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劣根蠢动之二——天京事变

1856年6月20日，太平军攻破向荣江南大营。8月9日,向荣死。22日，东王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附体”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为示隆重，决定加封典礼在9月23日（东王生日）举行。

韦昌辉请求天王下诏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肯。他又与石达开密谋杀杨秀清。议未成而两人都被杨秀清派遣出征。及天官正丞相，佐天侯陈承瑢向天王密告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乃下密诏，命江西的韦昌辉、湖北的石达开和镇江的燕王秦日纲等速回诛杨，天京事变发动。

天京事变“王杀王”

9月1日夜，韦昌辉带3000精兵赶回天京，在城外与秦日纲会合，陈承瑢开南门接应。2日凌晨，众军突袭东王府，东王及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54人全部被杀。天明，天王乃下诏，贬杨秀清为“东孽”，称其“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

为进一步肃清东王势力，9月4日，天王下诏斥责韦昌辉、秦日纲，佯称韦昌辉擅杀有罪，宣布他们每人将被杖责500，诱使杨秀清属下临观，约有6000名东王部属在弃械后被骗入天王府遭到杀害。《天国史》称这是韦昌辉“用诡计屠杀东王府所属部队，夺取大权”，脱开洪秀全。

随之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搞“扩大化”。总计被杀军民约两万余人。

（杀掉杨秀清之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等必然会立即到天王府，奏明“东孽”已诛，请旨“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方面的资料竟是一字也无！天王诛杨密诏，也至今不见踪影。显然，由于洪秀全必须开脱自己在天京事变中的责任，所以相关资料严重缺损。本书认为，天京事变中发生在天京的那些杀戮，应该都出自洪秀全之命或是在他的允许下进行。）

9月26日，翼王石达开到天京，见城内如此杀戮，且有自己的属下乱中被杀，意识到大肆杀戮应出于天王旨意。他先见了韦昌辉，对滥杀表示不满。韦昌辉将二人见面详情禀报天王，天王顿起杀心。石达开连夜缒城逃出天京。依天王密令，北王尽杀翼王在京家属及其王府部属。并派秦日纲率兵追杀石达开。

石达开至安庆，召集部众4万，起兵讨韦。并上书洪秀全，要韦昌辉首级以谢天下，否则班师回京以清君侧，获得天京以外太平军大多数的支持。

情势逆转，天王派人当众谴责韦昌辉：“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他之意，而今已拿戮之（东王），其下属何辜，又尽杀之，应念天父好生之心，以宽纵为宜。”伪装自己并不知情。

韦昌辉觉着洪秀全这是把责任全部推给他，既怒且恐，情急下攻打天王府，败！

11月2日，洪秀全下诏处死韦昌辉，其首级被函送安徽石达开营中。在石达开逼迫下，28日，秦日纲、陈承瑢亦被诱杀，天京事变告一段落。

此事经过另有不同版本。且有许多疑点（例如有没有天王密诏、韦昌辉究竟如何失败被杀等），至今众说纷纭，但结局是明显的。天京事变使天国实力遭受重创。先有两万多人被杀，继被石达开带走十余万精锐。尤其是天国失去几个举足轻重的栋梁“王”：不仅有统领全局的东王杨秀清，连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翼王石达开等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也一时俱失。

天京事变前，韦昌辉督师江西，与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大战于赣南，石达开救援湖北，与湘军大将李续宾对峙于武昌，而秦日纲也在丹阳前线，追击向荣、张国梁等清军残部。正是天国“鼎盛”时期。

三人带兵而归后，前线太平军转入弱势。江西五十余县大部被湘军收复。不久后，武汉三镇全面失陷。而由于秦日纲从丹阳撤出，清江南大营卷土重来，连营130余座，四面合围天京。至此，天国的控制区大为缩小，只拥有天京、九江等几座孤城以及安徽的部分地盘。

洪、杨矛盾的由来、发展与爆发

由于天京事变被称天国兴衰的转捩点，它的性质，它的前因后果，历来是天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无疑，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引动天京事变的导火线。《天国史》据此认为是杨秀清“妄逞个人威风，要夺取皇帝宝座，乃天京事变的祸首。”其起因是杨秀清“日益滋长着农民消极方面的狭隘性和私有性”，“受着封建思想深重影响”，“压不住对君主宝座的覬覦的欲望”等因素。性质是“最终便爆发了篡夺君位的斗争。”它因此谴责杨秀清，“固然，使杨秀清陷到这个地步，应该归结到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私有性和保守性去寻找他的根源，而且还有着种种的客观原因。但是，这不等於说杨秀清个人不需承担责任。他必须担负破坏太平天国团结，破坏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引起天京事变，从而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后果的责任。”

就那么简单！

洪、杨之争是两人矛盾长期发展，在天国发展处于困顿状态下产物。

洪、杨矛盾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紫荆山传教时。前已提及，杨秀清“天父下凡”，做主一切，迫使洪秀全接受他的调度。洪秀全当然知道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是假的，但不敢揭穿；杨秀清知道洪秀全知道他的“天父”是假的，就欺他不敢揭穿。两人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相互欺骗而又相互利用上。“二哥”、“四弟”尽管叫，但绝无兄弟情分。

既然杨秀清认识到洪秀全的“上帝第二子”是假的，所以并不信仰“拜上帝教”。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就不会完全接受洪秀全的思路。分歧矛盾不可避免，且随着天国形势发展而发展。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直到攻下江宁，两人矛盾主要表现在进军方向上。洪秀全笃信自己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所以要入河南，进北京，做中国之“王”。杨秀清应该是从朱元璋的历史得到启发，他首先要建立以金陵为中心的根据地。1852年6月，天国上层在道州计议今后去向，杨秀清便力主“专意金陵，据为根本”。他以“天父圣旨”贯彻他的意志：在武汉，决策东下。到江宁，决策定都。

随后有北伐事件。杨秀清决策定都金陵，目的在先建立根据地，再图北进，北伐应出于洪秀全的坚持。若果此，北伐失败，杨秀清显然会愤懑于洪秀全的执迷于“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如同《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实际应由天王一手编制。旨在确立经济上的天王独占制。而这个制度实际又无法施行，杨秀清自然也是不满，以一句“照旧交粮纳税”把它给废了。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禁书烧书，被杨秀清“天父下凡”所阻。前文已有述及。杨秀清阻止烧书的话，直接否定了洪秀全所称梦见上帝、耶稣斥责孔子的说法，否定“拜上帝教”的“独真”地位，甚至否定了“拜上帝教”。在一定条件下，杨秀清就会走上非“拜上帝教”的路。

天国男女分营，严格禁欲。天条第七条规定“不好奸邪淫乱”。犯强奸罪的一律问斩，是太平军军纪中最严格的条款之一。但天国把正当的夫妻房事也列入“奸邪淫乱”，天国刑律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而且把这规定扩展至民间。于是，除天国诸王可以“享用”美女外，军民全体被强制禁欲。尽管杨秀清一次次以“夫妻男女皆斩”来维持禁令，但作为接触实际的他也明白，长期强制禁欲将危及天国根本。1854年9月29日，杨秀清“天父下凡”，向洪秀全提出“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杨秀清不是以东王军师的名义奏请天王同意解禁，而是用“天父”身份强压洪秀全接受，无疑其中隐藏着洪、杨之间的矛盾。

杨秀清之权，开始是军事指挥权，后来是得以“节制”除天王外的各王，而 “天父下凡”，杨秀清实际上可以“节制”天王。洪秀全遂隐居深宫。作为皇帝，他成日编些“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之类歪诗。作为教主，他涂抹《圣经》，自许“太阳”，竭力完善“拜上帝教”。杨秀清独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事，集大权于一身。经过几年努力，天国根据地却一直不成气候，天国发展呈困顿停滞状态。杨秀清不信“拜上帝教”，自然会认为其间原因是“拜上帝教”在长江流域难得人心。

天国政教合一，“拜上帝教”是国教，排斥“异端”势所必然。这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行得通。而到长江流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拜上帝教”很难被民众接受，尤其无法得到读书人的认同。这首先表现在从早期东王、西王，到后期的英王、忠王，为天国撑门面的始终只是两广“老兄弟”，绝少两湖江浙人才，成为天国失败潜因之一。

后来忠王李秀成曾谏奏天王：“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贷万方，轻世人粮税。”可以想见，天国上层的忠贞之士，大都不信“拜上帝教”。

洪秀全坚持“拜上帝教”，杨秀清则想走非“拜上帝教”的路，这是洪、杨之间的深层次矛盾，是天京事变必然会发生的根本原因。

杨秀清之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及其失败

许多史论提到定都天京后，天国如能逐渐弃“拜上帝教”而另提更具针对性的口号，争取广大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支持参与，中国历史或将是另样发展。可是天国立国基础正由“拜上帝教”而来。洪秀全以“拜上帝教”教主而作天王，广大教徒寄希望于“拜上帝教”所许诺的小天堂而冒死相从。所以洪秀全不可能放弃“拜上帝教”。

东王虽然执掌天国军政指挥权，但只要还是政教合一，只要“拜上帝教”还是国教，那教主兼天王的权威还是至高无上。“天父下凡”方式也不能常用。杨秀清既不相信洪秀全的“上帝次子”。随着时间推移，他更能认清洪秀全除了“妖言惑众”，贪图享乐外，别无所长。到后来，洪秀全对天国已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既已走到这一步，无论为天国还是为自身，杨秀清几乎是必然地会产生取而代之想法，以摈弃“拜上帝教”。这是洪、杨由“拜上帝教”而来的深层次矛盾，在天国进入困顿状态下的必然发展，与杨秀清的农民出身其实没有关系。

去掉洪秀全，是否就能放弃“拜上帝教”？放弃“拜上帝教”，天国根据地是否就能成功？不知道！但不去掉洪秀全，就不可能放弃“拜上帝教”，天国根据地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作为接触实际的军政领袖，杨秀清应有深切感受。

此前，杨秀清“天父下凡”干预天王府事务，甚至杖责天王，已是试探。逼封“万岁”，这是第一步，意在能与洪秀全平起平坐。让“幼东王”也称万岁，就是要让洪家天国变为杨家天国。待天国上下接受适应这一状态后，就会有第二步：例如杨秀清又“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召到东王府。“天父”开言指责洪秀全的种种不是，宣布收回对他“天下万国之王”的赋命，改授予“第四子”杨秀清，逼迫洪秀全当场答应，立即完成交接印绶，颁布诏书等程序（可能还有封洪秀全“万万岁”，即让他当“太上皇”一节）。最后结果很可能是洪秀全“天王”而“万万岁”，被严密“保护”，杨秀清“东王”而“万岁”，主张一切。尔后杨秀清将重述“天父”意旨，以新的政治经济纲领领导天国运动。

其实，即使杨秀清想当天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尤其是如果“程序合法”的话（“天父附体”，执行“天父圣旨”在天国是合法的政令程序）。后来发展显示洪秀全整个是一个昏君，那如果杨秀清当了万岁，天国的历史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不知道。只是天国历史将有另外写法。

如果杨秀清能快刀斩乱麻，一举夺取天王权力，那就只是天京政变，而非天京事变。可是天国由“拜上帝教”而立，教主威望崇高。杨秀清只能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篡位”，这就使洪秀全的反扑成为可能。

在杨秀清逼封“万岁”之后，天京事变之是否发生便取决于洪秀全的是否反抗。

这几乎是不言而喻。在洪秀全心目中，这天国是他的，是他们洪家的。尤其是他门父子俩的。东乡称“朕”时，天国江山八字还没见一撇，他就忙不迭地立才两岁的儿子洪天贵福为幼天王。他曾认真地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雙承哥朕一统书”（这儿“哥”指耶稣），他家是“父子公孙坐天朝”。如此“深谋远虑”，岂肯轻易放弃！

可手中无兵无权，身边没有亲信，拿什么反抗！他早已习惯于“天父”威逼，甚至忍受当众杖责。杨秀清逼封“万岁”，身处东王府，洪秀全只能答应。或者说，只能静待“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安排了。《天国史》一方面称洪秀全“对杨秀清称万岁，断不是甘心情愿的。”但又说“洪秀全为着革命前途打算，还再加忍让，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这“为着革命前途打算”，读来无味。

韦昌辉请诛杨，洪秀全拒绝。如果属实，那也不是为了顾全“革命前途”。而是惧于杨秀清权大势大，怕韦昌辉画虎不成反类犬，牵累到自己。基本上，如果杨秀清能保全他的天王名号与享受，洪秀全不会反抗。

陈承瑢密告，情势急转而下。一方面，得知杨秀清将危及他的身家性命。另一方面，陈承瑢颇得东王信任，可矫传东王命令，把密诏送出和开城门接应。从而实现洪、韦联手，天京事变发生。

天国6王，由于经历、阶级等原因，可以分为3拨。洪秀全、冯云山为一拨，杨秀清、萧朝贵为一拨，韦昌辉、石达开为一拨。冯、萧早亡，石达开对政争消极，天国上层斗争就只在洪、杨、韦之间进行。杨秀清不懂得联合韦昌辉，结果洪、韦联手，杨秀清败矣！

对洪、杨关系，毛泽东有这样一个评断：“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杨秀清其人

无疑，天国前期的发展与成就，洪、杨是关键人物。可细校之下，洪、杨所起作用又有所不同。洪秀全主在创教，居发起人地位。杨秀清以其“天父代言人”身份，独操军事指挥权，是天国的实际缔造者。天国之兴，离不开杨秀清卓越的的军政指挥才能。

《天国史》盛赞杨秀清“任太平天国正军师，总理军国，出现了一个在农民起义史上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就是在中国史上也少见有如此高度中央集权。在军事上，一纸令下，全国兵将星驰电集，赴汤蹈火，如身使臂，臂使指。在政治上，‘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所有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全部集权到中央政府。在维持秩序与执行纪律上，‘一切人等，无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岗位与职责，而全体动作各按轨道，循规蹈距，如同钟表的机件’”。

然则杨秀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是会“降僮”术，能发“天父圣旨”；二是以杀立威。

靠“降僮”发表“天父圣旨”，不需任何其他程序，杨秀清的个人意志就能立即得到贯彻，其效果可想而知。他又以杀立威。东王出行，如有人敢当面走来，斩！夫妻暗中相会，斩！许多人只为几句怨言，便遭杀害。杨秀清族兄杨元清的妻子在东王府服役，和人闲聊时说起自己夫妻“分在两地，不及阿叔尚能夫妻同处”。杨秀清以其口出怨言，大怒，斩！不要说普通军民，便是北王、翼王，在跪听“天父圣旨”时也是胆颤心惊，汗流浃背。生怕这“四哥”舌锋一转，立时就要了他们的项上人头。所谓“东王令严，军民畏”,天国上下被一片恐怖气氛所笼罩。人们不敢怒，不敢怨，更不敢言，不敢违抗，遂有上面所述的那番场景。《天国史》形容这样的政治场景“比天朗气清的澄空还要清明的政治”，毋乃太过！

绝对权力使杨秀清日益乖戾嚣张。他以惩罚立威，埋下许多怨怼仇恨，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即在其中。在天国上层中，他几乎没有任何同盟者。他对自己的权威又过度自信。逼封“万岁”以后，还以为天王也不敢将他怎样，疏于防范。终于在变乱中束手丧命。

结怨太广，树敌过多，以及因骄傲自信而来的麻痹大意，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前已言及，天国以“拜上帝教”立国，其失败是必然的。如果杨秀清政变成功，且摆脱“拜上帝教”，天国是否会成功？不知道。但以杨秀清的个人特质，他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

天京事变“王杀王”，在上帝诸“子”之间的血腥厮杀和权力争夺，使军民对“拜上帝教”信仰陷入危机。洪秀全必须编造解释，修补漏洞，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

韦昌辉为众人所痛恨。杨秀清虽也没有什么“遗爱”，但他留有那么多“天父圣旨”，否定杨秀清，就是否定“拜上帝教”，否定天国。因此，只能褒杨贬韦。

洪秀全重新肯定杨秀清的地位，把杨秀清被杀那天定为东王升天节，并亲自写了“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的诏旨，刻在年年颁布的新历上面。又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东王，称为幼东王。并在其后颁布的醒世文中，多次歌颂东王功德。而对韦昌辉则直称“北奸”。

1858年，洪秀全在《赐西洋番弟诏》中，对杨秀清被杀作了说明：“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期至”，上帝所定杨秀清的死期已至。“朝观”，指宫殿，即天王府。“遭陷害”，指陈承瑢密告。整个意思是说：上帝预定的杨秀清死期到了，就“安排”陈承瑢去天王府诬告。而“爷爷圣旨总成行”，他杀杨秀清是实现了上帝意旨。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实际承认是他接受诬告下令杀杨，而归之于“爷爷圣旨”。

如此说来，北王所为也可说是上帝意旨的体现：“期至夜攻东王府，爷爷圣旨总成行。”

这些自然是自欺欺人。不过“拜上帝教”本就是骗局，多骗一次，也无所谓。

韦昌辉其人

《天国史》对天京事变的归纳是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里面的地主势力反革命分子韦昌辉，利用杨秀清夺权这个“农民领袖之间的内部矛盾”，“既杀杨秀清，就逞出地主阶级穷凶极恶的兽性，用诡计屠杀东王府所属部队，夺取大权。於是肆行大规模的屠杀，向革命疯狂进攻，要把革命政权颠覆。革命和反革命在天京展开一场生死的决战。”

关于韦昌辉，《天国史》称：

“韦昌辉家是个暴发户，有钱无势，为强宗豪右所疾视，常受欺凌，被排於当地的地主集团之外，因而转向革命投机，入拜上帝会，参加领导集团。他一面伪装对天王的忠爱和卑鄙齷齪的逢迎，使洪秀全认为他是‘爱兄之心诚’，而取得信任。一面伪装对杨秀清绝对服从、战战兢兢的恐懼和奴才一般的谄媚，使杨秀清更加‘威风张扬，不知自忌’，解除了对他的戒备。他又利用石达开、秦日纲、陈承瑢对杨秀清的積怒，暗中结夥共同图谋杨秀清。韦昌辉就是这样用阴柔奸险的手段藏藏躲躲地进行他的勾当。他打算杀了杨秀清，夺取太平天国政权。”

其实韦昌辉所为，与他的“地主成份”并无必然联系。“贫下中农成分”的人也可能做“韦昌辉”，“地主成份”的人也不必然是“韦昌辉”。

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的结局最惨，后世更让他承受了最多的骂名。《天国史》便是一口一个“反革命分子”。尽管按《天国史》谴责杨秀清“妄逞个人威风，要夺取皇帝宝座，乃天京事变的祸首”立场，韦昌辉挫败杨秀清夺权阴谋应算大功一件。

韦昌辉（1826-1856），又名正、政、志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其家为当地客籍地主，常受土籍豪绅欺压。1848年10月，韦昌辉因冯云山的劝导，加入“拜上帝教”。金田团营时，韦昌辉尽献家财，并在他家秘密“开炉火打刀枪，共除妖魔”，是天国得以起事的决定性因素。金田起事前后，他参加各项军事政治指挥活动，颇显才干。以致官府一度把他当作“逆首”，在不少奏折和上谕中把他的地位置于洪秀全之上。

1851年先封右军主将，不久封后护又副军师，永安封王时，韦昌辉受封北王、六千岁。冯云山、萧朝贵牺牲后，韦昌辉与石达开成为洪秀全、杨秀清的主要助手。建都天京后，韦昌辉主管日常政事与卫戌任务。是天国“三当家”，位列杨秀清之下。当时定制，各方军务必先“禀”韦昌辉、石达开，再“禀奏”杨秀清裁决。用现代话来说，韦昌辉在天国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韦昌辉读过书，“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但未到不相容地步。杨秀清专权，对韦昌辉极不尊重，常以小事而任意折辱韦昌辉，曾将其杖打几百至不能起。韦昌辉之兄与杨秀清的妾兄争夺房产，惹怒了杨秀清。杨欲杀其兄，就把他交给韦昌辉“议罪”。韦昌辉知道杨秀清之意，竟以五马分尸处死自己的哥哥，并且还声言不如此，不足以警众。

《天国史》称韦昌辉“阴柔奸险”，是指他对杨秀清阳为谄事，阴怀嫉恨。杨秀清轿到，就扶轿迎接，论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谢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但心中却极愤恨不平。接到天王诛杨密诏，韦昌辉立即行动，天京事变爆发！《天国史》称是“掩蔽的阶级矛盾就通过农民内部矛盾的爆发而爆发了”，即洪秀全下令杀杨秀清，是“农民内部矛盾”，而韦昌辉奉令杀杨秀清，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

纵观天京事变，韦昌辉不过是被天王利用的一把刀子。一些史论责韦昌辉“滥杀”，杜撰什么“天王的密诏里说的明白，只杀首恶，不诛其余，也就是说只杀杨秀清与他的几个兄弟、家人与几个亲信。”怎么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凡遇“谋逆”大案，有几个君王肯“只办首逆，胁从不问”！杨秀清经营多年，天国上下必有许多党羽心腹。尤其是守卫天京的部队，更多“杨家军”。不除掉这些势力，洪秀全心底如何“太平”！天王密诏只能是“尽诛东孽杨与其党羽，毋使遗漏”！韦昌辉“滥杀”，正是洪秀全发动天京事变的必要内容。或许韦昌辉是杀多了。可由于无从审查核实，只能疑似而杀，“扩大化”无可避免。若问责任，那只能由洪、杨，尤其是洪秀全承担。

关于韦昌辉如何失败被杀，至今不明。除《天国史》所称石达开“起兵靖难。京外军民都声讨韦昌辉。在石达开的军队还没有回到天京的时候，韦昌辉和他的党羽，已经给天京军民诛灭了。”另外还有以下几种常见说法：

——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甚，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可定。（《李秀成自述》）

——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逃往安徽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的要求，于十月初杀死了韦昌辉，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白寿彝：《中国通史》）

——11月8日，石达开由安庆率兵4万渡江，向天京进发，讨伐韦昌辉。他在上书天王请诛韦昌辉和秦日纲的书中使用措辞强硬的威胁口吻。称：天王若不杀此二人，他要“攻来天京”。11月2日，由天王下诏，守城的太平军将士将韦昌辉、秦日纲及追随者200余人杀掉，并将韦昌辉首级送往宁国石达开军营。石达开遂停止进兵。历时两个月的天京变乱终止结束了。（《中国近代史》）

——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冀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冀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冀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冀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石达开从湖北调回所部四万精兵攻入天京，斩杀韦昌辉、秦日纲。（雷颐：《历史：何以至此》）

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其实是个悲剧人物。他想凭借杀“东党”、“翼党”之功取代杨秀清，殊不知天王已不允许再有第二个杨秀清。他杀杨建功，天王正不知该如何酬置。石达开逼迫，正好给了洪秀全一个下手的理由。对洪秀全来说，杀韦既平“民愤”，又除隐患，是收拾残局必走的一步。韦昌辉“小有才”，问题正在于只是“小有”而已！

天京事变的后期发展——石达开出走

石达开（1831年－1863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北山里那邦村一个小康之家，客家人，原籍广东和平县，母亲是壮族人，有两妹一姊，没有兄弟。幼年丧父，八、九岁起独撑门户，十三岁时处事已有成人风范。十六岁时，闻洪秀全、冯云山“拜上帝教”之说，信而从之，将姐石汀兰奉献给洪秀全，成为当地“拜上帝教”会首。三年后变卖全部家产，率4000余人参加金田起事，被封为左军主将。永安建制时受封“翼王五千岁”，在诸王中排名最后。

石达开之成为历史要角，始自天京事变中逃出天京，1856年11月8日，在安庆举兵“靖难”，逼杀韦昌辉(或者说为天王诛韦提供了台阶)。

此时永安所封5王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位高且又手握重兵，深孚众望，洪秀全不得不召他回京“提理政务”（《天国史》称“全朝同举石达开执政，要继续行使军师负责制”）。11月28日，石达开回天京，被封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主持天国军务，但未授军师（石达开不会“天父下凡”）。当日，他逼杀秦日纲、陈承瑢，以剪除洪秀全羽翼。燕王秦日纲是天国重要将领，战功卓著。此时天国带兵将领不多，军事情势又日趋严重（10月27日，清钦差大臣德兴阿重建“江北大营”），石达开徒以私怨逼杀，为天国重大损失。

以下是此后一些重要军事发展。

12月19日，武昌、汉阳因粮尽援绝，被迫撤退。湘军水陆师立即长驱直犯，兵临九江城下。

1857年1月8日，林启荣在九江大败清军杨载福、李续宾部，被封为贞天侯。

2月27日，陈玉成、李秀成攻占安徽舒城。

3月3日，陈玉成攻占安徽六安，11日攻占正阳关。

3月18日，李秀成与捻军李昭寿、龚德树合军攻克安徽霍邱。

5月中旬，太平军分道攻入湖北东部黄梅、广济、蕲州、蕲水等地。

经过一段时期努力，天京事变后的危难时期总算度过，而天王又“不安分”起来。他担心出现第二个杨秀清，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使“主军政”，剥夺石达开的军政实权。进而对石达开“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如此举措，使石达开感受到来自天王的猜忌，认为天王“有谋害达开之意”。6月2日，石达开借口到南门外给军民布道，带着亲信部属悄然逃出天京。19日，抵达安庆。从此再没回来。

《天国史》屡指洪秀全“破坏了军师负责制”：“群众拥护军帅负责制，洪秀全则要破坏军帅负责制，是太平天国一场对政体的带有根本性的大门争。”把它列为天国失败重要原因之一。说白了，就是指责洪秀全没有让石达开当杨秀清那样的“军师”。似乎石达开当了“军师”，就能重现“杨秀清时代”。可是，石达开不会“上帝附身”，其权威远远不如杨秀清，不可能实行如杨秀清那样的恐怖管治。而天国兴亡，其实与“军师负责制”没有多大关系。以及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对石达开存有戒心，其实正常。谁能保证石达开大权在握之后，不会成为杨秀清第二？

为明心迹，石达开发布文告。谈到出逃原因，称：“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谈到出逃志向，称：“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他要求天国“众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跟我还是跟天王，悉听尊便。而且，都一样。

实际上，石达开决心与洪秀全决裂。他派人四出活动，劝诱将士脱离天京。甚至张贴告示，"解散金陵旧党"，将士们"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意者给川资剃发回籍。"文告竟贴到天京外围的金柱关。于是，他“将合朝好文武带去”(据称有十余万人随他而去)，天京城内只剩下七、八千精税，“余皆胁从老弱”。

随之，清江南大营连下句容、镇江，合围天京。

洪秀全感觉到形势危急，8月5日，将安、福两王削去王爵，镌刻“义王”金牌一道，还有合朝文武大臣的救援表章，派蒙得恩亲自赴安庆军营，恳请石达开回朝继续办理政事。（《天国史》称之为洪秀全“顺从群众的推戴”）

这对一贯标榜“只有臣错无君错”的洪秀全来说，等于是向石达开表态，承认自己的错误。形势所迫，洪秀全不得不这么做。

可石达开对洪秀全已经寒心，拒绝了“义王”封号。他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

天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石达开在安庆拥有数万精兵，是太平天国最强劲的机动力量。但是，九江守将林启荣困守危城，因他不愿附从，石达开近在咫尺，拒不援救，九江终于失守。并使湘军得以从水路进攻安庆，埋下天国最后的灭亡。陈玉成进军湖北，湘军败退黄州，李续宾由九江北渡增援，因他也拒绝跟随，石达开在安庆按兵不动，致使陈玉成兵败撤回。对天京危局，石达开更是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他是否在等待天京政权崩溃，然后登高一呼，收拾残局，另起炉灶？

12月，石达开离开安庆，率部进据江西抚州。然后南下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翼殿诸军，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退回抚州。

1858年4月，石达开听春官正丞相张遂谋之计，率军十余万（一说二十万）离赣入浙，再由浙入闽，至年末而复回江西，12月，进占瑞金，南安府。此时他希望能多召一些老部下，但效果不大。林启蓉、陈玉成、李秀成都不肯应召。

不过他率军在闽浙赣一带游击，使湘军主力被拖在赣南，难以向皖南出击。为陈玉成、李秀成等从容经营皖北提供了条件，也为皖北庐州三河镇大捷、二破江南大营打下了基础。也算实践了对洪秀全的承诺。

1859年2月，石达开在南安部将会商，决定移师湖南南部，然后经由湖南中部的宝庆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在四川建立基地，再徐图发展。他由此脱离天国运动，开始转战几省的流寇作战。

1862年6月，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石达开出走是天国运动中的一段插曲。他的失败，正如天国的失败一样，是必然的。即使他能胜利渡过大渡河，最后还将在其他地方失败。因为流寇式的“起义”，绝无成功可能。大渡河之败，不过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性实现而已。

对于石达开出走，《天国史》指责是“走上分裂路线，背离天京”。

石达开自己解说出走是因为洪秀全的疑忌，且“疑多将图害”，应是事实。后来洪秀全一再诏请，文武表章“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可谁都能看出那只是势逼下的权变。一旦情势好转，天王又会要“只有臣错无君错”，以及他不会允许再出一个“杨秀清”。所以石达开的“分裂”、“背离”有其合理性。

16岁的石达开还是个懵懂少年，被诱骗加入“拜上帝教”。随着年龄、阅历、知识的增加，他应能体悟到“拜上帝教”的虚妄。他起初对洪、杨之争不感兴趣，盖因于此。最后出走，是他脱离“拜上帝教”的具体行动，无可厚非。他在出走后所发表的文告中，绝少有“拜上帝教”词句内容。他的困境在于他提不出新的政治口号来取代“拜上帝教”。他想过退隐，可时势不容许。他最后只能打着天国的旗号与天国分道扬镳，终至败亡！

石达开之败或许能说明一点：“拜上帝教”是无法“转型”的。

天京事变后，天国已无发展成功可能。只是由于清兵作战能力之低下这个因素还在起作用，它才能存在到1864年，最后为湘军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