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改善犹太人地位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本来，天主教中心法国1394年就驱赶犹太人出境了，但境内的一小块教皇领地和后来被兼并的三块领土中生活的4万名犹太人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得到（至少在法律纸面上）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利。法国革命的成果波及到法国以外的欧洲，虽然程度不同，击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也不可能恢复旧制度、回收这些公民权利[1]。犹太人逐渐融入欧洲“文明”社会，在经济等方面比别的种族更具优势。在assimilation同化过程中，除了经济上的显著优势，在政治上，犹太人Benjamin Disraeli担任到英国首相、Leon Blum、Pierre Mendes-France、Rene Mayer担任到法国首相、Luigi Luzzatti担任到意大利首相、Bruno Kreisky担任到奥地利首相[2]，而犹太人Louis Brandeis在美国担任到最高法官。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可能刺痛了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的激情，但德雷福斯在左拉等作家的支持下很快被释放并恢复名誉，倒是广为流传的“暴露”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锡安长老议定书”[3]助长了排犹主义，使犹太裔奥地利公民赫茨尔1896年出版《犹太国》的小册子得到较大范围的犹太人回应，帮助他1897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建国运动大会，成立了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不过，多数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到需要一个犹太故土，而更实际地以平等公民身分安居住于本地国家[4]，一般人对犹太建国运动无动于衷。

当然，整个西方社会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正经历着政治剧痛，具有独特宗教背景和社会地位的犹太人感受到独特的历程，这正是犹太人在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才辈出的原因，这特别表现在德国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创始人拉萨尔、马克思、伯恩斯坦、卢森堡、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五人中的三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等。实际上，早期国际劳工协会的代表多数是犹太人，但他们都不认为自己的犹太背景有什么意义，因为国际主义才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民族主义（除了波兰的例外）几乎都是反动、落后、濒于灭亡的命运。马克思写于1843年10-12月、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是对同样的犹太裔德国公民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一书的哲学繁琐批判，集中在宗教、国家、法律等抽象领域，对作为民族主义的犹太人政治问题不屑一顾，就是一个例子。

在俄国的Syrkin等人提倡Socialist Zionism，对于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贫穷犹太人（主要来自俄罗斯）有所影响，特别是作为犹太人移民的主要经济组织--集体农庄kibbutz，奠定了以色列建国运动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的犹太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条件[5]。在主流社会主义运动中，主要是由于1897年成立的Bund[6]用东欧普通犹太人日常通用的意第绪语（而不是犹太建国运动领导人物喜欢的希伯莱语），至少作为犹太文化的民族主义显示出积极意义[7]，马克思的高徒考茨基才开始认真考虑犹太建国运动的性质和方向。他1914年发表的Rasse und Judentum仍然把犹太教和犹太建国运动定义为历史的反动，和（基于阿拉伯的人口优势）趋于灭亡的悲剧命运[8]，这成为后来列宁、托洛茨基和“新左派”对犹太人问题的论调。[9]

1903年英国表示愿意在东非的乌干达为犹太人提供了一块土地，这是外部世界第一次对犹太建国运动的反应，赫茨尔欣然接受，但遭到别的成员的抵制，未果。赫茨尔死后，犹太建国运动也快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