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我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原名叫“晓光”，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改叫我独伊。

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1920年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8年8月，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

我母亲杨之华，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

父亲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

父母的爱情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经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秋白则在课后教她俄文，讲苏联的故事。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1923年8月相识，1924年1月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秋白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1923年春夏之交，秋白翻译了《国际歌》，翻译并推介苏 俄的新思潮是秋白重要的工作之一。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才21岁。秋白非常悲伤，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

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人称母亲有“超群的美貌”，喊她“小猫姑娘”。20岁出头，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我生父到上海以后，人生发生了一些变化。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丁玲写文章回忆说，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漏掉太可惜了。

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

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久，在一次会见中，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恰好不在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她到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秋白，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

母亲是秋白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剑虹去世后，母亲很同情秋白，一直照顾他。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

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了萧山家里，暂时回避秋白。

然而，执著的秋白放不下对之华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她。母亲的哥哥和我生父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于是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马拉松 “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 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外婆把我“偷”给父母

“谈判”结果，沈剑龙同意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杨之华跟沈剑龙解除婚姻，杨之华跟瞿秋白结婚，瞿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所以他同意。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三个启事的同时，瞿秋白跟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纪念他们的结合，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

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我第一次见秋白爸爸大概是1925年，父母到萧山来接我，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生父不肯放我走，又把我抢了回去。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哭。不久，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我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

赴俄采访列宁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 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秋白的报道，在北京《晨报》从6月22日到9月23日连载了27篇，标题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 党大会》，长达三万字。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6日，秋白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他说，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 站成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的形象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题词上。他说，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

秋白在会间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列宁对秋白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会务太繁忙，他指给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匆匆说了几句，道声歉便忙碌去了。

秋白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秋白作为参会的代表，还担任翻译，累得病倒。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只能活两三年，他就拼命地工作。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秋白担任翻译。陈独秀会后邀请秋白回国主编《新青年》。12月21日，秋白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才24岁。两年后他成为我的父亲。

    

    1930年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

我叫他好爸爸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那个时候，我才6岁。现在正式的代表大概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

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别墅有三层，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他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

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父母的通信，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父亲还给我写信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不愿意待在那里，老是哭。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下班回来，总不忘买一些，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后来，我转到儿童疗养院，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那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 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很瘦，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 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被博古留在苏区

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

母亲在《回忆秋白》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 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 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看。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说过，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

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他希望走，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博古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如果我母亲去了，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也不恨他，这是历史造成的。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

1936年，父亲牺牲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廖承志感觉博古说这话时很内疚。

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父亲被捕与蒋介石劝降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派重兵“围剿”苏区。在福建闽西山区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被敌人逮捕。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就是稍微给了他一点自由，可以看书了。 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长文《多余的话》，就是那段时间父亲在狱中写的。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宋希濂还是很同 情我父亲的，所以他给父亲看病，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特务，劝降劝了好久。在行刑前5天，还继续派员游说，表示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 教授都可以。他们说：“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你死了，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你觉得好吗？”

“何必讲这些呢？”父亲说，“我死就死，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

我的诗还没有写完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不应该枪毙。父亲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他的，但他对死很坦然。1935年6月18日要枪毙他，6月17日通知他。

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写完就出来了。

父亲当时穿黑色对襟衫、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站在那里照相。宋希濂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一瓮酒。他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赴刑场前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一边走一边抽烟，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到这场景，都看不出来将要被枪毙的人是谁。

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离刑场不远了，他却忽然停住，环视山下的草坪说：“此地甚好。” 然后从容地坐了下来。

他牺牲前喊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红军万岁。他倒下时，大家非常安静，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因为都知道他是谁。
     我父亲绝不是叛徒

“文革”前后，《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父亲的“叛徒自白书”。

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我父亲绝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宋希濂，他说：“你爸爸被劝降的时候非常硬，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我也跟他谈过几次话， 我是他的学生，以前看过他的文章，作为我个人，我对你爸爸没有这样子的必要。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绝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但是我的职务使我要枪毙 你的父亲。你父亲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文革’期间，有很多红卫兵来问我，我也是这么说的。”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虽然他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我们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尴尬，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就对红卫兵怎么说。他已经习惯了，很多人找他问这样的历史问题。

1978年，母亲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父亲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5年后的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本文根据瞿独伊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