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說蔣介石好話的人似乎也多了點。誠然，老蔣做過好多好事，比如他對文化對知識分子的恭敬與推崇，對民主的信奉與踐行，甚至是對抗戰，他也是有着巨大貢獻的，我們叫他民族英雄也未嘗不可。

　　可是，中國人在評價人時，往往是聽感情的，感情在評價體系中像個小人物，往往說好就是全好，說壞就是全壞，本質上講，缺科學家一種大道精神。

　　比如，我們在說蔣介石的好話時，甚到是在叫蔣公時，我們是否可以看一個他與岡村寧次不可告人的交易呢?叫“姦情”也行啊。

　　關於岡村寧次，我們現在只要百度一下，就會看到被公認的常識性介紹——

岡村寧次(1884-1966)，日本帝國陸軍大將，締造昭和軍閥的“巴登巴登同盟”三羽烏的第二位，侵華戰爭主要戰犯。1884年出生於東京四名坂町沒落武士家庭，1904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913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1927年任日本陸軍步第六團團長時，出兵中國山東，是製造“五·三”濟南慘案的主凶之一。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副參謀長，參與製造“一·二八”事變，率部侵犯上海，屠殺上海人民。1933年春，關東軍侵犯熱河、長城，威逼天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國民黨當局與之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定》。1941-1944年，瘋狂推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1945年11月，被列為中國共產黨戰犯名單的第一號戰犯。1949年2月被國民黨軍事法庭戲劇性的審判為“無罪釋放”，後被蔣介石聘為台灣高級教官，日本右翼勢力任其為“日本戰友會”副會長。1966年病死於東京。

　　這一條常識，讓我們愛老蔣一下子變得很艱難。這算不算認賊為友?這算不算另一種形式的對祖國的背叛?

　　昨晚，讀一篇名為《蔣介石庇護岡村寧次的幕後》的文章，詳細介紹了蔣介石與岡村寧次勾搭成奸的過程——

　　日軍投降後，中國派遣軍最後一任總司令岡村寧次一下跌到了戰俘的境地。延安公布了戰犯名單，岡村寧次被列為一號戰犯。

　　岡村寧次十萬火急地致電蔣介石：蘇蒙軍隊已進抵張家口，呈向平津挺進態勢;華北解放軍已由天津西站附近攻入天津，攻勢極其猛烈;日軍集中炮兵密集轟擊，挫敗了共軍的攻勢，使其遺屍400具;此乃共軍在蘇蒙軍隊支持下發動大規模進攻的前奏。岡村稱：如果僅是華北共軍進攻，他可以按蔣介石的命令堅決抵抗，但如果蘇蒙軍隊參與聯合進攻，他的軍隊只能撤退。岡村寧次的報告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慌，也刺激了麥克阿瑟。在蔣介石的請求下，為了避免平津及渤海港埠落入共軍之手，麥克阿瑟斷然下令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在天津附近港口登陸。

　　岡村寧次見此招頗靈，進而向蔣介石建議：“中國最大的內患，是共軍部隊的實力龐大，不可小視。現華中長江與黃河之間尚有30萬日軍，建議暫不繳械，由我本人率領，在貴軍的統一指揮下幫助國軍剿滅共軍。貴方只需負責供應給養，其它武器、彈藥、醫務方面概由我們自己解決。”

　　1948年3月29日深夜，岡村寧次爬上一輛被棚布蒙得嚴嚴實實的重型卡車，終於離開了他長居的南京。次日上午到達上海，他頭戴大沿禮帽，架着深色墨鏡，裹着風衣，一頭鑽進黃渡路王文成宅邸。在這座深宅大院裡，內有日本醫生中山高志給他治療肺結核病，外有穿黑衣的便衣保鏢為他提槍警戒。

　　1949年1月26日，軍事法庭對岡村寧次進行最後的公審。這是一次秘密的“公審”，只有20餘位新聞記者被允許旁聽，三名律師有兩名遲遲未到。法官們是心虛的，岡村寧次是胸有成竹的。

　　石美瑜：“請被告對檢察官論罪理由進行申辯。”

　　岡村寧次：“本人同意各辯護律師的申辯。”

　　石美瑜：“請律師補充申辯。”

　　錢龍生：“申辯理由前已詳述，應判岡村寧次無罪!”

　　石美瑜：“岡村寧次有何最後陳述?”

　　岡村寧次：“本人對法庭審判無意見。由於日本官兵的罪行，給多數中國國民造成物質、精神上的災難，本人深表歉意;對於法庭因本人健康原因而推遲審判，造成工作困難，本人深表感謝!”

　　中午休庭本該去飯店，邊吃邊合議案件的判決。大家議論紛紛：岡村寧次罪大惡極，即令九死也難贖萬一!石美瑜苦嘰嘰地打斷眾人的發言：“案件拖了那麼久，諸位怎麼還沒揣度不出實情?”他打開公文包，取出兩份命令，一份是代總統李宗仁的，一份是京滬警備司令湯恩伯的，內容無異：“岡村寧次遣俘有功，法庭應宣判其無罪。”一陣冷風掃過，給眾人的臉上蒙上了寒霜。

　　“那判決書怎麼辦?”張體坤脫口問道。

　　石美瑜苦笑。他從包里取出抄寫工整的判決書，上面蓋着國防部長徐永昌的朱紅大印。“據實以告吧，此案上峰已拍了板，我也是身不由己。現在請諸位在判決書上簽字吧。”

　　下午4時重新開庭，庭長石美瑜宣布了另外兩名戰犯的判決之後，開始宣讀對岡村寧次的《判決書》。

　　這份判決書的核心內容是：“經本庭檢察官起訴，本庭判決如下——

　　主文：岡村寧次無罪。

　　理由：

　　按戰爭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戰期間，肆施屠殺、強姦、搶劫等暴行，或違反國際公約，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為要件，並非一經參加作戰，即應認為戰犯，此觀於國際公法及我國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二第三各條之規定，至為明顯。本案被告於民國33年11月26日，受日軍統帥之命，充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所有長沙、徐州各大會戰日軍之暴行，以及酒隆在港澳，松井石根、谷壽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殺，均系發生於被告任期之前，原與被告無涉。且當時盟軍已在歐洲諾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島先後登陸，軸心即行瓦解，日軍陷於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時止，歷時8年，所有散駐我國各地之日軍，多因鬥志消沉，鮮有進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該被告乃息戈就範，率百萬大軍，聽命納降。跡其所為，既無上述之屠殺、強姦、搶劫，或計劃陰謀發動，或支持侵略戰爭等罪行，自不能僅因其身分系敵軍總司令官，遽以戰罪相繩。至在被告任期內雖駐紮江西蓮花、湖南邵陽、浙江永嘉等縣日軍尚有零星暴動發生，然此應由行為及各該轄區之直接監督長官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負責。該落合甚九郎等業經本庭判處罪刑，奉准執行有案。此項各地之偶發事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有犯意之聯絡，自亦不能使負共犯之責。

　　綜上所述，被告既無觸犯戰規、或其他違反國際公法之行為。應予諭知無罪，以期平允。根據以上結論，按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第1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93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本庭檢察官施泳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38年1月26日

　　石美瑜等人退進了庭長室，激怒的記者們不顧憲兵的阻攔沖了進去，向黑暗的法庭提出強烈的抗議和譴責。石美瑜自知理屈，只是支吾其詞地說：“此次判決當否，有待社會及歷史公論。”

　　連岡村寧次也感到吃驚。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對我的判決，軍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張判無期徒刑，石審判長曾擬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處。實際上由於種種條件即使服刑也等於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

　　岡村寧次要求向庭長致謝，但混亂的場面使他難以遂願。正當他手足無措之時，一個法庭副官走過來對他耳語道：“先生還是乘機走脫為妙。”

　　1月30日上午10時，由數百名美軍戒備的約翰·W·維克斯號美輪駛出了吳淞港，以岡村寧次為首的300名日本戰犯向日本國挺進了。他們將由罪人一變而成為英雄。

　　“不准把日本戰犯運走!”上海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標語。

　　“在華全體日本戰犯正在返回日本途中。”東京廣播電台及時報道。

　　中國共產黨提出抗議，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對岡村寧次的判決，要求將其引渡，並以此作為維持國內的和平條件之一。

　　迫於壓力，李宗仁代總統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扣壓命令不發。與此同時，石美瑜考慮到自己的責任，飛到南京請示對策。李宗仁獲知岡村寧次已駛抵公海，下令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等船到日本後即將其扣押。商震前往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交涉，被美方拒絕。

　　次年，岡村寧次與蔣介石公開合流。(本文摘自《日本幽靈》，郭曉曄著，當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以上為引文。

　　岡村寧次就這樣逃掉了死刑，逃掉了歷史的懲罰。我是說最嚴厲的最直接的歷史審判，而不是通常講的那種詩意般浪漫的更像是自我安慰的“歷史審判”

　　我最尊敬的老師張毓茂先生在談到周作人時，曾說，一個人什麼錯都可以犯，但如果出賣了祖國，那麼，他完蛋了，無論他是誰，也無論他有多麼大的貢獻。蔣介石與岡村寧次的這個震驚世界的“姦情”讓人們想說愛他不容易，並且，情何以堪?!

　　順便說一句離此題不遠的話，多年來，人們一直不明白老蔣為什麼會在大陸垮得那麼慘，面對根本不像對手的對手，被打得落花流水，硬是讓我軍創造了許多許多的戰爭神話。如遼瀋戰役中的塔山阻擊戰，那可是老蔣親自坐陣指揮的。海、陸、空三軍的精銳部隊打我軍兩個縱隊，打了六個晝夜，結果反被我軍殲滅了6549人。後來分析原因，蔣的國防部說是三軍不能協同作戰。為什麼不能協同?因為人心不能心同此心。80年代，美軍專家來到塔山觀察一番，說，蔣介石在這裡等於沒打仗。到底為什麼?在諸多原因中，政治腐敗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本文所談的與岡村寧次的勾搭成奸一案也正是政治腐敗的一顆惡果。那樣的喪失人心，何止是全國人民之心?在蔣介石自家的王朝里，因為岡村寧次一案的刺激，最後到底能剩下多少死心塌地的人，都是很難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