当笔写了又写。”语气中透出钦佩和欣赏，也要求我向父亲学习，好好读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首任贵州省第一任省委书记，我们全家都到了贵州，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妈妈还把大哥从湖南老家接来上学，一家开始过起相对安定的生活。
 母亲在战斗中头部曾受过伤，而且自小性格倔犟好胜。天天的相处，父母之间的性格差异开始显现出来，他们争吵逐渐增多。
      刚解放的贵阳市百废待兴，繁重的工作使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是个情感很丰富的人，不免对父亲产生意见，认为对她感情疏远了；另一方面，要强的母亲觉得自己生孩子多，照顾孩子耽误了工作，埋怨父亲使她进步慢了。
     1957年后，母亲的脑子开始出现幻觉，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时，我们已有7个兄弟姐妹，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父亲为了家庭和谐和子女的幸 福，总是处处忍让，更加细微地呵护她。母亲任商业部计划处处长，工作单位在城西，而家在东城的礼士胡同，为了母亲的身体和安全，父亲就让司机到单位接她。 但母亲不愿享受父亲的待遇，不肯搞特殊，每每总是拒绝，倔犟地自己乘电车回家。为此，父亲常常抱着最小的弟弟，让四岁和五岁的弟妹拉着他的衣角，而我和大 弟跟在身后，全家一起到车站接她，尽力让这家庭的温暖，使她回心转意。
 然而，倔犟的母亲不以为动。1957年，母亲借口说，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初恋男友，而且男友终身未娶在等她，她提出了离婚并很快起草了一份离婚报告，开始离家出走，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爸爸为了孩子，也考虑到社会影响，一直把妈妈的离婚报告压下来，没有签字。
     我那时已经十三岁，曾经问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和爸爸分手，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给你做的花裙子，你不喜欢，就坚决不穿。一个道理，我和你爸爸是 组织包办的婚姻，我不喜欢的人，和不来！”对他们的关系，许多老首长、老阿姨非常关心，不少人常来作工作，希望他们和好。她的亲姐姐——我的大姨多次耐心 劝解，她始终没有改变的意思。
     1958年，为了海军的发展，引进苏联先进的技术装备，父亲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出使苏联。回国后，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出国期间，两个弟弟生病，母亲也没有回来照看过孩子。他意识到，他们的感情不和已累及到孩子们，他的心彻底凉了，在分居三年后，只好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母亲离开后，父亲带着6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夏天，下班回来，要给下面的四个小的孩子洗澡；天热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6人睡一排，他就把电 扇放在合适的位置为我们吹凉；1959年，国庆节晚上，我们到天安门观看烟火。我和大弟弟走在父亲身边，父亲怀抱着四弟，手牵着妹妹，另外两个弟弟拉着他 的衣角。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亲眼目睹了父亲拖儿带女的情景，当她与毛主席谈到此事时，毛主席考虑到工作和孩子，曾说过：“让他放肆找一个！”
     在这场家庭危机中，父亲再次表现了男人“举起千斤，放下四两”的宽阔胸怀，他关心孩子，谅解爱人，同时仍然把心思集中在海军的建设上。那时， 他开始专心带领海军一班人马研制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六十七岁就匆匆辞世，过早离开了我们，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离开了他 依依不舍的广大海军官兵，就是和他内外操劳过度，身心憔悴有很大的关系。
     父母的婚姻危机，许多老同志都耳闻目睹，家庭的困境也引起了海军领导机关和老战友们的关心。
     1959年秋天，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大连召开，海政文工团也在那里为部队演出。当时的海军副政委方强同志找到了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陆迪伦，向她 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并介绍父亲和陆阿姨见面。陆阿姨当时只有25岁，她性格坚强，要求进步，是文工团里的优秀舞蹈演员（不是歌剧《红珊瑚》珊妹的演员蒋 晓军）。，她也在海军工作，对父亲有所了解，也有过接触，对父亲的印象很好。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要求进步，不希望犯政治错误，希望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倚靠， 对父亲她十分信任，于是，对组织的安排她表示服从，他们开始有了进一步的往来接触。
     然而，好事多磨。父亲和陆阿姨的婚姻受到方方面面的争议和阻力。首先，父亲47岁，陆阿姨25岁，悬殊的年龄在我们这个传统思维的社会是无法 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可想而知，外界的非议给父亲和阿姨压力会多么大。父亲的秘书乔崖同志从18岁起就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们关系十分融洽，无话不说，他就首 先表示反对。出于对父亲的爱护，就直谏父亲，希望他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干部，“以免对工作和首长的影响都不好！也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父亲没有接受 他的建议，他又找父亲所在的党支部，请他们在会议上提醒父亲考虑后果；陆阿姨的哥哥、妹妹对这桩亲事也都持反对态度，不希望阿姨为一个有七个孩子的老男人 牺牲自己的青春。
     我们子女的反对态度就更明显了。之前，我和陆阿姨常接触，也很喜欢她。我喜欢跳舞，她常到我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教我们跳《马车舞》、《织网姑娘》等舞蹈。她 和父亲来往后，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变化。我想，母亲虽与父亲离婚，但她健在，我无法接受一个新人到我家来；而且，她那么年轻漂亮，我不能忍受外界的 指指点点，从此，只要见到她到我家，我就会站在楼梯口，不让她上楼，我这无礼的举动，常常被父亲的孙秘书拉走，并苦口婆心地劝我要理解和爱护父亲。社会上 非议就更多了：见军内有些喜新厌旧婚变的故事，按照传统的思维和推理，说父亲喜新厌旧，陆阿姨贪图权势和财产……。
     然而，离婚给父亲造成的伤害，使他对爱充满了渴望，陆阿姨对父亲的同情和信任，使老天安排的这段忘年恋，常人无法理解的真爱，还是在1960年春天结了果。
      1960年初，春意盎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最大的花絮是贺龙同志主持的一个简单而热闹的婚礼，父亲和陆阿姨的结合得到了老帅和将军们的认可。
     婚礼上短暂的幸福感，很快变成了无奈。父亲和陆阿姨回到北京家里，迎接他们的不是祝福，而是我们子女忧伤和冷漠的眼神。当秘书把装喜糖的盒子给我时，我生 气的大叫道：“我才不吃你们的臭糖！”，说着使劲把糖盒摔到地下，糖也洒落了一地。弟弟妹妹还恶作剧：把一幅俄罗斯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挂在家里，画面 是一个年老的俄罗斯伯爵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的的婚礼，妹妹故意让父亲发表观感。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气得把妹妹拉走，大声责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不要再 伤害你爸爸！你妈妈离开，责任不在他！”
    面对子女的不理解，父亲和陆阿姨从没有指责和抱怨过我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同时用他（她）的爱和家庭责任感融化着坚冰。
     1960年前后，国家遇到了天灾人祸，人民生活都很困难。我家虽是高干家庭，但在那个时期，也过着清苦的日子。家里每月只配给两斤大米，给工 作繁重的父亲。孩子们和大院的工作人员吃的都是地瓜面和菜叶。每次吃饭时，父亲都把小小的一碗米饭，喂给只有几岁的小弟弟。家里孩子多，没有布料，弟弟们 的床单，都是陆阿姨用一块块碎布拼接缝制的。
     当时父亲的工资三百多元，虽然已是不少，但是家里有9个孩子，还有老家的亲戚需要接济，依然是捉襟见肘。另外家里经常有领导干部来谈工作，有的时候工作会议就在家里开，需要准备工作餐和香烟、茶水等，也都是家里负担。
     陆阿姨到我们这个家，不仅要面对我们的冷落，还要极其勤俭，用节省的钱照顾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们生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她的埋怨和呵斥，相反的，对我们的合 理要求积极想办法支持。那时候我爱拉手风琴，爸爸为我买了琴，陆阿姨为我请来文工团专拉手风琴的李春廷叔叔作我的老师……
    父亲是个孝子，他每次接奶奶来时，再忙也常给奶奶端茶倒水，有时还会跪下给奶奶试穿新鞋。他尊老爱幼的品德也影响着我们，尽管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为了爸爸，看看陆阿姨也很不错，我们也就慢慢适应起来。不再与爸爸和陆阿姨为难，也从不和他们争吵，日子过得还算平静。 
     1961年后，陆阿姨先后生了两个小弟弟陆一和陆二，这增加了家庭的欢乐。陆阿姨对这两个小弟弟并没有特别的宠爱，穿的都是我们穿过的旧衣 服，吃的、用的和我们都一样。我们几个大孩子也很喜欢这两个可爱的小弟弟。，我妹妹对他俩格外疼爱，成了小弟弟的“特护”，每天带他们玩，他们也“二姐、 二姐”亲亲切切的叫个不停。外人看不出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陆一弟弟很聪明，我记得他两岁时，就会背许多诗词，我们常常把他抱到客厅的窗台上，把窗 台当舞台，窗帘当大幕，我们报幕，他就咿咿呀呀的表演一首首诗词，我们笑的前仰后合。1963年8月，我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出发那天，小弟弟陆一吵着 闹着要跟我走，我假意说：“你赶快收拾东西，我带你走！”他就急急忙忙拿起一个小箱子，装上东西，就要走，我打开箱子一看，全是小帽子，我和家人笑得眼泪 都要出来了。那天照得一张可爱的照片，现在都放大了挂在陆阿姨的客厅里，成了家中的珍品。爸爸和陆阿姨对我们平和的爱，我们对她生的小弟弟的同胞之情，使 我们之间逐渐融洽起来，家庭也有了更多的欢乐。
      而使我们的心真正走到一起，是文革这场暴风骤雨，此后，彩虹才真正常挂到了我们家庭每个成员的心上。
     1967年1月16日夜，造反派抄了我们家，半夜父亲就被绑架走了，陆阿姨也不知去向，那天早上还不到六点，天黑朦朦的，我不得不把5岁的弟弟陆一送到幼 儿园，园里阿姨没上班，一个人也没有，我怕他出事，就反复叮咛他，千万不要乱走，一定要等幼儿园阿姨到来。当时，我们学院的造反派闻讯我在北京，已经追到 幼儿园，立刻把我揪回学院批斗。看着孤零零坐在空荡荡房间的小弟弟，离开时，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我的同母弟妹也都被逐出海军大院，到北京农业大学母亲那里。不久，农业大学迁址陕北，母亲被定为走资派，押解到陕北清泉沟大山里。大弟弟在党 校被康生打成反革命，下放到唐山烧锅炉；妹妹和二弟发配到云南红河玛蝗堡当了割胶工；三弟、四弟被海军安排到天津草砣子农场，一个做酱油，一个养马；父 亲、陆阿姨和两个小弟弟音信全无。一家人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1970年底，我被处理复员，从浙江衢县回到北京市，在第二医院改行成了医生。除偶尔有弟妹的消息外，父亲、陆阿姨、两个小弟弟以及我母亲始终音信全无。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四人帮集团先后被粉碎，全国形势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北京传闻父亲可能会被解放，但耳听为虚，我只能在深切的盼望中耐心等待。
     1972年2月2日清晨，我在医院刚下夜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我听到声音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自己在作梦——那是陆阿姨的声音。她说父亲 和她、还有两个小弟弟刚刚回到了北京，但仍被专案组看管，暂时安排在阜外友谊里海军干休所一所小房子里，早餐还没吃。我听到后，浑身都在颤抖，眼泪也下来 了，说不出心里是喜还是酸，我慌忙地脱下白大褂，抓起饭盒跑到西单的包子铺，买了满满一盒热腾腾的包子，用毛围巾裹的严严的，赶往友谊里。
     看到父亲时，见他消瘦了许多，胡子拉茬的，穿着旧的海军灰军装，上面还有陈旧的暗红血迹，陆阿姨也是满脸沧桑，两个小弟弟的穿着就象农村孩子。我哽咽着说不出话，只是颤抖着让他们赶快吃包子。
     父亲泪流满面，我安慰着他，劝他先吃东西。我看专案组的人紧盯着我们，又使眼色，让小弟弟故意在外面打闹，把专案组的人引了出去，然后悄声告诉父亲：“林 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父亲无心吃东西，只是凝重地扶着桌子，一拳砸在桌面上，低声感叹着：“马克思在天之灵啊！”
     几天后，父亲被送到北京阜外医院，床头挂的是参军前的小名－“苏七生”，专案组仍然隐瞒父亲将被解放的消息。
     1972年3月5日，毛主席在父亲1971年12月13日的申诉信上批示：此人可以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作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请汪（指汪东兴）印发各同志。
     3月7日深夜，海军司令萧劲光到阜外医院，向父亲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17日父亲转院到301解放军总医院，对他的监护彻底解除。我们一家人才真正轻松地欢聚一起了。
     我们几天几夜地谈着分别后的遭遇，劫后重生才真正尝到了生活的全部酸甜苦辣！

  父亲复出后，劫后余生的一家人到天安门特地照了个合家欢
     受父亲牵连的身边工作人员，也陆续回来相聚，我们涕泪不断，述说着令人惊魂不定的故事和沁人肺腑的思念之情。那一个个故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了陆阿姨：
     1969年晚秋，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分别关押了两年的父亲和陆阿姨、两个小弟弟第一次见面，他们被一起武装押上火车，送往湖南零陵的冷水滩劳改农场。分 别近三年的陆阿姨一面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也深深理解他对孩子们的挂念，她把一解除关押，就打听到的每个孩子下落，说给父亲并安慰他：“承业、承德他们几 个孩子都好，你放心！”
     零陵冷水滩的劳改，他们又开始了新的磨难。李作鹏等人对父亲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实施了“既要触及灵魂，也要触及皮肉的”的无情打击。父亲已经58岁， 长年征战使得他到处是伤痛，而专案组还强迫他肩挑力所不及的大粪桶浇地，每逢此时，陆阿姨就抢过去，让父亲舀，她自己挑；父亲拉车，她就在后面帮着 推……。
 在冷水滩的生活条件十分艰难，但再苦，他们也没有情绪低沉。父亲凭着他多年的革命经历，知道革命一定会有曲折，但他们坚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光 明一定会到来。父亲对陆阿姨说过：“只要给我机会，就是死一百次，也要为党作点事情！”陆阿姨同情这位亲人加老首长，但她只能苦笑笑，为了父亲的愿望实 现，她用自己的柔肩铁骨默默地更细心照顾老人。专案组不许父亲与外界联系，陆阿姨就把拉煤、买菜做饭等家务全包下。父亲身体非常虚弱，为了给父亲补养身 体，她不顾专案组阻挠，养了鸡，用鸡蛋、鸡汤维持着父亲和一家人的健康。专案组逼她和父亲离婚，遭到她严辞拒绝；她还让父亲悄悄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真实情 况，提出申诉，并想尽办法找人把信送上去。几经周折，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毛主席的批示，使父亲重回了工作岗位。
      一家人再次欢聚在一起，我们几天几夜地谈着分别后的遭遇，父亲和陆阿姨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劳改生活称作“幸福时光”，因为再苦再累，他们能在一 起，他们心中有“爱”。陆阿姨的坚贞不屈，对父亲的爱，是父亲能在六年残酷的折磨下幸存下来的精神支柱；她超乎常人的表现，扫除了世俗的偏见，使原来误解 她的人们刮目相看；她向世人展示了世上的真爱－爱，不是追求地位权势，不是贪图金钱富贵，而是对一个有着优秀品德和个人品格魅力的异性发自内心的挚爱，是 为了真爱而能作出无悔的牺牲！一个个故事让我们深深感动、震撼！我们所有的孩子对她充满了敬意和感激。邓小平同志知道后，也在不少老同志中大加赞扬。这场 劫难，使我们一家人真正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的心境开始变得开阔，更深刻体会到“亲情”是任何权利和金钱无法换来的珍品，我们一家人从此相亲相爱， 其乐融融。父亲形象地把我们叫做“合作社”，而“合作社”的社长就是老爸。此后，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其乐融融。
     还有一件事永久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是家里老大，1972年，我已28岁，在父亲受审期间，我在患难中结下了一段可贵的姻缘，对象是一位农民子弟，当我忐忑 不安地把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告诉父亲时，父亲竟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门当户对！我就出身农民，只要你们能幸福，我和陆阿姨就祝福你们！”。1973年 10月我结婚回到北京，爸爸还亲自给我们举行了仪式，请他的老战友到我家吃了一顿狗肉席，买喜糖发给左邻右舍的朋友。同时，父亲和陆阿姨准备了结婚嫁妆， 没想到她和父亲被看押着还惦记着我的婚事，想着给我准备结婚的礼物。不仅给我买了床上用品、脸盆等，还送给我一对桃红衬里、白色钩花的漂亮枕套。陆阿姨 说，那是在冷水滩时想到我年龄不小了，可能要结婚了，就让小弟弟买来一轴棉线，学着一针一针自己钩的，这对珍贵的枕套，我们用了多年，到儿子上幼儿园时还 在用。后来，枕套破了，我用线修补好，珍藏起来作永久的纪念。
     然而父亲在过世前，还是隐隐有一丝忧虑：如果他不在了，我们这个“合作社”还能办下去吗？
     1979年2月7日，刚复出工作没几年的父亲，身体严重透支，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父亲去世后，医生告诉我们，经医院检查发现，父亲的左心室 前壁破裂1.7厘米，完全是操劳过度所致！听到这个消息，我被惊呆了：父亲为了祖国的海军建设、为了我们这个家，真是操碎了心啊！
     父亲的突然去世，给我们家庭又带来了新的打击和震动。那时陆阿姨才43岁，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工作生活也刚刚稳定。当时，有些高干家庭，首长去 世后，亲人间为了财产反目的事例不少。老苏家会怎么样？三个妻子生下的九个孩子，到底会闹成怎样？所有的眼睛都在关注着。父亲去世前，就隐隐有些担心，如 果他不在了，我们这个“合作社”还能办下去吗？但经过洗礼的一家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陆阿姨时时挂在嘴上的就是一句话：“这个合作社一定要办下去！”受 到父亲良好家教的我们几个大孩子态度也很明确，我们对陆阿姨说：“父亲不在了，您就是我们这个合作社社长，我们支持您！”我们还表示决不会随便拿走家中一 根火柴！父亲的几千元遗产，都是由陆阿姨很公平地给子女和老家穷困的亲戚，而她只留下火化时父亲脖子上掉下来的一颗未取出的子弹头和几件衣服。

    在陆阿姨的带领下，我们这个和谐幸福的“合作社”依然继续办了下来。父亲生前就不让子女躺在他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这养成了我们独立自主的好习惯。弟 弟陆一，虽有些调皮，但他十分好学和聪慧。在炎热的夏天，他汗流浃背仍坚持赤膊背记英语词典。这为他出色的英语水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后来，陆一大学毕业 到华远旅行社工作，就能用英语说地道的美国俚语、笑话，受到国外游客的喜爱。
    父亲去世31年，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通过自己的拼搏，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并各自成家立业。我成为空军技术二局的副译审、空军大校，大弟承德 在美国成为金禾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二弟柏楠成为北京东方灵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妹妹燕燕成了军事医学科学院307医院的医生，转业后，克服种种困难，创 办了自己的公司。三弟成为国家海洋局的干部，四弟在香港也成功创业，小弟弟陆一、陆二则陆续到海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