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腐败”、“腐化”与“反动”是一脉相承的《之十》

 

 

 

 

护士结婚风波

赵、周：我们受了委屈就向程师傅诉说，忍不住时就哭一鼻子。他同情地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在这儿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给她干也没有好下场。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好好地离开这儿的，赶紧结了婚就走吧。我们男的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就呆下去。”实际上不结婚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路能离开她，你绝对不敢提出来说：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在这儿干了。那不自找倒霉吗！

杨：江青向来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她曾说过：“要结婚跟我说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人家提出结婚的时候，她当时同意了。但没过几天她就怒气冲天，说什么：“我正在冲锋陷阵正需要她的时候，她提出结婚就是影响工作，是结婚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赵：为我结婚的事儿，江青居然能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那时候我在江青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年龄也不小了，一直没交男朋友。江青曾说过：“不要太眼高了，（警卫）二处这么多小伙子，你就从二处找一个嘛！”后来我和二处的小张（整理者按：指张云生）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相处不错，开始谈婚论嫁。我特意选了个江青心情好休息得还可以的时间，对她提出我想结婚的事，并表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您要同意了我就办，不同意就不办。”她说：“娃娃，我同意。哪有不同意的？在九天庙外（钓鱼台北门对面）找间房子你们就办吧！”这是我记忆中江青唯一一次称我为“娃娃”，透着一种长辈的亲切（因为不习惯，我还愣了一下）。哪想到才过几个小时，晚上要到大会堂开政治局会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又发火说：“我要不同意呢？”我说：您不同意那就再说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她从卧室走到大厅时又问我：“结婚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对象提出来的？”我一听她口气不对，怕她迁怒于小张，就说是我提出来的。“我不相信，一般都是男的主动，女的不主动”。我坚持说是我提的。“真是你？”她站起来瞪着眼狠狠地盯着我，一步步走近，突然朝我胸口“咚”地就给了我这么重重的一拳！她吼着“你不要脸！”还说了许多侮辱我的极难听的话，今天在这儿我都没法说。我当时就傻了！又气愤又委屈，没想到她这个政治局委员对我张口骂脏话，抬手出拳打！出来后我告诉了在门口值班的王振荣（整理者按：江青所住楼的警卫战士），他同情并出主意说：“你真傻，当时你就该躺在地上打滚，说‘打疼了’。”我说：“我不会呀！没有哪个政治局委员像江青这样对待工作人员的！”

紧接着，在去大会堂的车上江青就一路叱骂我，还逼问：“你的对象叫什么名字？”我怕牵连男友就一句话不说。那天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厅开会，她在会上大吵大闹：“批林批孔，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身边工作人员竟然提出男婚女嫁……”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和侮辱人格的话。她当时就逼汪东兴处理我的男友。汪主任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说：“你呀你，怎么这时候提出结婚的事，也不先向我报告？”我说：我看她心情好时才提这事，如果报告你怕牵连组织而引起不好的结果。我个人的问题由我自己承担。汪主任说：“她让我出来处理解决你们问题，叫小张到西藏去。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动你小张一根毫毛的。”江青提出让他去西藏，他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并不知道。一天江青问我：“你的小张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她说：“不会失踪吧？”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他去哪了。事后汪问我：“你为什么对江青说小张失踪了呢？”我根本没说过这话，是江青自己说的。我只说：“确实没人告诉过我小张行踪。”江青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将她说的话，硬扣在别人头上。我们俩结婚的事就拖下来了，拖了一年。

杨：让张云生同志说说，后来你到哪儿去了？

张云生（以下简称张）：那天警卫局邬吉成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一会儿邬就从大会堂开来一辆白色伏尔加车。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中南海警卫局一处东边的那个小屋。里面放杂品，一个乒乓球案子上全是土。我对邬局长说：“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我犯哪一条法了？按婚姻法规定我们年龄早超过了。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不结婚嘛，干嘛非要闹成这个样子？还大闹政治局！”老邬说：“这些组织上都知道。”

第二天汪主任就把我和邬吉成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主任说：“小张，不要紧张，今天你就去广州，西哈努克的母亲在广州小岛住，你去那做警卫工作。”邬吉成让我赶快走，今晚就走，当晚我没告诉小赵，自己坐火车去了广州。 

我在广州住了三个多月。之后西哈努克的母亲来北京，我又在那工作一年多。我与小赵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在我回京后结婚了。

赵、周：人们一般赞美结婚的词语都是美好、甜蜜、幸福，并受到大家的祝福。然而我们这些为江青辛苦服务多年的保健护士，却因江青的干涉、责难、谩骂，使结婚充满了担忧、苦涩和泪水。这些痛苦和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

赵：江青后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个人的问题我没给你处理好，你心里面有点怨言。你放心，我现在找人呢”。就找了马晓先来替我。我走了以后才一两个月，有一天程师傅到我家里去，说“老太太问你有没有孩子？怀孕了没有？她想让你回去上班。”我说你告诉她，我现在感冒了，不知道是怀孕还是感冒。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我本来身体就不好，那时瘦的就没个样。再说，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本不想马上要孩子。现在听江青这么一说，吓得我“算了吧，赶紧要个孩子，只要怀孕她就不会叫我去了”。就这样有了女儿。即使这样，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还叫我去替了一次班。

张：这期间，江青还到处打听我。汪东兴怕我在西哈努克母亲那儿工作，被江青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又把我送到了江西五七干校。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又待了一年半，中间只回来过一次。

赵：快生孩子的时候，他才回来探亲，没出满月他就回去了。我怀孕、照顾孩子还要坚持工作，一个人太难了。长夜的那串泪珠流到枕头上……

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我听说张老师您后来参与了抓捕“四人帮”？

张：是，我亲手抓的姚文元，和高凤利两人，就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侧那个厅。高凤利是守在门的东侧，我在西侧，姚文元一进门，我们就从两边上去，一人抓一只胳膊，给他来一个“缠臂压肩”！他“哎哟哎哟”地叫，呼喊他的警卫员。随即，我们把姚文元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面前，他宣布了中央对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周：也没反抗？

张：反抗啊！从怀仁堂东侧那个门出去，走到海边有个小亭子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话：“你们为邓小平翻案！”我叫高凤利，“把手绢掏出来，塞住他的嘴！”他才安静了。

李：姚文元这么敏锐，当时就联想到“为邓小平翻案”的问题？

张：他就喊了这么一句。到地下还比较老实，到后来又有一次反抗，装痴卖傻。

杨：你们一直在地下？

张：在地下室呆了六个月零四天哪。最初爱人都不知道，以为我失踪了，那时任务是保密不能讲的。半个月洗一次澡，洗完澡再拉下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也是车接车送。地下隔离室里有两个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床。卫生设备齐全。姚文元就在这么一间房子里活动睡觉。那时候这一组就四个人，有我、高凤利、康海群和师职干部滕和松。二十四小时守着姚，两人一组两班儿倒。他躺里头，我们这两人必须得看着他。值班时不能打瞌睡，太困了咬嘴唇也不管用，掐大腿根的肉也不管用。没办法就抽烟提神。中间有一次，姚文元装痴卖傻，往外跑。那时候人一急了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劲，我抓着他的后衣领子，“噌”，把他从门口一下子摔回到沙发上。我跟他说，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老实实的，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老实那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现在两个人看着，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能跑出这屋去吗？后来他老实了，再也没往外跑。

李：那他整天干什么呢？

张：看书啊。他自己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看完了以后换。平时就在那沙发上坐着，困了就睡，再一个起来溜达溜达。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最多就是他要点什么东西，比如纸啊、笔啊、书啊。我们写个简报，上边觉得该给他拿来的就拿来，不该给他拿的就不理他了。

他的头发都是我给他理。里边生活设施挺好，有厕所有洗澡的地方，那地下的设施全着哪！

杨：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包括警卫局二处的同志、十楼的同志，对这四个人那是恨之入骨了，已经很了解了。

张：1976年10月6日那天正好我值班，那时候警卫团改成警卫师了，副师长一开始叫高云江出去，接着又叫黄介元出去。人员出出进进的，我们都看出今天要有大事，一会儿又叫我这个参谋。实际上武建华、汪东兴的秘书这些人在里头物色到谁去就谁去。人都选好了以后，就一组一组地由汪主任进行谈话。那时候他在中南海南楼办公，他找我们谈话，都要到南楼。他找我们谈的第一句话：“你们闻到火药味儿了吗？”我们没吭声。他接着说，有人要搞“四人帮”，你们能猜出是哪些人吗？我们心里有点数，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人，什么人经常在一起活动都很清楚嘛！

李：这“四人帮”你们心里猜得都非常准确吗？

张：非常准确。我们中有位同志首先说，“四人帮”有谁有谁。汪说，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执行一个任务，具体布置，听武建华的。武建华就布置任务，我们这一组的负责人是滕和松。

赵：警卫一处的。

李：那时您知道要抓谁吗？

张：这个任务交代很清楚，就抓姚文元。

杨：抓“四人帮”的时候我在政治部保卫科，第二天就知道有事了。因为怀仁堂两侧架上机枪了，荷枪实弹，各个大门内都摆上障碍物了，大粗的木头钉上大钉子，设路障。

张：部队都集结了，成卡车的部队，一看就能看出来发生大事了。

杨：一级战备，干部都不让回家，我们都不能回家，知道出大事了。他们是具体执行的，一个是高云江去了，黄介元去了，你去了，这我都知道的，还有吴兴路吧？

张：警卫团里有我、李广银、黄介元、高云江、吴兴路。交代的任务是我负责姚文元，高云江和黄介元负责江青，李广银负责王洪文，纪和富负责张春桥。

杨：挑的都是膀大腰圆的。

李：作为警卫人员，原来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当然也包括王、张、江、姚。突然有一天接到命令：对某几位中央首长下手。这个弯儿怎么转？

张：这个弯子啊，转起来好转。因为在中央身边，政治运动那么反复地折腾，你就有嗅觉了。再有经过平时的观察，他们几个人那种诡秘的行动，你看看老是这几个人。虽然不知道是密谋是干什么，但是觉得不正常。为什么汪东兴叫我们开会，问“四人帮”是哪几个人，我们张口就能回答上来呢？这可不是一天之功。

赵：有直觉。那时候我们对总理的感情都挺深的，谁要对他不好，我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到后来总理都已经有癌症了，这些人还一个劲地整总理，让你就有一种心疼的那种感觉，你想想还能对他们有好印象吗？

张：就我个人讲，那就更好转了。知道为什么吗？

李：直接受迫害？

张：对。我和老伴儿两人婚姻的问题，江青把我从二处弄走，要把我弄到西藏劳改，组织上为了保护我送我到江西五七干校。你再看她平时做的事情，说的话，对下怎么对待护士、秘书等工作人员，对上怎么对待总理，以及对中央有些事情的处理你都能看出来，你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