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台灣地區共產黨的陷落

《南都周刊》2014年4月2日，作者：黃修毅

接頭

1946年，位於台中鬧市的大華酒家，自開業後觥籌交錯、夜夜笙歌，被當地名流視作“上檔次”的交際場所，不時有官廳要員現身。女主人雖年過四十，依舊面容姣好，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台語和北京話，嘴裡鑲有一顆金牙，讓人過目難忘。

酒家由女主人的“弟弟”出資盤下，樓上有一道專用樓梯直通一個臨馬路的房間，是女主人避客時的居所。五月的一天夜晚，一位身材魁梧、面目黝黑的四十歲左右男子，專挑顧客盈門的鐘點，直上大華酒家的閣樓而來。

女主人似是等了來人多時，情急之下口齒凌亂：不久前，在國軍某團團長謝懋權的歡送會上，謝趁與她共舞之機，直勾勾瞪着她的眼睛說，“我們這次回大陸，一定要把共匪全部消滅……”

來人勸慰道：“不要緊，我們得到了重要情報，反動派開始從台灣抽掉匪軍回大陸，準備打內戰……你以後有這樣的機會，要繼續爭取參加”。

幾句話穩住了女主人的心，也傳遞了組織給她的任務，“做（島內）中、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和秘密地下工作的黨員切斷聯繫。”

在台灣民間，關於大華酒家女主人的傳言已神乎其神：她的姓名是“謝雪紅”，本是台中一個商人的姨太，早年隨夫到上海辦貨，在旅館裡和一個青年姘識，即同該青年以手槍威嚇其夫，索得巨款同游蘇俄。

謝雪紅與共產黨的聯繫可以上溯至1924年，她在上海結識了瞿秋白的台籍學生蔡孝乾、翁澤生等人，在他們成立的“台灣自治協會”中表現活躍，“萬綠叢中一點紅，特別博人激賞”；此後，她又成為莫斯科東方大學唯一一名台籍學生，當時同行者中的張國燾夫人，日後憶及她“會說國語，日語講得更好，到了莫斯科，就入日本學生班上課，（在班上）是非常受歡迎的。”

時過境遷到了1946年，她與共產黨關係如何，外界莫衷一是。倒是此時她剛剛重新申領了國民黨黨證（1925年國共合作時期即在杭州入黨），其入黨介紹人還是“政學系”巨頭陳果夫；而謝常攜一隻掉漆的舊皮包，據說是當年在莫斯科時，日共領導人德田秋一所贈“信物”，從牢中到獄外，一直追隨在她的身邊。

直到這名黑皮膚來客在大華飯店現身，幾個星期里島上的風言風語才算逮着了影子。從南到北都有人宣稱見過他，但他的行事似乎特別謹慎，從不透漏關於自己動向的口風。有人注意到“他的一副小腿肚圓滾飽滿，在台灣只有人力車夫才有”。

他也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顯示出早年在台接受過教育。在他短暫逗留嘉義朴子鄉間，見他面熟的鄉親們也不敢確認：這位自稱“張志忠”的來客，是不是十多年前離家的“張梗”？那個當年在廈門跟着共產黨辦報抗日、在日警搜捕下裝瘋撒癲的“野小子”，如今輕易就能“從手提包里掏出一打國際貿易通行匯票”。

不管他叫“張梗”還是“張志忠”，都不復為吳下阿蒙。此次回台，他身邊還添了一位長相體面、常着旗袍的新娘相伴，說是從海外留學回來，在台北的中學當教員。這番巧心經營，在老台共林樑才之妻柯秀英眼裡，卻露着一絲破綻：“這位遠看俏麗的新娘，近看卻發現臉上有白麻點，這是天花留下的痕跡，當時台灣人一出生即種牛痘，稍加分析便可知她是從大陸來的。”

潛伏

“張志忠”攜妻重歸故里，似與過去的“張梗”斬斷了聯繫。鄰人們告以“在他偷渡到中國大陸後，日本人常抓他的老母在街上長跪”，他不動聲色。過去的老同志在街市撞見，他只裝作不認識。親近他的人，私下裡卻叫他“老吳”。

從妻子季沄寄回大陸的家書裡，可知他們抵台後的婚期也一拖再拖，從1946年“雙十節”改成了“十二五台灣省光復紀念日”。約定這個日子，是因為“他十年未和家中通訊，母親逢年過節都哭哭啼啼紀念他，全家以為他早被秘密處死”。

 

張志忠這條命是撿回來的，1928年日警在上海租界、東京和台灣同時展開反共大搜捕，他沿中國東南海岸一路北漂至青島、大連，僥倖得脫。滯留島內的台共及其同路人，在這十數年的漫長歲月間，幾乎無一倖免牢獄之災。

其間，島內秘密召開的兩次台灣共產黨代表大會，都是在重要代表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1928年8月的台共第一次會議，謝雪紅取消了缺席者蔡孝乾等人的黨籍；而在1931年5、6月間召開的台共第二次會議上，謝雪紅又反過來遭開除出黨。

這來回往復的拉鋸，也是台共黨人自1920年代在廈門、上海、東京三地漸成氣候起，埋下了此後島內左翼勢力難形成合力的先兆。

謝雪紅和“表弟”林木順早在台共“一大”籌備期間就被指定為與日本方面的聯絡人，依循當時國際共產（第三國際）的指示，在日共領導下開展“台灣支部”的工作，甚至不分疆界地吸收過朝鮮的獨立運動激進分子。

而在廈門讀書時接觸到共產主義的那批人，其中就包括張志忠，最早甚至還集體學習過蔡孝乾編寫的《新興經濟學》，他們試圖在島內籍民族主義的興起鼓動共產運動。

這兩股施之於台灣共產黨人的影響，在上海積聚又交錯。瞿秋白在遭黨內批駁之前，他被謝雪紅、蔡孝乾、張志忠等人共奉為師。1928年日警反共大搜捕，台共黨人四散後，蔡孝乾、張志忠踏上流亡之途；而滯留東京的共產黨人陳來旺，在被日警破獲的一份報告中曾寫道，“中共支部的成員，竟不知道台灣共產黨的存在”。

1945年8月，國民政府接手台灣後島內政治氣象突變，不出半年，張志忠奉派秘密潛回，此時的他已頗有革命履歷，抗日戰爭期間他參加了蘇北的新四軍，此後在冀南軍區從事“敵工工作”；而晚他三個月抵台的蔡孝乾更是資歷顯赫，作為惟一一個參與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籍黨員，他在中共中央“以少數民族代表身份”居於高位。

經歷了日據時期十數年的“失聯”，共產黨再次踏上這個形勢複雜的島嶼，不由得格外小心翼翼。

先期抵達的信使，是一位《大公報》記者李純青。1945年10月5日下午五時，伴隨着三架從重慶九龍坡起飛的美軍運輸機在台北松山機場降落，他身為記者代表團的一員，混跡於國民政府受降長官的隨員之中，實則肩負着周恩來親自囑託的“排摸”任務。

他捎回的信息是“老台共的人（在日據時期）全部被捕，全部轉向（變節），只有謝雪紅一個人是可靠的。”此後便有了謝雪紅與張志忠接頭的一幕。

同樣為了核實張志忠的身份，謝雪紅特意派出一名台北市郊老農，在李純青的帶路下去上海找“組織”。證實了1946年初，經中共華東局同意，設立了歸上海局領導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並任命蔡孝乾為“省工委”書記，乃島內共產黨活動的最高領導；張志忠為武裝部長。

謹小慎微的接頭工作，佐證了旁人的眼光：張志忠那圓滾滾的小腿，確是長期行伍塑造的。此時已鐵路貫通南北的台灣，很少有人再靠一副腿幫子東奔西突了。而回歸鄉里的他，仍沿襲着他在大陸養成的習慣，光着腳丫子，出沒於城市邊緣的山林地帶。

從妻子季沄寫給大陸親人的家書裡，尚能嗅出這對夫婦“潛伏”期間的生活氣息。季沄幾番勸說家裡人來台一游，並言“台灣受教育普遍”、“鐵路交通方便”，只是“台灣女人都是穿洋裝”，她“領教不了”這裡的中裝剪裁，特意要家人從上海做件旗袍帶來。

在她家書中，“從診所拿藥”幾個字頻繁出現，而又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此“診所”特指位於上海南京西路上的“偉光醫院”，其業主打着“上海台灣同鄉會”招牌，實為中共和台灣共產黨人活動之間的聯絡站和補給線。因當日島內物價騰貴，由上海的組織供給的地下黨活動經費，大部分置換成藥品，再通過“救濟署”申領，既扛貨幣貶值，又便掩人耳目。

火藥味

陳儀入台灣後經濟措施不力，島內物價節節躥升。再加之官員貪腐枉法，在台灣民眾間激起巨大怨懟。據統計，陳儀當權不到兩年，查禁刊物836種，超過日本都政府時期的總和；而在民間收藏木屐，甚至也被列為留戀皇民統治的罪證。

時至1947年，國共兩黨在東北陳兵百萬，內戰已不可避免。鄉下人當中甚至開始傳說，林彪是台灣人（誤為謝雪紅的“弟弟”林木順），等他帶兵打垮了東北的蔣軍，就要回來解放台灣。

改變島內政治走向的“二二八”事件，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一觸即發。1947年2月29日中午時分，群眾涌往電台，要求廣播台北流血事件，號召全省響應抗議鬥爭。雲集了島內左、中、右三派的人士的臨時決議機構“處委會”迅即成立，“二二八事件”的火苗在全島瞬間成燎原之勢。

台灣的非武裝政治運動素有淵源，早在1907年，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維新派”領袖梁啓超曾與島內的進步士紳林獻堂見面。梁語於林，中國在卅年內必無力拯救台灣，台人當效仿愛爾蘭之抗英，以議會路線手段爭取權益。

“二二八”事起，剛在島內立足的共產黨人，即在“省工委”領導下形成了分工，“一部分黨員全力準備武裝鬥爭，另一部分黨員進行宣傳工作”。此時新被吸收入黨的青年，大多是沒有在內陸革命經驗的學生與知識分子，他們常常是白天忙於“尋槍”，夜裡“聽廣播”刻蠟版。

謝雪紅在台中領導的武裝暴動，聲威最是壯大。這個老闆娘搖身一變成花木蘭，挺一支手槍，揮一面小白旗（示意讓道），站在滿載武裝警察的卡車車頭，帶領群眾包圍警察署、生擒了當地的貪腐官員。她的這副形象，1947年4月7日登上美國《時代》周刊，成了外媒報道中SnowRed的定妝照。

時常孤身跑進山裡的張志忠，此時統領着一隊武裝青年，正準備從南部山區挺進台北西邊的桃園。他徵募來的人手，有從日據時代被調去南洋從軍、或做軍夫經受過專業軍事訓練的閒散歸台人員，也不乏地方上的義勇，已在山中跟着他練槍多時。

事變後四五日內，起義軍幾乎攻占了嘉義機場，用“處委會”委員、曾是台共同路人的作家楊逵的話說，“當時連議員也弄不清怎麼回事……只消幾個鐘頭就可以把憲兵和軍隊的武裝解除。”

待到3月4日，蔣介石派出正規軍從基隆掃蕩過來，臨時湊集的部眾面臨土崩瓦解，此刻“老鄭”（蔡孝乾化名）突然現身大華飯店，也是他回台之後首次與謝雪紅見面。

故人相見，卻是五味雜陳。如今這倆人，一個是大陸派遣台灣的共產黨組織最高領導人，一個則是以公開身份活動在島內頗孚人望的老台共。但深埋了二十年的恩怨過從，讓兩人之間仍有散不去的火藥味。

經過長征的洗禮，蔡仍不改他的紳士派。圓框眼鏡配白色毛料西褲，一副文弱模樣，謝見了劈頭就問，“為什麼不早點來見我？”

蔡沉默不語。冷場很快轉變為激烈的爭吵：日益危殆的局勢，組織上的混亂，武裝力量的指揮權，都成了雙方爭論的焦點。

僵持不下時，歷史舊賬就被翻上檯面，謝的黨齡問題（1925年入黨，後因長期失聯而未獲承認）至今沒有解決；而蔡咬住不放：除非謝先寫一份自白，清楚交代日據時期台共變節的經過。

意見分歧挾着難言的私怨，讓兩人的見面最終淪為一場無法做出關鍵決定的妥協。蔡依仗他參加過長征的紅軍老資格，要求部隊分散到山裡去打游擊，同時不放棄在城市的正面宣傳戰場，“要辦日報”。反詰者如楊逵等則認為，“台灣太小了，堅持不了多久”。

瓦解

領導意見的分歧，使得撤退至山區的部隊各自為戰，據台灣“保密局”檔案，“台中之謝雪紅部，及嘉義之張志忠部，因無聯絡配合，又互存依賴心理，各自為戰，致遭全部覆沒”。

在蔡孝乾的堅持下公開辦起來的報紙《光明報》，在台北街頭散發時被國民黨情治機構查抄，最終卻成了整個“省工委”被破獲的關鍵線索。

局勢的急劇惡化，使得組織下令以公開身份活動的謝雪紅，先批撤出台灣，被推舉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後，再也沒有涉足故土。她與蔡孝乾、張志忠的最後一次晤面，已是在1948年6月的香港，秘密召開的“台灣工作幹部會議”上。

據台灣“國安局”檔案228-E-3-（14）披露，此次秘密會議規格甚高，參與其事的除了老台共謝雪紅、派遣幹部蔡孝乾、張志忠等人之外，廣東與海南兩省也各派出一位代表列席。會上，蔡孝乾檢討了“對形勢過於高估”；但他也同樣頭痛於中共機構在島內的“雙軌制運作，領導台籍同志是一條線，大陸派遣同志則是另一條線”。

儘管在“二二八”以後不到半年時間裡，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從1946年初的70餘人擴充到了約400人，但“本省籍與外省籍黨員的關係”“如何擴大黨在工、農中力量”的問題迭出，直至驚動了上海局的領導人張執一出面發話，“誰是誰非，要到台灣解放，掌握了充分資料後方能作出分析……”

在國民黨情治系統的相關報告裡，甚至指出“中共在島內未及建立電台”，而中共地下組織的“雙軌制運作”，後來竟成國民黨間諜瓦解“二二八”後島內組織殘餘力量的慣用伎倆。

1950年2月的一個夜晚，有陌生人來到尚在三灣堅守的台共組織支部，把一隻眼熟的皮箱交給了當地同志。來人信誓旦旦地說，“老吳叫我把這個皮箱交給你們，老吳要我告訴你們，台北的形勢很緊張，希望你們趕快把竹南、苗栗地區的主要幹部集中起來，二月十五日，他會下來，跟你們討論重要事情”。撂下話，來人即不見影蹤。

三灣的同志打開皮箱檢查，發現裡面有張志忠常穿用的西服一套、收音機一隻、一把勃朗寧手槍和三十餘發子彈，悉為他平日的隨身物品。當他們幾乎據此認定來人是“老吳”的信使時，一個機敏的同志，拆解了手槍，才發現撞針已被鋸斷。“這是老吳在向我們示警，他很可能已經被捕了。”

1950年3月，從四川派遣來擔任“省工委”宣傳部長的洪幼樵，剛在基隆登岸，誤以為遇上了接船的“自己人”，即束手就擒；而以半公開身份活動的蔡孝乾，則在廈門街的家中被埋伏逾月的特務逮捕。再加上半年前《光明報》事發後，遭叛徒出賣被捕的“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明，在台的共產黨四位主要領導人至此悉數落網。

獄中，以破獲“省工委”機關邀獲大功的國民黨保密局上校谷正文，刻意安排了一桌酒席，讓四人相對而坐。最早被捕的“省工委”副主任陳澤明，按耐不住沖蔡孝乾發難，“我們的失敗都是你一個人造成的！回台灣之前，你從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份……”

在同志逼問下，這位台共領導人從此竟一個人躲進獄房角落，沒日沒夜趕寫自白書，稿紙堆垛成半人高，碰倒了，他也無所知覺。最終谷正文把他的寫字桌，從保密局監獄搬進了台大精神病院。

四人當中唯一一個拒不自新，而遭槍決的是張志忠。他在牢房裡監押到1953年底，鹿窟的最後一熄武裝鬥爭被掐滅之後，才被押赴刑場。曾與他同監的獄友石聰金記得，他臨行前勸慰：“兩萬五千里長征，失掉聯絡的黨員，二十年、三十年再聯絡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當烈士。”

他的妻子季沄，被以“與老鄭（蔡孝乾的化名）有通訊往來”的罪名同遭槍決，在國內的家人直到1950年代晚期才聞此噩耗，但從未得到“烈士家屬”的待遇。曾為女兒的天花痊癒四處求拜觀音的季同老太，一直到死都難以釋懷：“領導不該派她去台灣做地下工作的”。

此後蔡孝乾變節加入國民黨，直到1982年10月在台灣病逝前遭長期監視。先一步撤出島內的謝雪紅，也未能逃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陸政治風波的整肅。她早年與日共乃至國民黨糾纏不清的關係，日後都成為了指摘共產黨人在島內失敗的口實。倒是1930年代她被日警抓捕時的當庭審判一語成讖，蔡孝乾等台灣的共產黨人“大多是與實際運動疏離的日本及中國留學生，他們訓練組織程度之貧乏，乃是不爭的事實。”

（感謝台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組秘書沈懷玉先生提供的幫助。參考資料：《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全三輯）》；陳芳明《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謝雪紅評傳》；藍博洲《台共黨人悲歌》、《幌馬車之歌》；楊克煌、吳克泰、張執一、李偉光、谷正文、李世傑等人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