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医疗保健

李：江青对日常生活要求如此苛刻，据你们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比如她经常需要吃药么？

周、赵：从江青病历及观察她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她确实有病。五十年代一些疾病和特殊的治疗造成她从中年就进入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般中老年妇女内分泌紊乱是渐进的，还会有出汗、心慌、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而江青突然进入这个状态，对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她曾说过当时眩晕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自己不能起床；经常出大汗使她十分怕风；而失眠使她多年来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对声音也格外敏感。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经过十多年来多位医护、服务人员的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照顾，到我们为她服务时，她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我接手保健工作时江青53岁，那时她没有出现过眩晕等症状，饮食、日常活动都很好。她对感兴趣的事如骑马、摄影、逛公园等，几小时都能坚持。可是她并没有动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穿衣服系扣子等。延续下来的护理方法仍旧照做，一些苛刻要求也丝毫不变，对她的这些作为我是想不通的——这哪像共产党员啊！

赵、周：江青曾诬陷我们给她吃的药是毒药，为此大闹政治局，所以有必要予以说明。我们接触过参与江青医疗保健的专家有吴阶平、卞志强、吴洁、曾诚富、黄宛，洪民、曹家信、孙震寰、高辉远等。江青用药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吴阶平召集这些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反复商讨制定的。根据江青的身体状况、睡觉情况，制定的处方既科学，又安全，能诱导她安然入睡。对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都充分考虑到了，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会诊后制定了用药处方，之后吴阶平将专家组讨论的方案报告江青，她看后表示同意。

赵：这些药大致分三类，一是保健类，包括西洋参、复合维生素等；二是助消化的多酶片等；三是镇静、安眠药。到专供药房取药，必须要两人同去，药量严格按协定处方，药瓶火漆封口，而且取回的药大致限制在什么时间段内吃完。这些都是保证用药安全的一套措施。所以别看她吃药的次数多，但剂量都在安全范围之内。

周：吴阶平是我在江青处接触最多并给我们指导关爱最多的医生。吴大夫医德高尚、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相处，组织协调能力强。毛主席、周总理晚年医疗抢救组都是由吴大夫负责牵头组织的，直到两位老人离世。从1968年开始，江青医疗方面的事就找吴大夫。吴大夫讲话深入浅出，语气平缓，江青见他不紧张，外出到海南岛、上海都请他同去。有吴大夫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当江青在医疗上刁难人时，吴大夫的承担和解释往往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

大家与吴老的关系非常融洽，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趣事。那次去上海，吴老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交了饭费后没剩多少钱，吴老只好借钱，我们把口袋里的钱包括硬币都凑给了他。回到北京，吴老拿出他的记账单，逐个还给大家，连硬币都分文不差。那时候，大家不管在京还是出差都按制度办事，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连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也不例外。

1999年3月我们到吴老家看望他，提起那段工作经历，吴老用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提到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医疗组日夜守候尽职尽责。江青不但不感谢医务人员，反而威胁说“苏联有个‘白衣党’（指为苏联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专门害人，我看主席身边就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医护人员人人自危，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当着总理和其他人的面对江青说：“如果说我身边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这才使江青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

为高级领导人治病的医生，本来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权威。而为江青请来会诊和专科治疗的专家，不知原来是否了解江青的脾气秉性，见面后江青多疑审视的目光、尖刻的言语和苛刻的要求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

举几个例子：

有次会诊，北京医院内科吴主任由于紧张，双腿抖得不停，直往人后挪；

还有一次，301医院曾诚富主任要为江青听诊，江青怕掀被子受凉，又怕听诊器凉，使曾主任无法听诊心肺，只好回医院取来一个有扩音装置的听诊器，小心翼翼地隔着被子听诊；

有一个时期，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专家为江青治疗牙周炎，搬来口腔科专用椅和器械，治疗效果很好。江青有一颗牙已松动，她本来同意拔牙，但又说大夫“太紧张了”她不放心，就请周总理和康生与大夫面谈以了解情况。总理听了汇报治疗方案后安慰大夫说：“不要紧张嘛”。后来江青的病牙被顺利拔出。两位专家为了给江青治牙病，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非但不感谢，反而讥讽说“你们牙科大夫只能看那二三十颗牙，连咽喉病都不会看，算什么本事？我看要革你们的命！”后来还诬陷两位口腔科专家给她吃了毒药；

睡眠是江青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请来中医老专家孙震寰为江青调理。孙老诊脉后开出药方，药煮好后，她只尝了一口便连呼“太苦，不能喝”；孙大夫想用针灸改善她睡眠，江青干脆拒绝了；孙老只好提出用按摩和指压穴位法治疗，江青同意了，还让护士跟着学。江青的几番折腾使孙老越加紧张，头上脸上都滴汗，呼吸都不均匀了。治疗了一段，江青提出护士也学得差不多了，大夫可以不来了，孙老如获大赦赶紧走了。

这些国内、军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多年为首长看病、治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江青看病却艰难棘手，正如曹家信主任在一篇文章提到“为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赵：有一位化验员曾多次为江青采血，每次来她都会紧张得手抖。有次采血前她手抖得厉害，我怕江青发现，连忙在她前边挡住江青的视线，让她顺利完成采血。因为江青如果发现她紧张会起疑心：为什么见我这么紧张？心中一定有鬼！

周：从这几位的经历，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工作，会是一种什么心境。随便举个令我们工作中为难的例子：在开会时为她送药。因为担心沾上涉密嫌疑，我们尽量不进入会场。但是江青对吃药特别警觉，她的药必须是我们亲自送，别人送她是不吃的。所以怎么既避嫌，又保证她按时吃药，是很伤脑筋的。相比之下，周总理在这方面就坦然得多。有几次，总理的医生让我送药时把总理的药也带进去。我每次将小药瓶儿递给总理，他接过药瓶，把药倒在手里，一口水就送吃进去了。周总理对我们是那么信任，他的凝聚力和人格魅力使我们感到亲切。我们真是从内心尊敬、爱戴他！

赵：有一次江青在福建厅开会，那天可能她在政治局里面闹得不愉快了，一下子生气了。服务员跑出来对我说：“你赶快进去，江青同志在里面发火了，她说你没给她吃药！”我赶紧进去。当时纪登奎坐在她旁边，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事？”她怒视着我：“我的药到时候你为什么没给我吃？”我说“刚吃完啊”。“什么时候给我吃完的？”我就说“你跟这位首长（指纪登奎）谈话的时候我给你吃的”。那时候总理和政治局其他人都在，都瞪着眼睛看着这边。江青自己觉得没趣，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进来给我换衣服？我出了一身汗了！”我赶紧说，“那现在给你换吧？”我们那时候谁敢跟她顶啊？实事求是地说谁也不敢跟她顶嘴。我们就去一个小房间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她说“这些事情你应该主动地进来”。我心里想你开政治局会议我敢主动进来吗？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