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外的读者对于中南美洲近代历史，除了要求土地与自由的传奇般的原住民领袖萨巴塔，主要只知道有欧洲血统的上层阶级出生的夺取国家政权的职业革命家卡斯特罗兄弟（律师）、切（医生）、庇隆（军官）、阿联德（议员）以及统治集团的将军、主教、大地主等，再加上异国情调的文学、艺术家。2004年圣诞期间，我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在托洛茨基遇难纪念馆与第四国际日本支部的友人见面。他“一九九一年就到了墨西哥，二OO五年三月即将返回日本。他介绍了一些墨西哥政局的发展，最后承认：墨西哥政治太难理解，而日本的有关文献都很肤浅。”幸好，《劳工阶级的控制：1930-1979年的拉丁美洲》填补了这方面英文读物的空白，也丰富了安那其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一本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汇编，这本书的质量有高有低、有待加强，但毕竟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图像，让我们了解那些登上历史舞台的拉美劳工：1933年古巴革命中甘蔗劳工占领砂糖厂房、墨西哥劳工推动石油国有化、危地马拉革命中的铁路劳工、阿根廷劳工与铁路国有化、劳工阶级对庇隆体制宣传的抵制、圣保罗纺织女工主导的30万大罢工、玻利维亚革命中的矿工、秘鲁矿工联合会的战斗精神、智利矿工与铜产业的国有化。通过劳工的斗争，此书除了告诉我们拉美历史的独特性，也揭示出一些共同的人类社会规律，不可多得。
除了同时抵抗男性劳工控制的圣保罗纺织女工，此书的主角是只占约1/4的有组织的劳工中的“贵族”，更没有提及广大的原著农民。这也是此书的特性与局限：除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有时候远高于别的劳工阶级或普通人收入水准），最“先进”、最有战斗性的拉美劳工从不同程度直接间接地推动、影响和参与了南美国家的政治进化过程或革命（秘鲁的矿工直接开到首都利马帮助军队主导的革命政变）。其中最典型的是这些国家的最重要产业（石油、铁道和矿产）的国有化过程，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劳工的斗争在政治革命/政变与社会革命中的区别。
例如，卡斯特罗主导的古巴政治/军事革命的国有化过程导致主要外国资本（美国）的制裁和古巴经济、社会的畸形转换（依附苏联），因为直接被国家政权没收的美国资本很容易诉诸强大的美国国家力量的干涉；但组织起来的墨西哥劳工的国有化要求使得同样的美国资本（洛克菲勒财团）不容易直接动用美国的国家力量出面镇压墨西哥的劳工。与其诉诸代价不知的国际政治，洛克菲勒财团还可以在委内瑞拉、中东找到没有政治麻烦的油田；同时，墨西哥的劳工以为国有化是劳工阶级的控制，墨西哥国家政权则把工会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拉拢一小撮“劳工贵族”的官僚加入新的统治阶级，成为最终受益者，等到劳工们发现国有化只不过是把外国资本更换成民族资本的统治，为时已晚。阿根廷劳工推动铁路国有化，除了普遍的民族主义高昂外，也伴随着外国（英国）资本腐败、老朽（设备和董事会）的过程，连英国外交/情报机构也建议政府散手不管，把烂摊子交给阿根廷。这倒使人联想到大英帝国的衰落，在退出印度、马来西亚等事务中，从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学会了教训，值得新的帝国学习。
劳工阶级的不成熟，也可以从智利矿工与更不成熟的阿联德“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台联系起来。阿联德以南美的列宁自居，以为劳工有高度的“阶级觉悟”配合他的政权度过内外经济难关，而已经享有较高收入的矿工却不理会意识形态的幻想，在右翼政党的煽动下不断罢工要求更高的待遇，撤销了阿联德政权的阶级基础，只好由他自己抓起机枪抵抗美国支持下的军人政变了。
正如此书总结的那样，“劳工们的错误是在这段长期的转换期间对政府期待太高”（第301页），但这是每一个社会的劳工阶级不可避免的成长过程。同时，我们也看到拉美的劳工在控制自己命运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当萧条时工作机会减少，工会的成员轮流不上班少领新水，这样就没有人被解雇”（132页）。只有组织起来的劳工才可能这样互助，否则只能被雇主随意解雇。而圣保罗的纺织女工，刚开始学会组织起来，还要抵制已经组织起来的男性工会“贵族”、特别是工会官僚的歧视、压迫，摆脱了被国家政权利用的错误关系，胜利地达到30万人罢工的目的，为拉美的劳工运动树立了典范。
正如此书开卷引用巴西纺织女工Maris Pavone所说：“任何人都要有尊严，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