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潮導語：我在濟南的丈夫，對我不忠誠，不是我拋棄他，而是他拋棄我。我恨我的丈夫，恨這個環境，恨使我不得安靜的一切……
黨的九大召開前的一天晚上，江青打鈴叫我到她的餐廳。我進去後，她頭也不抬，一邊吃飯，一邊對我說：“小楊，你給徐業夫同志（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打個電
話，叫他把我的一封公開信給我送來。”我不解地問：“誰的公開信？”她此時才抬起頭來，突然脾氣大發，把筷子往飯桌上狠狠一摔，大聲說：“我的！我的！連
這個你也聽不懂？”
讓毛澤東秘書護送一封信
當時，我還以為她說的是罵她是野心家的一封公開信呢，所以我才問是誰的公開信。她自己有什麼“公開信”，我既沒看見過，也沒聽說過。我說：“好，我馬上給
徐秘書打電話。”說完我就要走。她又把我叫住：“你等一等，你告訴他，就說是我說的，這封信很寶貴，千萬千萬不能搞丟了，更不能被壞人搶了去，為防意外，
叫他坐主席的保險汽車來，讓他安全、快點給我送來，我現在等着他。”
我立即給徐秘書打了電話：“江青同志要她的一封公開信，請你馬上給她送來。江青同志說：怕你在送信的途中發生意外，叫你坐主席的保險車來。”徐秘書說：
“形勢沒有她想象的那麼緊張，那麼嚴重，我坐一般的車就行了。我現在還有點事沒有辦完，辦完了馬上送去。”我問徐秘書：“江青同志向你要她的‘公開信’，
說得我莫名其妙，你知不知道她的‘公開信’是什麼？”他說：“是江青同志在30年代寫的一封信，你沒有看到過，等我送去你就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大約等了一個多小時，徐秘書乘坐一輛蘇制的伏爾加車把江青要的東西送來了。徐秘書把信遞給我，叫我交給江青。我說：“還是你親自交給江青同志吧。她說這是很寶貴的東西，你交給我，我再交給她，她會懷疑我私看她的寶貝東西了，該懷疑我了。”
主動叫秘書看“公開信”
第二天早晨，江青起床後到了辦公室，打鈴叫我。她拿起一個大信封：“你看看裡面的材料，這就是我的一封公開信，叫你見見世面，長長見識。你在我這裡工作，一點也不了解我，怎麼為我服務好呢？”
我輕輕地從信封里抽出那份材料，材料第一頁的前面附有“給毛主席和林彪的一封信”幾個字，看字跡，是陳伯達代筆寫的。信的第二頁的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碰頭會”所有成員都簽了字（除江青外）。信的內容為：
毛主席、林副主席：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開信，請閱批。只要拋棄一切封建的偏見，都可以看到，她還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人時，就已經表現出了無
產階級革命家的鋼筋鐵骨，就顯示了共產黨人不畏流言，勇於鬥爭的勇氣。和魯迅一樣，江青同志的這封公開信，是討伐封建勢力和黑暗社會的戰鬥檄文。但是國內
外一小撮階級敵人，港澳台的反動勢力卻利用此事，至今造謠、誹謗不休。為此，我們建議將此件在一定範圍內公開，證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產黨人的廣闊胸
懷。
接下來是署名者表示如何向江青學習、致敬的批語。
毛澤東的批示是：我就是從此認識江青的性格的。
林彪的批示是：向無產階級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
公開信提到前夫“不忠誠”
我正在看着，江青嫌我在她的辦公室站的時間長了影響她辦公，說：“拿到你的辦公室去看，看完了，立即交給我，一定不能丟了。你如果給我弄丟了，我就定你的罪！你看，那上面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批示，這可是一字值千金啊！不對，它是無價之寶。”
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把信從頭到尾地仔細看了一遍。那是30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雜誌，其中有一篇題為
《我的一封公開信》，作者署名藍苹，即江青的曾用名。文章大意是：上海的一位電影女明星阮玲玉，因受不了社會上的風言風語，25歲時就絕望地自殺了，現在
這股風言風語又向我藍苹刮來，說我藍苹如此如此。這股風迫使我發表一封公開信，進行回擊。我在濟南的丈夫，對我不忠誠，不是我拋棄他，而是他拋棄我。我恨
我的丈夫，恨這個環境，恨使我不得安靜的一切……
其中有幾句話我記得比較清楚：我藍苹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我必須尊重自己。他們把我當作可憐蟲，認為可以任人踐踏，不，我不是，藍苹是人，她一千年也不投降，特別是在這些陰謀詭計面前……
“文革”期間，江青指使他人或者她親自燒毀的報刊不計其數，唯獨把登有她的《我的一封公開信》的雜誌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推薦給毛
澤東和林彪看。她這樣做的目的既表白她的歷史是潔白無瑕的，又可借最高權威的影響力，據此而給她自己戴上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等桂冠。
夢想“挑更重的擔子”
江青叫我看她視為珍寶的公開信是對我的信任嗎？回答是否定的。那她為什麼又主動叫我看她視為無價之寶的東西呢？當我交還她的公開信的時候，她叫我看信的意圖就明白了。
她洋洋得意地問：“我的那封公開信你看懂了嗎？”我回答：“基本看懂了。”她生氣地說：“看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怎麼說基本懂了，這是什麼話。”
我說：“我不了解那個時候的背景，對你的信基本內容我是看懂了，但個別詞句沒有完全弄明白。”江青聽了比較滿意地說：“你這樣解釋還比較客觀。我那個時候
才20出頭，就頂着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領導上海的文藝革命，不容易呀！我和魯迅一起受圍攻啊！雖然說我和魯迅受圍攻的形式不盡相同，但受圍攻的程度是一
樣的。魯迅的骨頭很硬，頂得住壓力，我的骨頭也是很硬的，我們都頂住了。”
江青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繼續說：“30年代我領導上海的文藝，60年代我又領導‘文化大革命’。當然，現在的擔子比那時候就更重了。那時候只是領導一個上
海市，現在是領導全中國。現在是領導
‘文化大革命’，將來可能會讓我挑更重的擔子，我的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現在，你們的主要任務是如何為我服好務。你要懂得，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
務。我的身體健康受到影響，黨的事業就會受到損失。”江青說完，又是一個勁地擦汗，然後用顫抖的手把公開信鎖進她的保險柜。
的確，江青利用這封公開信撈了不少政治資本，為她進入中央政治局增加了不少砝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