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微薄發問：“為什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源於西方？為何保障市場發展的產權制度秩序也源於西方？（因為）自古羅馬開始，西方打仗很講規則：你不能偷襲（那是卑鄙）而是兩方軍隊先約好時間地點、擺開陣勢明打，跟中國傳統截然相反。”
　　

這條微薄在短時間內被轉發3200多次，1600多條的網民評論，多以特洛伊木馬和凱撒征服高盧為例，證明西方古代打仗也是兵不厭詐。有網友用“宋襄公是這方面的模範”嘲笑陳志武教授的迂腐，戰爭還講什麼誠信？
　　
陳教授的論據談不上嚴謹，但其思路應該說相當清晰，他試圖說明：市場經濟根植於古希臘就已開始萌芽的契約文化，歷經基督教、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逐漸成為占據世界主流的一種經濟形式。《威尼斯商人》堪稱描述西方契約文化的經典：為了捍衛威尼斯的契約精神和法律的神聖，安東尼奧寧死也要履行“在胸口割一磅肉”的契約。
　　
陳教授有所不知的是，“約好時間地點、擺開陣勢明打”恰恰是中國失落了的傳統。

宋襄公的悲情
　　
擺開陣勢明打、有貴族精神和騎士風度的宋襄公，何以被國人嘲笑了2000多年，成為墨守成規、食古不化、咎由自取的反面典型？弄清楚這個問題，“市場經濟為什麼發源於西方”就算找到了頭緒。
　　

《春秋》對宋襄公戰敗的記錄非常簡略：“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解讀春秋大義的春秋三傳，《公羊傳》讚美遵守戰爭規則、拒不乘人之危的宋襄公“臨大事而不忘禮儀”，“雖文王之戰，亦不過如此”；《左傳》《轂梁傳》對“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則持鄙視、否定的態度，認為他根本不懂得戰爭和道義，“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

信義之所以成為信義必須符合“道”，戰爭中的“道”貴在隨機應變、克敵制勝；宋襄公非但不是講究仁義和信用的楷模，反倒是不信、不義的無道昏君。這是符合聖人教誨的。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於小信：“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強調：“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顯然，《左傳》《轂梁傳》對宋襄公的批評才真正領會到了《春秋》隱藏在字裡行間裡的微言大義。錢鍾書《管錐編》更是痛斥宋襄公的固執和自以為是：“硜硜之信，悻悻之直”、“失‘宜’倍‘理’，則‘德’轉為忒矣”。簡而言之，宋襄公是個不顧是非地講究信用的小人，只知表面上的膚淺的仁義，忘卻了“大義”所在。
　　

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講究的誠信更多的是一種道德自律和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君子”、“大人”不必拘泥於信用的小節，因為服務於道義的誠信才能稱之為誠信，誠信是可以靈活掌握、變通的手段；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支撐西方契約精神的是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聖經》中《舊約全書》的“約”就是神與人訂立的帶有強制性的神聖契約。
　　
宋襄公追求的程序正義，遭到以結果為重、名為道義實為極端功利主義的猛烈抨擊，田忌賽馬、瞞天過海、偷梁換柱、引蛇出洞、《三國演義》《厚黑學》等陰謀詭計、厚黑權謀被津津樂道，宋襄公“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毛澤東語）淪為笑柄。《淮南子》感嘆：“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老人），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者。”宋襄公的悲情至此成為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悲情。

臥薪嘗膽
　　
吳王夫差赦免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千古流傳。問題是，勾踐背信棄義、玩弄陰謀詭計，“三千越甲可吞吳”，誰還敢輕易相信和赦免敵人？乾脆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把敵人打倒再踏上一隻腳，教他永世不得翻身”，政治鬥爭成為你死我活、斬草除根的血腥殘殺。
　　
聖人教誨之下，成王敗寇、爾虞我詐的價值觀登峰造極，契約成了服務於大義的絞索、陷阱和權宜之計。有了盡可任意解釋的“大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然氣壯山河：秦將白起坑殺趙國降卒40萬，項羽坑殺秦國降卒20萬；黃蓋以苦肉計詐降曹操火燒赤壁，傳為佳話！
　　
把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歸結於沒有形成以契約關係為紐帶的公民社會，而是以個人關係為紐帶的人情社會，其來有自。沒有契約精神貫穿的誠信文化，不僅無以產生市場經濟，搞得大多數國人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被騙，要麼騙人；騙人也許不會成功，上當絕對處境悲慘。

蘇州殺降
　　
1863年4月，太平軍太倉守將會王蔡元隆詐降，李鴻章之弟李鶴章不知是計，進城受降時身負重傷，上千淮軍被殺，埋下蘇州殺降的種子。

12月初，太平軍納王郜永寬等人以獻上蘇州和慕王譚紹光的首級為條件，與淮軍大將程學啟“換貼訂盟，約為兄弟”，程學啟折箭起誓保證郜及部下性命，洋槍隊管帶戈登居間作保。郜永寬刺殺譚紹光獻城投降，李鴻章擺下鴻門宴殺了郜永寬等八個降將，蘇州城內數萬太平軍將士亦遭屠殺。明令剿撫兼施、嚴禁殺降的清廷出爾反爾，褒獎李鴻章“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

戈登勃然大怒，認為這是最無恥的背信棄義，提着洋槍到處找李鴻章決鬥以挽回自己的名譽，並下達最後通牒，要求李鴻章下台，不然他就率洋槍隊進攻淮軍，將蘇州還給太平軍；上海的外國領事館官員代表列強及所有外國僑民簽署了一項嚴厲譴責李鴻章的決議，指其“殺降”徹底背叛了人性，列強很可能斷絕對清政府的幫助。
　　
殺人如麻的李鴻章萬萬沒有想到，這點“小事”會激起老外如此強烈的反應，釀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處疏通、上下打點，並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證明殺降一事與戈登無關。李鴻章想不通，黃台之瓜不堪三摘，對郜永寬這等反叛朝廷、後又殺帥求榮的小人有何信義可言？
　　
蘇州殺降引發的外交危機，是兩種文化觀念撞擊的必然結果。英國的崛起，端賴1215年制定的《大憲章》和建立在契約文化上的公民社會。沒有什麼比背信棄義更糟糕的事情了。30年之後的1894年，清朝耗費巨資打造、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被日本聯合艦隊打得全軍覆沒，被迫簽訂《馬關條約》。這時的李鴻章已是72歲的高齡，還是不大明白輸在哪裡。
　　

日本金剛組（成立於578年）和粟津溫泉（成立於718年），歷經千年風雨永不倒，中國有千年老店嗎？毒牛奶、地溝油、強拆事件頻繁發生又在說明什麼？儒家經典對誠信的闡釋導致了一個非常可怕而人們又司空見慣、麻木不仁的結果：官與民、民與民，甚至兄弟之間均無信義可言，因為不守誠信不會立刻受到懲罰，反而有立竿見影的豐厚回報。

另一方面，弱者一旦絕望或強大到一定程度，暴力成為當然的選擇，沒有談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來，周而復始地陷入誠信危機，誘發暴力革命。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言以蔽之：缺乏誠信的瞎折騰，社會運營成本太高，進步異常緩慢。
　　
不兌現對敵人的承諾，實質上是對原則的踐踏。充滿恥辱的中國近代史表明，聰明的善於靈活掌握的國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則辦事、講究信用的老外的對手。後者以不守信用、破壞規則為奇恥大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會運轉的成本。
　　
隨着文明的進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越來越趨向於戰術而非戰略原則。對蘇聯、美國不宣而戰、偷襲得手的德國、日本法西斯，儘管在二戰初期取得輝煌的勝利、不可一世，最終還是灰飛煙滅。
　　
正義的目的不可能以邪惡的手段去實現，經過邪惡手段的扭曲、敗壞，無論多麼偉大的理想都會變得面目全非。國家也好，個人也罷，均非外在的榮耀所能定義，而是決定於對自由、公正、誠信的理解與踐行。

大智若愚，勸君莫笑宋襄公，奸詐、厚黑固然可以得逞於一時，笑到最後、笑得最好的還是高尚、美好、樸實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