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之一。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数十年投入心血，终于看到曙光在前：到2014年底完成“中国当代史数据库”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子库之后，毛泽东时代历史文献就全部记录在案


◆高伐林


    2006年5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有相当规模的“文革”40周年研讨会，有来自北美、欧洲、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几十位学者与会。以21世纪中国基金会执行主任的身分来筹备和主持会议的宋永毅致开幕词，他说：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包括笔者在内的与会者一愣，然后哄堂大笑。
    众所周知，中共执政者长期以来将关于“文革”的话题列为禁区，对调查研究百般压制，宋永毅竟然将中共列为“第一个”感恩戴德的对象？！
    但是，宋永毅并不是说反话。



中共让他成了“名牌”

    在那之前，宋永毅和美国一批华人学者，已经于2002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列为“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一；在那之后，2010年，又出版了之二：《反右运动数据库》，2013年，又出版了之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
    八年之后的2014年3月，笔者在费城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上，再次见到宋永毅教授。他告诉我，2014年年底，将出版“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四，也是最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最后这个数据库，是关于‘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一直到1956、1957年的‘肃反’的资料，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
    在交谈中，宋永毅再次提到感谢中共。
    为什么感谢中共？老宋大笑起来：“因为他们把我抓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我投身的文革研究事业的知名度和公信力。现在我走到哪儿，一说‘宋永毅’，就有品牌效应呀！”

    笔者记忆犹新：1999年宋永毅回中国大陆被警方拘押，是在海外相当轰动的一件事。
    当时在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宋永毅，回中国收集“文革”资料而被捕。当局给宋永毅安上的罪名，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文件”和“不准出境的文件”。但据《纽约时报》报导，其实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报刊，而且，并非来自机要部门和档案部门，而是来自民间——从类似北京潘家园那样的旧货市场上淘到，或者从私人收藏者手里搜集的。何罪之有？！
    宋永毅认为：抓他是“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蓄谋已久的阴谋”，最主要是为阻止《文革数据库》的出版。“在我回国之前的1998年，从蒋经国基金会申请到一笔约3万多美金的基金，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准备做《文革数据库》。”
    “当时有人举报说，这个项目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审讯我的人，盯住蒋经国基金会，盯住我们这个数据库不放。想把我关个五年，这项目就做不成了。”宋永毅告诉他们：“中央情报局不要说对几十年前的事没有兴趣，对一个月以前的事可能就没兴趣了！”
    关了半年，将他放了。宋永毅分析释放的原因说，主要是国际上的援救：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大量报道；101位美国、欧洲知名学者、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确保学术研究的自由，其中许多是西方著名汉学家，有些还是一直比较倾向于中国政府的。海内外的反应，使得中国当局相当被动。当时中共需要美国给它最惠国待遇，扣住这样一个搜集“文革”红卫兵报刊的图书馆员不放，会让美国国会对中国印象恶劣而不肯松口，实在不上算。
    宋永毅在回答RFA专访时还披露：他的获释，也和中共党内有人对“文革”看法与公安、国安“鹰派”不一样有关。他说：“有一句讲一句：江泽民本身不一定同意国家安全部的观点。美国国会代表团当著江泽民的面，讲到我这样一个无辜的教师研究‘文革’被他们抓起来，江泽民当场就表示：‘如果他就是因为研究文革，收集那些文革小报材料被抓，那是不对的。当然他如果有其它事，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当场跟他们讲了‘文革要研究’，讲自己怎么在‘文革’中间被批斗啊，坐‘喷气式’啊……哪怕是江泽民这样的人，都不一定同意那些‘死硬派’、‘毛派’的观点，抓我的完全是毛派。”

被拘押反使研究突飞猛进

    宋永毅的感谢，就是缘于这个理由：这次被拘押，反而使得他的研究突飞猛进。
    第一，通过那么多媒体的报导，大家知道这个人要把一生献给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而且就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在揭示侵犯人权的祸害、整个民族、人类大灾难中被抓，引起公愤；
    第二，对他回到美国以后申请研究基金和得到各方援助、收集资料等等，太有帮助了。宋永毅举过一个例子：RFA电台当时也报导了他被捕，后来RFA给他转去好多份非常珍贵的中共中央文件。怎么来的？是中国天津一位中学教师收听了RFA的广播，得知宋永毅正在做这个研究，就复印了那些当年的中央文件，寄到RFA在东京的一个邮箱，转到了他手里。
    宋永毅说：“更不用说我出来以后决定要继续编完那115本《新编红卫兵资料》。我到日本去，日本学者知道我是宋永毅，就相信我，愿意把他们10多箱红卫兵小报拿出来，说‘给你挑，你要就带回到美国’。当然我也送了他们不少东西——学术资料都是交换。”
    宋永毅将这些资料扫描完了，归还给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收藏家。“搞到的所有小报，我不收藏，（扫描之后）全部送给他们。这样欧美学者也都愿意把手里的资料无偿提供给我。”
    宋永毅还说，向美国的基金会申请钱得有人写推荐信，“都是麦克法夸尔等很有名的汉学家给我们写，因为他们知道了我这个人。这用老毛的话说，也是‘坏事变成好事’，为我的文革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文革”中坐了五年牢

    从宋永毅1997年著手“中国当代史数据库”算起，至今已经17年；如果追溯他的“文革”史料收集和研究，已经有约40年历史。
    为什么会选择“文革”、选择毛泽东时代作为一生主要的研究课题？宋永毅直言不讳：完全出于自己“文革”的经历，“‘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狱中度过。”——原来，他早已经有坐牢的经验了！
    “文革”爆发时，出身于“资方代理人”家庭的宋永毅，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的初三学生，跟当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是同年级不同班的校友。
    宋永毅回顾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好几点是吸引我们平民子弟的：“他提倡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当时通过中央文革提倡平等，反对‘血统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到1967年，“文革”进入“全面内战”，毛泽东自食其言，不仅不搞什么选举，实际上重新搞起“血统论”——“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都说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是‘新血统论’。”
    图书馆的大门都贴上了封条，却并不能阻挡毛头小伙子爬墙翻窗进去找书来读，反正没课，有时间读很多书。另外，伙伴中也有些干部子女，从家里拿出许多“灰皮书”“黄皮书”——也就是‘文革’前内部出版、只限那些高级干部阅读的书。宋永毅看了几十本，他记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三册，描述纳粹帝国的结构、文化，希特勒怎么上台的；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写到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那些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爱读这些书的年轻人不可能安分。上海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运动，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宋永毅卷入了，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从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清查五·一六”，他先是被抓进“封闭式学习班”，然后是隔离审查。
    宋永毅没有像当时全国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当知青上山下乡。上海是工业基地，需要劳动力，1968年夏末，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指示还没出来，他和同届毕业生就被学校分配到上海粮食局位于郊区一个储存粮食、食用油和工业用油的港口仓库工作。但1970年上海中学的“工宣队”“军宣队”，把他叫回学校关押追查。宋永毅介绍，追查“炮打张春桥”“在上海波及几十万人，迫害致死的也有几百上千，这个数字至今也还不清楚”。

“反革命小集团”首犯

    宋永毅坐牢，更主要的是为另一件事。
    参加工作以后，伙伴们仍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五个同学就两个星期左右在他家里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这就是“文革”中流行的“地下读书会”：各自去弄书，彼此交换看，再讨论切磋。这伙年轻人很自然会讲到江青30年代绯闻啦，德国纳粹帝国和当前“文革”的对比啦，甚至讲到毛泽东在指导“文革”中的失误啦等等——所有这些言论，都被归类为“防扩散言论”。
    “读书会”一个在里弄小厂工作的成员，最先被隔离审查，他在“逼供信”下交待了，“还不是一般的交待，是非常夸张的交待。因为他是写小说的，所以写了500多页交待。”宋永毅笑起来，“造成我们五个人全被抓，不得了，被打成一个‘宋永毅反革命小集团’。”
    他1971年12月被抓，一直没判，关在王洪文搞的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24小时看守，几个人挨揍挨得很厉害，绑起来打，也绝不许家人探监，只有一次，在他快要出来了之际，允许他当时在国防工委一个准部队研究所工作的大哥来看过。1976年3月，他才被放出来。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觉得这些事简直匪夷所思。宋永毅说：“那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隔离审查可以无限期搞下去。他们本来是想把我枪毙的，因为搞出来的‘防扩散言论’有几百条——实际上那些话我们都没有讲过，都是‘逼供信’乱弄出来的，搞得很恐怖，比如指控我们说‘毛泽东祸国殃民，值得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当作篮球去打’——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们对毛泽东个人没什么仇恨。”
    粮食局专案组把这个要犯报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他——竟有一百多条“防扩散言论”，这还了得？不仅可以判刑，甚至可以枪毙。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公安局已经有些“老公安”被“解放”，复查这个案子。读到如此之多的罪状，他们本能地就觉得不可能：五个年轻人，怎么会对毛泽东共产党仇恨到这个程度？
    宋永毅的同学也为他抱不平，大著胆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真的得到了回音——不是毛泽东批覆的，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覆的。
    宋永毅对RFA讲过很有趣的细节：写信的同学是仔细斟酌过策略的，在信封上写下“谢静宜阿姨亲拆”——他觉得收信人一旦看到“谢静宜阿姨”的字样，会认为是少先队员写的信，产生一种惊奇感，就会拆开，而不会立即扔到一边。这个策略成功了，谢静宜确实看了，把信转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到上海市委，市委就组织了一个复查小组来复查我们这案子。这才使我有可能在1976年初被放出来——五个中学生是说了些‘错话’，但是绝对没有这么个‘反革命小集团’”。

革命导师教出一个认真的反对派

    从21岁到26岁，五年监禁时光，宋永毅用来认真学习曾经狂热信仰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一允许他看的就是“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本。“我还向他们要《列宁选集》四本，他们没给我，只给我看过一本。”宋永毅还不无自豪地说：“毛泽东‘雄文四卷’我至少看了一百遍。”
    一百遍！？
    “我在里面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字典》和一本《政治经济学字典》，用草纸编的，现在还在家里呢。”
    就是在精读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过程中，宋永毅看出了问题：“比如说，我看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本不想抗战，他只是想保存实力，将来再打内战、取得政权。”他还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悖论”……
    囚禁中的读书生涯，使宋永毅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怀疑。也使他产生要了解“文革”的强烈愿望。
    1977年考大学，他第一志愿填的是历史系，但是很遗憾，那时竟然还没给他“平反”，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他之后，又把他的档案退了回去。最后是上海师范大学急需一批两年制中学和其它成人教育的老师，上海市公安局复查他的案子的那个处长，天天去盯着说：“你们要把这个人收下来，这人很快就会平反了”，这样他才跨进了大学校门。

    “文革”中他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代人思想怎么演变的？在上海中学，1968年到1970年，宋永毅就曾经主编过两本东西：《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一）和《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二）。收入了杨曦光的文章、“李一哲”的大字报、“炮打张春桥”的上海“胡守钧小集团”的材料和那些“血统论”。
    为什么要编这些东西？宋永毅说，我们这些同伴都比较有思想，觉得再过二三十年，就是我们这些人接班，那么“文革”中的思潮，对于以后的掌权绝对有影响，“太子党”有他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这些“异端思潮”不管是“右”还是“左”，都应当把材料留下来。
    “文革”中他虽然经历了抄家，很幸运这些材料逃过一劫。
    宋永毅1980年毕业后，在上海电视大学教了一段书，又在上海作家协会搞专业研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六四”枪声一响，他马上决定离开中国——那之前他已经被美国俄亥俄大学录取，还给了他奖学金。宋永毅就把《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夹在箱子里，带到了美国。他与孙大进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于1997年出版，在那本书的“后记”中，他回顾了这个历程。

    宋永毅等人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

从点到线再到面

    宋永毅到美国本来要读历史博士，因工作难找，就改读图书馆专业的硕士。他的第一个工作是1995年匹兹堡大学给他的东亚图书馆中国文献研究员，他的“文革”研究也就是从匹兹堡大学开始。
    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异端思潮”研究：从“异端思潮”开始，和他自己受迫害有关。大概从1995年开始到1997、1998年左右，“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这个概念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
    第二阶段，从1997、1998年开始，一直到做第一个“文革数据库”。宋永毅说：开始注意“文革”中那些被残害、杀戮的现象，后来他编了一本书《文革大屠杀》，这本书还出了日文版、法文版。“我自己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不是从一个那时年轻人的带有派性也带有极左思潮的‘异端思潮’，而是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权灾难开始思考。”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宋永毅发现，对“文革”真相，不管是海内外学术界还是老百姓，都存在太多的误区。
    比如，1998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了他和孙大进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目录索引》，500多页，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这是图书馆学者从文献学角度去编的，编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至少有十几本中英文书，有几本还声称当年自己是红卫兵，说“8月18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和红卫兵在金水桥前亲切握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使宋永毅痛感到：保存历史真相一定要从原始资料著手。他搞了个大项目：华盛顿一个“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了一个115卷的《红卫兵小报》，包括2700多种红卫兵小报，就是他主编的。他们向全世界范围内征集，而他1999年回国也是为这件事，结果当局说那些红卫兵小报是“国家机密”，都给没收了。不过宋永毅强调：“我们大多数东西不是在中国大陆收集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例如各省市的红卫兵小报，有55卷，其中30卷是日本文革资料研究协会给我们的；第2期差不多有40卷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小报，那是加拿大一个华侨、最有名的北京小报收集专家给我们的。”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2年到现在：从研究“文革”，走向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对当代政治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这个项目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
    宋永毅是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的专家，他介绍，自己与一般学者从资料分析出结论的研究不一样，主要成果都和图书馆信息学有关，已经有了一大批：
    例如，他参加编的英文《文革大词典》，2006年出版；所有关于遇罗克《出身论》的八篇文章，关于“血统论”的原始文章，包括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联动”、谭力夫的讲话等，也全部译成英文出版；另外他们还把“文革”中主要“异端思潮”、“读书运动”中的主要成果都翻成英文，分别在2001年、2004年出版……



研究毛时代历史的基础建设

    我最关心的是“中国当代史数据库”，请宋永毅更详细介绍。
    他说，共分四个子库：
    第一个，《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早已完成，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现在欧美的博士或中国大陆的博士，要写到‘文革’，很少有人不用我们的数据库！”
    而且，不断发现新资料，就不断补充更新数据库，2002年出版以后，2006年更新一次，2009年更新一次，2013年又在更新。
    第二个，2010年出版的《反右运动数据库》也已完成。也同样在不断补充更新，第2版又有1000万字的材料加进去。
    宋永毅曾对RFA介绍：其中比较珍贵的是“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办公厅每两个星期出一本《情况简报》，直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这是各地“反右”动态，直接影响他们决策的，总共出了69期，全部被宋永毅他们得到，“从毛泽东看那个东西，到他指示、到他决策，中央领导的决策，就有一个脉络可以看清楚”。
    “反右”中各地党委还出了很多《右派言论集》，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折射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非常宝贵的思想，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思考精华结晶，这些人当时被整得七荤八素，家人也噤若寒蝉，多半不能保存这些资料了，但被搜集到这些“罪状”中。宋永毅他们收集到近百本这种《右派言论集》。
    第三个，2013年出版的《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被宋永毅认为是已经搞出的三个数据库中“最精彩的一个”。“精彩”，是说它资料的价值，是以内部档案为主的。
    前两个数据库，中共内部档案不太多，像“文革”档案，是当局管得最严的，基本上还是以群众组织的公开材料为主，不过也有少量中共内部档案，例如1966年“5·16通知”以后，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斗朱德的会议，有关资料就是从中共中央档案馆里“绝密”档案中搞出来的；《反右数据库》也有一些如上面所说《情况简报》那样的内部绝密档案；而《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就不同了，收入近4000份中共内部档案，都是外面看不到的，例如，四川温江地区人吃人、甘肃临夏地区人吃人的内部上报的绝密调查报告等。
    2014年底，即将出版《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这样，四个数据库，涵盖了从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史当然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主要是政治运动史。那些历史的文献就全部记录在案”。
    宋永毅告诉我，这个篇幅浩瀚的数据库用两种方式发行：第一种是网络发行，主要是供那些图书馆、各个学校征订，征订后整个学校全部可以用，现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几十个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订了；第二种是光盘，分门别类做好的数据库光盘，谁需要，可以到香港中文大学网站去买，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图书馆和个人都可以买，放到自己的电脑里用。宋永毅透露，现在买的人主要是研究生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每年办一个国际研究生班，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生一到那儿就买这些数据库光盘。
    宋永毅强调：我们的数据库给学术界提供坚实的揭示历史真相的研究基础；给一般老百姓，也会精选一些，部分上网，大家可以免费用，提供的就是历史原貌——“就放在那里，我们不加任何编者按语，这是共产党一级又一级组织的调查报告：一个乡盲流出去多少人，肿病饿死多少人，被非正常打死多少人等等。中国有个传统，把历史作为镜子；我们的数据库就是提供作为一个镜子。”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

    宋永毅在征集和整理这些资料中也在潜心思索。他认为，从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可以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之一。
    他对RFA记者提到，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说，整个大饥荒死的4000万人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宋永毅证实这种说法：“将来老百姓看到档案材料，就可以完全相信：那个时期的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那些苛吏、最坏的官员。他们逼要老百姓的口粮，打死多少中国农民、老百姓！农民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一打当然就死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吏政，也就是官僚统治最残酷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农村。”
    宋永毅看完大量原始材料，考察了人们对“大饥荒”的各种理解，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说法，他写了一篇序，题目是“大饥荒：党国对中国农民的粮食战争”。
    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从统购统销开始的，毛泽东及其中国政府为了应付所谓“美帝国主义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从农民口中抢夺粮食，根本和什么“天灾”啦“苏联逼债”啦，一点关系都没有！
    宋永毅批驳了“毛泽东时代官员清廉”的说法，认为这主要是中共的信息封锁所造成的。从那时候苛捐杂税逼死人命、奸淫掳掠的严重状况看，农村干部的凶残超过现在，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农民是农奴，完全依附于这个国家机器、依附于人民公社。“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当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情。但是具体到农村的干部对老百姓的迫害，酷吏杀了多少人，恐怕还是大饥荒时期最严重。”
    宋永毅说：毛泽东搞了一场政治的“文化大革命”，结果他把整个中国政治制度，中间还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全部给毁掉了；邓小平呢，搞了一个经济的“文化大革命”；接著就是江泽民，把老百姓中本来还有一些道德观念，又通过“金钱的文化大革命”给转换，就造成今天整个中国的道德沦丧。
    他归纳：毛泽东的腐败是一小撮人腐败，邓小平的腐败是一部分人腐败，江泽民以后搞得“人人想腐败”！

“我们不能等啊”

    马年伊始，宋永毅与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开始了新的合作，期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征集整理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中海量资料，能为更多研究者、读者知晓和善加利用。日前，作为合作的开端，33万字的《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一书，已经在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是源自其资料库。宋永毅为这本书写了长长的序言。他与明镜的更大规模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明镜新闻出版集团也为此而着手进行结构上、技术上、人事上的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就能推出新的成果。


    我在亚洲学会2014年会上问宋永毅教授：您为什么像个永动机，一刻不停地推动一个又一个计划，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您怎么想的？
    宋永毅的回答很实在：
    ——我们不能等啊！
    他说：我们能等中共开放了档案再来从事历史研究吗？看目前中共，根本没有这个放松、放宽、放开档案史料的意图，等到猴年马月？我们必须自己干起来！
    不能等，还有另一个理由，一个甚至是更重要的理由。宋永毅说，我们也到了这把年龄了，眼看毛泽东时代的亲历者、目击者，这几代人都已经、正在或者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当我们离开之后，对毛泽东时代有切身感受的人，就再也没有了！我们要赶快给未来的研究者留下东西啊！
    宋永毅对毛泽东的批判锲而不舍、鞭辟入里，但这位给中国带来浩劫的领袖，至少有几句诗，让宋永毅认同：“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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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小档案

    1949年出生，籍贯浙江慈溪，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分校东亚研究系文学硕士，印地安纳大学Bloomington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士。出版有《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Heterodox Thoughts I & II》，《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新编红卫兵资料》（115卷），“中国当代史数据库”。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和东亚图书馆中国文献学者，美国迪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技术部主任，现任职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新史记》19期，明镜新闻网、明镜历史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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