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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3月15日16:54:4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老高按:《南方周末》刊出几篇重头文章,以数万字篇幅,对“八五事件”“八一八”毛泽东戴红袖章,对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最无耻”校庆,做了全方位多側面的调查和披露。受害者家属说:“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我在标题上用上这句话,是最想对一个人讲


  老高按:《南方周末》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好事,派出记者冯翔,就北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的1966年“八五事件”,采访了宋彬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当时学生会的负责人刘进,“八一八”将宋彬彬推到毛泽东身边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常砢,以及这所学校的多位知情师生,还有一位“文革”中打死了人的小伙子王冀豫……一连刊出几篇重头文章,以数万字篇幅,对“八五事件”“八一八”毛泽东发话“要武嘛”,对北师大实验中学(即女附中)的90周年“最无耻”校庆,做了全方位、多側面的调查和披露。这里我将这几篇深度报导集中转载如下。我不想在这里写更多感想,留待读者思索吧。
  “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这是被王冀豫打死的那个小伙子的家属托律师转告他的话。王晶垚对宋彬彬、对刘进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而我在标题上用上这句话,是最想对一个人讲。对谁?“你懂的”。

  《南方周末》的报导有下列几篇:
  宋彬彬:我跟张玉凤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王晶垚:宋彬彬没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的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宋彬彬:我跟张玉凤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宋彬彬,冯翔采写,《南方周末》 2014年3月13日

  实际上我从1967年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你从前道过歉吗?
  宋彬彬:前些年我们同学聚会时,有个同学说到一件事:1967年春节以后,学校被军管,大家都要做检查。她记得我念检查时穿一个蓝布小棉袄,头发都剪短了,说向全国人民道歉。实际上我从那时候就开始道歉了。

  南方周末:当时道歉什么呢?
  宋彬彬:检讨我去武汉(编者注:此指宋彬彬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我说没想到做这些事情,结果又当了一次保皇派,客观上又挑起了两派的争斗。武汉发的那个署我名的公开信,我一看都傻了。我们的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我那同学说,她没想到,你们共产党高干的女儿,也会被自己的人、被父辈给骗了。她特别震动。

  还有,在卡玛的电影(编者注:此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实际我已经道歉了。我说:向被宋要武这个名字伤害过的许多人道歉。2007年圣诞节,我写了一篇道歉的文章拿去给我的同学们看,征求她们的意见。中心意思就两个:道歉和感谢。她们都是非干部家庭出身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要找这些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
  宋彬彬:因为她们是“文革”中的被迫害者。另外这些人在调查期间,对我们支持更多。她们敞开心扉跟我谈了很多。我确实非常震惊。当年我觉得她们跟我一样,对她们从没有任何歧视。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不知道班里真有人在歧视她们。
  很多出身比较好的同学,愿意谈当年事的人不多。我班自始至终支持我们调查的干部子弟就一个。2008年2月4日我们开座谈会,十四个人参加,干部子弟就我们仨。我、刘进、她。

  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名字原意是什么?
  宋彬彬:这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张霖之(原煤炭部部长)一家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他夫人教我吹箫,还送我一支箫,她觉得我适合学这个。我很小时她就认识我,说我真是文质彬彬的。上高中后,感觉箫太文了,才改成了笛子。张霖之在“文革”中被打死,这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发现“宋要武”成为一个符号?
  宋彬彬:“八一八”后,全国各地小报都说我在他们那儿支持他们。都要拿我这个“旗帜”说事。我们班同学都说,宋彬彬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么多地方打人啊?到学校来看我的外校人特别多。我劝他们不要武斗,不要打人。他们都特失望。说闹了半天,原来你是这样。他们觉得我应该很革命,起码不能劝人不武斗吧。还有人说我打死了多少人,形容得我跟一个恶魔一样。我到内蒙插队,当地人就听说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都不敢接收我。
  我先生回国以后,人家介绍他,都说:这是宋彬彬的丈夫。他说:我是我,什么“宋彬彬的丈夫”!

  南方周末:八一八那天你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时候,真实想法是什么?
  宋彬彬:我们当初是保工作组的一派,觉得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可是毛主席都肯定红卫兵了,8月1号他给清华红卫兵写的信流传出来了。那我们当然就得服从。
  广播喊女附中来40个人前边集合,刘进就让我挑人带过去。我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我们以为是到前边儿做“标兵”,所以都挑的个子高的,不知道要上天安门。
  在城楼上,当时我后边那个人推我去,我想大家都在献,那献就献吧,我也没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结果一会儿天安门城楼上就广播出来我跟主席的对话了,后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电影都出来了。
  当天很多人跟我握手,因为我跟毛主席握了手。一个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我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我认识的同学都没有认为主席是要我改名。这就是开一个玩笑。

  南方周末:推你的那个人对我说,后来他跟你道过歉。
  宋彬彬:对,有一次他跟我道过歉。他有什么可给我道歉?不能把什么都怪到人家头上,还是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袖章的问题,是我名字的问题。我要是不叫宋彬彬就好了,就没有宋要武这个名字了,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又是一次改名的事儿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说话?
  宋彬彬:我去美国留学,一下飞机消息就跟着来了,尤其是华语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宋要武”怎么怎么。我那时候就天天哭啊哭啊。我老公靳剑生跟我说:别怕,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心里就是平静的。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你说你冤,“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人家哪家不比你冤?他们跟谁哭去?我就被说服了。
  一直到2002年,我美国朋友告诉我,现在出了一本书,提到了“宋要武”。这本书是在美国和欧洲所有大学和图书馆里都有的参考书,是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作序的苏珊·布鲁奈尔是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性别学者,她专门挑了其中一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在序里明确说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长,然后“八一八”上了天安门,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的美国朋友正好认识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丽,问她,你去调查过没有?她承认说没有调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按美国朋友的话说,是很吸引眼球的。很多学者都愤怒了,说这跟小报不一样,这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时我才感到,我不出来说话不行了。
  2002年,靳剑生找刘进,希望联系实验中学,再出一个证明,证明我没有打人。我们说话不管用,让学校来说。这事后来也没办成。第二年我回国了,就打电话给刘进,要弄清一些事情,我们就一起开始调查了。

  南方周末:后来为“宋要武”这个名字你做过调查?
  宋彬彬:是我先生做的。他1989年回国创业以后,开始就他觉得几个比较重要的疑点调查,一个是“宋要武”那篇署名文章是谁编出来的,他去光明日报找了一圈,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查不下去了。
  另一个是我改名字的问题。他信得过我,知道我没改名叫宋要武,改名叫宋岩了,但要有证据,想查当年的户口。结果人家告诉他,当时没有电子录入,都是纸档案。你得开介绍信,这个很难开;你开到了也查不到。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年,都堆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仓库里,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有可能你翻了十几年都翻不到那张纸。也查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你不出来说话,是否有别的担心?
  宋彬彬:我最怕的就是,我只要一掺合,人家就容易受牵连。所有介入我这事的人都要挨骂,像冯敬兰,她当初写《请放开宋彬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么多年她被网上骂得狗血喷头。我们班有个同学,跟我同学六年,很了解我,曾写了篇《818的红卫兵们》替我分辩,被骂得一塌糊涂。同学们岁数都大了,都想过一个安逸晚年,结果……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你看我们班的公共博客,原先大家都发言,气氛那么好,现在因为我而彻底死了,各种人在上面乱骂。实际上还是要用我这个符号做文章。他们说的是“宋要武”,不是我这个人。当然我承担了这个压力。

  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

  南方周末:你参与调查是自己出面吗?
  宋彬彬:我参与调查,都是先找学生代表会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很多比较敏感的,我都是让刘进出面,省得给人家增加压力。一些人如果我去问,她们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就像德国电影《朗读者》里的男主角麦克,在审判汉娜的时候,他就不敢站出来说。如果我是汉娜,去问他: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作证?那他就会很为难。我不想那样。

  南方周末:你是想知道殴打卞校长的凶手是谁,好为自己证明清白?
  宋彬彬:没有。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就完了。实际上谁打了人,我们也听说过一些。王友琴更知道,我们不认识的人她都认识。那天发动批斗的,就是她们班级的人。你不能随便造谣,歪曲历史。“八五”前一天,胡志涛去了两个地方去申诉,北京市教育局,西城区教育局,谁都不管;发动起来(打卞校长)你一下我一下,送到医院医院不救,你说谁是凶手?从上到下,到最后的医院,每一个环节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本身我们参没参与殴打,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你要有证据。这么多年调查下来,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基本弄清楚了。

  南方周末:印红标发掘的档案说,你们“八五”当天去北京市委汇报时就说清楚了。那天的批斗是高一3班发动的。
  宋彬彬:学校同学都看到是高一3班发动的。我们找这个班的人,找了好多。有些动手打人的我们不敢找。有些班干部我们想找找不着。就像胡志涛说的,谁打了她,每个人的名字她都知道。这不是秘密。我们找梅树民老师调查时,他说那天他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到具体哪个人,只知道是哪个班的。后来他还是跟我们说了。

  南方周末:调查报告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些施暴者的具体姓名?
  宋彬彬:我们想让她们自己站出来。这个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

  南方周末:这些年推动你往前和往后走的人是谁?
  宋彬彬:往前是刘进、冯敬兰她们。拉我往后退的人也很多。理由是:“文革”是个从上而下的大事件,你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很多麻烦。不能再伤害你这些同学和她们的家人。你看于羚,说她是“卧底”,太冤枉啦。
  还有从我自身考虑的。比如我先生,他为什么反对?他说:你出来讲话,新的证人和证词又会出来。与其忙这个,还不如干些应该干的去。你越说,他们越来劲,越制造新的东西。
  有人建议我起诉袁腾飞诽谤,我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尊重历史。靳剑生一再说,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个人,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我要是跟谁都骂架,骂得过来吗?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南方周末:现在网上有一张照片,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你跟张玉凤在一个饭局上举杯合影。这次道歉会后,有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说:“宋彬彬一边道歉,一边跟张玉凤共同缅怀激情燃烧岁月。”
  宋彬彬:我可以说这件事。我妹妹跟张玉凤一个俱乐部游泳,我也去过几次,就这么认识了。我先生去世以后,我妹妹对我很照顾,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经常叫上我。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去吃饭我从来不问谁请的。吃饭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饭我还是不知道人家是谁。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饭都不知道。很多人给我照相,再拒绝也拒绝不开。
  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整个吃饭过程我都没听人说给毛主席祝寿,包括张玉凤也没说。举杯的时候也不是要给毛主席祝寿,那我为啥不举杯啊?为啥那么各色啊?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经去一个饭局,桌上碰见毛远新。我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毛远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你看,他们不也一块吃饭吗。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南方周末:2007年实验中学把你评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你为什么参评呢?
  宋彬彬:是我们班一个同学推荐的我。被推荐以后我一直比较犹豫。有同学说,你被妖魔化这么厉害,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学校评你,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打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同意了。
  后来网上的议论多起来了,学校想让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块找了学校,跟王本中和袁爱俊谈了。我先生跟学校讲,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怎样不容易。他觉得我应该坚持。因为如果这时候下来就等于承认了我有问题。我被他说服了。
  当然我没想到这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班要做一张“60年回眸”的光盘,当时每个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刘进负责联系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她。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感性的人,特别容易激动。我真的觉得自己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发一张照片就在下面写些感想。那是我们班同学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开的。结果刘进传给做光盘的同学,又传给学校了,就上了校网了,变成了一个对全世界炫耀的东西。
  这是7月底我自己发现的。学校网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说明全部登出来了,最前面还加了一段解释,说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刘进,刘进要学校撤下来,学校说好好,可是一直最后也不撤。
  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那天,他们弄了一张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挂图,我们更想不到了。事先我们跟学校表达过,不能上这张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震惊啊,没想到啊。会搞成这样?可是当时我能怎么办?

  南方周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辩白?
  宋彬彬:学校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去替他们解读。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解释呢?因为学校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攻击得很多。甚至国外有人说,以后他们只给男四中捐款,不给你们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来辩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
  知名校友的风波过去以后,2007年圣诞节我们班同学聚会。在会上,我们开始争论校友评选这件事。大家都对学校这样做非常气愤,说一定要向学校抗议,把那本书(90周年图志)停了。群情激奋,要找学校。结果最后我们一个同学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说:不能要求撤。她说你看,那一章题目就说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对“文革”定性了。说人家并没有赞扬“文革”。
  她说为什么卞校长的照片在66这一页,我戴红袖章的照片在67页?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表现。对女附中来说,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两件事。你不登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而且放在同一处,她理解,学校是在为我作证: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谁敢把我们俩登在对开页?结果我们同学都接受了她这个观点。被她说服了。

  南方周末: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想得这么细致。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参加这个评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参加,我从来都不愿参加。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评选以后你被网上攻击得很厉害,为什么会一步步出来道歉?
  宋彬彬:以前觉得清者自清,解释就是掩饰,越解释越说不清,避开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十年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实际关于宋要武的谣言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大家对历史、对“文革”、对真相的认识。90年校庆风波,我更感到不说不行,于是写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发表的《40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07圣诞节那天还专门与班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聚会以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许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做采访就是想趁校领导(梅树民、刘秀莹)、老师、同学们还在时,尽量查清真相细节,即“拒绝遗忘,抢救历史”。
  虽然攻击谩骂一波波不断,但个人的委屈抵不过老师校领导和广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应该向校领导和老师表达歉意。我和我的同学校友老师们站出来说话,不仅是为我,更是为了澄清真相,为了不忘那段历史,调查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过程,这样做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对历史、人民、国家、年轻一代和我自己有个交代。

  南方周末:你预料到王晶垚会拒绝你的道歉吗?他拒绝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宋彬彬:我对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为卞校长是“文革”受难者,她和她的亲属受的苦太多了。
  在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
  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道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歉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虽然我没预料到王先生会认为我和刘进参与了杀害卞校长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因为事实教会我要换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长的冤情牢记心间。我们今天做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对他们受伤的心灵进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因此,今后我会继续参加校友组织的活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晶垚:宋彬彬没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的
冯翔,《南方周末》
(原标题为《“我,没有忘记历史”》


  卞仲耘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给妻子拍了许多照片。很少有“文革”受难者,能像卞仲耘这样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记录。图为两个女儿痛哭离世的母亲。(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妻子卞仲耘没有活过她的大部分学生,这一任务看来注定要由他来完成。
  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93岁了,仪容依然十分整洁。一件红色的唐装棉衣总是系紧每一个扣子,白发拢得整整齐齐。背驼了,耳朵也有点背,但精神好得仍然让人吃惊,满面红光,反应也十分敏捷。

  “为什么当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殴打卞校长的女学生?”
  “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我过得不怎么样,但这一生没有白活。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忘记那些本来可以淡忘的历史。”

  1966年8月5日晚间,王晶垚得到噩耗,赶到医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迹斑斑的尸体。第二天,他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给妻子照了许多张照片。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清洗、换衣、火化、殡葬……皆有照片记录。之前女学生们上门闹事,贴在家门口的标语、大字报,全部被他摄入镜头。全中国的“文革”受难者,像卞仲耘这样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记录者,屈指可数。
  2006年,纪录片导演胡杰拍了一部以卞仲耘之死为主题的纪录片,《我虽死去》,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都派上了用场。片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大女儿王学回忆:那一天,父亲“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坏人,坏人!”这是他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当然,是用在特定群体的身上。刘进是“罪魁祸首”,袁爱俊“坏透了”,叶维丽是“坏的典型”。“说这些人悔改,还为时过早。她们这辈子会不会悔改,还要观察。”
  他分得清宋彬彬的责任。“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
  王晶垚把家里当成妻子的纪念馆。书房高大的玻璃门书架上,摆着一张卞仲耘的像。多少年了,她一直在那里微笑着,注视着丈夫。他晚上就睡在那张床上,同样在她的目光下。
  那张床当年曾摆放过她的血衣。每件血衣,他都好好收藏着,几十年从来没沾过水,当年血痕犹在。

  不予起诉

  在2006年去拜访他之前,刘进和王晶垚一共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八五”当天晚上,在抢救卞仲耘的医院里。刘进记得王晶垚的嚎啕大哭。第二次是1978年,在卞仲耘的追悼会上,她忘不掉他痛苦和坚定的眼神。第三次是1996年,在纪念北师大女附中时任副校长、卞仲耘的副手胡志涛——她们同是“八五”那天的难友——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王晶垚做了言辞激烈的长篇发言,关于“八五”。“我感觉他一直活在那一天。”刘进评价。
  这种意志无疑来自未酬的欲望,一个老人复仇的欲望。
  王晶垚至今保留着“组织上”对卞仲耘之死的两份鉴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的《对卞仲耘的审查结论》:“卞仲耘担任干部以来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1966年8月5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举行了追悼会,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纪念堂。给了400元补偿。“文革”的百万死难者,有卞仲耘这种待遇的人不多。
  妻子之死被归结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王晶垚不满意。

  从1978年到1989年,他连续告了12年。
  状告的对象是一个名叫袁淑娥的女人。1979年11月27日,她被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个月后因病取保。王晶垚把她视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凶手。
  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师的前妻。离婚后,她要求作为学校负责人的卞仲耘每月从她前夫的工资里扣除一部分交给她,被拒绝,就此生恨,连续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写信诬告卞仲耘。
  1966年6月21日,正当卞仲耘被团中央下派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时,她带着老人、孩子冲上台连哭带喊,掏出一张剪裁的照片,指责卞仲耘有“生活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学生们的情绪被点燃,冲上来殴打卞仲耘,工作组根本控制不住局势。这次殴打,是“八五”的预演。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西城区检察院1981年的一份法律文书称。
  这份法律文书,却是一份《不起诉决定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我又在1983、1985、1987年先后向西城区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同志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辰同志提出申诉。胡启立同志曾批示市委进行复查。杨易辰同志也曾表示甚为愤慨。”王晶垚最后的努力是:1989年,他请求全国第一位律师出身的人大代表王工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第3433号建议,重审此案。
  当年年底,最高检察院回复:“袁淑娥1964年—1966年5月期间向有关方面控告卞仲耘同志的内容,不是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事实的问题,不具备《刑法》第138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中央关于处理文革期间遗留问题的政策规定精神。”
  实际上,王晶垚已经先进行了一次“宜粗不宜细”的选择。
  他只起诉了袁淑娥一人,而没有同时起诉另外两名诬陷卞仲耘“假党员、真右派”、“要搞‘兵变’”,导致学生在批斗会上情绪激动殴打她的女附中同事。“他们也是被蒙蔽的”。
  同时,他从来没有要求追究那些揪斗、殴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导致她死亡的女学生。


  王晶垚从未通过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学生,“她们都是被唆使的”,却对宋彬彬的责任有明晰的判断:“她没有参与打人,但她是一伙儿的。”但打死校长的究竟是哪些人?至今,了解情况的人总是三缄其口,都怕捅破那层窗户纸。(贺延光/图)


  凶手到底是谁?

  到底谁是殴打卞仲耘的凶手?谁发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斗?
  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下,有众多目击者。要弄清这个问题,人证无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刘进牵头的调查进行了八年,总访谈人数达到上百人,却没有在调查报告里揭示这个答案。
  于是,道歉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她们越道歉,越像在为自己“洗白”。越是大声呼吁勿忘校长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谅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话讲,这是她们与王晶垚关系的一个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谁?
  早在1967年,女附中前任学生会主席王南芬就对“八五”进行过调查。她同样没有公布那些学生的姓名,但结论与刘进是一致的:高一(3)班发起了这次揪斗,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学生在殴打卞仲耘时表现突出。
  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几个人内部引起一阵争吵。刘进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冯敬兰和叶维丽强烈坚持,起码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们必须对她们有谴责。不能黑锅宋彬彬背上,你们就可以躲在生活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那不行。”冯敬兰说。
  最早描写揪斗发生场面的,是王友琴那篇写于1988年的《女性的野蛮》:“……一天(1966年8月5日)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学生。
  刘进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她访谈的另外几位该班学生都证实了这一场景。
  校长死的当天夜里,刘进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汇报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中记载了她们汇报的内容:“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高一(3)班是个很普通的班。它并不是一个处于学校权力核心的班级,没有任何一人进入刘进担任主席的“学生代表会”。可就是这样一个班级,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分崩离析”,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此形容这个班的同学关系。她也是这个班的学生,“八五”那天没在学校。第二天她回来,发现班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杨团在女附中就读6年,换过两次班级,感情很深。多年来,她参加过多次返校日一类的校友活动。别的班级来的人都很多,唯独高一(3)班从来见不到几个人。毕业之后,这个班级没有办过任何方式的校友聚会活动。大家就此各奔东西。
  一个相关数据是:在实验中学的校友录网页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杨团在内的5个人登录过班级校友录。而刘进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录过。
  “八五”当天,一起遭受殴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等另外四位校领导。胡志涛称之为“群众运动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胡志涛的女儿受邀到场。她在接受刘进访谈时回忆:自己多次问过母亲,为什么不要求追究那些学生的责任?母亲回答:学生们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

  胡志涛的儿子回忆,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
  “他对我说,实际上公安局已经锁定了具体人。但他母亲担心如果追究起来会有替罪羊顶罪。”2005年与刘自立一起调查“八五”的徐晓对南周记者回忆。她当时对此话的理解是,“文革”以后,有些学生的父亲已经身居高位了。这时候,如果追究责任,就很容易抓两个平民出身的子弟当替罪羊。
  “我总说: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王冀豫评论。他妻子也毕业于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变得激愤起来。
  胡志涛的儿子悲愤地问王冀豫:为什么我妈妈到死都不说出那些打她的学生是谁?他说:“因为你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谁有权力公布凶手的姓名?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你不是公权力,仅仅是一次民间调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红云从她本人的专业角度评价,“更何况,你的调查能做到公正客观吗?这应该是司法机关来调查的事。刘进作为当事人,都应该回避调查。可她却成了调查的发起者。”
  “参与打死校长的到底是哪些人?现在事实其实是基本清楚的。何况当时并不是只有个别人在现场,但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历史学者米鹤都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当事人当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适,史学研究中没有定论;第三,谁有权利来公布这个名单?是不是要等这些人自己站出来?女附中的调查团队意见也不统一。”
  于是,那些动手施暴的少女们,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们中间口口相传。
  一个动手殴打校长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像《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几年后她也成了批斗对象,精神崩溃,疯了。另一个人的知名度更高,因为她的腿有残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残志坚”的典型。很多人都认识她,也记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殴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来的模样。
  一个女孩按着卞仲耘的头,逼她喝涮拖布的脏水。后来校友们为卞仲耘塑像时,她也捐了款。一个参与殴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她母亲在“文革”中自杀。她还写大字报批判母亲“畏罪自杀”。几十年后她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会,提到母亲,泪流满面。但一提到“八五”就变得特别无辜:我打过校领导?你看,我这样的人能干出那种事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红标对“八五”最初的记忆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剧场里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出来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那天特别热,也就一个小时。”他想不到,日后自己会当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国内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1772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八五”当天被打死的除了她,还有北京市工业学校的一位会计。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要这些“黑五类”交出“变天账、电台、武器”时,产生的群殴杀人行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起了巨大的号召和鼓励作用。
  另一些数字表明了杀戮的发展过程。“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后,并未马上出现暴力杀人的高峰期。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从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有组织地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公开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数才有所下降。
  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榄杆市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那一天,这条街上一个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伤了殴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红卫兵,当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阶级报复”,引发了大规模的杀人行为。红卫兵称之为“榄杆市前洒碧血”。
  1990年代,印红标访问了这一事件中的当事人——当年被砍伤的女红卫兵,以及把她送往医院的当地一个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仅仅承认有此事。“我们只是拿棍子捅捅他们……”因为她被砍伤,那一条街的“黑五类”基本都被杀光。这一辈子,她内心的黑暗与负担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比前一个加深一步。”印红标分析:那天晚间,卞仲耘被送到医院急救,医院一看是“黑帮”,迟迟不予抢救。如果抢救及时,或许还有希望。这样的“如果”很多:如果刘进、宋彬彬能坚决制止揪斗时的殴打,如果工作组6月份召开批斗会时能控制好场面,不出现“偏差”;如果……“她都不会死”。
  “批斗会跟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关系,实际可以追溯到民间的宗族私刑。”杨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女们的暴力基因,与她们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关系。
  到1960年代中期,从学校教育,到社会风气,提倡的都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般残酷无情”。
  甚至被殴打、被侮辱、被杀死的教育工作者们,本身也是这种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对学生们使用的称呼是“你们是直接接班人”。在罗治1966年5月1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她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
  像罗治的笔记这样,保存几十年的历史档案是极少数,大部分记忆都埋藏在当事者的大脑中,被逐渐淡忘。何况很多人的记忆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遗忘。
  一名省委书记的女儿当年是最积极批斗王本中的学生。她在窝头里掺上砂子,上面插上一面小白旗给他吃。几十年后,她说自己“完全记不起那些事了”。
  结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制造着社会撕裂。哪怕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一部分校友主张“‘文革’都过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杨团一律与之划清界限,敬而远之。为卞仲耘铜像募捐时,她连找了七八个同一年级的校友,没有一个捐款。
  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师刘秀莹参加过北京市委组织的命案调查,调查到一多半,忽然“上头”来了命令,让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从案卷中看到一个细节:二龙路中学女教师张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调查组给了她的女儿一份案卷。女儿却把案卷烧了。因为她还有一个弟弟已经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惨不忍睹的记载,去为母亲复仇。那样,难免负起刑事责任。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样,“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在采访的最后,《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老人反应极快,一字一句:“我,没有忘记历史。”


宋彬彬的符号人生
冯翔,《南方周末》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左)握着当年的政治老师张贵斋的手,说:“终于可以向老师们道歉了。”作为“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人”、“杀死母校校长的刽子手”,宋彬彬道歉引起的反响,远比陈小鲁等红卫兵道歉引起的反响复杂得多。 (韩萌/图)
 
  19岁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此一生都穷于应付追捧、流言、责骂与内心冲突。如今,67岁的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向社会道歉,却发现仍然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符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边骂她,一边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
 
  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两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的“知名校友”评选。
  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庆办”,策划出一个活动:从毕业生中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改称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这次活动非常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
  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灵负担。
  “难道是因为她戴了红袖章吗?”面对同学会上的质疑,刘进硬着回答,“推荐她不是因为‘八一八’,是因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博士。”数年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很后悔。“我有时候干事比较愣,考虑问题可能不全面。”
  校长之死并未被彻底遗忘。在实验中学的“校庆90周年志愿者会”上,比宋彬彬低一届的女校友罗治当众发问:“学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个黑暗的一幕,为什么学生打死老师?这个应该总结。”
  会后,一群校友把她围住:罗治,你可真敢说话!她惊愕:都2007年了,为什么不敢说?
  罗治专门找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五十出头的女校长袁爱俊,向她提出三个要求:不许宋彬彬当“知名校友”;开一个关于卞仲耘校长的追思会;校庆时必须纪念“八五”。
  袁爱俊说:卞校长应该纪念。正好海外有两个校友提出,要给卞校长建造一座铜像。你们一起做算了。对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社会上质疑声四起。用王本中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像是评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这份名单里,有诗人汪国真、主持人陈鲁豫、社会学家李银河。但更显眼的名字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外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名字并未进入候选人名单,但呼声很高:王友琴。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电话给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袁爱俊说:“你们班级我不给票!不让你进!”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这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活动的校友没有去。
  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
  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她和丈夫去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面谈,提出一个理由:当初参加评选,就是为证明她没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现在,她已被评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说明她有问题吗?
  这一意见实际上来自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同班同学。事后有人评价: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痕有多么深重。
  刘进也心虚。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许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须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没料到,这两条都没有被学校采纳。
  2007年9月8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本中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袁爱俊是个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间,学校在新校舍建设等方面进步很大。可是……”数年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认为宋彬彬不适合做这个“知名校友”。
  会堂里并没有人骚动和闹事。但后果已无可挽回。
 
  当天夜里,八十几岁的王晶垚一宿没睡。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学校会不会也捎带纪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打电话:“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这个任务的,是退休女教师徐小棣,一个受王友琴的文章影响,开始关注“文革”的读者。
  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王晶垚写的一首纪念卞仲耘的诗,去了实验中学。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园里到处熙熙攘攘欢乐的大合唱,没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学校的历届校长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纪念的痕迹。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张照片,放大了竖在校园里。
  她气哭了。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你可千万别那么干”
 
  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这次校庆撕裂了很多东西。刘进、宋彬彬所在的66届高三3班有个集体博客,名为“6633”,每个人用自己的学号登录,发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校庆后,这个博客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她们前些年同学聚会,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成“喝着校长的血”。
  每个人的学号都被网友一一破解成真实姓名,指名道姓追着骂,管理员删评论删到手软。此后,她们这个集体回忆的角落就只发发各人的旅游经历,迅速转冷。最后彻底死了。
  数月后,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袁爱俊没有回应。
  校庆也带来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应。更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和校长之死。
  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她觉得太离谱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记忆》上。
  2009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2010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织’的人。”
  快四年了,她从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让她永远成为符号”?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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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爱俊是坏人,这话一点错都没有 - 博闻 03/17/14 (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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