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7年11月，在从俄罗斯逃出的犹太移民的游说下，英国政府害怕美国政府在犹太人鼓动下会支持德国，发布了含糊的Balfour宣言，许愿犹太人可以在尚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包括现在约旦，有112平方公里）建立Jewish homeland犹太故乡。战争结束后，League of Nations国联1922年追认了英国的Balfour宣言，发布巴勒斯坦Mandate命令，同意由英国来管理成立Jewish national home犹太民族家园。按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如果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国家，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会立即民主地投票要求停止犹太人移民，所以国联把约旦河东边的3/4巴勒斯坦土地划出为Transjordan[1]，约旦河西边的27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家园，向建国的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犹太人开始筹募建设基金，帮助移住人口，national home初具规模。如果犹太人主流（特别是财界）真的鼎力支持（包括资助阿拉伯人也成立民族家园），犹太建国会减少面临当地居民阿拉伯人的强烈抵抗。虽然犹太建国运动主流只以受害者的心态向列强交涉，无视软弱的阿拉伯驻民的人权，有远见的美国的犹太改革运动拉比（犹太教牧师）Judah Magnes (1877-1948)和受到安那祺主义者德国犹太学者Gustav Landauer[2]影响的Martin Buber[3]开始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阿拉伯双民族国家[4]，国际上也开始关注犹太-阿拉伯冲突，甘地就强烈谴责犹太建国运动。

同时，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为犹太人带来希望：一、苏联法律宣布各民族平等、排犹主义anti-Semitism是犯罪；二、苏联专门为犹太人设立national home宣布在Birobindzhan建设工业-农业复合体的犹太自治区将吸引15万犹太人。对于前者，对比乌克兰的命运，普通犹太人的地位确实得到改善，而关于整个苏联“铁幕”的情况直到二战以后才逐渐为外界所知[5]，但后者以可笑的失败收场，无法掩饰：从1928年到1933年只有8千犹太人在这个远东地区移住下来，不到当地人口的1/5[6]。在犹太人中曾传出希望，以为斯大林计划把克里米亚划给犹太人自治。这可以接收、吸引欧洲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才智、金钱和商业网络，建成苏联的加利福尼亚或香港。可惜，这位苏联的“民族问题权威”在政治上要打倒犹太人[7]，犹太人放弃了建设民族家园的梦想。

又来了一次世界大战，让犹太建国运动的命运时来运转。二战爆发时，为了讨好阿拉伯世界，英国1939年发布白皮书，实际上放弃了Balfour宣言，限制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二战结束后，失去世界帝国地位的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在这个关键时刻，犹太人的救主出现了！这个救主不是美国，而是一贯敌视犹太建国运动的苏联。如果再联想到以色列建国后苏联马上回到过去的敌视政策至今，苏联此时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巴勒斯坦分割方案只能再用fantastic奇异来解释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苏联觉得阿拉伯世界还将处于英国（或新来的美国）支配之下，撒下一颗以色列的苦果在中东会消耗英美的势力[8]。总之，如果没有苏联的“临门一脚”推动，犹太人建国运动就彻底破产了[9]。国家呀国家，多少诡秘由此产生！国际政治中固然充满意外，但机会也不会落到没有准备的人们头上。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托管）。美国在犹太人游说下[10]勉强同意，英国弃权，阿拉伯世界群起抗议。在演变为犹太-阿拉伯[11]战争的枪炮声中，1948年5月14日，虽然并不满足联合国的决议，犹太建国运动毕竟“大功告成”，机不可失，在巴勒斯坦宣布建立以色列国[12]。问题在于：促成犹太建国的1917年Balfour宣言和1922年国联巴勒斯坦命令中明确提到的“必须确保的所有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公民与宗教权利”[13]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以色列的建国不是Zionism的最后的胜利，而是对犹太民族新的考验的开端。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1月29日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