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個巨人之間的一場隔空喊話。一個高踞於紫禁城，一個侷促於浙東姚江邊的小村莊。雙方自始至終未能謀面。未能謀面的原因，不在那位君臨天下的帝王，反而出自一個村野匹夫的頑固堅守。
 
時在康熙十七年(1678)，朝廷下詔征博學鴻儒，先後有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都御史徐文元、刑部尚書徐乾學舉薦黃宗羲，黃均以年老力辭。
 
黃宗羲確實老了(時年68歲)，他忙着趕寫那些註定將流傳千古的大部頭著作，沒工夫陪皇帝玩那些無聊的遊戲。他有太多的思想、見解和學問必須付諸筆硯，自信沒有什麼帝王的偉業可與他的名山事業相頡頏。
 
黃宗羲終於可以安定下來專心著述，大概是順治十一年(1654)以後的事。此前幾年，明知大勢已去，事不可為，他仍在暗中幫助魯王聯絡金華等地義軍，並派人入海向魯王傳遞清軍準備攻襲舟山的情報。為此，在順治七至十一年，還曾遭到清廷三次通緝，處境十分險惡。
 
而他的前半生，已然經歷了太多個人和時代的大事件：
 
為報父仇，手錐閹黨餘孽；
 
參加復社“金陵大會”，成為後期復社領袖人物；
 
明亡，復遭南明弘光政權阮大鋮迫害，被捕系獄，清軍破南京之際，乘亂得脫；
 
返鄉，變賣家產，組織“世忠營”抗清；順治三年五月，渡海攻乍浦，兵敗；入四明山結寨固守，寨破，避居化安山；順治六年，受魯王命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遂返家潛居。
 
那是一段接一段的風雷激盪的歲月，最終歸結為九死一生的亡命生涯。後人難以想見，那種血與火、書與劍的交集和撕裂，是如何影響甚至改變了梨洲老人的性格。他在自撰的短文《怪說》中如是寫道：
 
梨洲老人坐在雪交亭中，不知時光早晚，疲倦了就出門到田塍上走走，隨後又回來坐下，就這樣過上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所靠的小桌子都隱隱留下了臂肘的印痕。婚喪節慶的禮儀一概廢棄不顧。一個女兒嫁在城裡，終年不與往來。一個女兒嫁到山陰三年，哭着要回來探望父母，聽了也不答理。親友無不怪老人不通人情。
 
老人答曰：“自從北兵(清軍)南下，張貼布告懸賞捉拿我的有兩次；指名逮捕我的有一次；被清兵圍在城裡的有一次；以謀反罪名告發我的有兩三次；在沙地里昏死過去有一晝夜；還有幾次被巡邏兵丁盤查，差點被捉。這樣的事無一年無之，可以說瀕臨死亡有整整十次了!”老人於是舉了李斯、陸機的臨刑之嘆，說：我當死而不死，今天還可以像李斯生前牽着黃狗出上蔡東門去打獵、像陸機生前去聆聽華亭鶴鳴，所以，我應當慶幸，更須珍惜光陰，做自己該做之事，而不必為婚喪喜慶人情往來這類瑣事浪費時間。
 
確實，自從脫離了現實政治活動，黃宗羲迎來了中年人生的一大轉捩，迅速進入了思想創新和學術創造的巔峰期。在接下來的十餘年中，相繼寫出了《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石破天驚的巨著。
 
姚江岸邊的黃竹浦是黃宗羲的故土，他生於斯、長於斯，也是他抗清失敗走投無路之際唯一可以投奔的去處。如《怪說》一文所述，在之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鄉居生涯中，他全身心投入了讀書和著述，摒棄了一切足以分心的瑣事俗務。天不佑善類，屋漏更遭連夜雨，期間黃家禍患迭起，先是主持四明山寨的弟弟宗炎兩次被捕，差點被處極刑；接着又是兒媳、小兒子、小孫女相繼病夭；尤為怪異的是，康熙元年(1663)，一年中黃氏故居兩次失火，使得這個為抗清已將家產變賣殆盡的仕宦之家進而淪為一貧如洗。
 
常人若遭遇如此打擊未免太過殘酷，但黃宗羲何許人也，閱盡人間滄桑，大難不死，面對此等無妄之災處之泰然。在他前後因火災而寫的兩首詩中，不時還跳出這樣一些醒目的句子，如：“半生瀕十死，兩火際一年。”“仆本方外人，豈終保丘園？”“惜此復幸此，不廢食與眠。”其內心之強大可想而知!
 
鄉居生活，窮不足懼，但終須有活下去的條件。黃宗羲在其《山居雜詠》詩中自述：
 
數間茅屋盡從容，一半書齋一半農。
左手犁鋤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
牛宮豕圈親僮僕，藥灶茶鐺坐老翁。
十口蕭然皆自得，年來經濟不無功。
 
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活脫脫一位文人兼農民的形象!茅屋中文房四寶與犁耙刀鋤並列，主人公既能扶犁耕田，又能提筆著書；一家人不單種植稻麥，還養牛養豬，製作藥材和茶葉，多種經營，農副並舉，十口之家日子過得相當滿足!
 
兩千年來的大儒高隱，除了黃宗羲，哪一個做得到這種境界？或許上一世紀中葉的“臭老九”下五七幹校庶幾近之，同為“一手拿筆、一手拿鋤”，但也僅是形似，兩者內涵相去甚遠。其時的臭老九一旦離開了體制，大概沒人能養得活自己——當然也難怪，他沒別的路可選。
 
在黃宗羲不多的詩作中，有一首《餘姚瀑布茶》，最能表現他對躬耕自養、自食其力的態度：
 
檐溜松風方掃盡，輕陰正是採茶天。
 
相邀直上孤峰頂，出市都爭穀雨前。
 
兩筥東西分梗葉，一燈兒女共團圓。
 
炒青已到更闌後，猶試新分瀑布泉。
 
好一幅農家採茶、制茶的苦樂圖!採茶如搶火，爭采“明前茶”、“雨前茶”，趁着涼爽的陰天，黃宗羲帶領家人採茶，一路採到高高的山頂。晚上歸來，一家人團團而坐，在燈下分揀梗葉，炒茶殺青，忙到更闌夜靜。新茶製成後，雖然已經睡眼矇矓，仍然不忘泡上一杯嘗新，這是對自己辛苦勞作的最大犒賞啊！
 
黃宗羲的後半輩子純系一介布衣，完全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養活自己，無求於人，更不去向達官貴人打抽豐，所以，他的鄉居是獨立的，他在精神上更有笑傲江湖及王侯的理由。
 
黃宗羲一生著述宏富，政治、經濟、地理、歷史、律歷、數學無所不涉。“梨洲著作總計一百一十種，一千三百餘卷，不少於兩千萬字。”(吳光《梨洲遺著總數考》)。而無論前期側重於評說時事和歷史，或後期着力於編纂中國學術史，無不出自本人的意志和興趣，始終堅持獨立的著述和自由的表達，寫給自己看，寫給後人看，寫給天下歷史看，而絲毫不在意當政者要不要看、愛不愛看、看了又會怎麼想。
 
於是乎，面對黃宗羲這座傾舉朝御用文人之精華都無法逾越的高峰，一代雄主康熙大帝也不得不屈身俯就!
 
自從康熙十七年黃宗羲拒絕應徵博學鴻儒後，這位特立獨行的“大儒”就在康熙腦海里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康熙十九年，徐元文在康熙面前再次舉薦黃參與修史，康熙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託病力辭。康熙只得轉令地方官員盡錄黃宗羲著作，以備他日顧問。
 
直到康熙二十九年，黃宗羲年已八十有一。“二月，聖祖仁皇帝問徐尚書乾學：‘海內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乾學對曰：‘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黃宗羲，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手不釋卷……’聖祖曰：‘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學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聖祖因嘆人才之難如此！”
 
不過，也正是康熙皇帝這種雍容自信、豁達大度的人格力量，令黃宗羲潛意識中對這個原本充滿敵意的新朝產生了某種好感。學者朱學勤析：“他(黃宗羲)終於活着看到了康乾盛世的開始，看到了這一新王朝在武力層面上“保國”之成功，還看到了這一王朝在精神層面上的成功，幾乎所有的文人士紳都放棄武力抵抗，認同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最不能看到但歷史強迫他看到的，還有更為殘酷的第三層：康熙不僅認同了前朝的歷史文化，甚至寬容他對這一文化政策轉向的最初抵抗，從容等待他從岩穴隱居中走出，新朝天子以更沉着的自信跟着他來‘保’其文化‘天下’了！”(朱學勤：《從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
 
有人說，黃宗羲後半生與清廷的關係，由對抗、不合作到基本順從，已為康熙皇帝所“折服”。而當時就有同為大儒且曾經是朋友的呂留良斥他是“蛟龍變蝌蚪”。以至黃宗羲不得不為“遺民”正名，為自己的身份辯解。
 
事實上，相較於呂留良等人一味固守“夷夏之大防”的褊狹，黃宗羲的思考要深沉得多。他始終認定：“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百姓之憂樂”。他仍然崇尚遺民的氣節，但對“遺民”一詞重新做了定義：“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他的底線就是“不仕”，不進入新朝體制，始終保持體制外批評者的獨立存在。
 
有些事不得不作變通。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藹兩位內閣學士，徵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等入京修史。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大局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同時告誡弟子“太平有策莫輕題”，無違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晚年，在一些公開的文字表述上，黃宗羲對康熙表示了更多的推崇之意，稱之為“聖天子”、“無幽不燭”，甚至發出“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的溢美之辭。他與一些新朝官員也時相過從，特別是同“崑山三徐”（內閣學士、刑部尚書徐乾學；文華殿大學士、明史總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義）關係甚密，互致書信，詩歌唱和，來往頻繁。按他自己的解釋：“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
 
其實，思想家也是人，首先要生存，要活下去，才能做有意義的事。這裡，或許還有一個“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的抉擇問題。為了歷史的擔當，為了取得道統和文化的話語主導權，不妨對現實作適當讓步，甚至不惜讓遺民操守打點折扣。黃宗羲的通達之處，正是他提升、弘揚遺民文化的亮點。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學者的自信，在於思想的力量。夷夏之大防已然潰決，但可以“變夷為夏”。黃宗羲在康熙這個青年皇帝身上看到了這種可能。與其說是他為康熙所“折服”，倒不如說是他在有意誘導這位青年皇帝。至於他那些超越時代、突破傳統話語壁壘的天才思辨，當然不指望當朝皇帝接受，那是對歷史的交待，是留待後人去發現去研判的。
 
康熙大帝最終沒有勉強黃宗羲屈從朝廷的旨意，而黃宗羲到底仍然以遺民的身份告別了人世。他是赤條條走的，拒絕了新朝的一切衣履、髮式和葬儀。
權力裹挾的現世財富地位之誘惑很難抗拒，更何況還有盛世文物感召力激起的集體共鳴。遙想當年(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會試揭曉，參試者一百四十三人中被錄取五十人，朱彝尊、嚴繩孫、潘耒、李因篤、陳維崧、汪琬、湯斌、毛奇齡、施閏章、尤侗等均赫然在列，其中朱、嚴、潘、李四人以布衣入選，時稱“四大布衣”。未知康熙在得意之餘，是否存有一絲未能將黃宗羲、顧炎武等佼佼者納入彀中的遺憾。而當十六年後，康熙得知浙東那個古怪老頭終於離世，腦子裡又閃過了怎樣的念頭？
 
三百年後，這場巔峰的對決塵埃落定，朽者已朽，生者猶生。而眼前仍不時可見士林中之難堪的一幕：某些所謂的“獨立學人”，一旦聞到權力部門拋出的誘餌，便蜂擁而上，你爭我搶，或遇小小的打擊便如斷了脊梁的癩皮狗，不顧斯文掃地，翻雲覆雨，觀點、理念來個180度大轉彎……