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在长沙稍事休整后，兵分三路北进。

北伐武昌，主要经历了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三个著名战役。

8月18日总攻日期一到，由夏威指挥的第七军第一路干脆利落只用一天多时间就把汩罗江北岸军山一带的吴佩孚的一个混成旅肃清，在船只全无的情况下，这一支官兵涉水强渡汨罗江。

胡宗铎指挥的第二路强渡滑石滩，将吴佩孚守军一万余人冲杀得溃不成军，逃往山区。

这北方的“敌人”多半来自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平原地区，许多士兵连山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退进山后，不辨东西，一下子便成散兵游勇。

第四军的进展也非常神速，几天功夫就尾追残敌到了汀泗桥。

第七军原计划的目标是汀泗桥，如今只好与第四军交叉而过，于8月26日直抵贺胜桥。

原本受阻于汩罗江边因水深无法强渡的第八军，在第四、第七两军扫清道路后，也先后攻战岳阳、羊楼司。

因第四、第七军阻断北军退路后，大批北军无路可逃，只好自动向随后赶来的第八军缴械投降。这回唐生智真是做梦都偷着乐了，他的第八军遭遇的抵抗最弱，可缴获的武器弹药、收编的俘虏却最多。最后成为了唐生智宁汉分立的本钱。

汀泗桥这里，有北军宋大霈、董政国据险死守，坐镇武昌的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精兵万余赶来支援。

汀泗桥是武长路上两大著名的铁桥之一，是湖北省咸宁的军事要隘，武汉南面的第一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陈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便可据地利之便。

双方在汀泗桥激战数日，死伤惨重，却丝毫也撼动不了这座桥。

此时江水又突然暴涨，第四军只有望桥兴叹。

就在一切无望之际，一个叫黄琪翔的团长，不知从哪里弄到数十只渔船，一夜之间将全团渡过河去。

本以为据险无忧的北军正在酣睡之中，忽然听到喊杀连天，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哪还敢恋战，只顾得夺路而逃，其他各部乘势猛攻，一举拿下汀泗桥。

北军残部退至贺胜桥，第四军也一路追击而至，与从崇阳赶来的第七军会合。

此时，吴佩孚也亲率数万精锐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

双方主力在贺胜桥摆开阵势。

直到这个时候，吴大帅才真正意识到北伐军如此之强大，决定亲自指挥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

吴佩孚一面在贺胜桥前构筑纵深工 事，配调第十三混成旅（亲帅）、第二十五师（陈嘉谟）、第八师（刘玉春）等三支精锐，一时间，此时全中国最享盛名能征善战的直系精锐基本集结于此，再合汀 泗桥败兵，不下十万人，并有铁甲车、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吴佩孚此役志在必得！

因为老吴还拉了帮手，一面传檄孙传芳，要他袭扰北伐军后方，同时还利诱贵州袁祖铭背离北伐军。孙传芳之前本与北伐军结盟，可北伐军开动后，老孙又改主意了，甚至提出：“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1]。

虽然孙传芳中途变化，国民政府却稳住了张作霖的阵脚，张大帅不仅断绝了对吴佩孚的武器援助，更表示“两家事实，原无冲突，三角同盟，久有联络”，“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2]

看到吴佩孚杀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率白崇禧等一干将领亲至咸宁，讨论如下拿下贺胜桥。

双方都在贺胜桥前下足了本钱。

有“北伐钢军”之称的第七军老大李宗仁受命指挥正面作战，攻取贺胜桥，直达武汉；唐生智则绕攻汉口、汉阳，以击吴军后背。

李宗仁的策略是先从正面逼近贺胜桥。

30日拂晓，李宗仁下令第四军、第七军同时出击。

贺胜桥的地形是有利于北伐军的，那里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树，视线十分不利于北军。可是北伐军的行动难以掌握，而北军守兵的移动也不易察觉，这等于大家都看不清对方。

只能盲打！

李宗仁要求各单位自行判断，各自为战。

北军既看不清目标，只好集中火力向北伐军一顿胡乱扫射。

一时间，贺胜桥前各种枪炮齐鸣，震耳欲聋。

李宗仁亲率各路指挥官到前线督战。

那一边，吴佩孚也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贺胜桥头督战，并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葸后退的，立即射杀砍头。吴佩孚就亲手杀掉退却的旅长、团长十余人，悬其头于电线杆上，以示有进无退。

两强相遇勇者胜。

北伐史上最猛烈的进攻和最顽强的抵抗开始了。

北伐军这边是听到哪里的机枪声最密，就往哪里抄袭过去，根本不顾及身边炮弹炸出的火海，也不顾及横飞的流弹。第四军张发奎师突入敌军纵深阵地和吴军展开肉搏战，连克吴军阵地。

吴佩孚在军阀圈内，以冶军严明，训练有素而闻名，征战数十年，从没有遇到过这样勇猛的敌人，看到自己的部队节节败退，他再奈不住了，亲自带领大刀队在前线督战，凡后退的官兵，杀无赦！

虽然吴大帅的大刀队已经手刃了百余名官兵，可依然无法抵挡北伐军的猛烈的进攻，经过一昼夜的厮杀，吴军终于不支，纷纷乃弃枪逃遁。

指挥官陈嘉谟、刘玉春制止不住。

吴佩孚的大刀队也阻止不住。

数万溃兵竟然向阻挡他们后退的大刀队冲锋，冲过一道口子，夺路狂奔。

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心想着无颜再见情义深重的吴大帅，竟然滚在地上大哭不止。这时，北伐军追兵已至，一旁的马济大叫“你再不走，就要被俘了”，是卫士将陈嘉谟架起，退回了武昌城。                

枭雄末路

吴军退守武昌。

北伐军在汀泗、贺胜二桥连胜之后，一点不容吴佩孚喘息，于31日抵达武昌城外的当天黄昏，即发起攻城战役。

至此，北伐军从长沙出发，只花了12天便打到了武昌城下

武昌在长江南岸，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武昌的城墙固若金汤，周围长达60华里，墙高2丈余，还有护城河，水深2米多。城墙外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北伐军没有其他办法，只好采取冷兵器时代的传统做法，爬城墙。

城墙太高，没有飞檐走壁的功夫是无法爬上去的，此时又来不及制造云梯，只好权且向民间征集了数百架木梯。

然而，木梯毕竟不是云梯，它太短了，够不着，根本无法作攻城之用。

而城里边的人早做好准备，城上灯火通明，哪里有爬城墙的，马上就被发现，城上机关枪、手榴弹齐发，全在射程之内，命中率极高，死伤无数。

第一次攻城失败。

第二天，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两军悉数抵达城墙下。

刘峙的援兵也赶来了。

好在武昌城门多，要不然这么多兵力还真无法摆放。

于是，李宗仁调整部署，采取多点攻击的做法，以分散守城敌兵：中和门、保安门、望山门由胡宗铎负责攻打，宾阳门、通湘门由第四军负责攻打。武胜门、忠孝门由刘峙负责攻打。并把炮兵摆放在洪山上，轰击城内。

攻城工具改成了长二丈、重达百余斤的粗大毛竹竿，两根接起，做成云梯，每队十二人，蚁附而上。

夜半三点钟开始攻城，先是炮轰，继而爬墙。

然而，守军似乎早就料到这一点，城内楚望台、蛇山、龟山的炮火，再加上江中敌舰上的枪炮猛烈突发，攻城兵士被杀伤无数。

武昌城固若金汤。

吴佩孚北边的援后又源源不断地到来。

两次攻城都告失败！

北伐不能受阻于此，9月3日晚，蒋介石带着苏联顾问加仑等一批高级将领也来到武昌城南，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攻城。

一开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命令：“趁敌人立足未稳，限48小时内攻下武昌。”他还训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如不争气，不能见人！但使光荣得以维持，虽积尸叠城，亦所不恤！”[3]蒋总司令此举，不过是自恃东征时攻取惠州之经验，想让自己的部队摘取头功。

与会将领都来不及发一言，就只好接受命令，准备第三次攻城。

第三次攻城和第二次没什么大的差别，只是多了悬赏，多了总司令冒着枪林弹雨亲到城下视察，所过之处，流弹簌簌横飞，而蒋介石却镇定自若，态度从容，这倒颇具主帅风采。

但是，任北伐军如何舍生忘死，仍然无法登上城楼一步，还整连整排地死伤，特别是第四军独立团，牺牲之惨烈，无以复加。

付出沉重代价后，蒋介石知道错误估计了吴佩孚的能力，只好作罢，第三次攻城停止。

有一句老话“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坚固的堡垒只要用计策就打得开，而最轻巧的办法就是从内部打开。

这钥匙就握在吴佩孚极力笼络的刘佐龙手里。

刘佐龙，站在现在的眼光去看他，就是一典型的流氓。

他是湖北天门人，自幼读书却屡试不第，弃文从武后，改名为“佐龙”，意即经济天下，辅佐真龙。

但是，他辅佐过的“龙”都被他佐掉了。

武昌起义那会，他追随黎元洪起家，位居标统。

王占元督鄂，他佐王占元，竟然辅佐他伏击老兵，抢掠他们的财物。

直皖大战中，他任两湖巡阅使，竟然把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留，收编其部。从而一举成为与张作霖、曹锟并列的中心人物，并通电反对孙文。

北伐军攻鄂时，吴佩孚委任他为湖北省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

这样一个职务，刘佐龙当然没放在眼里。

蒋介石看中了刘佐龙这一点，暗中派人联络了刘佐龙的弟弟刘鼎甲，一面晓以利害，一面许以军长之位，劝他阵前起义。

刘佐龙允诺：通水。

1926年9月5日，就在第三次攻城的那一天，何键所部攻打汉阳城，刘佐龙见时机已到，命令在怀善堂、河舶所等处部署的大炮，调转炮口，猛轰龟山禹王宫北洋军高汝桐指挥部，以掩护何部进攻，同时炮击汉口查家墩吴佩孚总司令部。

吴佩孚被炮击得晕头转向，急忙弃城仓皇北逃。

两天时间，刘佐龙占有汉阳、汉口，吴军彻底败退出湖北。

自此，武昌成了一座孤城。

后来，武昌城久攻不下，蒋总司令决定围城，禁绝武昌城内外的一切水陆交通。

直至10月10日，历时46天，吴军开城投降，武昌不攻而胜。

据聂荣臻回忆：“当我们打开武昌时，城里的人，拼命往城外逃，挤得不得了，确实饿急了。”[4]

亲临战斗的苏联顾问这样评价武昌之战：“北伐军一、四军的战斗精神是较强的，而第七军乃至八军则力图保持自己的部队。”[5]

攻占武昌后，北伐军没有食言，刘佐龙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十五军，并任军长。第二年，他擅自杀害副军长耿丹，被诱捕，后被唐生智释放，留居汉口日本租界，闭门诵佛、潜心风水，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忏悔。

大势已去的吴佩孚自知无力回天，便打电报给曾受过其重恩的四川军阀杨森说：“我已无路可走，不论你允许与否，我都只有入川一途了。”

杨森知恩图报，迎吴佩孚入川。

1931年春，蒋介石见吴佩孚已无威胁，便允他离开四川。

虽然是鼎盛一时的军阀，可吴佩孚十分清廉，定居北京后每月就靠张学良馈赠的4000元生活费过日子。这样的军阀，放在今天也是廉政的楷模了。

流落四川的吴佩孚，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向他提出，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吴断然拒绝。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采取拉拢、威逼各种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

1939年12月4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在日本牙医医治时卒死，时年65岁，时人都认为是日本特务使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